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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事领域常被视为律师界的“低端业务”，行内流传着一种说法，“刑诉律师见证人性的善，婚姻家事律师见证人性的恶。”（受访者供图）

一桩离婚官司是从当事人走进咨询室开始的，律师邹露璐对这套流程不陌生：当事人携带着各自灰败的婚姻经历，坐在婚姻家事律师面前，带着不甘、愤怒和眼泪。邹露璐通常承担倾听者的角色，她知道，对于下定决心要离婚的人来说，一切刚刚开始。

婚姻家事律师面对的是一道道长线战争。那些隐秘的家事，原本发生在房门之内，如今需要外人审视，依托法律解决争端。

一对夫妻想要离婚，通常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去民政局协议离婚，有30天的“离婚冷静期”；第二条路是去法院诉讼离婚，如果调解不了，流程将会拖得更加漫长。邹露璐手里同时转着13个案子，时间跨度的标准单位是“年”。她手头有一桩案子，两年前的夏天接到咨询，2022年上半年刚刚结束二审。

律师莫珣珣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诉讼离婚，一般会有一个月的诉前调解，调解不成，则进入法院的审理程序，简单的案件三个月，复杂的要六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第一次诉讼离婚，法院大概率判不离。

莫珣珣说，婚姻法中支持离婚的依据是“感情破裂”，但现实中“感情破裂”的情形难以判定，除非存在家暴、重婚、遗弃、虐待等情况。莫珣珣接待过一位女士，长期遭受丈夫家暴，法院第一次还是判不离。莫珣珣说，家暴的取证确实很难，但也没有离不了的婚。

按照规定，第一次判决不离后，除非另一方起诉离婚，否则必须六个月到一年以后才能第二次起诉。第二次起诉，法院大概率判离。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就会开始做转移财产的准备——有人每个月买一只奢侈品包，有人开始做有风险的投资。即使申请了财产保全，一审结束后也会面临解冻。“事前防不住，事后也难以证明是恶意转移，这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夫妻俩辛苦积累下的财富，有人宁愿花掉，也不愿意对方多分一些，莫珣珣很难理解那种心态。

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一对难以调和的夫妻会走向不同的岔道。

对簿公堂时，有人锱铢必较——一对为了五块钱离婚的夫妻，会计较一包纸巾、一瓶矿泉水的钱；有人老死不相往来，夫妻开庭全程避开，说走到诉讼时才终于看清了伴侣的真面目；也有人被律师拉进调解室，剧烈争吵，几乎要出动法警维持秩序，走出调解室后两人却决定放下，相逢一笑泯恩仇，所有先前的矛盾都顺利达成共识，连律师都感觉讶异。

经济实力旗鼓相当的一对夫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时，列表一样举出房产、经济状况、夫妻二人的父母是否有余裕带孩子，发现所有条件都几乎打平。最后，一方拿出高德地图导航，以距离孩子的幼儿园更近一些作为优势。一位律师解释，这不过是68分和70分的区别，法院不会因为这两分就倾向某一方。有时，共同财产不止囊括房子和股票，宠物的所属也会导致整个谈判的失败——一位律师曾碰见一对高净值夫妻，“几个亿的资产都谈下来，最后因为一条狗谈崩了”。

“家事婚姻律师碰到的案件，从民法典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一位知名律所合伙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行内流传一句话：“刑诉律师见证人性的善，婚姻家事律师见证人性的恶。”看遍了婚姻家事纠纷，“见过了很多挑战三观的事情”，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梁瑛说，做婚姻家事律师，是一个不断对人性降低预期的过程。

2022年7月，首部讲述婚姻家事律师的纪录片《亲爱的敌人》上线，跟拍了二三十个婚姻家事案例。导演肖姝说，拍摄时她的第一感觉是惊讶，“我没有想到居然有那么多人真的愿意来找律师打离婚官司，因为中国有一句老话，家丑不可外扬”。

《亲爱的敌人》监制唐剑聪起初受邀拍“高大上”的商事律师，团队成员却做得提不起兴致——那些涉及经济贸易的案子“离普通人太远了”。有同事提议改做离婚律师，唐剑聪想到，影视剧里对这个群体的刻画的确很悬浮，拍一部以婚姻家事律师为主角的纪录片，或许能反映出真实的现代婚姻生活。

“婚姻这个事情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因为它让人琢磨不透……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有一千种不同的婚姻和爱情。”唐剑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很难靠几条铁律，就把家庭经营好。

片子拍完后，肖姝的同事问她，“你们拍这个片子，是不是越拍越对婚姻失望？”肖姝团队里的一位90后女生原本单身，拍完后结婚了。肖姝问过原因，对方回答：“我在拍片的过程当中确实看到很多爱恨情仇，把婚姻说得很恐怖。但是我也学会了一点：所有最终走向决裂的人，他们曾经都是相爱的。”

