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树文集，王家树中央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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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平头，淳朴的笑容、朴素的衣着，他站在人群中毫不起眼。但在平凡的地质研究岗位上，他却以默默耕耘和辛勤探索，取得了不平凡的研究成绩。他先后荣获西南油气田公司科技进步各级奖励5项、矿区各类科技创新奖9项，为油气矿合理高效开发油气藏提供了地质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他就是川中油气矿地质研究所地质室副主任、工程师王家树。
从2009年来到川中油气矿，王家树便一直从事地质研究工作。9年来，他始终奋战在科研的第一线，以“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为原则，在科研项目攻关、气藏跟踪评价、井位论证以及临时突击任务中做了大量工作，是地质研究所公认的“实干派”。
“作为油气矿层面的地质研究工作，就是要紧紧围绕油气生产来开展。一口井的资金投入，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元，我们的井位论证是最基础的。一旦井打下去不成功，不管之前的研究取得了多大的成果，那都是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做到位。”这是王家树对这份工作责任和目标的认识。
2017年是川中油气矿打造百亿气区新高度的关键时期，磨溪台缘带灯四气藏是上产的重中之重，二期开发方案要求2018年至2019年要完成30口建产开发井、实现年产18亿立方米天然气的任务。为了确保任务保质保量按期完成，2017年底必须完成第一批次的井位论证工作。
时间紧、数据多、头绪杂，王家树坦言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作为小组组长，王家树并没有将这种压力浮于表面，影响团队的气势，反而带领小组成员以更加饱满地热情投入各项任务。得益于前期坚持不懈、扎实有效的基础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地质数据中分析、辨别，去获得对区块更加全面、深入、精细的认识。在一次次否定中去改正，在一次次讨论中去完善。无数个夜里、无数个周末，王家树都是在和同事们反复的争论和严谨的分析中度过。累了，他就在办公桌隔间的小榻上靠一会儿。王家树说，每一口井位的确定，都凝聚着上级领导、主管部门地质科以及地质所团队的心血，2017年也被王家树戏称为“加班年”。
在分公司井位论证汇报会上，地质研究所与勘探开发院对第一批16口井的井位选择中，双方的契合度达到了70%。然而对于有争议的井位，王家树和同事们又进行了反复分析后，其中2口他们认为确实比开发院选择的“靶体”更加合适。“我们的优势在于贴近一线、了解生产，在井位论证中既要虚心学习先进经验，也不能盲目迷信权威。”王家树告诉记者，在汇报中，他们据理力争，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最终获得了分公司气田开发管理部的认可，目前这2口井均按川中方案通过了审批。
近年来，研究所科研生产任务重，但同时地质室的队伍人员相对年轻、工作经验参差不齐，22名员工全部为“80后”，其中有6名是“90后”。作为油气矿技术骨干，他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埋头苦干，积极做好“传帮带”。“王家树对我们特别有耐心，就像大哥在照顾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我们有问题都喜欢找他，有时会有一些重复的问题，他也乐意再教我们。”技术干部赵娟如是说。在王家树看来，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干不好地质研究工作的，只有尽量帮助年轻的技术干部快速成长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2018年，又是一个新征程，磨溪台缘带灯四气藏二期方案剩余的14口井的开发工作亟待论证。王家树作为该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块葡萄花边状藻云岩，每每思路遇到瓶颈，王家树便会拿起这块两个拳头大小的石头，细细端详把玩，让焦灼的思绪沉静下来，再投入工作。
“每次看到这块复杂地质特征的岩石，我就会告诫自己，在川中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还有许多地质秘密尚未揭开，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做的还有很多。”王家树说。(陈辉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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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的一天，部队开始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爬了一天一夜也未见山顶。次日上午爬到半山腰时，气温骤然变冷，冰雹、大雪直泻而下。
同志们一步三喘，你推我拉的往上爬，“拉拉队”前呼后拥：“同志们，加把劲吃，征服山顶就是胜利了!”
