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不再理原则法律规定与重复起诉,一事不再理原则法律规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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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一事不再理原则法律规定
编者按
“一事不再理”原则中的“一事”应为相同当事人、同一案件事实、同一诉讼标的。同一案件事实,指当事人起诉所涉案件事实关系在前诉与后诉一致;同一诉讼标的则指原告前后两次起诉基于一致的请求权基础。由此,相同当事人、同一案件事实、同一标的,要求前后两诉所涉法律关系在主体、内容与客体上一致,而这三者的一致本质上要求前后两诉处理的法律关系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最高法民再183号
抗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宁夏新月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北街***号。
法定代表人:朱江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德智,北京市中银(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化某,男,汉族,1968年12月30日出生。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来某,女,汉族,1969年9月27日出生。
以上二被申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和平、陈军,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宁夏新月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月公司)与被申诉人化某、来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原由化某、来某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银川中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14年2月24日作出2013银民初字第60号民事判决。化某、来某、新月公司均不服,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夏高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4年11月18日作出2014宁民终字第110号民事判决。新月公司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5月19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524号民事裁定,驳回了新月公司的再审申请。新月公司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2月23日作出高检民监[2016]181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7年8月1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抗41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对本案进行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蔡必峰出席法庭。新月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德智,来某及化某、来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和平、陈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化某、来某起诉要求新月公司支付化某、来某工程款1819087.84元及利息373372.52元(自2009年9月21日起暂计算至2013年2月1日)以及新月公司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以上合计2192460.35元;诉讼费由新月公司承担。化某、来某后提交书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新月公司支付工程款1581560.81元及利息;庭审中,化某、来某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新月公司支付工程款1681560.81元及利息345331元,合计2026891.81元。
原一、二审查明,2008年6月1日,宁夏玉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成公司)的前身宁夏恒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新月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其开发建设的宁景花园3#、5#、7#、8#、10#、11#楼的工程承包给新月公司施工。后新月公司宋长平代表新月公司将7#楼、10#楼承包给化某、来某施工,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化某、来某于2008年6月开始施工,于2009年10月中旬竣工验收合格。新月公司与玉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对“宁景花园3#、5#、7#、8#、10#、11#楼”工程造价进行了鉴定并出具工程造价司法鉴定书。其中:企业取费7#、10#楼按三类企业、三类工程计取;工程税金按3.4126%计取;能确定的工程造价中,7#楼工程造价4831674.23元,10#楼工程造价5224140.65元,共计10055814.88元,其中企业取费1587094元(7#楼745094.43元包括直接工程费169303.16元,10#楼842000.03元包括直接工程费179923.61元)。争议部分工程造价中,7#楼砌体加筋、构造柱圈梁植筋和商品砼超运距213159.20元,10#楼砌体加筋植筋和商品砼超运距268061.41元。后该案以调解结案,新月公司自愿放弃该争议部分工程款。
