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干部属于什么级别以上,高级干部生活待遇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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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干部指什么级别
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之际,海南反腐步入关键期。中央巡视组入驻仅一月,便在当地官场掀起波澜,多名领导干部因涉嫌腐败被审查调查。其中,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谟谐落马极具典型性,其“双面性”特征,既暴露出权力异化的弊病,也凸显出强化制度监督、深化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林谟谐,1969年生于海南陵水,在恢复高考后的教育浪潮中脱颖而出,取得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20世纪末,研究生学历极为稀缺,这为其职业生涯奠定高起点。1993年毕业后,他进入共青团海南省委学少部,深耕九年,通过青少年教育、组织建设工作,积累基层治理经验与组织协调能力。
离开共青团后,林谟谐晋升之路顺遂。调入海南省委组织部后,凭借实绩升至副处级。2008年,他开启地方主政生涯,出任文昌市副市长,实现职级跨越。为提升执政能力,赴浙江青田县挂职锻炼一年,汲取发达地区治理经验。此后,辗转琼中、文昌、昌江等地,历任副县长、县长等职,最终升任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这种跨部门、跨区域的任职经历,本是组织培养复合型干部的典型路径。
在地方治理中,林谟谐政绩亮眼。任琼中县常务副县长时,他主导城市环境整治,针对占道经营、违规搭建等顽疾,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创卫工作取得突破。在昌江县任职期间,他创新双拥工作,推进军民融合,助力昌江县获评“第十届海南省双拥模范县”,个人也进入“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对象”候选名单。这些成绩赢得组织认可,也让他在公众心中树立起务实能干的形象。然而,曾经的亮眼政绩与后来的落马形成鲜明反差,凸显出权力监督与廉洁从政的重要性。
林谟谐的接受审查调查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海南当前高压反腐态势下的典型案例。与其同日被查的海南省儋州市政协原副主席王月花,以及4月30日接受审查调查的海南省海口市政协秘书长汪娟,共同构成了海南近期反腐工作的密集成果。自4月至5月的短短一个月内,多名厅局级干部相继落马,充分彰显出中央巡视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协同发力的强大震慑效应。
此次海南反腐行动呈现出“全覆盖、零容忍”的显著特征。无论是市政协系统的领导干部,还是政府职能部门的高级官员,均被纳入监督审查范围,体现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策略。中央巡视组的进驻,通过运用专项检查、线索核查、群众举报等多种监督手段,打破地方保护壁垒,使长期隐藏在权力体系中的腐败问题浮出水面。民众对反腐工作保持高度关注,每一例官员落马消息的公布,都在社会层面引发强烈反响,充分反映出公众对廉洁政治生态的迫切期待。
林谟谐的履历与腐败行为形成强烈反差,构成极具警示意义的“双面人”样本。从组织培养角度观察,其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拥有高学历背景与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本应成为推动地方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随着职位的提升与权力的扩张,其价值观念发生扭曲,将公共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林谟谐将工作中取得的荣誉和政绩转化为掩盖腐败行为的“保护色”。其在城市治理、双拥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不仅未成为坚守初心的动力,反而助长了侥幸心理,使其错误地认为可以凭借表面政绩逃避监督审查。这种权力观的错位,导致其在利益诱惑面前丧失底线,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林谟谐案件为党员领导干部敲响警钟,凸显权力监督的关键意义。官员作为公权力行使者,本应以服务人民、维护公共利益为使命,但林谟谐的案例表明,无论个人能力与政绩如何突出,一旦背离初心、触碰纪律红线,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从制度层面看,该案件暴露出权力监督机制的短板。我国虽已建立党内、行政、司法等多维度监督体系,但实际运行中仍需强化权力制约。需进一步完善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问责的全链条监督机制,针对重点岗位和关键领域领导干部,严格落实权力清单制度与定期审计制度,确保权力规范运行。
海南持续推进的反腐行动,向全体公职人员释放强烈信号:任何违纪违法行为都无处遁形,主动投案、坦白交代是唯一正确出路。民众监督与组织监督的协同发力,形成遏制腐败的坚固防线,随着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善,腐败生存空间将被持续压缩。
林谟谐的被查不仅终结了其个人政治生涯,更警示整个干部队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廉洁政治生态,需要党员干部坚守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海南反腐实践证明,唯有保持高压态势,持续完善监督机制,才能从根源上铲除腐败土壤,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确保公权力始终为民所用。
高级干部是指什么级别以上的
1942年,在河北省遵化地区,300多名八路军在执行任务时,意外被日军包围,敌人实力是他们的十倍。即使战士们多次尝试突围,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面对绝境,战士们毫不犹豫地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其中50名高级干部也英勇牺牲。
