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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九是谁
他没什么时间概念，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累了，眯一会儿，惊醒，再继续睡。实在饿得不行，摸去厨房随便整点吃的，一天就这么打发了。
“那种滋味，比蹲监狱难受多了，只有癌症晚期的人才能明白，等死是什么感觉”。
有些时候，他甚至羡慕蹲监狱的人，“我蹲监狱，知道自己哪天被放出去，天天活得有盼头，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2008年，钟啸伟被疾控中心诊断感染了艾滋病毒，2015年，他在医院复查时发现7年前被误诊了。他决定要为失去的7年“讨个说法”。
钟啸伟当了7年艾滋病人。
2008年，婚前体检时，一份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的检测报告单显示，他的血液为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此后，钟啸伟失去了未婚妻，开始逃离人群，过着穴居动物一般的生活。他几度想死，被母亲劝住，“要死我就和你一起死”。
没敢死，又不想活，这个成都男人过上了“等死”的日子。
201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检测报告显示，钟啸伟的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金牛区疾控中心复查后，结果仍为阴性。
七年，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过了近2600天“生不如死”的生活，他决定要为失去的七年“讨个说法”。
他提起民事诉讼，起诉成都市疾控中心、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2017年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案件。
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等待开庭的日子
54岁的钟啸伟仍活得像个小心翼翼的艾滋病人。
刚“被”患上艾滋时，他不太懂得保护自己，别人问起，他都老实承认“我得了艾滋病”。
尽管他多次解释，艾滋病不会因为吃饭握手这些途径传染，身边人依然疏远了他。那些常常走动的朋友们变得很忙，总是“没得空”，仅有的两个哥哥也和他断绝了往来，有一回，他填完一张表格递给工作人员，对方没说什么，用餐巾纸隔着，才敢拿他写过字的纸。
如今，他住在成都市北边的一处廉租房里，窗帘从来不拉开，没有记者来访时，便蜷在客厅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仍保有那七年间养成的习惯——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不敢进商店，也不敢和人打招呼，等到天暗下来，搭四十分钟公交车，去母亲那里取一些日用品。
母亲王素珍83岁了，心里放不下这个最小的儿子，常常拿两个口袋，让店老板一个口袋装5斤米，“一份给自己，一份给幺儿”。
12月10日，钟啸伟九年来第一次踏入了家门口的小吃店，他想尝尝老麻抄手的味道。
中午，临近饭点的小店吵吵嚷嚷，热气蒸腾，他有些不适应，溜进去找了个角落的桌子坐下，有人过来拼桌，他赶忙挪动椅子，退到桌子另一头，半个身子悬在桌外。
一碗抄手上桌，拼桌的食客请他帮忙拿下筷子，他下意识伸出手去，指尖还没碰到筷子，又想缩回来，尴尬地滞在空中几秒后，虚握了握拳，抱歉地把筷筒推到别人面前，让人自己拿。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低人一等，“怕碰脏了别人的东西，被人嫌弃”。
长时间的离群索居，钟啸伟有些和现代社会脱节了。
他用上智能手机不久，总共48个微信好友，大多都是记者。记者们在微信上发来各种问题，他不会用微信语音，便慢慢打字回复，中间夹杂着许多错别字。
太多媒体找来，电话一天到晚地响，他听说有个功能叫“屏蔽”，专门打电话问人，“啷个叫屏蔽，我不会弄”。
最近，他还想让记者教他怎么搭地铁。
去年7月，成都地铁3号线通到他家附近，他鼓起勇气想去试试，发现要在自动售票机上买地铁卡，瞅了半天没学会，又不敢问别人，还是老老实实上来坐公交，“你说笑人不笑人”。
钟啸伟年轻时的照片。
“好日子刚要开始”
“被艾滋”之前，钟啸伟过得曲折。
他七岁丧父，家里五个孩子，全靠母亲一人养活。天蒙蒙亮，母亲连脸都看不清楚，就去上班了，钟啸伟跟着哥哥长大，晚上下班回来，远远的就有人喊母亲，“王大姐，快些走，你娃儿坐在街边哭圆了”。
“穷”是孩童时代最深的记忆。
钟啸伟记忆中，母亲每年会做40斤豆瓣酱，每到晚饭前，跑去菜场买回一堆别人不要的蔬菜，放上豆瓣酱炒着吃，他和哥哥们一个个排着队，身上灰扑扑的，母亲举着鞋刷，一个个给他们刷干净再吃饭。
贫穷的家境，使他自卑又敏感，念书的时候，他也调皮，会把女孩子的辫子绑在椅子上，初中老师形容他，“好面子，又重义气，很容易相信别人”。
成年后，王素珍供职的成都市公交公司看她家里实在困难，帮忙把五个孩子都安排到公司上班，钟啸伟被分到了修轮胎的部门，身边有些人开他玩笑，喊他“胎儿”（成都方言，有神经病之意）。
他气极，觉得丢脸，说什么都不肯去上班，1987年，钟啸伟离开公交公司，去城隍庙摆起了小摊，卖电子产品。
上世纪90年代的成都消费不高，钟啸伟脑子灵活，手里常有闲钱，由于好奇，他学人家吸海洛因，“那时候傻，觉得吃白粉的人都好有钱，不晓得海洛因那么吓人。”
很长一段时间，钟啸伟沉迷毒品，他形容那时候的自己，“吃药的时候已经不是人了，满脑子只想着一定要把吃药的钱搞到”，从烫吸到注射，钟啸伟手上和脚上，密密麻麻都是针眼。
后来，他在朋友聚会上遇到了女友何涵（化名），他开始发自内心地想摆脱毒品，借助美沙酮等药品的帮助，开始戒毒。
去做艾滋病检查前，是钟啸伟前半生最快乐的时光。