身体较壮的湖北籍教导员刘真平，抢过王家树的枪对他说：“小鬼，鼓把劲，过了雪山就是胜利！”夹金山上环境异常恶劣，病魔吞噬了不少战士的生命。
王家树因身上多处冻伤，一次不小心滑倒了，掉进几丈深的雪窖里。高山反应和空气稀薄，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平躺着仰视天空，只觉得天旋地转。
突然，他发现盆口大的雪窖边上站着一些看不清的人，听不到说些什么。不大会儿，眼前显现了一条绑腿带……
最终几十名红军战士用绑腿带接木棍的办法将他拉出了雪窖，随后他们把王家树围抱在一起，给他灌辣椒汤，慢慢地，他的身体才有了热量。就这样，他又一次死里逃生。
行军的第三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还夹杂着冰雹。天漆黑，四野茫茫，走也设法走，他们只能忍受着，硬挺挺地坐着宿营。
雨水直往身上淋，衣服都湿透了，全身冻得直发抖，得烧火烤烤才行啊!可是他们的柴都淋湿了。
在这极端艰苦的环境面前，谁也没有怨言。“北上抗日，走出草地”的信念鼓舞着他们。就这样，大家背靠着背，围坐在一起，半醒不睡地坐着被雨淋。
天刚亮，出发的号角吹响，这时却发现一个叫张顺的战友还没起来，同志们大声喊着“张顺快起来，开始行军了！”
可怎么拉也不动弹。估计他是冻僵了。一旁的战友说：“不是，他牺牲了。”王家树伸手摸一下他的鼻子，发现他己停止了呼吸。
看到身体己变僵硬的战友，同志们的心情十分沉重，悲痛的泪水流了下来。他们将张顺放倒，用毯子盖在他的身上，脱下八角军帽为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举行了一分钟葬礼。
越往草地中心地带走，困难越大。每走一步，脚都要慎重地抬起，轻轻地踏下。虽然如此，王家树由于年纪小，一不小心陷入了泥潭。
他拼命地往外挣扎。“不要动、快躺下!”班长惊叫着，谁知淤泥竟然很快淹没了他的脖颈。
在他筋疲力尽、只露着一个脑袋时，眼前突然闪现了一条绑腿带，只听见班长大声喊道：“王家树，快伸手!”
“张开嘴、张开嘴、你不能倒下!”这时，王家树的神志清醒了许多，他用嘴配合班长扔过来的绑腿带，一次、二次……
他终于用嘴咬住了班长扔过来的带子。班长坐在沼泽地上，两脚蹬着两丛草根，一点一点使劲地将王家树从泥潭中拉了上来。
后来，王老回忆说：“最难忘是战友情。如果没有战友相助，我根本活不到今天。我们应该发扬官兵团结友爱的光荣传统，这是我们制胜的一个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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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987年7月下旬，与怀宣同志在抗日战争一块打入敌人内部做情侦工作的张一萍同志携夫人突然从武汉到邯郸，探望几十年未见面的生死战友。两位老人欢聚一堂，与市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回忆以往的战斗历程，拜谒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看望老同志。8月底，张一萍同志北上进京探望卢文涛同志，当怀宣同志沉浸在欢愉之中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悲痛将怀宣同志击倒。1987年9月14日，原市委副书记苗锦众同志突发心肌梗塞病逝。张怀宣同志与苗锦众相识甚早，相知甚深，早在1947年他们两人在邯郸市北城区共事，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奠定了他们深厚的革命情谊。建国后，怀宣同志因在抗战时期受组织派遣打入敌人内部作情侦工作，多年来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受到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对待。苗锦众同志作为邯郸市委副书记，坚持认为怀宣同志历经考验对党忠诚，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怀宣同志保护和支持。对苗锦众突然病逝的消息，怀宣同志家人怕他受到刺激出现意外，没敢告诉他。