这场悲剧的根源,竟是由于队伍中有一名潜伏的汉奸。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北省很快陷入敌手,冀东地区尤其严峻,为了将抗日斗争带到冀东,毛主席在洛川会议上发布了指示,明确要求开展冀东敌后抗日活动。
在冀东,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以雾灵山为核心开展游击战争,虽然这些游击队得到了组织上的一些有限支持,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凭借自身的力量单独与敌人作战。
凭借着对抗日的坚定信念,这些战士们活跃在长城内外,涌现出多个类似“狼牙山”的英雄群体。
其中有一位名叫刘诚光的政治干部,从毛主席在1938年号召冀东开展敌后抗战之日起,刘诚光带领百名红军战士和抗大学生们奔赴冀东,成为冀东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他不光是出色的政治部主任,还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与卓越的指挥才能。
1940年,百团大战爆发,冀东八路军在战略上配合主力部队的作战,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战术。刘诚光与十二团团长陈群紧密配合,指挥部队对日军占领的煤矿和重要车站展开了围攻。
他们在日军的运输公路和铁路上设下伏击,成功打乱了日军的后勤补给,阻止了增援部队的调动。此外刘诚光还指挥部队袭击了唐山及其周边的日军据点,给敌人造成了严重困扰,迫使日伪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为冀东正面战场减轻了压力。
刘诚光在其作战生涯中,屡次创造了不凡的战绩,成为敌军忌惮的存在。
1941年5月1日,刘诚光指挥部队重创了日军的两支部队。当时他率领十二团第二营与十三团一、二营联合行动,成功击毙日军大佐南木铁雄及150多名日军。同时刘诚光指挥十二团第二营对日伪军进行骚扰,趁机歼灭了敌军一部分。
这次战斗大大削弱了日军的力量,也使得刘诚光的名字成为敌军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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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光的名声在敌人中广为传播,尤其是当伪军听说是刘诚光的十二团时,立刻感到恐惧,纷纷准备撤退。然而即便敌人未曾行动,刘诚光依然有办法将这些伪军制服。
1941年10月中下旬,刘诚光从被击毙的日军尸体上扒下几套军装,并带领几名战士换上了这些日军的衣裳。作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掌握一些简单的日语,这让他更容易实施这一计划,他带着几名队员,大摇大摆地朝日军据点走去。
当他们接近哨兵时,哨兵试图拦截检查,但刘诚光立刻用流利的日语怒斥“八格牙路!”(日语骂人的话),伪军对日军非常畏惧,哪管他讲得是不是标准的日语,听到日语后立即不敢细查。结果,哨兵怕触犯上级,立刻放行,让他们进入了日军的据点。
进入据点后,巡逻的日军并未察觉异样,反而当成了“战友”一样对待。毕竟谁能想到,八路军会如此大胆地穿上日军制服,直接进入他们的防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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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光带领着队伍悄无声息地进入伪军宿舍,他们迅速拆开几间宿舍的门,举着枪将还在睡梦中的伪军们吓醒,指责他们:“缴枪不杀!”
那些迷糊中醒来的伪军,纷纷举起双手投降,几名企图反抗的被当场击毙,不到十分钟,整个俘虏任务便成功完成。
1942年以后,刘诚光继续担任政治主任,与团长一起带领部队奋勇抗敌,屡次获得胜利。然而最终他却被一名奸细所出卖,英勇牺牲,为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2年初,日军调集五万大军,对八路军冀东部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为了保存实力,我军迅速决定转移至外线进行作战。
虽然远离了最危险的战区,但周围的威胁依旧不断,危机四伏,形势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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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2日,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团政委刘诚光接到了总部的命令,带领部队护送50名高级干部前往平西根据地进行训练,整个队伍共有三百余人。
经过一天的艰难跋涉,队伍从迁安的莲花院出发,经过大岭沟,穿越敌人布设的封锁线,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了松山峪。
当时部队刚经历长时间的跋涉,虽然远离了敌军的侦察范围,刘诚光决定暂时在此地休整一下。然而正当大家准备放松片刻时,一名侦察员急匆匆地跑来报告,称崖口方向有大量敌军正在赶来。
刘诚光听后心生疑虑,眉头微微皱起,暗自思量:难道是敌军执行某项任务,被他们无意间撞上了?不过情况紧急,刘诚光没有时间深究,他立刻下令部队加快脚步,绕过敌军,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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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个小时的急行军,部队终于抵达了遵化境内,虽然周围一片安静,刘诚光依然保持警惕。深夜时分,他确认敌人已经彻底甩脱后,才安排部队在附近的范庄、郭家沟和李家窝一带休整。
然而刚刚休息片刻,第二天凌晨,部队准备启程时,紧急情报再次传来:西南方向有大量敌军正在活动。
刘诚光听后感到十分困惑,怎么会这么巧?从昨天到今天,他们已经碰上了两次日军。明明这次行动极为隐秘,始终保持在敌人侦察范围之外,未曾留下任何痕迹,难道这又是一次偶然的遭遇?