2011年7月13日,新月公司以化某、来某超付工程款为由诉至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兴庆区法院),要求退还超付工程款256293.06元,兴庆区法院作出(2011)兴民初字第3618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3618号判决),确认:化某、来某、新月公司一致认可7#、10#楼工程总造价为10055814.88元,工程款在上述价款内进行结算,新月公司欠付工程款为820887.72元(工程总造价10055814.88元-企业间接费1237867.23元-商砼款902595元-已付工程款6461236.72元-税金428426.38元-管理费204801.83元),据此兴庆区法院判决驳回了新月公司要求化某、来某退还超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新月公司上诉,银川中院作出(2012)银民终字第41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413号判决),以新月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定有误;化某、来某对间接费用未提出反诉,除去间接费以外,查明化某、来某并未超领工程款为由,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化某、来某现向银川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新月公司除3618号判决中确认的820887.72元工程款(该部分工程款未在本次诉讼中主张)外,还应支付有争议的砌体加筋、构造柱圈梁植筋和商品砼超运距款481220.61元以及企业间接费1237867.23元。
涉案7#、10#楼“砌体加筋”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采用的是植筋工艺施工,是否取得玉成公司同意(签证)以及本案双方当事人就此是否协商一致,双方当事人并未举证证明。鉴定书中载明的“砌体加筋、构造柱圈梁植筋的造价”为“预埋与植筋”两种不同施工工艺的造价差值,其中:7#楼造价差值为172248.13元,10#楼造价差值为224400.97元,共计396649.10元;能确定部分工程造价中已含预埋工艺施工造价。
银川中院一审认为,因化某、来某个人不具备施工资质,故化某、来某、新月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属无效合同。鉴于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可以参照约定进行工程款结算。对3618号判决中已明确的新月公司欠付工程款820887.72元,各方均无异议,因化某、来某未在本案中起诉主张,该院不作处理。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新月公司是否应支付争议项二次加筋植筋和商品砼超运距款以及企业间接取费。化某、来某、新月公司在3618号案件中共同确认“7#、10#楼工程总造价为10055814.88元,工程款在上述价款内进行结算”,现化某、来某又主张二次加筋植筋和商品砼超运距款,该部分工程量在工程造价意见书中列为争议项内容,新月公司对该部分的工程量不认可,化某、来某也未能提交证据证实新月公司对以上图纸变更及增加部分的工程量进行过确认,故对该部分工程款不予支持。关于企业间接取费,新月公司明知化某、来某不具备建设施工资质,而将工程违法分包给化某、来某实际施工完成,对导致合同无效新月公司负有过错。新月公司虽系承包方,但未参与工程的实际施工,其在已收取相应管理费的情况下,不应再计取应由实际施工方获取的企业间接费,故对化某、来某要求企业间接费1237867.23元该院予以支持。关于工程款利息,双方认可涉案工程于2009年10月中旬竣工验收并交付,故新月公司应自2009年10月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4%承担工程款利息。判决:一、新月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化某、来某支付欠付工程款1237867.23元(不包括3618号判决中已确认的820887.72元工程款)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4%自2009年10月15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二、驳回化某、来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新月公司、化某、来某均不服,提起上诉。新月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化某、来某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化某、来某负担。化某、来某上诉请求:1、请求改判增加支付7#楼、10#楼砌体加筋、构造柱圈梁植筋工程款共计396649.1元及利息;2、改判工程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三年至五年)贷款利率5.76%自2009年10月15日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期限;3、诉讼费用由新月公司承担。