不想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市政协副主席温碧空探望他时，无意中泄露了消息。怀宣闻讯不禁潸然泪下，次日凌晨突发脑血管病，这使温碧空同志跌足痛悔。怀宣同志病危期间，组织上极为重视，多方请医诊治。最后，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李树桥同志指示田纪云副总理办公室，请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张贻芳副教授，带领脑系科周主任连夜至邯郸会诊。但终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1987年10月15日22时50分，张怀宣同志在市第一医院因呼吸衰竭猝然离世，享年72岁。
怀宣治丧期间，邯郸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及各部室委办局、生前友好、曾工作的单位送了花圈。岳岐峰（时任河北省省长）、郝田役（原河北省副省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贸义（时任河北省商业厅副厅长）和卢文涛、张一萍等老战友送了花圈。萧寒（原中央委员、国家煤炭部部长）写来唁电，王致道（原邯郸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俊峰（原邯郸市副市长、顾问）因健康原因委托子女至家，对怀宣逝世表示沉重哀悼，对怀宣夫人任秀芹表示慰问。怀宣外甥李书芹（时任中国农民报负责人、中国农村读物出版社社长）、李书凡（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老干部管理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学森的秘书）、怀宣同志生死战友卢文涛连夜从北京赶到邯郸吊唁。郭庆余(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云亭（时任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兰鸿基（时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靳禹（原市委副书记）携夫人、吴福祥（时任邯郸专署副专员）、苏其祥（原邯郸市副市长）、李建洪（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段子明、张震、邵玉林（原邯郸人大副主任）、邯郸市委、市政府所属各部、室、委、办、局，邯郸市总工会、邯郸县、峰峰矿区、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负责同志以及张怀宣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负责同志、群众代表、原籍群众代表、亲戚三千余人参加了怀宣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
1987年11月23日，邯郸日报第一版刊发《张怀宣同志逝世》的消息称：“张怀宣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坚持党的原则，服从组织分配，对党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团结同志，艰苦奋斗，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十一
1986年9月，河北省委根据中办「1986」16号文件精神，成立以省委副书记吕传赞为组长，王家树、程广文为副组长的河北省落实情报侦查人员政策领导小组，下设以省委组织部、统战部、公安厅、法院等成员单位组成的办公室。邯郸市委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王建忠为组长，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兰洪基为副组长的邯郸市落实情报侦查人员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姜广录、杨维基、赵建洪先后为主任的办公室。