那是2008年，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他45岁了，在戒毒，开了一家名叫“食味鲜饭馆”的川菜馆子，恋爱近6年了，想结婚，好好过日子。
用母亲王素珍的话来说，“娃儿走正路了，有盼头了，好日子刚要开始”。
为了对何涵负责，戒完毒的他去做了一次艾滋病检查。2008年12月5日，拿报告单那天，医生问了钟啸伟许多问题，包括有无吸毒史，“问得特别详细，我就晓得，完了，我多半糟了”。
2008年，钟啸伟收到的检测报告单上写着：HIV-1抗体阳性。
检测报告单显示，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被诊断为HIV-1抗体阳性。这意味着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对于这个检查结果，钟啸伟选择了接受。他觉得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经历；还有，这个检查结果是权威部门出具的。
钟啸伟告诉母亲自己得了艾滋病，得了这个病就要死，母亲不能理解，“艾滋病是个啥，我只晓得麻风病，得了麻风病就要死”。
那天晚上，王素珍哭了，她指着儿子命令，“钟啸伟，你不可以死，如果你要死，那我就和你一起死”。
钟啸伟的母亲83岁了，前段时间母亲腿受伤了，他每天为母亲做饭。
“等死”
钟啸伟不敢死，却也不想好好活。
他知道，现阶段医院免费提供的抑制艾滋病药物并不能治愈艾滋病，只能起抑制作用，便根本不吃，一心等死。
不久，他的女友不辞而别，留了一封诀别信，还留下了一笔钱，让他“好好照顾自己，来世再见”，从此杳无音讯，
钟啸伟崩溃了。他和女友在一起近六年，不出意外，女友应该也感染了艾滋病，自责和内疚笼罩着这个中年男子，他非常担心“涵涵会不会想不开做傻事了”，却怎么也找不到她。
为了宣泄情绪，他把母亲赠予他开餐馆的房产低价处理了，搬去了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将房款挥霍一空后，等待死亡。
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普通工人，有自己的小家庭，多年来一直帮衬着他，盼着他走正道，“现在我们负担也好重，他得了艾滋病，扶不上墙”，两个哥哥彻底与他断了关系。
钟啸伟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牵挂，只有母亲。
王素珍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确定他还活着。一次，王素珍连续三天都没打通他的电话，以为出事了，蹒跚着过来找他，发现他躺在沙发上，手机没电了。
那次，母亲哭了，他也哭了，母亲说，“我一定要多活几年，可以帮你收一下尸”。
七年的时光，钟啸伟用“等死”两个字来概括。
他没什么时间概念，窝在客厅的沙发上，累了，眯一会儿，惊醒，再继续睡。实在饿得不行，摸去厨房随便整点吃的，一天就这么打发了。
“那种滋味，比蹲监狱难受多了，只有癌症晚期的人才能明白，等死是什么感觉”。
有些时候，他甚至羡慕蹲监狱的人，“我蹲监狱，知道自己哪天被放出去，天天活得有盼头，这是多幸福的事情”。
“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一年年过去，钟啸伟也纳闷，“也没好好吃药，怎么还没死”。
他只有小学文化，对官方机构给出的检测报告深信不疑。
在疾控中心的宣传贴画上，他看到过艾滋病患者会有的一些基本症状，比如淋巴结肿大、肌肉疼痛、周期性低烧等，便先入为主，产生联想：有些感冒发烧，就告诉自己，开始低烧了，发病了，天气冷了关节疼痛，便觉得自己是肌肉疼痛，快进入晚期了。
事实上，钟啸伟有很多机会，可以早点知道自己并未患上艾滋病。
《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进行医学随访。
2008年至2015年期间，钟啸伟在成都市金牛区疾控中心共进行了13次医学随访，遗憾的是，由于长期注射毒品，导致血管萎缩，金牛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七年来都没能成功采集钟啸伟的血样，这七年来，他一次CD4细胞检测都没做过。
CD4细胞是艾滋病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正常成人的CD4细胞为每立方毫米500-1600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细胞可能会出现进行性或不规则性下降，通过观察CD4细胞检测结果，可以很快判断出被检测者是否患有艾滋病。
因为规定只有CD4检测证明是艾滋病才能吃低保，所以钟啸伟每次医学随访都去了，金牛区疾控中心的医生在他手臂上抽不出血，也未发现什么异常，但还是给他开了低保需要的证明。
而这个艾滋感染证明，他也一次次地给自己心理暗示，“每年都检查，哪还能弄错”。
但他还是心里起了嘀咕。2015年圣诞节，钟啸伟早早起来，去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抽血化验，那里的医生也是抽的手臂的血，在手臂靠近内侧的位置，扎下去，血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
第二天，他去拿检测报告，结果显示，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他走到吊灯下面，仔仔细细又看了两遍，还是“阴性”。
这个52岁的中年男人感觉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得艾滋病七年了！”
那位姓邓的医生也乐了，哪有人没病说自己有病，回了一句，“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疯了？”
钟啸伟不知道应该相信谁。在他的认知里，疾控中心和华西医院，都是“权威的、大单位”，他们开具的报告，怎么能不一样呢。