宁夏高院二审认为,一审认定涉案工程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1、关于一审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即是否对法院已经审理过的企业间接取费问题再行审理的问题。3618号案件系新月公司作为原告诉请化某、来某返还超支工程款的民事案件,该案中化某、来某作为被告仅针对新月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抗辩,兴庆区法院查明新月公司并未超支化某、来某工程款遂判决驳回新月公司的诉讼请求;413号判决维持了3618号判决;该案中,涉案工程的间接费用(主要是企业取费)及涉案工程造价鉴定中列为争议项的“砌体加筋、构造柱圈梁植筋和商品砼超运距款”等费用,当事人并未诉请。因此,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并作出裁判,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新月公司的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关于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即是否应当追加宋长平为本案当事人的问题。一审已查明宋长平系涉案新月公司项目负责人,其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行为的后果对外应由新月公司负担。至于新月公司与宋长平之间就涉案工程相关事宜如何约定,系新月公司内部事务,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故,一审法院并未遗漏当事人,一审未追加宋长平为本案当事人并无不当,新月公司关于一审法院遗漏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3、关于涉案7#、10#楼工程总造价应当如何确定,具体数额问题。根据涉案司法鉴定意见:7#、10#楼能确定的工程造价为10055814.88元,争议部分的工程造价为481220.61元(“砌体加筋、构造柱圈梁”植筋造价396649.10元,商品砼超运距84571.51元)。同时,本案审理中双方对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中“砌体加筋、构造柱圈梁”实际采用“植筋”的工艺进行施工的事实不持异议;一审判决后,化某、来某对商品砼超运距费用84571.51元并未提出上诉。因此,涉案7#、10#楼的工程总造价由“能确定部分的工程造价”10055814.88元和“争议部分工程造价”的“砌体加筋、构造柱圈梁”植筋造价396649.10元两部分组成,两项合计为10452463.98元。
4、关于涉案宁景花园7#、10#楼施工中是否存在砌体加筋、构造柱圈梁植筋,相应的工程造价是否应支付给化某、来某的问题。前述已认定“预埋与植筋”两种不同施工工艺的造价差值涉及7#、10#楼的是396649.10元。由于该部分费用已实际发生,相应的施工图纸也未明确标明该部分施工内容只能采用“预埋”工艺而不能采用“植筋”工艺进行施工,且“预埋与植筋”两种不同施工工艺在施工实践中均不违反施工规范;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新月公司对化某、来某采用“植筋”工艺施工也未提出异议。故,涉案7#、10#楼造价差值共计396649.10元应由新月公司负担。
5、关于化某、来某应否计取涉案工程的企业取费的问题。二审认为,新月公司明知化某、来某不具备建设工程施工资质,而将工程违法分包给化某、来某实际施工完成,对导致合同无效新月公司负有过错;新月公司虽系承包方,但其未参与工程的实际施工,涉案工程已由化某、来某施工完毕经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且化某、来某已按约定给新月公司缴纳了企业管理费。故本案中化某、来某请求的企业间接费1237867.23元应当予以支持。
6、关于涉案欠付工程款是否应计取利息,如应计付,一审判决计算利息的标准是否有误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对新月公司欠付的工程款应当计取利息。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涉案7#、10#楼于2009年10月中旬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的事实均予以认可,故欠付工程款的利息应当自2009年10月中旬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之日起计付,一审据此酌定利息自2009年10月15日起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并无不当。但自2009年10月15日至2013年2月26日(一审立案之日)止,该期间已远超过3年,至一审判决时(2014年3月17日)该期间已超过4年,故一审判决计算利息的利率标准不当,应予纠正,欠付工程款的利息应按照化某、来某上诉主张的利率,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三年至五年)贷款利率5.76%计算。
综上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二、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新月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化某、来某支付欠付工程款1634516.33元(不包括兴庆区法院3618号判决中已确认的820887.72元工程款)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5.76%自2009年10月15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4340元,由化某、来某承担4712元,新月公司承担196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化某、来某预缴7250元,由新月公司负担7250元;新月公司预缴15941元,由新月公司负担。