省落实情报侦查人员领导小组对张怀宣同志因在抗日战争时期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侦查工作，建国后被错误处理并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问题，在省召开的落实情报人员政策的会议上，作为重点复查案例进行部署，邯郸市落实情侦办公室为此做了大量、细致工作。张怀宣二子向岳岐峰同志写信说明这一情况。现转录如下：
岳省长：
您好！
在我父亲张怀宣同志于1987年10月15日因脑血管病突然病逝前，张怀宣同志原所在单位邯郸市商业局党委和邯郸市落实情侦人员政策办公室及邯郸市委组织部，已经根据中发「1986」16号文件《关于落实情报侦查人员政策的报告》文件精神和张怀宣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打入敌人内部做情侦工作长达5年时间的实际情况，业已向市委写出了实事求是的平反和推翻1956年邯郸市委对张怀宣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文字材料。此前，邯郸市委落实情侦人员政策办公室主任杨维基同志把邯郸市对张怀宣同志的处理意见，作为典型案例向省作了汇报，得到省委落实情侦办和省组织部的同意。
在我父亲张怀宣同志病危期间，市委落实情侦人员政策办公室主任杨维基同志和市委组织部干部胡云炳同志代表组织通知家属：中共邯郸市委在1956年对张怀宣同志的结论是错误的，张怀宣同志的党龄恢复到1938年6月。手续以后追认。在组织为张怀宣同志写的《张怀宣生平》和邯郸日报第一版刊发的《张怀宣同志逝世》的讣告上，入党时间均是1938年6月。问题似乎解决了，然而我父亲逝世已近一年，中共邯郸市商业局党委、邯郸是落实情侦人员政策办公室和邯郸市委组织部部委会，根据中发「1986」16号文件精神起草通过的“对情侦人员张怀宣同志复查结论意见”上报市委也已近一年，不知何故，至今没有提交到市委常委会上去。
岳省长，我父亲与您是几十年的老同志了，他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勤勉、做事谨慎，本应能为党做出更大的一些贡献。但由于他在敌占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侦工作的特殊性，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1947年土改运动时（时任地市土改工作组组长），在市委会上，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他领导下为我党做情侦工作的伪上层人物杨真卿、王曼卿、冀卓吾说了句话，被斥为包庇地主分子。1948年肥乡整党时又被错整，受到留党察看半年处分，后纠正（您曾在1983年10月份邯郸市召开的征集党史资料老干部座谈会上提及此事）。1955年元月，省委组织部把张怀宣同志（时任市政府党组成员）在1942年初因叛徒出卖被捕一事，视为叛变自首，错定为限制使用（1987年市委根据中组「1983」16号文件精神撤销了“不可重用”结论意见），降级使用。1956年7月邯郸市委根据中央新下发的审干文件重新复查1942年被捕一事，最后以“一种错误行为”结论，工作调整为邯郸市商业局党组书记。
1986年，党我父亲张怀宣同志获悉中央专门下达文件，要为打入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的情侦人员落实政策的消息后，激动地说：倘能解决了我一辈子冤屈，我没白等到今天。1987年10月初，我父亲病危时，示意要过笔，用颤抖的手连写了几个“党”字。
岳省长，为了我父亲张怀宣同志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请您在百忙之中，抽一点时间，催促一下邯郸市委，尽快落实中办「1986」16号文件精神，从而使党的政策在我父亲身上得到体现。
岳省长岐峰叔叔，在落实我父亲政策过程中，张怀宣同志得到邯郸市委王建忠同志、兰洪基同志和市情侦办公室主任杨维基同志的关照和多方帮助，我父亲生前是十分感激的。借此机会谨向您提及，以尽我父亲生前之意。
此致
敬礼
邯郸市劳动局 张平年上
1988年6月25日
岳岐峰同志看后即委托其秘书柳中民将平年信转给邯郸市宁全福书记，并附信一封，原文如下：
宁书记：
您好!
邯郸市干部张平年同志持邯郸日报来省找岐峰同志，反映其父亲张怀宣同志落实政策问题。他意至邯郸后，给您说一下（即李总理去邯郸考察时），当时由于工作实在紧张，顾不上。这次张同志又来找，故此写一信，请商酌。