他把那张薄薄的A4纸小心折起来，放进上衣口袋，出了医院们，连公交都忘了坐，满脑子想着，“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搞错了”，暴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了家门口。
成都市金牛区疾控中心开具的检测结果显示，钟啸伟HIV抗体阴性。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
钟啸伟怎么想都想不通，跑去金牛区疾控中心咨询，接待他的工作人员也不信，“我在这工作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
2016年1月22日，金牛区疾控中心按照华西医院的抽血位置，对钟啸伟进行抽血送检，采血成功了，结果显示，HIV抗体仍为阴性。
至此，钟啸伟彻底相信，自己没有患艾滋病。他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把自己的血搞错了，让自己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找出2008年那张HIV抗体确认检测报告单，上面的送检单位写的是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认单位写的是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钟啸伟找到四川省疾控中心，他们对样本库中钟啸伟2008年的血样进行了复查，检测结果仍为阳性。
对这个检验结果，成都市疾控中心不愿意接受采访，相关人员表示，一切都将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此前，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曾接受过澎湃新闻的采访，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由于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钟啸伟血样检测结果依然为阳性，所以目前能肯定2008年送检的血样不是钟啸伟本人的，这和信息登记存在漏洞有关”。
至于具体是哪个环节导致了送检血样不是钟啸伟本人的，市疾控中心表示，需要等到案件开庭后才能有答案。
一些医疗界人士建议，疾控中心有必要对钟啸伟2008年送检的血样做一份DNA鉴定，事情会更加明朗，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那份血样到底是谁的，以及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
钟啸伟感觉愤怒，他猜想：“如果是我的血样和别人的血样搞错了，那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一个艾滋病患者拿了我的检测结果，以为自己没有患艾滋病，没有及时接受治疗，还传染了很多人”。
钟啸伟五兄妹和堂姐的合影，左下为钟啸伟。
“讨个说法”
从2016年年初至今，钟啸伟都在为自己失去的七年“讨个说法”。
他多次要求四川省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给他一个道歉。他告诉记者，事情过去一年多，他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收到，“有一句安慰的话我都巴适（成都方言，舒服的意思）些”。
他找过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不属于法律援助的范围，“不属于医疗事故”。去得多了，有律师私下和他说，“你让我给你代理这件事，不过你要给我付费，先拿出一万块钱来，我帮你打官司”。
他没有钱，唯一能帮衬他的母亲也拿不出一万块钱。一次，母亲在四川电视台看到有求助热线，记下来，让他打电话试试。
今年2月，四川电视台《黄金三十分》栏目播放了钟啸伟的事情，他盼了很久，等疾控中心的人来找他，却也没了下文。
王素珍觉得，钟啸伟现在的模样，像极了小时候，“我下班回来，看他佝着脖子，把头埋进衣领里，缩在那里，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我就知道，肯定是在外面受欺负了”。
12月初，许多媒体注意到了钟啸伟，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九、佘勇决定免费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按照钟啸伟的意愿，他们提起了民事诉讼，将成都市疾控中心列为第一被告，四川省疾控中心列为第二被告。
在起诉书里，钟啸伟想要的“说法”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在艾滋病检测网络中更改错误登记信息；第二，一份书面的道歉；第三，赔偿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欧阳九律师表示，这个案件证据过硬，胜诉的可能性很大。
12月12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案件，开庭时间尚未确定。
王素珍岁数大了，很难下楼走动，听到这个消息，逢人就说，“我幺儿的事情立案了，他是被冤枉的，没有艾滋病”。
她曾经问过儿子，案子判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钟啸伟低着头，“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要结婚吗”，“不结了”。
