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村是什么意思,邻居村干部敬酒三句话

邻居村是什么意思，邻居村干部敬酒三句话

大家好，由投稿人傅然乐来为大家解答邻居村是什么意思，邻居村干部敬酒三句话这个热门资讯。邻居村是什么意思，邻居村干部敬酒三句话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邻居村长用了狗这几个字连词造句

遥寄的心意

＂爹走了，大姐怎么还不回来？＂村口的老李婶子叹息着问我。

我站在父亲灵堂前，嘴唇紧抿，不知如何回答。

院子里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乡亲们，唯独不见大姐陈月华的身影。一阵冷风吹过，院子里悬挂的白色幡布猎猎作响，如同父亲那不安的灵魂。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春天，父亲陈德明走了，年仅五十八岁。

他是村里有名的能人，一双手不仅能修好各家各户的农具，还会做木工活，连县里的木工师傅都要竖大拇指。

自打我记事起，父亲就在村里的铁木工厂当师傅。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摸黑回家，一双手常年裂着口子，伤痕累累。母亲早逝后，父亲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抚养我们五个孩子。大姐月华排行老大，下面还有我陈德顺和三个弟妹。

＂你大姐怎么能这样？老陈对她多好啊。＂邻居王大爷摇着头，眼中满是责备，＂可怜老陈一辈子操劳，临了连大闺女一面都见不着。＂

我默不作声，只是低头整理父亲的遗像。父亲的黑白照片里，他穿着唯一一件干净的蓝布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角微微上扬，似乎对生活仍抱有希望。

＂德顺啊，你大姐到底在哪儿打工呢？这么大的事也不回来。＂村长的爱人拍着我的肩膀问道。

我摇摇头，不知如何解释。

自从十年前大姐外出打工后，每月都有汇款回家，却从未回来看过我们一次，连过年也不回。开始时，大姐还会写信回来，后来只在汇款单上草草附几句话。村里人背后都说大姐忘恩负义，发达了就不认老家了。但父亲从不责怪，每次有人问起，他总是说：＂月华在外面工作忙，赚钱不容易。咱们村里人出去不容易，能有个稳定工作就不错了。＂

记得那是七七年，大姐初中毕业就坚持要去城里打工。

那时候农村孩子能读完初中已是不易，村里大多数孩子小学毕业就下地干活了。父亲本想让她继续读书，但大姐执意要走。

＂爹，我不想读了，我想出去赚钱。＂大姐站在堂屋中间，倔强地说。那时的月华，扎着两条粗辫子，穿着补了又补的蓝布衣裳，却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怎么突然不想读了？你成绩那么好，老师都说了可以考高中的。＂父亲放下手中的活计，皱着眉头问道。

＂读书有什么用？还不是为了以后找个好工作。现在工厂正在招工，我去了就能赚钱，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大姐说这话时，眼睛直直地看着窗外，不敢与父亲对视。

临行前的晚上，我被蚊子叮醒，起来喝水时经过堂屋，偷听到父亲和大姐在低声交谈。

＂月华啊，爹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家，但是你去城里，人生地不熟的，爹心里不踏实啊。＂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担忧。

＂爹，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大姐的声音很坚定。

＂那你答应爹，一定要按时吃药，别为了省钱就不吃了。＂

＂知道了，爹。我在城里会找个好医生看看，说不定能治好呢。＂

我当时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药，什么病，只记得第二天大姐眼圈红红地背着简单行囊离开了。那个背影，瘦小却坚定，仿佛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心。

父亲下葬那天，村里下起了蒙蒙细雨。乡亲们打着油纸伞，送父亲最后一程。

我跟在灵车后面，心如刀绞。父亲一生节俭，从不添置新衣，却在病重时嘱咐要给他准备一套新衣服入殓。

＂爹这是怕见不着大姐，想穿得体面些。＂弟弟德明小声对我说，眼眶红红的。

回到家，我开始收拾父亲的遗物。

父亲的东西不多，一个旧木箱，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一把用了二十多年的锯子，还有几本翻旧了的农业科技小册子。在他枕头底下，我发现一个蓝布包，里面有一封信和一个发黄的小本子。