岳办柳中民
1988年6月29日
邯郸市委很快在1988年7月2日根据中办「1986」16号文件精神，撤销了1956年7月29日中共邯郸市委对张怀宣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张怀宣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打入敌人内部做情侦工作成绩显著，特别是破获了郭文明阴谋叛乱事件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并决定恢复张怀宣1941年3月至1945年7月一段党籍，党龄连续计算，入党时间从1938年6月算起。市落实情侦人员办公室还为张怀宣夫人任秀芹给予了经济补助，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原情侦人员和家属的关怀和照顾。
对于像张怀宣同志这样的情侦人员所建立的功勋和为他们平反昭雪的意义，吕传赞同志在1988年12月12日全省落实情侦人员政策工作总结会议上做出了精辟说明：“1986年，中央决定进行落实情报侦察人员政策。广大情侦人员深入虎穴，钻进敌人心脏，开展隐蔽斗争，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在这期间有几百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幸存下来的同志，多年来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不少同志受到错误处理或不公正对待，受了许多委屈，甚至有的被误杀。不落实这部分同志的政策、充分肯定他们对革命所做的贡献，于情于理不通，于革命事业无益。”罗青长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说：“解决了几十年未能解决的特殊问题，为千千万万个家庭和个人卸下了沉重的包袱。正如我们情报战线的老前辈、原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所要求的那样：‘使过去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体现了我们对党、对历史、对同志的负责精神。”
十二
纵观张怀宣同志的一生，在对事对人上始终贯穿一个不变的观点，即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待人宽厚，律己谨严，身体力行，兢兢业业。有的领导同志评价怀宣同志一生工作处“右”的时候多，总是挨批评。但怀宣同志无论在领导机关还是在基层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上下左右，党群关系都相处得融洽得体，得到群众一致好评。这从侧面证明怀宣同志的党性原则，不看风头，不随波逐流，只讲实际效果，宁愿光荣孤立，也不违心做事。这是崇高的党性、原则性、战斗性的充分体现，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的品德榜样。
图文来源 邯郸处士 编发 张建新 常小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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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文联评出10个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84岁的杨先让名列其中。
刚领完奖下台，杨先让就触霉头了。
一个远在日本的学生打电话过来，电话里哭哭啼啼道歉：“对不起杨老师，我以为您已经死了呢。”
杨先让很是“愤怒”，跟旁人说：“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还想来看我，咱不给她看。”
那个电话已经是11年前了，而2025年的今天，杨先让95岁了。
杨先让踏上绘画这条路，纯属意外，他原本想走艺术的另一端，没想到误入了这一端。
杨先让从小很有表演天赋，17岁他就曾导演过《雷雨》，还出演里面的二少爷周冲，被当时报纸赞为“最好的二少爷”。
1948年，杨先让揣着一封给艺术家欧阳予倩的介绍信，准备考南京国立剧专，途径北平时，被老乡王家树“掳”走了。