情况变得异常紧急,刘诚光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指挥部队开始行动。他决定留下一部分战士在原地警戒,同时亲自带领政工干部们前往村外的甲山下山沟隐蔽。
一切安排妥当后,他派遣侦察员上甲山进行警戒,时刻监视敌军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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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光安慰大家,告诉他们日军很可能只是执行某个军事任务,只要保持安静,静待敌人通过即可。
然而只有他自己清楚,虽然他表面上冷静,心中却没有完全的把握。虽然他抱着一丝侥幸希望这只是偶然的遭遇,但最坏的情况依然发生了。
不久后,几名侦察员急忙赶来报告,称南方和其他方向都发现了敌军的踪迹,刘诚光心中一紧,日军像紧跟的影子一样,显然这不是巧合,难道他们早已盯上了自己?还是队伍中有内奸?
情况危急,如果敌人真是冲着他们来,一场激战不可避免。刘诚光迅速做出部署:全体人员登上甲山,四连长王玉珍带领部队在东山头布防,警卫班长苏连存在北坡设伏,自己则带领团直属机关和50名高级干部守住主峰。
起初刘诚光还在安慰身边的战友们,心想着日军可能只是偶然经过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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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响起,一枚炮弹直接击中了不远处的山坡,瞬间掀起滚滚的烟尘。
刘诚光急忙拿起望远镜,一看之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山脚下密密麻麻的全是日军,他们正朝着这边迅速推进,敌人的数量绝对不下三千人!
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尽管占据了有利的高地,刘诚光深知胜算依然渺茫,尤其是敌人还配备了重型武器,甲山已经被敌军包围,四面楚歌,退路早已被切断。
他紧握拳头,振臂高呼:“兄弟们,这是一块硬骨头,咬不动也得撕下一块肉,拼了!”
这简短有力的动员话语激起了战士们的斗志,大家眼中闪烁着视死如归的光芒,迅速举起武器奋力反击,成功打退了敌人第一次的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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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看到八路军如此顽强,也不敢轻举妄动,转而架起迫击炮和重机枪,展开了猛烈的轰炸和扫射。
面对如此密集的炮火,刘诚光迅速寻找掩体,同时指挥道:“节省弹药,等敌人靠近再打!” 他知道此时不能浪费一颗子弹,必须等待最佳时机。
炮火停歇后,敌军再次发动冲锋,刘诚光见敌人进入射程,立即下令开火。
虽然敌人的进攻被暂时挡住,但从当前的局势来看,八路军突围的机会微乎其微,战斗已经陷入胶着状态。
就在此时,噩耗传来:四连长王玉珍在东边带领部队突围时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刘诚光听到这个消息时心如刀绞,他悲痛不已,但此刻他深知,队伍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敌人很快会再次发动冲锋。届时,他们唯一能依靠的,恐怕只有拼死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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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纷纷拔出背后的大刀、长矛,有的捡起地上的石块,甚至有些人已赤手空拳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生死决战。弹药不足,战斗的气氛愈发凝重,每一名战士都明白,这很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时刻。
随着战斗的深入,阵地上的八路军已经所剩无几。几乎每个人都受伤,满身泥泞,鲜血染红了衣服。尽管如此,尽管已经陷入绝望,每个人心中都只有一个信念:即使死,也绝不让敌人活捉。
当日寇发起最后一波冲锋时,刘诚光作为指挥官,知道自己不能被敌人俘获。他给自己留了一颗子弹,决定与警卫班长苏连存一起饮弹自尽。与此同时,其他战士们拿出最后的手榴弹,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而那些没有武器的,则毫不犹豫地跳下了悬崖。
山脚下的范庄村民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立刻意识到八路军与日军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毛主席
当黄昏降临,日军撤离后,村民们自发地前往山上,悄悄将为国捐躯的烈士遗体埋葬,确保他们能够安息在这片土地上。
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怒拍桌子:“300多人全军覆没,绝不是偶然!必定有叛徒!”
