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刑家法制定，暑假女生自罚计划表要有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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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被刻意隐藏的王朝密码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件青铜甗（yǎn）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异常现象——这个本应蒸煮食物的容器里，竟有一颗碳化的人头。经过检测，这是位15岁的少女，头骨上还残留着规则的砍斫痕迹。这个发现为解读商朝最神秘的法律制度"汤刑"提供了实物证据，也揭开了中国法律史上最隐秘的一页。
一、汤刑起源：以圣王之名行恐怖之实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表面看是开国君主商汤为整顿秩序制定的法典。但现代学者通过甲骨文研究发现，这套法律体系可能直到第十任商王仲丁时期（约公元前1500年）才真正成形。
耐人寻味的是：商朝统治者刻意将法律与开国君主绑定，借汤王的神圣光环为残酷刑罚赋予合法性。甲骨文中记载的"作册"（立法）仪式显示，每次修订法律都要在汤王神庙举行人祭，用血腥仪式强化"神授法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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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公开的法律：商朝贵族的统治密码
《竹书纪年》记载："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透露了这套法律的核心特征——**不公开性**。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器铭文显示，当时已存在成文法典（可能刻在竹简或甲骨上），但仅限贵族阶层掌握。
这种"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统治术造就了中国最早的特权阶级：
- 奴隶主可任意解释法律
- 同罪不同罚现象普遍
- 贵族犯罪可用"赎刑"（缴纳青铜器抵罪）
- 出土的"讯讼"甲骨记录显示，重大案件需商王亲自占卜定罪
三、从甲骨文还原的恐怖刑罚体系
通过比对3000余片法律类甲骨刻辞，学者已部分还原汤刑的残酷面目：
1. 墨刑：在面部刻划图腾符号，安阳出土的殉葬奴隶头骨可见清晰刀痕
2. 劓刑：割鼻，妇好墓出土的玉人像多有缺失鼻部的特征
3. 刖刑：断足，殷墟发现大量下肢残缺的殉葬骨架
4. 宫刑：青铜刀上的残留DNA证实存在生殖器切割
5. 大辟：包含"醢"（剁成肉酱）、"脯"（制成肉干）等酷刑
**最令人震惊的是**：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H127甲骨坑中，发现记载"百刖"的卜辞——一次性对百名奴隶执行刖刑，印证了《尚书》中"商刑三百"的恐怖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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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汤刑的现代启示：法律公开化的历史转折
周灭商后，周公旦在《康诰》中批判："商王受（纣）惟羞刑暴德之人"，但考古证据显示，周初仍部分沿用汤刑。直到春秋时期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中国才真正进入成文法公开时代。
历史的吊诡在于：被荀子称赞"刑名从商"的这套制度，其实质却是维护特权的工具。现代法律三大原则——**明确性、平等性、可预期性**，恰恰是对汤刑的全面否定。
结语：青铜时代的人性明暗
殷墟博物馆展出的陶制桎梏（刑具），其设计竟与现代手铐惊人相似。这提醒我们：法律文明的进步，本质上是对权力任性的约束。当3800年前的统治者刻意保持法律神秘时，他们不会想到，最终是这种黑暗统治术加速了王朝的崩溃。
**历史冷知识**：甲骨文中"刑"字原写作"井"，象征囚禁的方框，后来才演变为包含刀斧意象的"刑"。这个文字演变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法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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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刑的作文1000字
柳友娟 制图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都认为西周社会（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阶层固化非常严重，很少有社会流动。如许倬云所言：“春秋以前，中国由封建领主统治着，社会有严格的等级分层。”言下之意就是，西周时期鲜有社会流动。然而，从史料记载来看，西周统治者其实有着强烈的尚贤意识，非常重视求贤任贤。 ■王进锋 总结夏商兴亡经验教训 西周的尚贤意识，是在总结夏商兴亡的经验教训中树立起来的。周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在总结夏商两族发展的经验和覆亡教训时，充分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梳理史料可以发现，商王朝在历史上的大发展，与不同时期杰出人物的辅佐是分不开的——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 商汤时，任用“三宅三俊”等人才。所以，商王朝“其在商邑，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然而，到了商代末年，商纣“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与惯用刑罚、行为残暴的官员，同在国家中；与惯于作恶的官员，共同办理政治），以致“智藏瘝在”。