纪录片《亲爱的敌人》跟拍了包括邹露璐在内的四位婚姻家事律师，试图反映真实的现代婚姻生活。（受访者供图）

一年前，郭静走进邹露璐的咨询室。结婚四周年纪念日那天，丈夫提出离婚，理由是她无法生育。她同意协议离婚，两人分居。

离婚冷静期的最后一天，事情来了巨大的转折：亲戚在一家医院里，撞见丈夫带着一个年轻女子做流产手术。多年婚姻建立的信任轰然崩塌，郭静和女方联系，才得知丈夫早已出轨。咨询过程中，郭静数度哽咽激动，邹露璐问她是不是还爱丈夫，她泪如雨下。

申请法院调令取证时，邹露璐发现，男方在第三者手术同意书上签署的身份是“丈夫”。郭静回到曾经的家中，发现自己搬走以后，家里都是丈夫和其他人生活的痕迹。直到这一刻，郭静才彻底清醒。她提出诉求：男方必须道歉；追回男方向年轻女子转账的夫妻共同财产。

直面婚姻里的不体面，是婚姻家事律师的工作常态。

邹露璐始终忘不掉一个案例：妻子常年在乡下老家，在外工作的丈夫安置了另一个家，长达二十余年。儿子、女儿都知道第三者的存在，甚至起过正面冲突，只有妻子一直被蒙在鼓里。

为了防止妻子知道真相后崩溃，邹露璐提前设计了很多问题，引导她一步步猜测丈夫的状况。到最后，当事人终于说出：“他外面肯定是有人了，是不是还有了孩子？”

熊麒做了十多年婚姻家事律师，他用六个字总结大部分离婚夫妻心里的台词：“你不配，我不甘。”他代理的一个案件，开了八次庭，几成僵局。离婚原因也是丈夫出轨，熊麒代理女方，分割房产时，男方提出将其中一套房卖了折现，但需要三个月时间售出。女方故意掐架式地拒绝，“不行，马上”。

曾捷代理过一桩离婚官司，夫妻双方同样因房产归属陷入僵局。有一套房在妻子名下，丈夫提出过户给孩子，妻子不肯。曾捷劝说她，即使同意，也得等到二三十年后还完贷款才能过户，对她目前的生活没有影响。

女方终于退让，但要求男方写下遗嘱，承诺死后另一套房子也归孩子所有。男方死活不同意，他担心万一未来房子要变卖或置换，“我以后怎么面对小孩？”曾捷劝他，写这份遗嘱其实没有实质意义，“今天写的，明天就可以变更”，只不过是女方在要一个态度。

“两个人为了这个争半天，差点没离掉。”曾捷说，两个人其实就是在赌一口气。

婚姻家事律师更像一个调停者，很少拱火。当事人控诉对方“是个王八蛋、是个无赖”，律师在法庭上不能顺着说，熊麒会自动切换成法律用语，“双方确实感情破裂”“原告离婚态度坚决”。他感觉到婚姻家事律师和其他领域的律师在思路上的确不同，在官司里偶尔碰上其他领域的律师来代理，对方容易忽略离婚双方曾是亲密伴侣，仅仅着眼于财产分割，锱铢必较、寸步不让，更容易激化矛盾。

锦天城高级合伙人郭璇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家事婚姻案件不同于商事谈判，不是压低价格、利益最大化就能了事。“商业案件又没有什么感情，大家做完这一单如果不满意，就不再做了。但是家庭关系不同，有血缘、亲情，特别是夫妻，哪怕没有共同的小孩，你有这么一段感情。”

初次见面时，邹露璐即向南方周末记者申明“关于婚姻法的最大误区”：伴侣出轨，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吗？“答案是否定的。”从业五年，邹露璐语速带有律师特有的条理和迅疾。有当事人询问，是否需要找私家侦探查找出轨的证据，她直接劝对方放弃，“因为没有意义”。

一位婚姻家事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出轨的成本很小，法律规定财产少分和不分的情形，只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只有当对方与他人同居、重婚、家暴、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而且损害赔偿不高，一般只有几万元，他代理过一件轻伤家暴的离婚案，才赔了一万元。民法典之后，如果一方在婚姻关系中存在过错，分割财产时可能更照顾无过错方的权益。

熊麒90%的客户是女性，其中很多是家庭主妇，她们经历婚姻里的失意，走进律所却不一定更青睐女律师。“男律师更懂男人的心思”，“我老公那个人很强势，女律师不行”。

邹露璐总结，全职太太和事业男性的结合，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婚姻结构，因为两人的发展太不同步了。当全职太太走到离婚的关口，会发现自己很难分走丈夫职业发展的收益。每当全职太太上门来咨询，她首先会劝对方，先找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