王素珍心里都盘算好了，“希望他能拿到一些赔偿，把医保和社保补上，然后开个饭馆”，她顿了顿，“和他两个哥哥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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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5年岁末，夏志清在美国听到钱锺书“去世”的消息，于次年1月写了长文悼念《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三年后，钱锺书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美，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正好夏志清负责接待。此前夏志清已经在给钱的信里为“追念”文表示道歉，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一文中说，钱锺书对“追念”文兴趣极大，在夏志清的办公室当场一目十行读了。回国后写访美观感，钱锺书还专门写了一句“在文化革命期间，海外盛传我已身故，并发表悼唁文字”云云（《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1年1月版，148-149页）。
夏志清的“追念”长文1976年2月9日和10日分两天刊发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应该是很快就有人向他指出了消息不实，夏志清随即又给报纸写信纠正，张爱玲3月9日给夏志清的信说：“看到中国时报上你给编辑的信，很高兴钱锺书还在世。”（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台湾联合文学，2013年3月版，238页）
而误传海外东坡消息的，正是香港的宋淇。夏志清“追念”文开头就说：“最近接到香港好友宋淇兄来信，告诉我钱锺书先生去世了。”还引了宋淇给他的信：
二年前有人自北大出来，说他尚健在，今年秋天有人出来说他已去世，后又从日本文化团体二次得到证实。（夏志清《人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版，140页）
同时在日本，钱锺书的老朋友荒井健也得知这一“消息”，赶紧开始翻译《围城》以为纪念（钱锺书在1981年4月6日接受彦火采访时告诉彦火的）。夏志清在“追念”文中回忆，他与钱锺书相识，是1944年秋天（在“重会”一文中更正为1943年秋天），在宋淇家开的一个大“派对”上。
杨绛为《傅译传记五种》写的代序里说，钱锺书和她是在抗战末期、胜利前夕“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在《我们仨》里，杨绛还说：“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梯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说得更具体，那时的宋淇很好客，杨绛每一部剧作上演，“他必请客庆祝。宋淇爱才，与锺书很要好，他家藏书丰富，许多书是他父亲宋春舫先生的，锺书也向他借书”。
宋淇比钱锺书小九岁，据夏志清“追念”文，钱锺书定居上海（应该指1941年夏天从湖南蓝田国立师院辞职回沪）后，宋淇就同他相识。“宋淇以鲍士威James Bosw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我那时听到有关钱种种惊人的学问，都是宋淇转述的。”
《槐聚诗存》中有两首送给宋淇的诗，一首写于1942年《赠宋悌芬淇君索观谈艺录稿》，宋以朗《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香港Oxford，2014年初版》）第三章“钱锺书”引录了此诗，并转述了冯睎乾的笺释；另一首写于1943年《答悌芬》：“海内文章孰定评，观书月眼子能明。年来渐似欧阳九，不畏先生怯后生。”最后一句自注：“欧公语、不畏先生嗔、都怕后生笑、见寓简卷八。”已将宋淇视为后生可畏，并引为知己。宋以朗的书里有一张钱锺书当年题赠宋淇《围城》的书影，书名页上题的就是“悌芬畏友惠存”（120页）。
钱锺书赠宋淇《围城》签名本
宋淇1949年全家移居香港，不久便与内地的朋友断了联系。他与钱锺书直到1979年才恢复通信。宋以朗在《宋淇传奇》一书中引用了一些钱锺书给宋淇信里的内容，惊鸿一瞥，足以让人心旌摇荡。
《宋淇传奇》
前几年听说宋以朗已将钱锺书给宋淇的信全部送还给杨绛，后又听说杨绛晚年“毁弃了绝大部分日记和书信，因为其中难免涉及自己和他人的隐私，不想被小人利用来拨弄是非”（周国平《回家》，载《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13页），不禁为钱宋的这批通信担心。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
好在，《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出版（三联书店，2024年5月），不仅收录了宋淇二十八通书信，编者吴学昭还摘录了“钱先生部分复书与宋淇来信相配”。真要感谢杨先生的“不毁之恩”，也要感谢吴学昭先生的整理编辑，让我们有幸一窥两位目无余子的才子学人胜义纷披的通信，真应接不暇，大为过瘾。
钱锺书致宋淇书信
二
宋淇给钱锺书的信，第一通写于1980年1月28日，据宋以朗介绍，1979年，宋淇“收到了钱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信。那封信用打字机打出，语言是典雅的英文”，第一句话是：“Many thanks for the windfall of two booklets”（意外地收到你两本小册子，非常感谢）（《宋淇传奇》，100页）。
宋淇给钱锺书的信始终称“锺书先生”或“锺书、杨绛先生大鉴”，落款一直是“晚悌芬顿首”。第一封信以“自沪滨一别，一晃眼已三十二年，对故交无时不在念中”开头，说了不少事情，还附了两篇文章：