于是，“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 周文王、周武王时期大发展的先例，也是尚贤的重要依据。周文王时期，“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祯。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意思是说，很多卓越之士出现在周王国内，这些人成为周王国的栋梁，文王依赖他们才使国家得以安宁。 周公进一步指出，“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的辅佐，才能“德降于国人”；有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四人昭武王”，才能“咸刘厥敌”。殷商遗臣箕子也曾向周武王建议，要使“有能有为”之人“羞其行”，这样自然会“邦其昌”。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周代统治者给自己定下了任贤的要求。他们希望，自己能“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即谨慎自己的德行、提拔国内杰出的人才，以达到完美的执政境界。用周公的话来说就是，希望周王“克用常人”。 “日中不暇食以待士” 西周不同历史阶段的统治者，有一系列任贤的实际行动。 周文王时期，为了网罗人才，可以“礼下贤者”，甚至“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因此，各方贤能之士“多归之”。同时，周文王和周武王都好用“明德”之人，故“庶邦享作，兄弟方来”。 周王任贤的事例，给战国时期的读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在抄录文献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文王有闳夭，有泰颠，有散宜生，有南宫适，有南宫夭，有芮伯，有伯适，有师尚父，有虢叔。武王有君奭，有君陈，有君牙，有周公旦，有召公，遂佐成王。” 周成王时期，将大批殷遗民迁到成周洛邑。周公模仿商初任用夏朝官员的先例，任用了一些殷遗民中的有德之人，甚至“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恐失天下之贤人”。 西周末年的宣王时期，继续“进用贤良”，任用樊仲山父、尹吉父、程伯林父、虢文公、申伯、韩侯显父、南仲、方叔、仍叔、邵穆公、张仲“为卿佐”。 选官的任贤倾向，为西周社会流动开启了窗口。从相关材料来看，西周朝廷确实任用来了一批出身寒微却富有才华之人。例如，周文王曾经“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太公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后被文王“举而为天子师”。周武王灭商后，不少出身寒微的功臣、谋士得到任用。 另外，乡、遂里的贤人也可以通过乡大夫、遂大夫的考核和推荐来实现向上流动。例如，西周贵族毕公家的家臣献，因为贤能就被家主推荐到楷国国君处任职。 可见，西周时期并不像一些专家所说的阶层固化，而是存在社会流动的。 中低层人士占比逾97% 西周时期存在社会流动，提醒我们去了解和研究当时中低阶层人士的状况。 目前，还没有见到关于西周时期总人口数量和中下层人士数量的确切记载。然而，传世文献记载了西周时期的军队建制，其中有全部人员的数量和各阶层人员组成情况的大致记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典型案例里中低阶层人数的比例，来推测整个西周社会中低阶层的情况。 西周时期的天子、诸侯可以拥有军队。按照级别和大小，他们拥有的军队数量是有所不同的。《周礼》云：“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每个“军”中士兵和将领，是怎样设置的呢？ 一般认为，每个军有12500人，设军帅1人；每个军辖5个师，每个师2500人，设师帅1人；每个师辖5个旅，每个旅500人，设旅帅1人；每个旅辖5个卒，每个卒100人，设卒长1人；每个卒辖4个两，每个两25人，设两司马1人；每个两辖5个伍，每个伍5人，设伍长1人。 另外，每个军还设置府、史、胥、徒官职。《周礼》记载，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学界认为，这些官员为“非常也，有军则置之，无则已”。也就是说，这些官员是在战时配备的，战争结束就会取消。 以上军中的各级将领和官员，根据身份和称谓来区分，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和府、史、胥、徒属于贵族，两司马和伍长为中低层人士。 西周军队中的士兵，往往来自社会底层。这从《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可以看出。《豳风·东山》是一名跟随周公东征3年的战士，回到家后所作的诗篇。该文描写了他在回家途中和回家后看到的景况与心情，其中提到：果臝之实蔓延于屋檐，甲虫生息于房内，蜘蛛结网于室内，宅边的空地，变成了野鹿活动的场所。这位士兵出征期间，家里的情景竟如此凄凉，可见他应当来自社会下层。 事实上，周朝军队里这样的士兵不在少数。周平王时期，一位女子为怀念在外服兵役的丈夫，作了《君子于役》一诗，收录在《王风》里。她哀怨道：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埘，鸡窝；桀，鸡栖的木架。这位女子在家养鸡、羊和牛，应当是个农人。《鹿鸣之什·采薇》是西周时期一位戍边的士兵在返乡途中所作的诗，其中感叹：因为征伐猃狁，以致没有室家。 西周时期士兵来自社会中低阶层，也可从每个军的建制与社会基层行政单位相对应的情况得到验证。西周时期，基层行政单位设置状况为：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行政单位和对应的家数为：5家一比，25家一闾，100家一族，500家一党，2500家一州，12500家一乡。征兵的时候，每家出一人当兵；再按照伍、两、卒、旅、师、军来编制入军，终于达到“伍一比，两一闾，卒一旅，旅一党，师一州，军一乡”。