90后律师詹赛男遇到过一位全职太太，离婚的导火索是和丈夫的一次争吵。一次，围绕着一日三餐打转的妻子，询问丈夫什么时候回来吃饭，丈夫在外应酬，回复的语气恶劣：“你是猪吗？就知道吃！”“你就是在家带孩子做饭，让你做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吗，让你吃什么苦了吗？”两人最终调解离婚。詹赛男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丈夫对妻子的不理解，“他不会觉得家庭主妇这个工作也创造了很多价值，所以对她恶语相向”。

偶尔，也会有全职太太展开“反击”。邹露璐接待过一位全职太太，打离婚官司时整个人“人间蒸发”， 把孩子塞给丈夫后就“消失”了，行程连律师也保密，邹露璐只知道她确实在“搞事业”，不是玩票性质。孩子和爸爸不亲，丈夫叫苦不迭。邹露璐推测她的动机：或许是想让丈夫尝尝带孩子的滋味，以正视她过去为家庭的付出。

熊麒遇到很多家庭主妇对离婚都有些胆怯，这来源于婚姻中不平等导致的精神控制。“你离开我之后，能给孩子带来这么好的教育条件吗？”“现在每个月我能给你三五万元，你出去找工作的时候什么也不是。”他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也确实有不少全职太太被这样的话语劝退。

在处理全职太太的离婚案件时，熊麒发现，她们把孩子的抚养权看得极重。一位当事人解答了他的困惑：“一个女人离婚之后，婚姻没有了，男人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如果孩子也没有了，那婚姻就是失败。”他和很多身陷离婚漩涡中的全职太太们分享这句话，对面无一不泪流满面。

如果说婚姻的本质是感情，邹露璐的一句话却让肖姝印象深刻，“法律不会保护你的感情，它只能够保护你的财产。”

作为女性，肖姝起初也对婚姻抱有感性的想法：你要是对不起我，就应该净身出户；你家暴了我，就应该一无所有。做完片子后，她发现，人性是有弹性的，“一个人的行为有时候连他自己都规避不了，但是法律有一个红线的标准。就算一个丈夫或者妻子出轨了，但是出轨这种行为和他前期为家庭所作的贡献，其实是两码事”。

有一位全职太太，老公出轨多次，她害怕又沮丧，不敢主动联系那些第三者。她和律师沟通时反复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在肖姝看来，“很多时候当事人来找律师，他总觉得律师要全部站在他的角度，同情他，安慰他。但是律师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情绪垃圾筒，更多的是帮助当事人取得合法权益、重新站起来，走出困境”。

律师只好反复劝这位全职太太，“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能够沉迷于当下，你要勇敢一点，你要寻找自己的出路。”

曾捷处理过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法官对当事人说了一句话，让他印象很深。“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你借钱给他是有风险的，利息是你的收益，有收益就有相应的风险。”曾捷觉得婚姻也同样，如果婚姻是一支股票，有人投入了全副身家，结果“大跌，血本无归，那怎么办？”

在曾捷看来，对风险要做好预期管理，“有人说我要精神损失费，要几百万，这个预期就太高。”

虽然婚前协议能提供事前保障，但很多人不愿意写，认为婚前协议相当于等着婚姻结束。“感情这种东西确实会有变化，变化有好有坏，但是我们见到很多离婚的是变坏的。”曾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有些婚姻终结于不够了解。詹赛男曾有一个客户，和丈夫相亲认识，在父母催促下结婚，婚后才发现，丈夫一直靠信用卡维持生活，背了一身债。

她还接触过一对闪婚夫妻，丈夫是农村出身的蓝领，妻子做奢侈品相关工作，两人从结婚到起诉离婚，中间不到半年，总共才见面四五次。二人消费观念差异巨大，婚后丈夫提出搬到一起住，妻子拒绝了，宁可在单位附近租房住。詹赛男说，法官大概也看出来两人确实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第一次就判了离婚。

即使感情深厚，漫长的岁月里也难保不生变化。曾捷接过一个案子，一对中年夫妻结婚多年，从大学就相识。妻子坚决要离婚，丈夫找到曾捷，他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于丈母娘的挑唆，夫妻俩本身没有矛盾。

曾捷去和丈夫口中那个强势的妻子碰面，却发现对方其实是很传统的女性——上班之余，还要照料家庭。她告诉曾捷，自己并非心血来潮要离婚，现在一看到男方就很反感，已经演变成心理问题。

这位妻子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以前丈夫忙着做生意，夫妻相处和睦，后来丈夫公司解散，换了份收入更低的工作，他始终觉得女方家人看不起他。他帮忙做家务，碗洗得不太干净，丈母娘说了两句，他就认为女方一家都在排挤他。曾捷觉得他臆测过头了。