王家树当时正准备考国立北平艺专美术系，便劝说杨先让一起考得了。
杨先让觉得自己考肯定也考不上，而且他学习也不太好，还曾留级留到和妹妹同班。
就当陪老乡给他壮壮胆，结果他自己撞到个大的，他被北平艺专录取了，最后还以全班第一毕业。
杨先让开玩笑说：“我都不好意思说，因为我感觉考第一的人考第二的人都是那些优秀的人，绝对不是我。”
但有人却不这么认为。
有一年北平艺专校庆晚会，杨先让和同学一起演了个小歌剧，台下院长徐悲鸿、郭沫若和欧阳予倩都在。
表演完毕，杨先让正要下台卸妆，突然有同学跑来说院长叫他。
杨先让过去后，中戏院长欧阳予倩满脸“挖到宝”的激动，“你演得真好，来我们这里吧！”
徐悲鸿见状，马上挡在杨先让面前，“这怎么可以！快走快走！”随即“掩护”杨先让顺利撤退，徐悲鸿才松了口气。
徐悲鸿对这个得意门生“爱不释手”，将他的课堂写生当作示范作品，一有电影票就想着给杨先让。
徐悲鸿去世后，师母廖静文经常喊他来家里吃饭，大年三十还让他拖家带口一起来。
1955年，杨先让到河北写生，画了一套反映农村合作社新气象的黑白组画，发表在《连环画报》上。
他突然发现，其中一幅放羊娃等待群羊出圈的画面，要是刻成版画，应该更震撼。
说干就干，他找来木刻刀，一块梨木板子，开始自己的第一幅版画创作。
但他之前根本没学过版画，就是闹着玩儿，谁曾想闹上了全国青年美展，还拿了个奖，《人民画报》主编丁聪对其赞不绝口。
“莫名其妙”接触版画，像是命运的召唤，因为命运即将有更重要的使命交给他。
1983年，杨先让去美国看望亲人，临走前顺便逛了不少美术馆、博物馆，越逛心里越憋得慌。
他发现西方文化界很重视民间美术，像毕加索的立体派就是吸收非洲民间木雕艺术创造而成的，反观自己的国家，民间美术在哪里？
中国有比美国丰富得多的民间美术资源，能创造出多少个毕加索？
杨先让火速回了国，提倡把年画、连环画系改成“民间美术系”。
院长古元起初不赞成：“美术学院里怎么能培养民间艺人呢？”
杨先让反怼：“民间艺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培养得了吗？”
古元无言以对，杨先让也不理，嘴长在自己身上，谁也管不了他。
他到处宣扬民间美术的重要性，因而他还被戏称“杨先嚷”。
最后，院里领导被嚷得耳朵疼，开会决定让他“答辩”，杨先让通宵准备资料，会上慷慨激昂、舌辩群儒。
没想到当初最反对的古元，这次却第一个表示赞同，院长一发话、再一补充阐述，改系方案即刻通过。
哪怕如今已经九十多岁，杨先让回忆起当初拍板定案的那一刻，他依旧想哭，“真想找个地方去掉眼泪，去哭。很感动，我自己去争取了。”
当初想哭，是因为自己的争取换来了成功，而时隔40多年想哭，是因为民间美术已经熔铸于他的体内，跟他血浓于水，再也分不开了。
此时的想哭，是感动于当初的努力是对的，民间美术正在蓬勃发展。
哭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更哭为中国民间美术奔走的这四十多年，他没有一刻做错一个决定让民间美术误入歧途，没有耽误民间美术。
从1986年到1989年，杨先让花了4年时间带队14次走黄河，到黄河流域青海、甘肃、宁夏等8个省区、共一百多个县镇抢救民间艺术。
起初就算成立了民间美术系，大家也没把杨先让的“大动干戈”当回事。
例如黄永玉就曾说：“多少有激情有修养的前辈们都前仆后继地奋斗过，结果都没有闹个好，杨先让能闹个什么大苹果、大鸭梨来呢？”
黄永玉还委婉劝他别太较真，“你成天在人家的地里跑来跑去，自己的地都荒了。”
结果某一天，晒得黑黢黢的杨先让突然拿着一本厚厚的书来找他，特别兴奋地把书往他桌上一拍。
黄永玉一头雾水，拿起来翻了翻，直接被震傻了，那是他4年的劳动成果：《黄河十四走》。
杨先让根据考察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的笔记，整理而成《黄河十四走》一书，详细记录了绣片、剪纸、布艺、皮影、木偶、面花、壁画、年画等黄河流域民间艺术造型。
这何止是搞来个大苹果、大鸭梨，杨先让是给中国艺术捧回了一座金山。
黄永玉感叹：“杨先让呀杨先让，你可真邪了！那么大的志气、雄心！那么坚忍的毅力！那么精密的印刷！那么丰硕的成绩！”
说起其他好友一向调侃口气的黄永玉，被杨先让震得正经起来，他说：
“《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
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无可估量的，还有这本书背后的心血，以及难言的心酸。