信封上工整地写着：＂德顺收，父亲笔＂。看到这行字，我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仿佛父亲还在身边。

我打开信，父亲的字迹歪歪扭扭却认真清晰：＂德顺，爹走后，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了。记住，不要去找你大姐，这是她的选择，也是我的嘱托。小本子里的地址收好，万一有一天需要，就按上面写的去找。爹没能等到月华回来，心里有愧，但爹明白她的苦衷。你们都是爹的好孩子。＂

看完信，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父亲到死都惦记着大姐，却又叮嘱我不要去打扰她。

我翻开小本子，里面只有一个地址：省城南湖区建设巷17号。还有一些记录，是大姐每月汇款的数目，从七七年一直到现在，整整十年，一笔不落。

院子里，收音机里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的歌声，＂爱的奉献＂在寂静的夜里飘荡。我坐在父亲生前常坐的小板凳上，望着天上的星星，不知道远在省城的大姐是否也在看着同一片星空。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按照父亲的嘱托，从没去寻找过大姐。

每月照例收到大姐的汇款和一张只写着＂家里一切都好＂的纸条。大姐的字迹瘦劲有力，像是在和命运抗争。

我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当了小学老师；二弟进了县里的机械厂，工作稳定；小妹嫁到了邻村，婆家条件不错；最小的弟弟也念完了高中，当了民兵。

村里人渐渐不再提起大姐的事，仿佛她从未存在过。只有每次收到汇款时，我才会想起那个离家十多年的姐姐。

有一次，我在集市上遇见了同村的张婶，她刚从省城探亲回来。

＂德顺啊，我上个月在省城好像看见你姐了。＂张婶神秘地说。

我心里一惊：＂在哪儿见的？＂

＂南湖区那边吧，我去姐姐家，路过一个小诊所，看见一个女人很像你姐，就是瘦了很多，背有点驼。我喊了一声＇月华＇，她回头看了我一眼就走了，可能是我认错了。＂

我听了心里直发紧，想起父亲信中的话，终是忍住没去打听。那晚，我梦见大姐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布衣裳，站在远处向我招手，却怎么也走不近。

直到十年后的夏天，一个陌生电话打破了平静。那天，我正在村小学为学生们上课，讲到一半，教导主任匆匆跑来说有我的急电。

＂请问是陈德顺吗？我是省城南湖区建设巷的居委会主任。您姐姐陈月华...昨天晚上去世了，她留了您的电话号码...＂

电话那头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握着电话的手微微发抖，脑子里一片空白。大姐去世了？才四十出头啊，比父亲走得还早。

我机械地放下电话，嘴里喃喃着：＂大姐走了...＂

教导主任见我脸色不对，赶紧扶我坐下：＂德顺啊，怎么了？出啥事了？＂

＂我大姐...去世了。＂我颤抖着说，＂我得去省城一趟。＂

当晚，我连夜回家告诉了弟弟德明。他听完，一拳砸在墙上：＂这么多年了，大姐连家都没回过一次，现在说走就走了？她到底在想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和二弟赶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车窗外的风景从乡村渐渐变成了城市。我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思绪万千。大姐离家时，这条路还是土路，坐马车要走一整天。如今柏油路修好了，汽车只需几个小时。变的是道路，不变的是乡愁。

到了省城已是下午。我们按照地址找到了南湖区建设巷，一条狭窄的老巷子，两旁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筒子楼。

17号是一栋斑驳的三层楼，楼道里散发着一股霉味，墙面的白灰已经脱落，露出里面的红砖。楼道口的墙上，还贴着几张发黄的大字报，是批判＂四人帮＂的标语。

居委会主任李阿姨是个五十多岁的矮个子妇女，穿着朴素的确良衬衫，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她带我们来到三楼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前。

＂月华同志在这里住了快二十年，从没换过地方。＂李阿姨边开门边说，＂她是个好人，虽然不爱说话，但总是帮邻居照顾孩子，修补衣物。孩子们都很喜欢她，叫她＇月华阿姨＇。＂