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一)原审判决认定当事人诉讼请求错误。2013年4月15日,化某、来某向法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诉讼请求总标的变更为1881073.76元,其中工程款本金为1581560.81元,利息为299512.95元(计算至2013年1月31日)。一审庭审中,化某、来某并未提出要变更诉讼请求,但陈述的诉讼请求则为要求工程款本金1681560.81元,利息345331元计算至2013年2月1日),两项合计2026891.81元。这说明,化某、来某在庭审中将工程款本金1581560.81元误述为1681560.81元,并非再次变更诉讼请求。一审判决认定化某、来某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新月公司支付工程款1681560.81元及利息345331元,合计2026891.81元”,原审判决予以确认错误。
(二)原审判决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法律确有错误。3618号案件虽为关于是否超付工程款的争议,但解决争议的前提是确定应付工程款数额(工程总造价)和已付工程款数额。该案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进行了举证和质证、主张和抗辩、查证和审理,并在此基础上,认定新月公司尚欠的工程款数额,从而认定其没有超付工程款,判决驳回了其诉讼请求。3618号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应付工程款为7915352.65元(总造价10055814.88元-商砼902595元-企业间接费1237867.23元),已付工程款为6461236.72元,尚欠付工程款820887.72元。413号案件则判决维持。本案中,化某、来某起诉要求工程款本金1581560.81元,实际上否认了上述生效判决关于新月公司应付工程款和欠付工程款的认定,法院受理该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当事人对工程总造价内容如有主张或异议,只能在案件审理中一并提出,而不能留出一部分在以后另行提出。无论“植筋费”还是企业间接费,都属于工程款的一部分。在3618号判决中,双方均未主张该案的工程总造价中排除了某些内容。因此,本案原审判决认为企业间接费及争议项费用,当事人并未诉请是缺乏根据的。当事人如对3618号判决认定的工程总造价及应付工程款有异议,只能申请再审,不能另诉。
关于本案工程的总造价,413号判决已经支持了化某、来某的主张,确认工程总造价为10055814.88元。化某、来某却在本案中主张工程总造价为10537035.49元,否定了前一诉讼中自己主张并经生效判决确认的工程总造价,并据此提出新的诉讼请求,违法挑战已经生效的判决。化某、来某明知已有413号判决确认同一工程的欠付工程款为820887.72元,却在本案中主张此外尚欠工程款1819087.84元,人民法院受理并予审理判决,实际上否定了该生效判决,明显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
(三)原审判决认定化某、来某有权取得企业间接费,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企业间接费是指在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应由企业承担的费用。化某、来某作为实际施工人,不具有企业资质,不能主张企业间接费。2000年5月1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厅发布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施工企业取费类别管理规定》也规定,施工企业承揽工程必须持有《施工企业取费类别资格证书》,方能按企业取费类别计取相应的间接费用。本案原审判决支持化某、来某取得企业间接费,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原审判决理由无法支持化某、来某有权取得企业间接费的结论。3618号判决中认定的工程总造价已经包含了企业间接费,413号判决虽称对此问题“不作认定”,但判决维持,说明该生效判决的主文对于企业间接费问题已经作出了结论。化某、来某如不服,只能申请再审,而非另诉。
(四)原审判决要求新月公司承担二次植筋费用,适用法律亦确有错误。依照原审判决的逻辑,既然两种工艺均可以使用,施工人就应采用更为经济合理的方式;施工人放弃经济合理的工艺而使用成本更高的工艺,由此产生的“造价差值”,应自行负担。二次植筋并非施工图纸的要求,施工人在施工图纸的正常要求之外产生的费用,不应包括在工程款内。因此,原审判决认定造价差值由新月公司负担,明显错误。
另外,新月公司与玉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新月公司在调解过程中虽然积极主张二次植筋的费用,但最终并未从玉成公司得到该费用。这也说明,该调解书已经拒绝认同二次植筋费用属于正常的工程款。原审判决要求新月公司承担该费用,也与其在先的生效调解书相冲突,其结果明显不公。
申诉人新月公司同意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
被申诉人化某、来某提交答辩意见称:1.本案不存在诉讼请求认定错误的问题。2.本案不存在违反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3618号案件是新月公司要求返还超支工程款,对于间接费用、争议部分的植筋费用和商品砼超运距费用等工程款,化某、来某并没有提出反诉,该案也没有进行处理。3.涉案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化某、来某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获取间接费。4.原审判决认定新月公司承担二次植筋费用符合工程实际和案件实际情况。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判决结果合法有据,申诉人的请求及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