由此，西周时期的基层行政单位与军队建制就一一对应了起来。 根据以上不同阶层人士的数据来计算，在总人数为12500人的军中，贵族将领和官员有274位，中下层将领和士兵有12226人。可见，中低层人士所占比例为97.808%。这为我们了解西周社会的阶层情况提供了参照。考虑到中低阶层人士所占比例如此之高，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客观上也需要为这些人的向上流动提供渠道。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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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专门提到了我们党对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给出的两个答案，一个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的“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另一个就是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给出的“自我革命”。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个历史经验之一。一面依靠人民监督的外在力量，一面依靠内在的反省和纠正的能力与机制，中国共产党可以保持始终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论多么强盛的封建王朝，都无法摆脱治乱兴衰的循环，最后陷入衰亡。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这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古人积极探索治乱兴衰周期
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认识到了治乱兴衰循环的问题，也在积极思考如何能吸取前人的教训，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周人很早就发明了“殷鉴”一词，“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指出夏朝的灭亡就是殷商的前车之鉴。当小邦周一举推翻了大邦殷的统治之后，周朝统治者自身也深受震撼，更加强调“殷鉴”的重要性，“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室的沦落、诸侯霸主的相继沉浮，思想家们愈发认识到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历史周期。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说的虽然是礼，但清晰地勾勒出了殷继夏、周继殷、周也必然会被新的王朝取代的历史发展图景，并推论纵使百世亦是如此。
人们也纷纷提出“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韩非说：“世一治一乱者何也？”《六韬》说：“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后世历代统治者也总要问一个近乎同样的问题：前朝为什么会亡，我朝是怎么得到天下的？例如，汉高祖要求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唐太宗“每至前代兴亡之地，皆问其所由，用为鉴诫”。宋太宗“详延故老，问以前代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元世祖“见宋降将，从容问宋所以亡者”。类似的记载很多，这些问题的核心不外乎就是怎么才能避免重蹈前人覆辙。唐太宗还专门“观百王之遗迹，兴亡之运”，撰成《金镜》一文，试图探明历代王朝“得失异趣，兴灭不常”的原因，以期“睹治乱之本源，足为明镜之鉴戒”。
历代王朝讨论前代衰亡原因
历代王朝新兴之后，多要对前代的兴衰进行政治总结，朝堂之上乃至民间往往有很多讨论。古人总结的王朝衰亡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施仁政，不恤民生。古人认为“天命靡常”，王朝更替是天命转移的结果，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因此民心向背决定了王朝的兴亡。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从《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商汤指责夏桀“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周武王指责商纣“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夏桀、商纣耗尽民力、压迫百姓，导致百姓离心离德，终致亡国。贾谊在《过秦论》中，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高度概括了秦亡的根本原因，即秦不施仁政，百姓无法安生，很快从横扫天下逆转为丧败亡国。
唐太宗与大臣对治乱兴衰有很多讨论，唐太宗认为隋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结果“人力不堪，相聚为贼”。他表示这些都是自己的亲身见闻，所以他深以自诫，“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无有怨叛而已”。唐初的大臣们也持相似的观点，如魏征指出：“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