曾捷感慨，两人分开可能真是因为价值观不合。“感情本来就是有变化的，婚后，生了小孩，或者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婚姻可能就会有变。”

让肖姝最惋惜的一个案例，是一对起诉离婚三次的夫妻。两人都是80后，男方学历不高，女方大学毕业，女方顶住家庭的压力和他结婚。婚后，两人的事业逐渐有了落差，女方越来越好，销售工作需要接触不同的男性。男方想抓住女方，经常怀疑甚至恐吓威胁她，女方越来越害怕，躲着丈夫，闹到后来经常报警。

肖姝听了很多男方发给妻子的语音信息，全都是不堪入耳的脏话。“其实他们曾经也是相爱的，婚前男方一无所有的时候，女生一定要嫁给他，她图他什么呢？也是一份感情。为什么他们彼此越走越远？”肖姝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

并非所有的离婚都有关背叛和暴力，哪怕时间再长，也有人因为不堪忍受而选择结束婚姻。

詹赛男曾经调解过一个案子，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家庭条件殷实，拆迁后分了几套房，丈夫爱打麻将，两人长期分开住。妻子受不了丈夫的个性，一直很强势，“大男子主义”，以前孩子小，她有顾虑。等孩子长大成了家，有了孙辈，她帮忙带着，也不用丈夫帮忙，离婚的念头变得强烈而坚决。

詹赛男还有一位年纪相当的当事人阿姨，家人一直反对她离婚，父母去世后，她终于找到律师咨询离婚。“她说，以前我是为我父母而活，现在既然父母都不在了，我要为自己活一次。”

一段离婚纠纷可能会经过调解、谈判、诉讼等漫长过程，律师熊麒正在接待当事人。（受访者供图）

对熊麒来说，成为一名婚姻家事律师，更多是一种巧合。

十多年前，还是新人的熊麒进入律师事务所时，业务不太饱和，当时湖南有一些家庭调解类电视节目，需要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他经常在节目里露脸。陆续有人在电视上看到他，找上门来。他说，自己起初是被媒体筛选进入这个领域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也慢慢爱上了这个行业。

婚姻家事领域一直被视作律师界的“低端业务”，处理的都是家常里短的琐事，案件的收入通常也不会像商事律师那么高。

年轻律师刚入行，担心被当事人轻视，有人刻意戴上戒指，以示自己离婚姻生活并不远。詹赛男刚入行时，一次出庭，其他律师都是男性，只有她一个女律师，当事人的母亲像遇到了救星，抓住她大倒苦水，控诉媳妇如何不孝顺、不做家务。“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做离婚律师要听人家讲这么多这样的东西，就会觉得你不要再拉着我说了，我不想再听这些东西了。”

周旋在家长里短中间，难免会投入情绪。十几年前，熊麒接受一位大姐的委托，她的丈夫是吸毒人员，离婚庭审在戒毒所里举办，不算正规，大家拉几个凳子坐在一起。法官和孩子都在场，男方一直骂骂咧咧，态度恶劣。熊麒一时头脑发热，指着男方说，“你敢动她一下试试，你有种来找我。”他看对方一下被说懵了。

这事后来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大约在前年，三伏天，熊麒去看守所办一个案件，走出来时，有个人朝他打招呼，“熊律师，你还记得我吗？”是当年那个大姐的儿子，原来他后来学了法律，“只有学法律才能保护妈妈，法律人是有能量的”。

如今熊麒说，自己早已进化成一个“即抛式”律师——有时当事人打来电话，他不太能立马想起对方是谁。他的办公室一派整洁，十来件正装妥帖地备在办公桌后的柜子里，买来的律师袍挂在办公室打眼的位置。他有满意的婚姻，始终觉得那些离婚案件里的细节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工作对生活为数不多的入侵，是他偶尔需要给当事人“出招”时，他会避开家人通话。

但是在纪录片《亲爱的敌人》中，那个情绪激动的熊麒再一次出现了：在谈判桌两侧，夫妻双方激烈争吵，男方提出放弃孩子的抚养权。熊麒拍着桌子对自己的当事人怒吼，“当时你在委托律师的时候，你口口声声说什么？只要孩子，要不要钱无所谓。但是现在，你为了这几万块钱可以不要孩子。”

邹露璐从不避讳展露真实的情绪和价值观。有次，对方律师责怪，女方不应该把家里的锁换掉，因为房子的产权是男方父母所有。邹露璐一下火冒三丈，怼了回去：“这不是他们的家？双方结婚后哪天不是生活在这里的？女方当时辛辛苦苦装修的时候怎么没说这不是他们的家？难道家是以产权证来衡量的吗？”

