给自己的当事人写封信,给人写一封信怎么写

法律普法百科 编辑：萧思乐

给自己的当事人写封信,疫情期间，不仅是当事人不能“跑来跑去”，有时就连律师自己，也不能“跑来跑去”。2020年，疫情刚开始时，有一段时间某看守所是禁止律师会见的，当然，律师也没办法说看守所什么，毕竟如果出了问题，要负的责任太大了，谁都承担不

疫情期间，不仅是当事人不能“跑来跑去”，有时就连律师自己，也不能“跑来跑去”。2020年，疫情刚开始时，有一段时间某看守所是禁止律师会见的，当然，律师也没办法说看守所什么，毕竟如果出了问题，要负的责任太大了，谁都承担不起。

因为暂时见不到当事人，我在所里用EMS给当事人寄了一封信，先问候，再写清楚我是哪个所的律师，接受谁的委托，会为他辩护，但因为疫情缘故暂时没办法会见，能会见的时候会尽快会见他，末尾再次问候，兼留下我的联系方式，告知他可以写信给我。
那是一名在其家属委托我之前已经被批捕的当事人，所以我是否能够尽快见到他，似乎在被批捕后的两个月内并不会直接影响到案件的情况。在见不到当事人的时候，我也保持和办案机关的联系，时不时问问案件有无进展，因此，家属也没有特别焦虑。后来过了半个月，我会见他的时候，问他是否收到信了，他说收到了。（请注意，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看守所愿意接收家属的信，它也会愿意接收律师的信。）
关注我公众号的人可能会发觉，其实我是很不认同以往一些人把辩护律师和“心理按摩师”混为一谈的说法的，因为辩护律师的职责，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1-2个，就是让自己的当事人赶紧出来或者得到公正结果。但我同样认为，当一位律师接受了一个案件的委托，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现在可以做，什么暂时不能做，（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为什么，他/她必须要很清楚地告知当事人和委托人。不然当事人和委托人是不可能放心的。
对于当事人和家属来说，适当的知情权是必要的。但什么是“适当”，只能由律师自己体会和具体把握。就我自己来说，如果我认为一种焦虑是没有太大必要的，或者是律师已经解释过情况的，当事人和家属仍然非常焦虑，反复焦虑，那么我可能会觉得对方是“自寻烦恼”，只能他/她自己想通，我还是正常进行与案件有关的操作；如果我认为一种焦虑是因为客观因素引起的，并且“是个人都会焦虑”，那么我肯定尽量说明情况。
在疫情防控期间，写信，其实是一种律师、当事人、家属和看守所都能够接受的方式。而如果不是对于办理案件、交流案情来说必要的会见，其作用其实可以被信件沟通所替代。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当事人被批捕后会见就不重要了，因为“第一次会见”永远是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适当的会见也是必要的。只是我非常建议疫情期间大家拓宽思路，对以往熟悉的关于案件的具体操作进行进一步思考，思索我们每一个具体的辩护步骤，是否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处理，用其他的方式去处理，这样处理在效果上是否一致或有何差别，在效率方面有无什么变化。
疫情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如同这个世界。而作为刑事律师，如果没有意外，我们可能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与疫情共存，与各种防疫政策共存，甚至与一些客观不利因素共存，因此，当遇到客观上不那么有利于案件操作的情况时，如何处理问题，如何妥善沟通，就成为对每一个刑事律师来说都比较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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