这些年来，深觉受益于正规教育者少，而受益于你的熏陶者最多，做学问和写文章都时时不敢忘却你的训诲。现附上旧作两篇，以博两位一粲。“评朱著”是多年来自修音乐、艺术后细读的分析，已手下留情，不像从前用“厌观清”笔名写文骂佐临时那样不留余地，当时曾牵累你，不知还记得否？P.and P.一文是专攻Austen三年的结果，怒安兄曾嘱我译Austen，后来王科一抢先“出闸”，怒安仍劝我译Emma，我以正选有人译，“副车”食之无味，所以放弃了。平心而论，王译文笔还过得去，理应稍加鼓励，可是基本功夫没有做好，洵美又如此不济事，令人叹息。翻译一道经不起细校，放大镜之下无所遁形，请大国手杨绛看后不要暗笑才好。（《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49页）
第一篇“评朱著”，应该就是《详批朱著“文艺心理学”》。而宋淇说曾用“厌观清”笔名骂过黄佐临，在宋淇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在他身后陈子善编的《林以亮佚文集》（香港皇冠，2001年5月初版），都不曾见到。我请上海图书馆的祝淳翔先生留意查找，不料他早就关注过那篇文章——《荒岛英雄谱》，刊发在1945年《六艺》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只是笔名应为“庞观清”。祝兄随即发来此文的扫描版。
庞观清的文章《荒岛英雄谱》
庞观清的文章主要是批评话剧演员石挥在1944年的《杂志》上连载的翻译《一个演员的手册》，话说得很不客气：“不懂英文的人很多，不必硬充内行。一个演员不懂英文，只要他好好的演戏，并不会影响他的地位。不懂英文而装懂，倒反而会令人齿冷。”文章的最后四分之一，顺带说到《万象》杂志上黄佐临文章《话剧导演的功能》，黄文引了亚里士多图的一句话，宋淇认为黄佐临理解错了，贻笑大方，详加分析后说：“不过好的是由此我们可以见到所谓剧坛前辈，话剧先进，出洋专门研究西洋戏剧的‘留学导演’的真面目，不，不如说是脸谱，这也是意外的收获。”
据祝淳翔《石挥的短板》一文（载2021年12月14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庞观清的文章发表后，就有知情人在《光化日报》上写文章透露，作者原是“书香世家，故对戏剧理论很有造诣”，又说此文写成后，先投给《杂志》社，编辑怕得罪石挥，“留中不发”，等到石挥的连载结束后，才退还文章。《六艺》销路不广，圈内人注意不多云云。
读宋以朗的《宋淇传奇》，我们知道抗战时期在上海，宋淇热衷搞话剧，不仅支持过多台话剧的排演，包括杨绛的《弄真成假》，而且与黄佐临、石挥等多有来往，在宋以朗列的宋淇当年“志同道合的好友”中就有黄佐临，何以此时竟如此不客气地在背后捅黄佐临一刀，其中缘由不得而知。至于又如何牵累了钱锺书，只能有待相关资料的“出土”。不知钱锺书的回信是否谈及此事。
《详批朱著“文艺心理学”》，刊发在台湾《现代文学》复刊第二期（1977年10月10日），后收入《昨日今日》（台湾皇冠，1981年5月）。文章认为朱光潜1936年7月在开明书店初版、后又多次再版的《文艺心理学》，“错误百出，谬论连篇，给予读者以不正确的指导和混淆的知识，积年累月为害不浅”，宋淇说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只是略尽‘清道夫’的责任而已”（皇冠版，204-205页）。
文中还有这样一些话评论朱著：“令人失望的是理论上既不能成立，实例中又错误百出，人名和专门名词前后不统一……书中从头至尾没有一条注解，有时还把他人的意见据为己有，涉剽窃之嫌”（213页）；“朱光潜对音乐和美术的认识极浅，可以说在这方面仅一知半解，所发表的意见也往往失之空泛”（225页）；“其结果如此之糟，主要是由于治学态度不够严谨，尤其在音乐和美术方面强以不知为知，遂致贻笑大方”（237页）。
此前在1973年宋淇写过一篇《论读诗之难》，在一条注释中谈到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已经有“令人诧异的是此书错误百出，居然没有人加以批判”的话（《林以亮诗话》，台湾洪范1976年8月版，162页），可见这篇“详批”是蓄谋已久了。
读了这篇文章，才理解宋淇后来给钱锺书的信里说及朱光潜，都是很不以为然的语气。1981年2月14日的信中提到香港中文大学有人写文章评《管锥编》，“然晚对他的书评毫无兴趣，因他一开始，即将先生与朱光潜相提并论，就此看不下去了”（《亲友书札》，78-79页）。1983年3月，八十六岁的朱光潜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出席“第五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据说朱光潜讲完维柯的《新科学》后，钱穆身着长衫，策杖上台，与他并肩而立。宋淇3月31日写信告诉钱锺书：“此次美学专家前来就钱穆讲座教授，第一次在大堂，听众仅三分之一，约二百人，共三四十分钟。第三次仅数十人（改为小课室），不足二十分钟，或为一大fiasco（惨败）。他的桐城国语粤人一字不懂，与钱的无锡国语不相上下。”（90-91页）四月二十八日的信再提此事：“元玮后人（引者按：似应为“元璋后人”，朱姓）此次前来，有人要求晚转载书评区，晚以不令学校难堪，遂体上天好生之德，加以婉拒。同道先生（彼现在已全盲）则与他二人自拉自唱，令人叹为观止……”宋淇还拟了一副对子嘲讽朱光潜和钱穆的老态，就有点谑而近虐了（92页）。
三
宋淇寄给钱锺书的另一篇文章，是关于P.and P.，即Pride and Prejudice，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应该就是那篇“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
宋淇提到当年傅雷约他翻译奥斯丁，这事在傅雷给宋淇的信里可找到线索。《傅雷全集》第二十卷收录了傅雷致宋奇（即宋淇）的十二通信。虽然宋淇给傅雷的信已不存，但看傅雷信中所说，大致能推测事情始末。
傅雷致宋淇的信件