简陋的屋子里，一张单人床，一个小桌子，一把椅子，墙角堆着几个纸箱。床上的被褥虽然陈旧却很干净，叠得整整齐齐。屋角放着一个搪瓷脸盆和一个铝制暖水瓶，是那个年代的标配。窗台上摆着几盆绿萝，叶子油绿发亮，是屋子里唯一的生机。

＂她去世前嘱咐我，如果她有什么不测，一定要通知你们来处理后事。＂李阿姨轻声说，＂她走得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

二弟环顾这个狭小的空间，眼圈红了：＂大姐就住在这种地方？她不是在城里有稳定工作吗？每月还给家里寄那么多钱。＂

李阿姨叹了口气：＂月华同志是纺织厂的普通工人，工资不高。前些年厂里效益不好，经常拖欠工资。她还做些零活补贴家用，晚上常常熬到很晚，缝缝补补。＂

＂她...是怎么走的？＂我颤抖着问。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慢性肾炎，拖了很多年。＂李阿姨垂下了眼帘，＂早该好好治的，但她总说钱要留着用在更重要的地方。那天晚上，她突然高烧不退，邻居送她去医院，没抢救过来。＂

我和二弟面面相觑，眼中涌起泪水。

大姐每月寄回家的钱并不少，足够她看病治疗，为什么宁愿忍受病痛也不愿意用在自己身上？

我突然想起多年前偷听到父亲和大姐的对话：＂一定要按时吃药...＂原来她早就病了，却一直隐瞒着我们。

＂对了，这是她的遗物。＂李阿姨递给我一个包袱，＂她说这些东西只能给家里人看。她走得急，来不及告别，但好像早有准备。＂

我接过包袱，感觉沉甸甸的，像是承载了大姐的整个人生。

回到简陋的旅馆，我和二弟默默地打开包袱。里面是几个笔记本、一叠信件、一个相册和一个小铁盒。

相册里全是我们的照片：父亲在田间劳作，我大学毕业，二弟穿着工厂制服，小妹出嫁，小弟参加高考...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日期和简短说明。

＂79年春，德顺考上师范学校＂；＂82年夏，德明进入机械厂＂；＂84年冬，小兰出嫁＂...

照片的边角都有些磨损，像是经常被翻看。

＂大姐从哪里弄来这些照片的？＂二弟疑惑地问，＂她不是从没回过家吗？＂

我翻开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我们家每个人的生活变化：谁考了多少分，谁生了什么病，谁家盖了新房...详细得不可思议。

＂德顺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语文98分，数学95分，自然93分，老师表扬他字写得好。＂

＂德明参加县里的技能比赛，获得了第三名，奖励了一本《钳工技术》和一件工作服。＂

这些是我们的生活琐事，连我自己都记不清的细节，大姐却一一记录下来。

＂她怎么知道这些的？＂二弟喃喃道，＂难道她一直暗中回来看我们？＂

我继续翻看，在一本笔记本的夹层里，发现一张褪色的老照片。照片上是全家人的合影，是母亲去世前不久照的，大姐站在父亲身边，瘦小的身体挺得笔直，好像要替代母亲的位置照顾这个家。

最后一页写着：＂德顺已是村里的老师，德明在厂里当了组长，小兰嫁人了，家境不错，小伟高中毕业，准备参军。父亲走了，但孩子们都好。我的使命完成了。＂

读到这里，我的心一阵刺痛。大姐把照顾我们当作她的＂使命＂，为此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这些信...＂二弟打开那叠信件，每封都标着收信人和日期，但从未寄出。有写给父亲的，有写给我们兄弟姐妹的。