一位当事人坚持让邹露璐去开一份法官明确拒绝的调令，而这会大大延迟整个诉讼环节的进程——前一天，当事人百度法条，让她照着其中完全不适用于这个案子的条文，调整官司的方向——她差点和当事人吵起来，“如果百度能解决问题，你还请律师干嘛？”

但遇到聊得来的人，她也从来不回避和当事人成为朋友。有人质疑，律师和当事人走得太近是不专业。邹露璐不在意这些。她有过一段世俗意义上“失败”的婚姻，现在她坦然拿自己的经历劝解旁人。南方周末记者跟访的几天里，她时不时询问郭静的心理状况，得知对方真的已经调适好心态，连连称好。

婚姻家事律师几乎都会面临一个困境：第三者或者婚姻过错方上门来，到底要不要帮忙代理？

尽管被称“原配保护伞”，邹露璐也接过几起婚姻过错方的案例。其中一位是出轨的丈夫，妻子和他摊牌时，他很快签下了对他不利的财产分割协议。事后他后悔，找到邹露璐咨询想撤回协议，邹露璐直接说，“你别打这个主意了，如果你是喊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我做不了。”

“我说你在外面胡搞，你怪谁？”对方还算配合，邹露璐帮他找到了还可以争取的财产空间，但她也强调，自己是有底线的，像郭静丈夫那样“严重违背了自己价值观”的男人，她绝对不会代理。

不止一位女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作为婚姻家事律师，价值观一定要“正”。 “如果你是‘知三当三’，你该争取的法律权益我当然可以帮你争取，但是不该是你的就不应该是你的。”梁瑛说。

离婚案件涉及的关系有时相当复杂，拿捏人心也是律师必备的技能。

2020年夏末秋初，一位女当事人找到邹露璐，她和丈夫早已离婚，却无意中在社会新闻上看到，离婚前，前夫曾豪掷百万追求一个空姐，离婚后空姐悔婚，前夫向空姐讨要自己花出去的巨款。从热搜上，这位妻子才知道，前夫在婚姻期间为别人花了那么多钱。

她决定起诉空姐和前夫，追回夫妻婚内共同财产。但难点在于，需要前夫提供证据，邹露璐从情感和法理层面上说服前夫，让他考虑前妻从热搜上知道这件事的感受。“不管你认为这笔钱的性质是什么，但它客观上来说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笔钱，拿出来给孩子做教育基金，不好吗？”前夫最终答应。

诉讼过程中，需要提供证据原件，前夫只肯提供复印件，不愿出庭。邹露璐提出，若他不出庭，将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前夫来还这笔巨款。前夫辩称自己没有财产，邹露璐随即拿出他最近注册的一家公司的资料，表示可以向法院申请冻结。

前夫急了，邹露璐再次强调，这笔钱会用作孩子的教育基金，前夫最终答应。邹露璐说，每一次谈判都得掌握时机，因为“人的愧疚、柔情以及对亲情的各种想法，稍纵即逝”。

一桩离婚官司，最终会以判决书结尾。判决下来后，有的律师会当面对当事人读出判决书，有些会通过电话告知。大多数时候，律师和当事人的交集就到此为止了。有人因为顾虑律师知道了自己太多的隐私和秘密，会将律师的微信删除、拉黑。有人案件结束后还陷在情绪里，几年后才突然意识到律师的帮助，主动上门表达感谢。很偶然的情况下，当事人会和律师成为常常见面的朋友。

肖姝说，以前自己对婚姻的想法和很多人类似：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但是我做了这个片子才发现，很多时候你真的就是要与自己和解，你不是放过别人，其实你就是放过你自己。”

郭静没有等到丈夫的道歉，但她也释然了，她对邹露璐说，“为什么我一定要依赖一个别人给我的‘对不起’让我走下去呢？”

（文中郭静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知名离婚律师梁聪

在娱乐圈的纷繁复杂中，大S（徐熙媛）的名字总是与各种话题紧密相连，她的离世如同一颗重磅炸弹，不仅让粉丝与观众震惊不已，更将那些早已尘封的家庭纠葛重新拉回到了公众视野。

这是一个关乎爱情、亲情、法律与人性纠葛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近大S的身后世界，探寻那些被时光掩埋的真相与情感。