第二，奢靡腐化，吏治败坏。《左传》有一句名言：“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统治阶层的奢靡腐败必然导致国家的衰亡。周公认为夏亡于“不适逸”，商亦亡于“诞淫厥泆”，即夏商的统治者放纵自己、大肆游乐，因此失去了上天的保佑，从而招致丧乱。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后蜀后，被蜀主孟昶的七种珠宝装饰的溺器震惊，得出了“所为如是，不亡何待”的结论。明人总结“元之所以亡者”，认为“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也将奢靡享乐置为重要的原因。为了维持奢靡的生活，元代统治阶层“上下贪贿”，到最后更是卖官鬻爵，吏治破坏殆尽。
“邪臣在位，贤哲隐藏”也是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周公说商纣王任用的都是“羞刑暴德之人”与“庶习逸德之人”，隋文帝说“齐所以亡者，由任邪佞”。有才德的人得不到任用，贪婪卑鄙的人把控各个岗位，政治怎能不昏乱？
第三，制度废弛，天子失权。史书中，王朝末年经常与“朝章废弛”“纲目废弛”“法令废弛”等现象联系在一起。随着统治阶层的腐坏，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陷入荒废，国家政治的运行也就难以为继。商末，祖伊就指出纣王“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废弃法典，必遭上天厌弃。
明太祖评论汉唐之亡说：“汉亡于外戚、奄寺，唐亡于藩镇、戎狄。”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相争权，唐末藩镇割据，其本质都是皇帝失去了权威。所谓“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皇帝或中央一旦失去权威，大臣或地方就容易产生骄横之气，不服从中央而生自立之心，于是天下离析，争斗不断，国家沦于衰亡。
多尔衮评论明亡则说：“故明诸臣，各立党羽，连章陈奏，陷害忠良，无辜被罚，无功滥用，酿成祸患，以致明亡。”朋党之争也是古代政治昏乱的一大原因。官僚之间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互相倾轧攻讦，一方之所论，另一方必然全盘反对，只唯权势利害，而不顾是非善恶。愈演愈烈的党争，必然损害君主的权威，贻误国事，最后将国家拖入无可挽回的境地。宋代滕元发说：“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亦殆。”
第四，缺乏戒惧忧患意识，不纳谏自新。魏征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统治者只要能长期保持戒惧忧患的意识，国家就很难陷入昏乱。魏征更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哪有帝王不想长治久安，故意暴虐百姓，自取灭亡的。那为什么隋炀帝还要这么做呢？其原因是“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自以为国家富强，不考虑后患而为所欲为。
历史上，开国初期的君主往往能鉴于往者而保持戒惧，唐太宗说：“览此兴亡，极怀战惕”，“使人懔懔然兢惧，如履朽薄”。明太祖说：“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而后世君主，承平日久，“未乱自谓必无乱，未亡自谓必不亡”，自信“我生不有命在天”，不听劝谏，不思悔过，终至亡国。
不纳谏、不自新，也是古人常说的亡国之由，如周人说商纣王“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唐太宗说“向使隋主早悟，亦当不至于灭”。王朝末年，君主对臣下的劝谏或建言，根本听不进去，史书中“书奏皆不省”“群臣屡谏不听”之类的记载不可胜数。其实但凡施政，不可能不出现偏差和失误，只要及时改弦更张，早做变革，不至陷入危亡。诚如宋代李昴英所说：“自古艰危之世，岂无可以挽回之机括？其君迷而不复，迄无幡然改易之良图，遂致圮坏，竟难收拾。”
古代王朝无法走出周期率
虽然古人一直在探索走出周期率的办法，激励君主有所作为，防止王朝走向衰亡，然而自从人们认识到治乱兴衰的循环以后，在能否走出来的问题上，千百年来大体是比较悲观的。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曾说“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表示周要以殷商为鉴，但继殷之后的周朝能否长久却无法预料。
汉代刘向说：“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刘向明确认为古往今来的王朝都不可能避免衰亡，问题的关键就是无论开创者如何伟大，都无法防止不肖子孙的出现。刘向的一句“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的说法后世流传甚广，甚至不少帝王都认同。魏文帝说过，东魏孝静帝说过，金哀宗说过，更成为不少亡国之君的托词。对治乱兴衰颇为关注的唐太宗则基本认同刘向的观点：“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破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唐太宗指出，创业之初的统治者虽然能保持警醒，但守业的统治者却总是安于富贵，最终导致王朝的覆灭。可见，虽然他作了《金镜》，对唐朝的命运却看得很透彻。
唐代马周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统治者虽然看到了前代的衰亡，但却没有真正引以为鉴，没有能够审视自己同样的问题。于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后代笑话前代，自己又被后代笑话，如此循环往复。元代保巴则用日月盈昃来比喻王朝兴衰：“譬谓日盈则昃，月盈则亏。日月尚尔，况于人乎？况于天下乎？治乱兴衰，存亡得丧，皆理之常也。”在他看来，王朝兴衰是如同自然现象一般的常理。
中国古代甚至还产生了“五德终始”与“通三统”说来解释和规范王朝的兴衰更替，也就是要求王朝更迭要按照一定顺序循环运转，新兴的王朝要以自己所得的“德”或“统”来安排自己的制度服色。
可见，古人大体不认为王朝的兴衰循环是可以被打破的。秦始皇大概是一个例外，他史无前例地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自称“始皇帝”，设想“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但秦朝偏偏二世而亡。其实，秦始皇也不自信，当他看到“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之类的谶言，就大动干戈，大肆屠戮，结果反而加速了秦的灭亡。