我拆开写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日期是父亲去世后一个月：＂爹，我知道您已经不在了，但我还是习惯跟您说说话。您放心，我遵守了约定，没有让弟妹们知道我的病。每次寄钱回家，我都好想跟着回去看看，但怕他们看见我这样会担心。爹，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能让弟妹们都有出息，值得。说实话，我有时也想家得厉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院子里的老槐树，想起您做的饭菜，想起弟弟妹妹们的笑声。但我知道，我不能回去。这病拖不起，回去只会给家里添负担。爹，您在那边还好吗？别担心我，我过得挺好的，厂里的活不累，邻居们也很照顾我。我就是有点遗憾，没能见您最后一面。等我哪天也去了，一定先去找您，给您磕头认错。＂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信中透露的孤独与思念如此强烈，让我无法呼吸。我从未想过，大姐这些年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与思念。

＂这是什么？＂二弟打开小铁盒，里面整整齐齐摞着几沓存折和票据。存折是农村信用社的，上面的余额不多，只有几百元；票据则是各种医药费收据和诊断证明，最早的一张已经泛黄，日期是七七年。

＂慢性肾小球肾炎，需长期服药控制，建议住院治疗。＂

原来大姐早在离家前就已经患病，却一直瞒着我们。她宁愿独自承受病痛，也不愿拖累家里。而父亲知道这一切，却遵照大姐的意愿，从未告诉我们真相。

＂德顺，你说大姐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如果知道她病了，我们怎么会让她一个人在外面受罪？＂二弟红着眼睛问我。

我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想起大姐寄回的每一笔钱，想起她从未间断的关心，终于明白了一切。

＂大姐不想让我们为她担心，她想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我哽咽着说，＂她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们，却不给我们负担她的机会。＂

夜深了，旅馆的窗外是陌生的城市灯光。我想起小时候，大姐总是把最好的食物留给我们，自己却说不饿；她用自己的棉袄给我们做鞋垫，自己却只穿单衣；她半夜起来给发烧的我们熬药，自己却从不说累。

我从未想过，离家后的大姐，一个人在这陌生的城市，承受着病痛与孤独，却始终惦记着家里的每一个人。

第二天，我们去医院办理了大姐的后事。医生告诉我们，大姐的病情早已恶化，这些年全靠药物勉强维持。如果早些住院治疗，也许不会这么快离开。

＂你姐姐是个倔强的人，＂医生说，＂每次来看病都说没钱住院，只拿些药回去。我们劝她多次，她总说家里有老人孩子要养，等忙过这一阵再说。这一拖就是十几年。＂

三天后，我和二弟带着大姐的骨灰回到了村里，安放在父亲的坟旁。

乡亲们听说了大姐的事，都来送行。那些曾经议论大姐不孝的人，此刻都沉默了，眼中满是敬意。

＂月华是个好闺女啊，＂当年的村长抹着眼泪说，＂为了这个家，把自己的命都搭上了。＂

老李婶子抚摸着墓碑，喃喃道：＂可怜的娃，一辈子没享过福。＂

安葬仪式很简单，但来的人却不少。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派人来了，就连镇上的干部也来了。大家都听说了大姐的故事，都为这个默默奉献的农村女子而感动。

我站在大姐和父亲的坟前，心中百感交集。

想起大姐离家那天的背影，想起父亲对她的不舍与理解，想起这么多年来我们收到的每一笔汇款...这些都是爱的痕迹，只是我们一直没能读懂。

＂大姐，你终于回家了。＂我轻声说道，泪水滚落在黄土上，＂对不起，我们没能照顾你，是你一直在照顾我们。＂

二弟跪在墓前，放声痛哭：＂姐啊，你怎么这么傻啊！我们宁愿没出息，也不愿你这样牺牲自己啊！＂

我搀扶起二弟，望着远处的村庄。

夕阳西下，远处的田野泛着金黄，故乡的风依旧温柔。

这么多年过去了，家乡变了许多，泥土路变成了水泥路，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连我们小时候爬的那棵老槐树也长高了许多。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那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和永远指引我们回家的那盏灯。

大姐二十年未归的心，终于落在了最熟悉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梦见大姐和父亲站在老槐树下，笑着向我招手。大姐不再是那个瘦弱病态的样子，而是童年时那个健康活泼、带着我们捉迷藏的姐姐。他们的笑容是如此安详，仿佛终于放下了所有的负担和牵挂。