再审审理中,当事人双方未提交新证据且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413号判决认为,上诉人化某、来某上诉主张企业间接费1237867.23元应归其所有,但其在一审中并未提起反诉,该主张在该案中属抗辩理由,而非诉讼请求,在该案中无权主张该诉请,现双方当事人对该部分事实有争议,为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院对该争议不做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二)原审判决认定的当事人诉讼请求是否错误;(三)化某、来某是否有权取得企业间接费;(四)新月公司是否应承担二次植筋费用。兹分述如下:
(一)本案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中的“一事”应为相同当事人、同一案件事实、同一诉讼标的。同一案件事实,指当事人起诉所涉案件事实关系在前诉与后诉一致;同一诉讼标的则指原告前后两次起诉基于一致的请求权基础。由此,相同当事人、同一案件事实、同一标的,要求前后两诉所涉法律关系在主体、内容与客体上一致,而这三者的一致本质上要求前后两诉处理的法律关系一致。
依据查明的事实可知,本案诉讼前,新月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化某、来某要求返还超付工程款256293.06元,兴庆区法院作出3618号判决驳回了新月公司的诉讼请求,银川中院二审作出413号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本院认为,本案与413号案件的当事人虽然相同,但并不具有同一案件事实和同一诉讼标的。就案件事实而言,413号判决以无争议总造价10055814.88元为基础判断是否存在超付工程款,对二次植筋费用与商品砼超运距款应由谁负担并未进行审理,亦明确了因企业间接费存在争议该案对此争议不予认定。本案以另案造价鉴定书中确认的无争议造价10055814.88元、“砌体加筋、构造柱圈梁”植筋造价和商品砼超运距款两部分争议造价以及413号案件中不予认定的企业间接费为基础,对“二次植筋”费用、商品砼超运距款以及企业间接费进行了审理。可见,本案与413号案件虽然同属一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但具体事实不同,本案审理的事实在413号案件中并未审理。就诉讼标的而言,3618号案件系新月公司起诉请求判令化某、来某退还新月公司超支工程款256293.06元。本案系化某、来某起诉要求新月公司支付工程款1681560.81元及利息,其中工程款由企业间接费、二次植筋费用和商品砼超运距款构成,而这些款项在413号案件中未进行审理,化某、来某在该案中亦未提出反诉。由此化某、来某无法通过申请再审途径在413号案件中获得欠付工程款救济。现化某、来某另诉主张这些费用,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综上,本案化某、来某的主张并未否定413号判决认定的应付工程款及已付工程款事实,而是在该案认定事实的基础上请求支付该案未作审理的其他费用,本案的受理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二)原审判决关于化某、来某起诉要求新月公司支付工程款1681560.81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的认定具有事实依据。
本案中,化某、来某在起诉状中诉请要求新月公司支付工程款本金1819087.84元及利息。2013年4月15日,化某、来某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新月公司支付工程款本金1581560.81元,利息299512.95元(计算至2013年1月31日)。2013年4月16日,本案一审庭审中,化某、来某明确要求支付工程款本金1681560.81元及利息,并详细陈述了计算方式。2013年11月13日,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化某、来某再次确认了要求支付工程款本金1681560.81元、利息及计算方式。本院认为,化某、来某在庭审中变更其诉讼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法院最终确认的诉讼请求数额经过两次庭审的确认,新月公司关于化某、来某庭审中将1581560.81元误述为1681560.81元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原审判决确认化某、来某的诉讼请求为要求新月公司支付工程款本金1681560.81元及利息并无不当。
(三)化某、来某有权取得企业间接费。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支持化某、来某取得企业间接费并无不当。首先,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规范,工程价款包含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金等,本案建设工程分包合同虽属无效合同,但涉案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化某、来某作为实际施工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请求支付工程价款。其次,企业间接费包含企业管理费,化某、来某已按照约定向新月公司缴纳了企业管理费,新月公司再行主张企业间接费有违公平。第三,新月公司明知化某、来某不具备施工资质,仍将涉案工程违法分包,对导致合同无效存在过错,其以化某、来某不具有资质为由拒付企业间接费,亦有违诚信原则。原审判决要求新月公司支付化某、来某企业间接费1237867.23元及利息正确。
(四)新月公司应支付二次植筋费用。