1951年4月15日，傅雷在给宋淇的信里说：“恐怕Jane Austen的小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我个人是认为Austen的作品太偏重家常琐屑，对国内读者也不一定有什么益处。以我们对art的眼光来说，也不一定如何了不起。”
这里要专门提一下，宋淇是个铁杆的奥斯丁迷。宋淇退休后、八十年代后期接管香港中大文学翻译中心的孔慧怡，当年拜访宋淇，第一次见面宋淇就告诉她：“我是如假包换的‘珍迷’。”并说他自十六七岁迷上奥斯丁小说，热情维持了半世纪以上。那天宋淇与孔慧怡讲了一个小时的奥斯丁，“兴高采烈得像一起回到中学年代”。后来孔慧怡又陪着她的先生卜立德去拜访宋淇，“宋淇和他寒暄不到两句，忍不住招供道：‘I’m a Janeite！’接着大谈北美洲Jane Austen Society的活动。他既然是Austen的超级粉丝，当然跟一般学人不一样，不说Austen什么什么，而是像说起老朋友那样称她为Jane。卜立德惊讶之余，几乎无辞以对”（孔慧怡《不带伤感的回忆》，香港Oxford，2017年初版，60、61页）。
而傅雷对奥斯丁却评价不高，无独有偶，宋淇的另一位知己、燕京时的同学吴兴华，也不喜欢奥斯丁，在给宋淇的信里说：“我对Jane Austen的意见是temperament的问题，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知道她伟大，就是她还没有伟大到使我不得不提起勇气来咬牙翻开她的书那种程度。好些作家（彼此大不相同的）都是这样，我就是看不下去，伟大的上至哥德，都使我烦，我也不知为甚么。”（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1月版，24页）
傅雷同年6月12日给宋淇的信又问：“你的奥斯丁全集寄到没有？动手没有？”7月28日信里说，北京出版总署召开过一个翻译会议，杨绛是四个召集人之一，“我想写信给她，要她把奥斯丁作品归给你译，则将来出版时不致成问题。”一个多月后，傅雷告诉宋淇，钱锺书有信给他，说那个会议杨绛是代他出席的，据说定了五十种“数一数二之书，落入不三不四之手”。《傲慢与偏见》，既是杨刚所译，云为“尽信尽达尽雅，不问可知”。傅雷说这些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接着说道：“Emma根本未列入表内，故你的翻译与否，不成问题。愚见眼前只能不问将来，只问目前，不求其他，但求自己做些工作。”10月9日信里再次提到翻译《爱玛》的事：“煦良要我劝你在动手Emma之前，先弄几个短篇作试笔，不知你以为如何？”（《傅雷全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20卷，154-160页）
根据傅雷的信可以推测，翻译奥斯丁多半是宋淇的主张，傅雷虽然不看好，但仍积极支持；《傲慢与偏见》的选题是被杨刚“抢先”，而非王科一，王科一的译本要到1955年才出版。杨刚早在读大学时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译出《傲慢与偏见》，署名杨缤，吴宓校订，商务印书馆1935年6月出版。似乎那次翻译会议后，杨刚的译本并没有修订再版。
《林以亮论翻译》
宋淇“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一文收录在《林以亮论翻译》中，台湾志文出版社，1974年3月初版。评了五种译本，杨刚、王科一译本外，还有东流、李素、陈万川与慧娜合译本，这三种都是香港出版的。这篇书评好几万字，详细评论了各家特色，举了很多例子，分析各家优劣，看得出，宋淇不仅熟悉《傲慢与偏见》的文本，对文字背后的语气、风格，以及当时的称呼、习俗等，都有很深的研究。正如在文章最后一段，宋淇招供的那样：“我本人自一九三六年暑假中开始读珍·奥斯登的《理智与感情》和《傲慢与偏见》开始，到现在也有三十馀年。我相信中国如果有‘珍迷’的话，我至少也可以算一个。”（89页）宋淇给钱锺书的信里专门说到王科一的译本，不妨看看文章里如何评说。“我们可以说在所有的中译本中，以这本花的时间最多，因此也最认真，同时文字也最通顺，想不到的是译文中仍存在着很多问题，与其他三本并无太巨大的分别。照理，这是最后一个译本，尤以经过邵洵美的详校后，理应后来居上，可是我们依然在译本中发现类似的错误，不免大失所望……”（48页）王科一的译本1955年2月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书前有十八页的“译者前记”（宋淇认为此序“削足适履，发表了很多极可笑的理论”），其中有“所幸得到邵洵美先生的热情帮助，愿意替我审校此稿”的话，又说：“我要在这里竭诚感谢邵先生对这个译本所尽的一切宝贵精力。”所以宋淇在批评王科一译本的问题时也牵累了邵洵美，譬如原书有一处提到伦敦的一条街Grosvenor Street，王科一译为“格罗斯汶纳街”，宋淇说：“可是S是没有音的，‘斯’字不应译出。从前上海国泰戏院旁边就有一所格罗汶纳花园公寓。王科一可能不知道。邵洵美不应该不知道。”（66-67页）这大概就是宋淇信里埋怨的“洵美又如此不济事，令人叹息”。
四
宋以朗在《宋淇传奇》中说，钱锺书和宋淇的通信，从1979年到1989年，共一百三十八封，如果这是单指钱锺书的来信，那宋淇的回信也应该差不多有这个数字，而《亲友书札》所收宋淇的信只有二十八通（仅到1985年4月）。期待着两人来往书信的全部出版（同样期待的，还有钱锺书与徐燕谋、冒效鲁等几位莫逆之交的来往通信），据说吴学昭先生已有此计划，那该是一席怎样的盛宴啊！
欧阳九生福州警备区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12月4日独家报道《成都男子称“被诊为艾滋后等死7年”复查未感染，拟起诉疾控》，被误诊为“艾滋病”的钟啸伟12月6日说，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九、佘勇通过报道得知他经济困难后，决定免费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欧阳九表示，因为钟啸伟和被告人疾控中心无合同约束关系等情形，他们12月5日向被告所在地的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提交诉讼申请。由于钟啸伟的经济条件实在太差，他们还向法院申请诉讼费的减免缓。