醒来后，我决定把大姐的故事讲给我的学生们听，让他们知道，这世上最伟大的爱，往往藏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藏在那些不善言辞的人心里，藏在远方寄来的一封信，一张照片，一句简单的问候中。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会用心去读懂、去珍惜。

邻居村民作证证明书怎么写

错过与重逢

＂你走吧，家里人不同意。＂她低着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呆在原地，心里像灌了铅。

那是1976年秋天，长江洪水刚退去不久，空气中还带着泥土的腥气。老天爷不作美，那年粮食减产严重，家家户户都紧衣缩食。

我叫赵明生，二十四岁，是生产队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当时家里六口人挤在两间茅草屋里，屋顶时不时漏雨，下雨天要搬着木盆到处接水。

爹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下地干活，回来时总是满身泥巴。娘身体不好，常年有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咳个不停。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上学，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相亲这事是村里王大娘张罗的。那天她挑着篮子来我家送红薯，看见我在院子里修犁耙，忽然拍了拍大腿说：＂明生啊，你也不小了，该成家了。＂

＂大娘，您瞧瞧我家这光景，哪个姑娘愿意嫁过来受苦？＂我苦笑着，手上的活儿没停。

＂傻小子，人家姑娘看的是人品，不是家底。＂王大娘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压低声音说，＂隔壁村吴家有个闺女，叫吴淑芬，今年二十二，人勤快，模样也周正。那姑娘在供销社上班，是正经工人呢。＂

我爹听了眼睛一亮，抹了把额头的汗，拍板定下了这门亲事。

相亲那天，我起了个大早。捡了一身干净的蓝色制服，是去年参加民兵训练发的。我照着缺了角的镜子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又用小剪刀把鼻毛修了修。

＂看你那点出息。＂娘递给我一块白手绢，眼里满是期盼，＂擦擦脸，都是汗。＂

我带着半斤槽糖，是用粮票跟供销社李师傅换的，还骑着生产队借的自行车，那车后座上绑着根绳子，显得破旧不堪。我跋涉了十里山路去相亲，一路上紧张得手心冒汗。

吴家比我家好些，是砖瓦房，院里还养着几只鸡。院子里种着几株月季花，开得正艳。屋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在秋风中摇曳。

吴淑芬是个清瘦的姑娘，说话轻声细语。她穿着米色的衬衫，下面配着藏青色裙子，显得干净利落。房间里摆着一架缝纫机，看来手巧得很。

＂来，坐坐坐。＂吴母热情地倒了杯茶，还拿出几块瓜子糖，＂别客气，尝尝。＂

相亲的场面总是尴尬的。我们两个大眼瞪小眼，她不说话，我也讪讪地不知如何开口。

吴父清了清嗓子，开始问我家的情况。＂家里几口人？住啥房子？有公分地多少？＂一连串的问题砸过来，我只能如实回答。

当他看到我磨破的裤脚和粗糙的双手时，眉头渐渐皱了起来。＂我闺女念过初中，文化高，在供销社上班，你家条件......＂

后面的话不必说完，我懂了。屋子里的空气凝固了，连茶杯里的水都变得冰凉。

离开时，我像霜打的茄子，连头都抬不起来。心里那个窝囊啊，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刚出院门，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同志，等一下！＂

回头一看，是吴家小女儿，约莫十八九岁的样子，叫吴淑华。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粗布衣服，马尾辫高高扎起，眼睛亮得像星星。

她偷偷塞给我一个纸包，四下张望了一下，小声说：＂别灰心，日子会好起来的。每个人都有低谷，只要不认输，总会有出头之日。＂

她的笑容像冬日里的一把火，让我冻僵的心有了一丝暖意。

回家的路比来时更长。自行车链子老是掉，我蹲在路边修了又修。天色渐晚，田野上劳作的社员三三两两地回家，有人朝我打招呼：＂明生，相亲咋样啊？＂

我只能尴尬地笑笑，没敢说被拒的事。待到路上没人了，我才打开吴淑华给我的纸包，里面是一封信和两块水果糖。

信上写着：＂见字如面，虽然今日无缘，但请相信，人生之路漫长，只要心怀希望，总会遇见春天。我相信你是个有志气的人，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打倒。也许现在的拒绝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相遇。祝您前程似锦。＂