大S，一个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的名字，她的离世突如其来，让人唏嘘不已。

故事发生在2025年的立春日，一个本应万物复苏的日子，却迎来了大S在日本旅行途中的意外离世。

那天，她与丈夫具俊晔及姐妹淘们享受着泡温泉的惬意，却未曾料到，这竟是她人生中的最后时光。

具俊晔，这位在大S生命中最后时刻陪伴在旁的男人，成为了葬礼上唯一“体面”的存在。

他紧紧抱着大S的骨灰盒，眼神中透露出无尽的哀伤与坚毅，仿佛要用自己的方式，为这段婚姻画上最后一个圆满的句号。

然而，这份“体面”背后，是大S复杂家庭关系的冰山一角。

提到大S，就不得不提她的前夫汪小菲。

两人的爱情曾如童话般美好，但婚姻却终以离婚收场，并伴随着21场官司的硝烟四起。

这背后，是财产分割、赡养费、子女抚养权等一连串的法律角力。

赖芳玉，这位知名离婚律师，以她的专业与手腕，为大S争取到了看似有利的离婚协议。

然而，这份协议的达成，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见的那样公平公正，却成为了日后舆论争议的焦点。

汪小菲在得知大S离世的消息时，正与母亲张兰在泰国祈福。

那一刻的痛哭与情绪崩溃，让人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脆弱与不舍。

尽管两人已离婚多年，那份曾经的爱与恨，却在这一刻化作了无尽的哀思。

而张兰，这位曾与大S有过诸多矛盾的婆婆，也在这一刻展现出了人性中的善意与温情，为早逝的儿媳落泪。

赖芳玉，这位在离婚官司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律师，她的每一次决策都牵动着公众的神经。

她促成了对大S有利的离婚协议，但也因此被指利用职业漏洞，违背律师职业道德。

在她发布的声明中，似乎暗示了大S违背了“不再婚”的承诺，这一举动无疑又将大S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然而，这背后的是非对错，又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呢？

大S的再婚，无疑是她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她为具俊晔付出了很多，包括自己的房产，这也让她在汪小菲眼中成为了“死心塌地”的女人。

然而，这段婚姻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见的那样幸福美满，却无人知晓。

在2024年那场“作闹”高潮中，大S似乎试图与汪小菲复合，但最终未能如愿。

这份不甘与遗憾，也随着大S的离世而成为了永恒的谜题。

在这场家庭风暴中，大S的母亲黄春梅和妹妹小S也未能置身事外。

黄春梅在网络上频繁发声，被指不顾未成年外孙的感受；而小S则选择联名放弃遗产继承权，这一举动虽被外界解读为“大度”，实则也透露出她在法律面前的无奈与妥协。

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大S的爱与恨、痛与悔。

大S的离世，再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与反思。

有人说，赖芳玉是大S的“贵人”，她的专业与智慧成就了大S的“体面”；也有人说，如果大S能够有赖芳玉的格局与智慧，或许她的人生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然而，无论如何，大S都已经离我们远去，她留下的那些爱与恨、笑与泪，都将化作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

大S的离世，是一场悲剧，也是一面镜子。

它让我们看到了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情感博弈的代价以及原生家庭的警示。

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与归属。

或许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可以做的是珍惜当下、善待身边的人、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

愿大S在天之灵安息也愿每个人都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安宁。

知名离婚律师为爱净身出户

在这个春意尚未浓烈的初春时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娱乐圈的每一个角落，将人们的视线紧紧锁定在了那场在阴雨中举行的葬礼上——大S（徐熙媛），这位曾经风靡一时的女星，在2025年的立春日，于日本旅行途中悄然离世，留给世人无尽的猜测与感慨。

那一天，大年初六，天空似乎也在为这位逝去的佳人哀悼，云层密布，细雨绵绵。

葬礼现场，亲友们身着厚重的大衣，手执雨伞，低头默哀，整个氛围被一层淡淡的凄冷所笼罩。

在这场告别仪式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具俊烨，大S的现任丈夫，他紧紧抱着骨灰盒，站在人群中央，成为了这场葬礼上唯一的支撑与体面。

而大S的母亲黄春梅，则罕见地在镜头前发声，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悲痛与无力。

与此同时，小S夫妇宣布联名放弃遗产继承权，这一举动在外界看来既显“精明”又透着几分无奈。

回溯大S的离世，其身后留下的不仅是无尽的哀思，还有一场因离婚而起的法律与情感纠葛。

大S与汪小菲的离婚大战，自曝光之日起便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

据传，两人在离婚协议中曾有过一条不成为文的约定：大S承诺不再婚，以此换取对女方更为有利的财产分配条款。

这一协议的达成，离不开知名离婚律师赖芳玉的精心筹划。

然而，时过境迁，大S的再婚无疑打破了这一平衡，也让汪小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动局面。

在随后的日子里，汪小菲与大S之间的法律交锋愈演愈烈，两人为了各自的利益，频繁出入法庭，前后共经历了21场诉讼，其中以台北为主战场。

尽管汪小菲在这场漫长的拉锯战中屡败屡战，但他始终不愿放弃，坚持为自己的权益而战。

直到台北法官的一纸判决，彻底免除了他的赡养费义务，这场看似永无止境的战争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场法律大战的背后，赖芳玉律师的角色也备受关注。