在过去等死的日子，钟啸伟习惯每天拉上窗帘。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谢寅宗 图
男子确诊“艾滋病”，七年后复查未感染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原本打算2009年“五一”结婚的钟啸伟，婚前检查时，血样经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检，四川省疾控中心确证其血样HIV抗体为阳性。
钟啸伟说，2008年12月至2016年1月这七年来，他认为自己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等死。
他表示，“等死”的7年间，发现自己身体无任何艾滋病人症状，于是他于2015年12月25日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抽血检查，结果显示其HIV抗原体复合检测为阴性。
接到情况反馈的金牛区疾控中心2016年1月22日将钟啸伟血样送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HIV抗体阴性。
对于检查结果，称自己过了七年“人不人、鬼不鬼”生活的钟啸伟，2016年1月决定向四川省疾控中心和成都市疾控中心讨说法。
当年对血样进行检验的四川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说，钟啸伟送检的血样至今仍保存在疾控中心，复查发现该血样的检测结果仍为阳性。疾控中心只对样品负责，至于送检血样是不是钟啸伟的，与他们没有关系。
成都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由于HIV抗体不会从阳性变为阴性，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钟啸伟”血样肯定不是钟啸伟本人的，出错可能与血样检测登记信息漏洞有关。
对于钟啸伟过去七年的经历，成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也深表遗憾，希望钟啸伟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此事。
钟啸伟说，快两年时间了，省市疾控部门没有任何说法，他只能通过诉讼维权。
得到阴性的结果后，钟啸伟曾多次到成都市疾控中心讨说法。
成都两律师免费法律援助
钟啸伟说，随着低保这个月提高80元，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变成了630元，除此再无经济收入。更多的时候，他还需要依靠母亲王素珍的退休工资救济。
由于过去七年常年把自己关在家中，钟啸伟说自己习惯将窗帘拉上生活，已经不习惯与外界联系。他说，目前正在尝试从过去走出来，去面对新的生活。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九告诉澎湃新闻，通过报道得知钟啸伟的事情后，得知钟的经济困难，他和律所同事佘勇决定免费为钟啸伟提供法律援助。该所此前也曾为四川师范大学凶杀案被害人芦海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武侯区人民法院审查后，决定就钟啸伟起诉四川省疾控中心和成都市疾控中心一案，组织双方调解。 钟啸伟供图
已向法院起诉省市疾控部门
法院将组织双方调解
欧阳九发给澎湃新闻的民事起诉书显示，成都市疾控中心被列为第一被告，四川省疾控中心是第二被告。他说，他们在和武侯区人民法院立案庭交换意见后，诉讼请求主要包括：被告在区级、市级、省级、国家级卫生行政部门艾滋病检测网络中更改原告艾滋病的错误登记信息；两被告在省级以上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向原告书面认错、赔礼道歉，恢复原告的名誉，确认原告没有患艾滋病；赔偿给原告从2008年至今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欧阳九说，提出这些诉讼请求，是依据《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2009年修订版）》中对样品的采集和处理有明确规定，要求检测机构应当做到采样前准备、采集和处理样品、样品的保存、样品的运送、样品的接收等与样品容器表面的标记完全一致，且应当为样品制定唯一性编码（编号），保证其唯一性。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之规定。
欧阳九认为，作为检测方的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检测过程中出现重大过错，给钟啸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应当赔偿给钟啸伟造成的一切损失。
澎湃新闻了解到，钟啸伟向法院提交诉讼申请当天，还先向武侯区人民法院进行诉讼费的减免缓申请。
欧阳九说，在提交诉讼申请后，法院审查后出具《先行调解告知书》，将组织双方进行先行调解，届时如果拒绝调解，本案正式立案转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目前，调解时间还未确定。
欧阳旭
封面新闻记者 王攀 王祥龙
近日，一条“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高店镇一名老人娶未成年女孩为妻”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来众多网友关注。3月1日晚，封面新闻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女孩梅梅（化名）是一名二级智力残疾人，虽有“娃娃脸”，但残疾证人证上的信息显示，她出生于2001年2月26日，已经年满20周岁，符合法定结婚年龄。视频中的“老人”张先生，今年55岁。