那封信我看了无数遍，字迹清秀，像春风拂过心头。我把它收进枕头下，每晚睡前都要拿出来看看。

回到家，娘一眼就看出了结果。＂没成是吧？＂她叹了口气，＂咱家条件差，人家看不上也正常。＂

我没吭声，只是闷头吃饭。碗里的红薯干嚼起来特别费劲，像嘴里塞满了沙子。

弟弟小军看我愁眉苦脸，故意逗我：＂哥，人家嫌你没文化吧？＂

＂滚一边去！＂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那段日子，我整个人都蔫了，干啥都提不起精神。生产队里修水车，我拿着榔头敲了半天都敲不准。队长老李看不下去了：＂明生，你这是咋了？被驴踢了？＂

＂没事，就是有点累。＂我勉强扯出一个笑容。

晚上，我躺在土炕上，盯着被烟熏黑的房梁发呆。吴淑华的话在耳边回响：＂日子会好起来的。＂

是啊，日子总得过下去。难道就因为一次相亲失败，就要一蹶不振吗？

第二年初，县里棉纺厂招工。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能进厂当工人，那可是＂铁饭碗＂啊！全公社的年轻人都摩拳擦掌，准备报名。

我爹把家里仅存的五块钱塞给我：＂去试试，争口气！＂

招工考试那天，我起了个大早，走了两个多小时山路到县城。县棉纺厂门口人山人海，来应聘的足有三百多人。

考试内容很简单，就是识字算术和体力测试。我虽然只上过几年学，但平时喜欢看《农村青年》杂志，认字不少。算术也行，掰着手指头也能算出来。

体力测试是搬煤块，一袋五十斤，要搬到仓库。我在农村干惯了重活，这点重量不在话下。一口气搬了十袋，连气都不喘。

结果出来那天，我的名字被贴在了公告栏上。我反复看了几遍，生怕看错了。真的是我，赵明生！

回到家，全家人都欢呼雀跃。娘破天荒地杀了只鸡，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爹罕见地笑了，还拿出珍藏多年的＂大前门＂香烟，美滋滋地抽了一根。

＂我就说明生有出息！＂爹对来贺喜的邻居说，眼里满是自豪。

我凭着一股蛮劲，从三百多人中脱颖而出，成了厂里的机修工。那时工资虽然不高，每月只有三十六块五，但在农村已经是很不错的收入了。

厂里分了宿舍，虽然是六人间，但有砖墙水泥地，比家里的土房子强多了。每天还有食堂吃饭，再也不用啃红薯干了。

厂里设备老旧，故障频发。每次机器出了毛病，师傅们都忙得焦头烂额。我虽然是新手，但肯下功夫学。晚上宿舍熄灯后，我借着走廊的灯光研究机器说明书，把每个零件都画在小本子上。

有一次，三号车间的织布机突然停转，师傅们检查了半天找不出原因。我想起前几天看书时记下的一个细节，大着胆子提了个建议：＂会不会是联轴器松了？＂

师傅们将信将疑地检查了一下，果然如此！从那以后，大家都叫我＂小机灵＂。

那时厂里不少设备是五十年代的老古董，经常坏。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工友琢磨着怎么改造这些废弃的零件，熬了多少个通宵。

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吴淑华的话，＂日子会好起来的＂。是啊，苦日子总会过去的。

有一次，我们发现仓库里堆着一堆废旧轴承，看着挺可惜。我灵机一动，想到可以把这些轴承清洗后重新组装。大家笑我异想天开，但我还是坚持试了一下。

没想到，这个小发明还真管用！改良后的转轴装在织布机上，不但减少了故障率，还让车间生产效率提高了两成。

厂长知道后，亲自来车间看了看，当场拍板：＂好样的！这个经验要在全厂推广。＂

那年年底，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有了自己的单间宿舍。宿舍虽小，但五脏俱全，有张小桌子，我还添置了一个收音机，每天晚上听听新闻联播。