历史上的诸多王朝，之所以逃不脱治乱兴衰的周期率，因为他们既不可能让人民来监督自己，更做不到自我革命。历代王朝走的路线大体如此：开始革前朝的命取得政权，经过一段时间的励精图治兴盛起来，盛极而衰走上下坡路，最后百弊丛生无可救药，只能等着后人革自己的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才能做到“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真正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郑任钊
羞刑作文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人们都认为西周社会（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阶层固化非常严重，很少有社会流动。如许倬云所言：“春秋以前，中国由封建领主统治着，社会有严格的等级分层”（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言下之意就是西周时期鲜有社会流动。然而，从确切的史料记载来看，西周统治者却有着很强烈的尚贤意识。
西周的尚贤意识，一方面是在总结夏商兴亡的经验教训中而树立的。周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在总结夏、商两族发展的经验和覆亡的教训时，充分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周公认为夏朝的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任用老成持重的旧人。他们提出商王朝在历史上的大发展，与不同时期杰出人物的辅佐是分不开的，“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尚书·君奭》）。周的统治者认为商汤时，任用“三宅三俊”的人才，所以商王朝“其在商邑，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尚书·立政》）。然而，到了商代末年，商纣“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与惯用刑罚、行为残暴的官员们，同在国家中；与惯于作恶的官员们，共同办理政治），以致“智藏瘝在”（《尚书·召诰》），于是“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尚书·立政》）。
另一方面，文王、武王时期大发展的先例也是他们“尚贤”的理论依据。周文王时期“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祯。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经·大雅·文王》），很多的卓越之士，出现在周王国内，这些人成为周王国的栋梁，文王依赖他们才使国家得以安宁。周公指出文王时“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的辅佐，才能“德降于国人”；周武王时期有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四人昭武王”，才能“咸刘厥敌”（《尚书·君奭》）殷商遗臣箕子也曾向周武王建议要使“有能有为”之人“羞其行”，这样自然会“邦其昌”（《尚书·洪范》）。
正是在这样的意识下，周代的统治者给自己定下了“任贤”的要求。他们希望自己能“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后人于丕时”（《尚书·君奭》），即谨慎自己的德行，提拔国内杰出的人才，以辅助周朝后来的执政者达到完美的境界。周公在诰命中希望后继的周王“克用常人”（《尚书·立政》）、“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尚书·立政》）。
西周不同历史阶段的统治者还有任贤的切实行动。早在周文王时期，为了网络人才，他就能“礼下贤者”，甚至“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因此各方贤能之士“多归之”（《史记·周本纪》）。文王还任用“克俊有德”（《尚书·立政》）之人。周文王和周武王都能“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尚书·立政》）。文王和武王都好用“明德”之人，所以“庶邦享作，兄弟方来”（《尚书·梓材》）。周文王、周武王任贤的事例，给战国时期的读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他们在自己抄录的文献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文王有闳夭，有泰颠，有散宜生，有南宫适，有南宫夭，有芮伯，有伯适，有师尚父，有虢叔。武王有君奭，有君陈，有君牙，有周公旦，有召公，遂佐成王”（清华简《良臣》）。周成王时期，将大批殷遗民迁到成周洛邑，周公模仿商初任用夏朝官员的先例，任用了一些殷遗民中的有德之人（《尚书·多士》）；周公甚至“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西周末年的宣王时期，继续“进用贤良”，任用樊仲山父、尹吉父、程伯林父、虢文公、申伯、韩侯显父、南仲、方叔、仍叔、邵穆公、张仲“为卿佐”（《太平御览》卷85引《帝王世纪》）。
西周时期选官的任贤倾向为西周的社会流动开启了窗口。从相关材料来看，西周政府确实任用来了一些出身寒微但富有才华之人。周文王曾经“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墨子·尚贤上》）；“太公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后被文王“举而为天子师”（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周武王灭商后，“封功臣、谋士，……各以次受封”（《史记·周本纪》），在这样的政策下一定有出身寒微的功臣、谋士得到了任用。另外，位于西周基层组织乡、遂里的贤人，可以通过乡大夫、遂大夫的考核、推荐来实现自身的向上流动。还有，见于献簋铭文（《集成》4205）的西周贵族毕公家的家臣献，因为贤能，就被家主推荐到楷国国君楷伯处任职。从赏赐物品赤 巿、织衣等来看，免只是士一级的人员，但是他因为贤能，先后被周王任命为“周师司林”、“司土”的职务，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并不像过去专家所指出的是阶层固化的社会，而是存在社会流动的。