依据本案事实可知,双方对涉案工程实际采用“植筋”工艺以及该工艺与“预埋”工艺造价差值为396649.10元已实际发生的事实不持异议。在新月公司与化某、来某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施工图纸要求采用何种工艺进行施工的情况下,新月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植筋”工艺违反施工规范,亦未在施工过程中对“植筋”方式提出异议,其拒付该费用依据不足。新月公司虽认为另案发包人玉成公司与新月公司诉讼一案经调解,新月公司并未获得该费用,因此不应向化某、来某支付该费用,但化某、来某并非该案当事人,新月公司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化某、来某参与了该案的调解并接受该调解结果,新月公司在另案中放弃二次植筋费用不能成为向化某、来某拒付该费用的理由。原审判决新月公司应向化某、来某支付二次植筋费用396649.10元及利息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宁民终字第11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能宝
审 判 员 孙祥壮
审 判 员 贾劲松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娜
来源:律脉
编辑: 石慧 审核:傅德慧一事不再理原则法律规定第几条
近日,秦州区法院平南人民法庭审结了一起劳务合同案件。2015年,李某雇佣刘某到其承包的工地从事抹灰工作,工程完工后,经结算刘某劳务费共3万元,李某因资金紧张未支付遂给刘某出具欠条一张,后经刘某多次催要,李某一直未支付。2022年3月刘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处理。
经法院查明,原告刘某于2017年2月起诉,法院于2017年4月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李某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返还刘某的劳务费3万元,该判决作出送达双方后,双方均未上诉,现已生效。李某又于2022年3月以相同的请求、相同的标的向法院提起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三)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法院裁定驳回李某的起诉。
什么是一事不再理
所谓“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法律关系,再作同一的诉讼请求。“再理”是从法院角度讲,就是不得再受理。因为同一事件已被法院裁判,就不得再起诉,法院也不能再受理,避免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也避免当事人纠缠不清,造成诉累。一事不再理原则对维护法律秩序稳定和司法裁判权威、节约司法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来源:秦州区人民法院
一事不再理原则法律规定行政处罚
什么是一事不再理?
一事不再理原则就是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的被告人,不得再次起诉和审理。
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向法院起诉的案件重新起诉;
第二,一案在判决生效之后,产生既判力,当事人不得就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再行起诉。
举个例子才好懂:
A和B是夫妻,两人协议离婚,共有的房子没有分割,离婚5年后,A想分割房子,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是B隐匿共同财产,依据离婚协议起诉到法院,要让法院认定房产属于自己,其他人无权处分。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为两年,法院依据超过诉讼时效判决A败诉,不能分割房子。并且,这房子以后也不能因为A想要分割再提起诉讼,法院所依据的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
为什么要规定“一事不再理”?
1. 防止国家权力滥用: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权意识已逐渐加强,每个公民的权利都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维护,被告人也不例外。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与被告人之间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被告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国家权力可能会被滥用。
2. 保护被告权利:被告人被判无罪,他的名誉、精神、时间、金钱上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此时若国家可再次对其进行起诉和审判,被告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将再次受到打击,个人将无情地被政府贬抑为国家权力的客体,程序公平与正义将荡然无存。
相关法律相关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
(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
(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
(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
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事不再理原则法律规定无因管理什么债