她以其卓越的专业能力和独到的策略，成功促成了对大S有利的离婚协议，却也因此被指存在“职业瑕疵”。

面对外界的质疑，赖芳玉选择保持低调，未公开撕破脸，维护了大S的体面与尊严。

这种职业操守与人性温度并存的举动，赢得了网友的广泛赞誉，有人甚至认为，正是赖芳玉的“格局与通透”，才成就了大S在离婚中的“最明智选择”。

然而，对于大S和汪小菲来说，离婚只是他们人生坎坷路上的一个开始。

离婚后的汪小菲经历了事业的低谷与情感的挫折，他尝试创业却屡遭失败，甚至不得不抵押资产以求自保。

在那个时候，他曾试图通过王伟忠等中间人挽回与大S的感情，却因事业的颓势而遭到冷遇。

直到后来事业逐步复苏，汪小菲对复合的态度也变得愈发冷淡，被外界指责为“男人贪心”的体现。

而与汪小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S在离婚后的挣扎与不甘。

她为了与具俊烨的婚姻，不惜牺牲自己的房产作为代价。

到了2024年，更是频繁陷入诉讼与舆论的漩涡之中，被外界解读为“不甘心”的体现。

这种不甘不仅来自于对婚姻失败的遗憾，更源自于原生家庭的影响。

黄春梅与小S的负面情绪宣泄，无疑给大S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与困扰，也间接地影响到了她的子女。

在大S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汪家的反应同样引人关注。

张兰作为汪小菲的母亲，她在悲痛之余也流露出一丝矛盾的情绪。

毕竟，大S曾经是她的儿媳妇，是孩子们的母亲。

而汪小菲则在直播中失声痛哭，甚至在与张兰泰国求子旅行的过程中也难掩情绪波动。

这一幕幕画面，让人不禁感叹人生的无常与情感的复杂。

与此同时，黄春梅与小S的行为也引发了外界的热议。

黄春梅的“不体面”发声被指借网络宣泄不满，而忽视了子女的成长需求。

而小S放弃遗产继承权的行为虽然看似精明算计，实则也是迫于法律所限的无奈之举。

这些举动无疑加深了公众对于大S家族复杂关系的认知与思考。

在网友的观点中，对于赖芳玉的赞誉与对于大S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们敬佩赖芳玉的职业高度与人性温度的结合，认为她是大S在离婚中的“贵人”。

而对于大S的批评则主要集中在她缺乏赖芳玉的“格局与通透”以及原生家庭对她的拖累上。

这种批评并非全然无理，但也应理性看待大S个人选择与命运的复杂性。

此次事件还引发了人们对于人性与法律碰撞的深刻思考。

知名离婚律师官司

来源：广州日报

此前，电影《消失的她》在上映后引发热议，其原型是一位名为王暖暖的南京姑娘。

2019年6月9日，怀孕5个月的王暖暖和丈夫俞某冬到泰国乌汶府帕登国家公园看日出，在准备回去的途中，俞某冬将她从34米高的悬崖推下，但生命力顽强的王暖暖奇迹般被救活。

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五年，王暖暖之后又经历了艰难的康复治疗、再次创业等，可这些年，始终有件事困扰着她：她和杀害自己的俞某冬的婚姻关系还没有解除。

2025年1月13日，记者从王暖暖代理律师处了解到，目前王暖暖离婚案已经在南京秦淮法院立案。因俞某冬在泰国服刑，该离婚案已经层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开庭时间、开庭方式目前都未确定，但大概率为视频开庭。

怀孕5个月被丈夫推下悬崖

2019年6月，王暖暖和丈夫俞某冬在泰国旅行期间，被丈夫推下34米高悬崖，致使全身17处骨折。坠落过程中，王暖暖曾被悬崖旁一棵大树拦住，后被游客在小路上发现并送医。

作为丈夫的俞某冬在医院对王暖暖进行24小时“看护”，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王暖暖没敢第一时间说出事实真相。事发一周后，在确定得到保护并没有俞某冬在场的情况下，王暖暖向泰国警方报案并表示，是俞某冬将其推下悬崖。

2019年6月17日，俞某冬被泰国警方逮捕。2020年3月24日，案件宣判被告人俞某冬蓄意谋杀罪名成立，一审被判处终身监禁。2021年5月，案件在泰国二审判决，因没有找到绳索、刀具之类的杀人工具，二审法官认为蓄意有疑问，不构成蓄意谋杀。被告人俞某冬被改判有期徒刑十年。