西周时期存在社会流动，提醒我们去研究这个过去很长时间被人们忽视的问题。而了解当时中低阶层人士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是这项研究的重要前提。
目前，还没有见到关于西周时期总人口数量和中下层人士数量的确切记载，因而很难准确知道中下层人士在西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然而，传世文献记载了西周时期的军队建制，其中有全部人员的数量和各阶层人员组成情况的大致记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典型案例里中低阶层人数的比例，来推测整个西周社会里中低阶层的比例。
西周时期的天子、诸侯可以拥有军队，按照级别和大小，他们所能拥有的军队数量是不同的，如《周礼·夏官·叙官》所云：“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周天子拥有6军，大的诸侯国可以有3军，中等诸侯国有2军，小诸侯国只能有1军。而且这些军队都是按照“军”来建制。传世文献描述了每个“军”中士兵的数量和将领的设置：
《周礼·地官·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郑玄注：“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
《周礼·夏官司马·叙官》：“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
每个军有12500人，设军帅1人；每个军辖5个师，每个师2500人，设师帅1人；每个师辖5个旅，每个旅500人，设旅帅1人；每个旅辖5个卒，每个卒100人，设卒长1人；每个卒辖4个两，每个两25人，设两司马1人；每个两辖5个伍，每个伍5人，设伍长1人。另外，每个军还设置府、史、胥、徒官职：
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周礼·夏官·司马叙官》）。
贾公彦指出这些官员为“非常也，有军则置之，无则已”，可见这些官员是在战时配备的，战争结束就取消。
以上军中的各级将领和官员，根据身份和称谓，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和府、史、胥、徒属于贵族，两司马和伍长为中低层人士。
西周军队中的士兵往往来自社会底层，这从《诗经》当中的一些诗篇可以看出。《豳风·东山》是一名跟随周公东征三年的战士，在回到家后所作的诗篇，描写了他在回家途中和回到家后看到景况和心情（高亨：《诗经今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2页）。内容如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意为：果臝之实蔓延于屋檐，甲虫生息于房内，蜘蛛结网于室内，宅边的空地，变成了野鹿活动的场所（马持盈：《诗经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239页）。这位士兵出征期间，家里的情景如此凄凉，他的身份并不高，应当来自社会下层。周朝军队里这样的士兵不在少数。周平王时期一位女子为怀念在外服兵役的丈夫，作了《君子于役》一诗，收录在《王风》里。她哀怨道：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埘，鸡窝；桀，鸡栖的木架。这位女子在家养鸡、羊和牛，应当是位农人。那么她的丈夫的出身也不高。《鹿鸣之什·采薇》是西周时期一位戍边的士兵在返乡的途中所作的诗（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62页），其中有这样一句：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毛传：“玁狁，北狄也”，郑笺云：“北狄，今匈奴也。靡，无。遑，暇。启，跪也。古者师出不逾时，今薇菜生而行，岁晚乃得归，使女无室家夫妇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难，故晓之也”。这位士兵因为征伐猃狁，以致没有室家，他应当不是来自大家族或是贵族，而是来自社会下层。
西周时期士兵来自社会中低阶层层，也可以从每个军的建制与社会基层行政单位相对应的事实中看出。西周时期的基层行政单位设置状况为：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周礼·地官·大司徒》）
行政单位和对应的家数为：5家一比、25家一闾、100家一族、500家一党、2500家一州、12500家一乡。征兵的时候，每家出一人当兵（《周礼·地官·小司徒》）。再按照伍、两、卒、旅、师、军来编制入军，终于达到“伍一比，两一闾，卒一旅，旅一党，师一州，军一乡”（《周礼·夏官司马·叙官》郑玄注）。这样西周时期的基层行政单位与军队建制的就对应了起来。以此来看，西周时期很多士兵是来自社会底层的。
根据以上不同阶层人士的数据来计算，在总人数为12500人的军中，贵族将领和官员有274位，中下层将领和士兵有12226人。可见中低层人士在每个军中所占的比例为97.808%。
西周军队人员的阶层比例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阶层比例提供了参照。在西周时期，中下层人数所占整个社会的比例应当与之相当，可见中下层人士占据了西周社会中的绝大多数。
西周中低阶层人士在社会中所占比例之高，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客观上也需要政府为这些人的向上流动提供渠道。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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