编者按:“一事不再理”是在民事诉讼中时常遇到的问题。其作为一项司法惯例和审判原则,对于维护司法裁判权威、防止纠纷争执不休、实现诉讼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和把握一事不再理,在理论层面仍存在诸多疑惑:如何认识和判别“一事”?“此事”与“彼事”如何区别?仅从同一事实、同一请求来判断,未免过于简单化。为此,人民法院报编辑部特邀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会会长张卫平教授撰文,从民事诉讼法理角度阐释这一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希冀此文能够有助于人们就此问题获得统一的认识,有助于该原则的合理运用。
一、一事不再理的法律根据及法理根据
是否一事再理是民事诉讼中经常遭遇的问题,而且不仅在民事诉讼,在仲裁程序适用中也同样会遭遇这一问题。一事再理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在民事司法中实际存在一事不再理这样的禁止性规范。虽然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有关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都没有明确规定这一规范,但在民事诉讼实践中,法院通常将“一事不再理”视为一项关于审查起诉、决定是否予以受理的原则。在一些法院的裁判文书中已将一事不再理作为认定、裁决当事人诉讼请求和主张的一种根据。民事诉讼法在学理上可以将起诉条件分为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起诉的积极条件,是指当事人的起诉必须具有的条件。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条件的规定就是关于起诉积极条件的规定。例如,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有明确的被告、属于法院主管以及受诉法院管辖等。所谓起诉的消极要件(有学者认为属于诉讼障碍),是指当事人的起诉不得具有的情形,一旦存在此种情形,该起诉便属于不合法。积极条件的特点是必须全部具备,消极条件是只要具备其中之一,便构成起诉不合法,法院将不予受理。一事不再理就是起诉的消极条件之一。除了一事不再理之外,根据法律规定还包括不得在一定期间内起诉: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6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双方当事人没有就合同纠纷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的,仲裁机构不予受理。
一事不再理(ne bis in idem)制度起源于古代罗马法,以后经中世纪日耳曼法逐渐发展为德国普通法时期的既判力制度。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但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中可部分推出一事不再理原则。该项规定为:“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该项规定是基于裁决的既判力,通常是指已经生效(或已确定)判决既判力的作用。裁定一般情形下没有既判力,个别裁定有既判力,如关于认定起诉的请求不属于法院主管的裁定就具有既判力,当事人不得以该请求再向法院起诉。调解书因为与判决具有同等效力,因此也视为具有既判力。既判力的作用在于防止后诉法院作出与前诉法院对同一诉讼请求相矛盾的判断,后诉当事人也不得就前诉法院已经裁决的事项在后诉中作出矛盾的主张,也包括不得就已经裁决的事项再行提起诉讼。就这个角度而言,一事不再理是既判力的要求。
如果将一事不再理本身作为一种审判的原则要求,则可以理解为既判力制度是基于这一要求。在理论上,一事不再理的理性根据有四:其一,防止法院就同一裁决对象或事项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影响司法裁判机关的权威性。其二,防止司法资源的浪费。对于“一事”既然已经作出终局性裁决,就没有必要再次进行审理和裁判,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其三,保证纠纷得到终局解决,不至于无休止地争议下去,影响法的安定性。其四,避免被告不必要的应诉负担。
从既判力制度角度,可以说判决既判力的排斥性是一事不再理的部分根据,因为既判力是已经生效裁判才具有的效力。如果一个案件已经在诉讼中(学理上称为诉讼系属中),包括未作出裁判,或者虽然作出裁判,但裁判还没有生效或确定,当事人又就同样的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呢?对此,民事诉讼法尚无明确规定。但从防止法院之间作出矛盾判决以及避免浪费司法资源的要求出发,独立地明确规定一事不再理制度也是可以成立的。在国外,如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均明确规定禁止重复诉讼,就涵盖了一事不再理的规范要求。与刑事诉讼不同,民事诉讼中的案件事实是继续发展和变化的,认定的事实包括诉讼当下的事实,因此所有的案件都是不同的;而刑事诉讼只能就过去所指控的事实进行认定,是起诉前存在的过去的事实。因此,在立法上如果要明确一事不再理规范,在法条表述上使用禁止或不得重复诉讼可能更好。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运用
所谓一事不再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情形:其一,同一诉讼标的的案件,已经为前诉法院所判决,且判决已经生效,当事人对此又提起诉讼,法院将不予受理;其二,同一诉讼标的的案件,前诉法院已经受理正在诉讼系属中,尚未作出生效判决(具体包括:前诉案件已经审理但没有作出裁判;前诉案件一审已经作出判决,但该判决尚未生效;前诉在上诉过程中尚未作出生效判决),当事人向后诉法院再行起诉的,后诉法院将不予受理。