梅梅的父亲姚先生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双方是经媒人介绍认识，结婚是女儿和张先生双方自愿作出的决定，也得到了他本人和妻子的同意。但是，目前两人还未到民政局正式登记结婚。（此前报道：封面底稿｜河南55岁男子娶20岁智障女孩 女孩父亲：还没办证，嫁得近方便照看）
虽然满足法定结婚年龄这一条件，但智障人士能否像普通人一样，办理结婚证呢？3月1日、2日，封面新闻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婚检医生、民政系统工作人员、律师、社会学者等相关专业人士，详细解析智障人士究竟能否登记结婚。
婚检医生：会给出建议 尊重个人意愿
从21世纪初开始，大部分地方已没有要求强制性婚检。“所以民政局不是一定需要看到婚检报告，才准许登记结婚。”长期从事婚检工作的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院基层保健科科长叶晓虹说，婚检医生会给出是否适合结婚的建议，但能否最终登记结婚，须由民政部门决定。
叶晓虹进一步补充说，如果在婚检时检查出一些疾病或状况，“医生会建议暂缓登记结婚，或者建议他们采取一些相应措施。针对每一种不同的情况，医生会有不同的建议。”
在进行婚检时，叶晓虹也曾遇到过有精神疾病和智力障碍的群众。医生会将婚检结果告之双方，并提出针对性建议。比如有遗传性疾病，就会在生育方面给出针对性建议。“最终，我们还是会尊重个人意愿，是否去民政局登记结婚，由个人自己决定。”叶晓虹说。
民政系统人士：以能否正确表达意愿为限定
3月1日晚，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四川民政系统的一名专业人士，其长期从事婚姻登记。该人士表示，根据《婚姻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到法定婚龄的。
今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施行。其中，第一千零五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未到法定婚龄的。相比《婚姻法》，关于“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这一情形已经删除。
该专业人士表示，基于目前梅梅的情况看，其是否具有民事能力还不清楚。在婚姻登记环节，民事行为能力体现在能否准确表达其自愿成婚领证。他在工作中，也遇见过不会写字的人，无法签字确认自愿成婚领证。这种情况下，都必须请同行人教会其写字，最终签字确认。
律师：不能登记结婚 还可能涉嫌强奸
成都律协青羊分会会长欧阳九律师认为，结婚双方需建立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像梅梅与张先生这种情况，不能登记结婚。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六条规定：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而“自愿”的一个前提是有意识，如果无意识，就不存在自愿与否的问题。
“该规定的核心是，男女双方是否结婚、与谁结婚，应当由当事者本人决定。”欧阳九说，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应当是双方自愿，而不是一厢情愿。婚姻应以互爱为前提，任何一方都不得强迫对方成婚。第二，应当是当事人自愿，而不是父母等第三人采用包办、买卖等方式，强迫男女双方结为夫妻。
同时，《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显然，确定婚姻关系，必须以登记为前提。而智障人士没有结婚的意识和意愿，所以，智障人士无法通过结婚登记得到国家法律认可。”欧阳九说。
此外，欧阳九还认为，无论是否结婚，和智障女发生性关系都可能构成强奸。“对于智障女而言，一般情况下没有性的防卫能力，和其发生性关系，其不知道反抗，系违背妇女意愿，构成强奸罪。”
欧阳九补充说，性生活，是结婚包含的必要内容。若最终调查认定，该智障女没有性处分能力，在举办婚礼前后，发生性关系，该“新郎官”都可能构成强奸罪。同时智障女父母作为监护人同意准许他人与之结婚，并为其举办婚礼，亦是对智障女性权利保护的放弃。“如果父母明知相关法律规定还坚持，就可能构成强奸罪共犯。”
社会学者：无明确法律界限不允许同居
著名女性社会学者、婚姻家庭研究专家陈一筠认为，智障人士没有决策能力，没有独立处事能力，也不懂得保护自己。因此，她认为，智障人士不应登记结婚。
陈一筠解释道，根据此前的法律规定，如果患有麻风病、传染病或其他医学上认为不适合结婚的疾病，是不能登记结婚的。而智障，就属于其他医学上认为不适合结婚的疾病的范畴。即便《民法典》删除了相关内容，但也需慎重考虑。
对于智障人士是否有组成家庭或与他人同居的权利，陈一筠认为在我国有些地方也存在结婚登记不了，但也办了婚礼的情况。如果清楚知道对方有智障，双方出于满足生活、生理需要同居，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界限不允许。
但是，陈一筠也特别提到这一行为的后果：“双方很大可能会生下一个智障孩子，这种情况下，下一代的生存权、生活权、健康权都不能得到保障，不仅生活没有质量，也没有尊严。同时，也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在陈一筠看来，如果智障人士不能自己组成家庭，就须由其监护人对其生存和生活负责。父母等监护人去世后，智障人士就须由政府和社会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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