拿到奖状的那天，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吴淑华。我把这些写成信，借了同事的相机拍了张照片，一起寄给了吴淑华。说实话，我没抱太大希望，毕竟过去那么久了，她可能早就忘了我。

没想到两周后，真收到了回信！信封上的字迹依然熟悉，打开一看，满是鼓励的话语：＂明生同志，看到你取得的成绩，我由衷地为你高兴。我就知道你会有出息的！希望你继续努力，前程似锦......＂

信的最后，她还告诉我她考上了县财校，学的是会计，即将毕业。我把这封信也珍藏起来，和第一封放在一起。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在厂里干得有声有色，还光荣地入了党。家里盖起了新房子，弟弟妹妹也都上了中学。

1980年春天，厂里来了位新会计，叫林小梅。初次见面是在厂部办公室，她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工作服，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抱着账本，看起来很干练。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她眼熟，可又想不起在哪见过。她做事认真，每天抱着账本忙到深夜。办公室的灯坏了，她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就借着走廊的灯光记账。

我看不过去，主动帮她修好了灯。还有一次，她的算盘珠子掉了，眼看着快月底结账，急得团团转。我用小刀削了个木珠子，虽然不太圆，但勉强能用。

＂谢谢你，赵师傅。＂她腼腆地道谢，脸上泛起红晕。

厂里人都说林会计性子文静，做事一丝不苟。有人开玩笑说：＂林会计这么好，赵机修怎么不动心啊？＂

我只是笑笑，没接话茬。每次看到她，我总会想起那个给我写信的姑娘，那种熟悉的感觉挥之不去。

一天中午，食堂里人满为患。我打了饭菜正找座位，不小心碰翻了她的饭盒。＂对不起，对不起！＂我连忙蹲下收拾。

就在这时，我发现她手腕上戴着一个绿色的小布袋，上面绣着一朵梅花。那布袋的花纹，我似曾相识。

我愣住了，仔细打量着她的脸。除去眼镜，那不是......＂是你？吴淑华？＂我惊讶地问。

她抬起头，笑了，眼角有了细纹，却依然明亮。＂我改名字了，现在叫林小梅。＂

原来她考上了县财校，毕业后分配到了我们厂。她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早就认出你了，就是想看看你能不能记得我。＂

我像个傻小子一样站在那里，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两封信，你还留着吗？＂她问。

＂当然留着！就放在我宿舍的抽屉里，每个字我都记得。＂我急切地回答。

她笑了，从那个绿色的小布袋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纸。＂这是你寄给我的照片，我一直带在身上。＂照片上的我穿着崭新的工作服，胸前戴着先进工作者的奖章，笑得傻乎乎的。

＂为什么改名字？＂我问。

她叹了口气：＂家里的事情有点复杂。＂

后来，我们常在厂后的小河边散步。那条河不宽，水却很清，能看见小鱼游来游去。河边种了一排杨柳，春天的时候，柳絮飞得到处都是，像下雪一样。

她告诉我，她姐姐婚后并不幸福。姐夫在供销社当采购，油嘴滑舌，表面上人模人样，背地里却好赌成性，常常打她姐姐。

＂有一次姐姐被打得鼻青脸肿，我忍不住和姐夫吵了一架。＂她望着远处的山，声音低沉，＂我爸妈怕影响姐姐的婚姻，反而责怪我多管闲事。＂

去年，她姐姐忍无可忍，带着孩子离开了县城，据说去了南方。她不愿再住在家里，就改了名字，想重新开始。

＂你说，人这一辈子为什么有那么多错过呢？＂她望着远处的山，轻声问。

＂也许，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我回答，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厂里有人看见我们走得近，开始有了闲言碎语。有人说她是为了攀高枝，看上了我这个先进工作者。也有人说我是贪图她的文化水平，想让她帮忙写材料。