虽然在民事审判实务中法院常常会使用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根据作出裁判,但如何判定是否属于一事再理是法官们经常遇到的问题。问题集中在什么是“一事”、“此事”与“彼事”如何区别。这里的“事”就是事件,也就是案件。但如果简单地将此案与彼案加以区别,依然是模糊和笼统的,因为一个案件往往包含若干诉讼请求。如果其中一个请求,法院没有作出裁决,当事人就有可能就该请求提起诉讼,此种情形不能认为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而且当事人不同,即使诉讼标的相同也不会构成同一事。笔者认为,通常情况下,对于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判断:
其一,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是否相同。
判断是否重复诉讼,首先就是要看当事人是否相同。如果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是不同的,那么就不会构成重复诉讼,因为民事诉讼是一种“只要达到纠纷相对性解决之程度即可”的纠纷解决手段。例如,前诉与后诉尽管都是关于同一土地使用权的确认之诉,但前诉是甲向乙提起的确认诉讼,而后诉是甲向丙提起的确认诉讼,这种情形并不构成二重起诉。
其二,前诉与后诉的审判对象(请求对象)是否相同。
如果前诉和后诉在审判的对象(诉讼上的请求、诉讼标的)上是相同的,那么后诉就会因为构成重复诉讼(一事再理)而被法院予以拒绝。审判对象或请求对象还过于笼统,更精确或细致的判断标准通常以诉讼标的为依据。按照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当事人所主张的实体请求权或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就是诉讼标的。实体请求作为诉讼标的的判断根据,主要针对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过去往往称为变更之诉)。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都要求有相应的实体请求权,如本金返还请求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解除合同请求权、离婚请求权等等。因为实体法中对各种实体请求权都有具体的规定,因此,以实体请求权为依据就可以更具体地判定诉讼标的,判定审判对象。
在一个案件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往往包括了若干具体的实体请求。例如,在借贷纠纷诉讼中,出借人既可能仅要求给付利息,不要求给付本金,也有可能既要求给付本金,也要求给付利息。对确认之诉的案件,诉讼标的就是双方之间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例如,原告要求确认存在租赁合同关系或不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前者为积极确认之诉,后者为消极确认之诉。因为确认之诉不存在实体请求权,因此不能以实体请求权作为判断的根据,只能以争议的法律关系作为对象。
在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的诉讼中,如果以实体请求权作为诉讼标的判断的基准或根据,则实体请求权不同,诉讼标的也不同,因此就不能构成所谓同一事。例如,原告仅就利息给付提起了诉讼,法院就利息作出判决,或者已经受理了该诉讼,但并不妨碍原告就本金给付请求提起诉讼,这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当然如果利息给付的诉讼尚处于一审辩论终结之前,则可以考虑将后诉与前诉合并。
对于“审判对象”或“诉讼上的请求”是否相同的判断,通常也要考虑诉的不同形式,即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形成之诉(变更之诉)。即使诉讼上的请求在客体方面是相同的,但因是给付诉讼还是确认诉讼方面的差别,也会导致诉讼上请求的不同,也就不会构成重复诉讼。例如,在一方当事人提起给付之诉后,对方当事人提起确认同一债权不存在的诉讼,这种情形也不构成重复诉讼。
其三,前诉与后诉在主要争点上是否是共通的。
如果前诉与后诉在其主要争点方面是共通的,那么后诉的提起也同样应被视为重复诉讼。因为这种情形与前诉和后诉在审判对象方面相同或近似的情形相同,法院对于共同争点的审理也必然形成重复,因此在内容上,也有可能产生实质性矛盾的判决。例如,在确认买卖标的物所有权请求与交付买卖标的物请求的场合,尽管两个诉讼的诉讼标的是不同的,但是作为主要争点的买卖效力问题却是共通的,如果允许后诉当事人提起请求交付买卖标的物的诉讼,则可能发生两个判决实质上相互矛盾的情形。在请求交付土地使用权的诉讼中,当被告将该土地的租赁权作为抗辩提出来时,原告当事人就不能以“请求确认土地租赁权”另行提起诉讼。
因为基于既判力也同样会发生一事不再理的效果,所以还必须考虑既判力的客体(客观)范围、时间范围。在客体范围方面,后诉当事人就前诉既判力客观范围之外的事项提起诉讼都不会违反一事不再理。在时间范围方面,在法庭辩论终结之后发生的事项,当事人再诉的,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关于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再行起诉要求增加或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的解释就是基于这一原理。另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判决之后,当事人就新发生或发现的基于同一行为的损害结果所提出的请求赔偿之诉,也不违反一事不再理。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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