2023年6月，泰国皇家法庭公布了三审即终审判决结果，俞某冬蓄意谋杀未遂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33年零4个月。判决的刑事部分为：泰国皇家法院修改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俞某冬为蓄意杀人未遂，判处死刑的2/3处罚，为终身监禁；因俞某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供了有利于查清事实的陈述，在一项基础上予以减刑，最终量刑为有期徒刑33年零4个月。

起诉离婚一年多仍未开庭

刑事案件终结后，2023年9月，王暖暖向南京市秦淮区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王暖暖的代理律师柳锦目告诉记者，法院非常重视，当天就立案。但一年多过去，王暖暖依旧未收到开庭通知。

王暖暖说：“一开始觉得离婚也不是什么大事，每天有多少人在诉讼离婚，而且我这个事情已经非常明了，两个人感情明确破裂，再加上有他杀案件，我觉得应该很快就会判，但是没有想到会卡那么久。”

“之前有去婚介所，也试着有去找对象，但是人家都觉得你没离婚找对象，就不符合条件。我现在做自媒体，也是刚开始，还没什么盈利，以后万一有比较好的收入，未来也没有办法明确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凭什么跟他做一辈子夫妻，如果让我跟他做一辈子夫妻的话，我是接受不了的。”王暖暖接受采访时表示。

柳锦目称，之所以迟迟开不了庭，是“卡”在程序上。他解释，通常离婚案的被告如果在境外，法院会把司法文书用域外送达的方式送给对方，通知被告前来开庭。如果被告在国内服刑，法官可以到监狱里开庭。而俞某冬是在境外服刑，泰国监狱无法把人放回来开庭，国内的法院也无法到泰国监狱里开庭。

2024年8月，37岁的王暖暖做了妈妈。这被她形容为“奇迹”。坠崖后，她因需手术治疗，不得已将孩子引产，并被医生宣判失去生育能力。现在这个孩子，她称是用辅助生殖技术孕育的。

王暖暖称，因为尚未离婚，且在婚姻存续期间生下孩子，今年9月她在为孩子上户口时，被告知孩子生父只能是俞某冬。王暖暖无法接受这一结果，暂未给孩子上户口。

2024年12月5日，柳锦目介绍，当地户籍部门正按照非婚生类型为王暖暖的孩子办理户口，目前仍在审批中。

柳锦目称，按照程序，可能需要等到俞某冬服刑完回国后才能开庭，彼时王暖暖已经70岁了。“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当事人王暖暖今年37岁了，被告在泰国服刑三十三年四个月，如果不考虑减刑的话，等对方服完刑回国以后才能离婚，一辈子都快过去了，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专家：要保障双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那么，目前法律上的这个困境有没有解决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开庭前，需要把诉讼文书送达给被告人。这起案件中的俞某冬，目前在泰国的监狱，这样要如何送达？

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冯煜清表示，涉外送达目前来讲，一般看符不符合“海牙送达公约”。如果符合，有一套明确的送达方式，但泰国不属于海牙送达公约的缔约国，所以不适用公约的相关规定。但是我国已经跟泰国签署了司法协作的协议，根据协议，泰国的官方尤其是司法服务机构有义务转交我们的送达件。

冯教授介绍，虽然两国有司法协作协议，但对送达的时间没有作详细规定。在送达之后，还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原则上要出庭。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爱武表示，离婚不可能通过单方的意思就能形成。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离婚有两种途径，一是双方共同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经过冷静期之后，拿离婚证。另一个就是向法院起诉离婚。王暖暖的案件之所以出现问题，也是出于程序公正的要求，要保障双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辩论权等。

同时，这起案件也面临着以何种方式来实现开庭的问题。

形式上的问题，怎么开庭？是否用线上的方式？但线上方式又需要双方共同同意。现在被告在泰国监狱，涉及在域外的情况。

冯教授表示，虽然本案中的情况在国内没有先例可循，但可以做一些创造性的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告经过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一般来说，当事人被监禁不能参与庭审，是一个正当理由，但在本案中的情况极其特殊。如果他以自己被监禁而不能参与诉讼为由，来拖延王暖暖的离婚诉讼，这样的一种行为本身就有滥用程序权利之嫌，如果是滥用程序权利，那么还能否构成正当事由，我想是值得商榷的。之后，如果能顺利进入到开庭程序，在实体法上判决离婚，并没有太大争议。

陈爱武也表示，《民法典》1079条规定，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调解无效法院应当判决离婚。其中第2条就是家庭成员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都杀害对方了，更应该判决离婚。

柳锦目还透露了王暖暖离婚案的进展，他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已与泰国当地进行了交涉，初定为视频开庭，但最终能否实现，仍是未知数。

王暖暖说：“马上就要过年了，我还是希望能够尽早离婚，这是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离了婚以后很多事情才能迎刃而解。”

来源：央视网、现代快报、检察日报、新闻晨报、南京零距离、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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