我们都不在乎这些。每天下班后，我们就在河边散步，聊聊一天的见闻。她爱看书，经常给我讲书里的故事。我没什么文化，但喜欢听她讲，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生动起来。

周末，我骑车带她回老家看望父母。乡亲们都笑呵呵地打量她，说我找了个有文化的媳妇。娘拉着她的手，眼泪汪汪地说：＂闺女，我们家条件不好，苦了你了。＂

她摇摇头：＂阿姨，苦不苦不在物质，而在心情。和明生在一起，我很开心。＂

那年冬天，厂里传来一个好消息，省纺织厂有个公派学习的名额，厂里决定选拔一名优秀员工前去深造。条件是高中以上学历，年龄不超过三十岁。

我心头一动，偷偷帮她报了名。林小梅学历高，工作表现又好，正是最佳人选。我没告诉她，想给她个惊喜。

果然，她通过了初选，只等最后一轮面试。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心想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

面试那天，她穿得整整齐齐，我偷偷塞给她一个小布袋，里面放着我们的合影。＂带上它，会带来好运的。＂

结果出来那天，全厂都沸腾了。林小梅以最高分通过了选拔，将代表我们厂去省城学习一年。这意味着回来后，她很可能会升为厂里的财务科长。

办公室里，大家都来祝贺她。她却站在那里，眼圈红红的。

晚上，我们又去了河边。天上的星星特别亮，像是在为她庆祝。我兴高采烈地说着省城的繁华，说她这回可出息了。

＂我不想再错过了，明生。＂她突然说，声音哽咽，＂我想留下来。＂

＂为什么？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我不解地问。

她从包里拿出那个绿色的小布袋，里面是我们的照片和那两封信。＂记得我第一次给你写信吗？那时我就觉得你是个有志气的人。后来你果然没让我失望，靠着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工人，还成了先进工作者。＂

＂这些年，每当我遇到困难，就会想起你的故事，告诉自己不能认输。＂她的眼睛闪烁着泪光，＂明生，你知道吗？你就是我心中的那个希望。＂

我握住她的手，粗糙的茧碰到她柔软的掌心。＂那我们一起去省城吧，我可以请假。＂

她摇摇头：＂不，我想留在这里，和你一起。省城再好，没有你在身边，我也不会开心。＂

我们就这样坐在河边，看着星星一闪一闪。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命中注定。

第二天，林小梅正式向厂长提出放弃公派学习的机会。厂长急得直跺脚：＂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能放弃呢？＂

她只是轻声说：＂我想留在厂里，和大家一起建设我们的家。＂

一个月后，我们领了结婚证。婚礼很简单，就在厂里的俱乐部办的。同事们凑了点钱，买了两盒喜糖，一人发了一块。

我们的新家是厂里分的一间小房子，虽然只有十八平米，但收拾得窗明几净。她在阳台上种了几盆牵牛花，每天早上都会绽放出紫色的小喇叭，特别好看。

晚上，一盏暖黄色的台灯照亮着我们的小天地。她常坐在灯下看书或做账，我就在旁边修理一些小家电，收音机啊，电风扇啊，都是自己捯饬的。

后来，她还是当上了财务科长，我也升为了车间主任。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添置了自行车，又买了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

有时我想，若不是那年的拒绝，若不是她的一封信，我们的人生会怎样？也许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而所有的错过，都是为了让我们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

十年风雨，我们从错过到重逢，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互相扶持，共同成长。如今，我们的小家虽然简朴，但五脏俱全，阳台上种着她喜欢的牵牛花，餐桌上总有一盏温暖的灯。

每当夜深人静，我望着她安静的睡颜，心中总是充满感激。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们在最好的时光相遇，感谢那封信，点亮了我黑暗中的希望。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当你以为错过了一切的时候，生活却悄悄为你安排了另一种重逢的方式。

邻居村居

邻居村妇做爱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本文邻居村是什么意思，邻居村干部敬酒三句话对您有所帮助，欢迎收藏本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