当年杨先让走黄河寻找民间美术时，命运给他上的第一课就是失败、无止境的失败。
很多时候杨先让循着线索过去，往往被命运打了一闷棍，被告知民间艺人已经不在了，他留下的东西自然也丢了烧了。
就像一场比赛，他正满心斗志参加，可别人告诉他，裁判早就吹了结束哨，比赛已经结束好久了，你还来干嘛？
而大艺术家留下的东西，会被供奉上高位，可一个普通人留下的东西，能有多大价值，大家觉得留着只会占地方。
大艺术家都是大闹一场痛快退场，一个被蒙尘的民间艺术家，其最终的宿命不过是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离开。
杨先让哽咽地说：“人家是艺术家，我也是艺术家。可人家过着什么生活，而我，大教授，在北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没法比。”
黄河之行规模甚大，经费有限，队里必须省着点花，队员们成天风里来雨里去，被晒得跟出土文物一样。
带队的杨先让，更是出土文物里的“精品”，整个人被晒得黑不溜秋的，穿着一身破夹克走来走去。
有朋友千里迢迢从美国来找他，看见他住的环境、吃的东西，很是不解，别人都在争着上月球，杨先让却上农村，真是够浪费生命。
如若自己这样是浪费生命，那先前有那么多民间艺术家的生命被浪费，又有谁去替他们伸张？
杨先让要做这个人，他要引风呼啸、拂弦鸣歌，叫民间美术回头，让它心生眷恋，心甘情愿留下来，在中国艺术这片土壤酝酿自己的新生。
在国内嚷到土地上长出了民间美术的花，杨先让心满意足，拂袖而去，出国办展览、开讲座，宣传中国民间美术。
在美国开讲座时杨先让还有点害怕，担心会不会被打，因为他的作品大多都是方志敏、刘胡兰、鲁迅，美国不太喜欢的人。
杨先让讲完，果真发现自己走到哪，好几个美国人就跟到哪，这下真摊上事了。
结果，那些人跑到杨先让面前，激动地向他表达自己对他、对中国版画的喜欢……
美国休斯敦美术馆亚洲部负责人奎士汀说：
“过去只知道日本有版画，没想到中国的版画如此精彩，我要教育教育美国人。”
因此，休斯敦美术馆空出一面墙，专门展出杨先让的版画。
杨先让在美国的各个角落讲齐白石、徐悲鸿、蒋兆和、李苦禅，讲中国的民间文化，侃侃而谈。
面对别人的提问，也丝毫不卡壳，应对如流，稿子如同虚设。
台湾大学历史系的一位教授曾对杨先让说：
“你不看稿子，哇啦哇啦一谈三个钟头不休息，你英文好的话，肯定能竞选总统。”
杨先让嘴上客气说着不敢当，其实心里美滋滋，“中央美院出来的人，个个都这么牛！”
当杨先让在美国费城等十多个城市开展中国民间美术展，美国人更是彻底为之折服。
美国NBC电视台跟他约采访，但采访播出后杨先让很不满意，回去跟家人发牢骚，“美国电视台真抠门，才给5分钟播出时间。”
儿媳说：“爸，你知道人家一分钟要多少钱吗，收你钱了吗？”
杨先让回没有，但还是接着“蛮不讲理”：
反正美国人挺喜欢的，就应该多给点时间，我介绍的都是他们没见过的宝贝！
杨先让办的这些展览，大多都是自己掏腰包，实在没钱，就找朋友帮忙，要是有收入，却不惦记着赶紧还钱，而是捐给贫困山区孩子。
办了这么多事，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杨先让也没邀任何功，直接退居幕后，把亮相的位置让给年轻人。
他说，他只是干了这么些活儿而已，世上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无所谓。
像老师徐悲鸿那种人，为学生为国家为民族艺术发展，这种人才该名留青史。
如今他95岁，从不愿去医院检查身体，儿子寄回来营养品也不愿意吃。
女儿老叮嘱他多注意身体，他听着都嫌烦。
他吐槽：“去医院查出癌又怎样？我有个朋友，挺好的一个人，结果，查出癌症，没几天就吓死了。”
但要是跟他聊民间艺术，他马上换了张脸，能跟人聊上几个小时，精力如年轻一般。
刚开始我以为杨先让的“先让”，是先让优秀的人身先士卒，带领中国艺术冲刺更好的未来。
可事后我才记起，作为与他相距近60年的后代，我知道齐白石，知道徐悲鸿，却还是第一次知道杨先让这个人。
我恍然大悟，原来杨先让的“先让”，是年轻的一代需要上来，他先让出自己的位置给他们。
曾经的星光不再披在自己身上没关系，曾经的荣耀被人取代也没关系，中国美术只要一直在世界最闪耀的位置，这样就好，这样就够了。
下面是杨先让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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