晋察冀军区迅速展开了调查,在幸存下来的20余人中,副连长陈奎发的行为引起了高度怀疑。
其他幸存者大多伤势严重,生命垂危,唯独他仅受了“轻伤”,而且子弹似乎有意避开了要害。聂荣臻元帅巧妙布下计策,表面上宣布调查结束,实际上则暗中派人严密监视陈奎发的动向。
一个月后,陈奎发终于露出破绽,半夜,他偷偷准备逃跑,偷走了一匹马,被当场抓获。检查时,包里竟藏着一封给日军的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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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两个月前被日军俘虏后叛变,日军许诺给他“大队长”职位和金条,让他为敌军提供情报。
在刑场上,陈奎发浑身发抖,哀求道:“别杀我……金条还没拿到……”他的话语透露着懊悔与恐惧。
“砰!”一声枪响,叛徒陈奎发终于得到了应得的惩罚。
甲山战斗的烈士们用生命守护了忠诚,而陈奎发的下场,永远警示后人:卖国求荣者终将遭到唾弃。
高级干部要()树立政治意识
每当聊起那些真正的军人,那些有血性、有担当的将领,我总会想起李良辉这个名字。那是1981年华北大演习,空降兵的红色伞花像染红了天空的血一样在高空绽放,第一个从飞机上跃出的,就是时任空降兵15军副军长的李良辉。一个副军长,不是坐在指挥部里发号施令,而是亲自带头跳下去。这不是作秀,这是他的风格——事事带头,处处冲锋。
李良辉的故事有点不同寻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解放军干部队伍正在推进年轻化,而他就是这股新风潮的代表人物之一。1976年,才36岁的李良辉就连跨三级,从一个团长直接被提拔为空降兵15军副军长,成为当时全军最年轻的副军长。这在当时绝对是破天荒的事情啊!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突然要指挥一群打过仗的老革命,那场面得多么尴尬。
但李良辉不是那种靠关系提拔上来、然后就开始享清福的人。相反,他拿到这个位置后反而对自己更狠。在部队里,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深入基层,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这种作风很快赢得了部队的尊重。
记得有人跟我讲过,李良辉有个规矩,就是任何训练都必须亲自参与,尤其是跳伞。在空降兵,跳伞就是试金石,是检验一个军人勇气和决心的最直接方式。李良辉总是第一个往外跳,红色的伞具在天空中格外醒目,这给战士们无形的鼓励和力量。
他对训练的要求近乎严苛。1983年,43岁的李良辉升任空降兵15军军长,成为解放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长。上任后,他规定全军上下都要参加跳伞训练,连电影放映员也不例外。有一次野外生存训练,他竟然亲自带队,揣着两天的干粮就跳进了神农架的大山里,那可是需要走一周才能出来的地方!还有一次,他们在没有通信引导、没有气象资料、没有明显地标的"三无"条件下完成了400米超低空跳伞,这在当时创下了纪录。
有些领导喜欢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李良辉却总是带头冲锋。这种风格使得他手下的战士个个血性十足,敢打敢拼。这不禁让我想起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一个小插曲。当时15军的一位领导在北京开会,请退休的李良辉吃饭。席间,这位领导自豪地讲述15军勇士在震区"三无"条件下跳伞的事迹,还没说完就被李良辉打断:"不用吹嘘,为什么建制部队没有下去,是谁带队的?军长、师长、团长为什么没有带队跳下去呢?"这一番话,让那位领导无地自容。在李良辉看来,这就是上战场,军事主官必须有担当,必须冲在前面。
军旅生涯并非一帆风顺。1987年,因为与军政委存在矛盾,又采取了不当的处理方式,李良辉被免职,进入国防大学进修。更遗憾的是,第二年军队恢复军衔制时,他没有被授衔。从国防大学结业后,他一度只能穿便衣,既不是军人也不像文职,处境十分尴尬。
直到1990年,李良辉才被安排为宁夏军区副司令员,军衔是大校,虽然保留了正军职待遇,但对于一个曾经的军长来说,这无疑是很大的落差。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就这样等着退休算了,没什么折腾的空间了。
但李良辉这个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到了宁夏军区,他依旧保持着那股子狠劲。没有部队训练,他就把武装部的部长、政委们集中起来,统一作息,每天早上出操,风雨无阻,晚上还搞紧急集合。这些平时养尊处优的武装部领导被折腾得够呛,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后来,他甚至从原来的空降兵15军调来一个连,现场表演空降,那场面相当震撼。
这么一个应该安分等退休的人,硬是把一个偏远省份的军区训练搞得轰轰烈烈,这让外界大吃一惊。后来,他被授予少将军衔,1993年升任宁夏军区司令员,1997年又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晋升为中将。
在新疆军区期间,李良辉十分重视边防建设,还组织了一次阅兵。这次阅兵原本早就计划好,但恰巧赶上了1999年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和台湾出现"两国论"言论的特殊时期,因此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外媒甚至评论说这是"以西援东,通过西北新疆阅兵,震慑东南台海"。
可惜好景不长,2000年9月,新疆军区一辆载有报废武器弹药的汽车在乌鲁木齐西山路发生剧烈爆炸,造成70多名军民死亡、300多人受伤的惨剧。事故的原因是部队在运送危险品时未做好安全预防,再加上西山路路况不佳,导致弹药剧烈摩擦引发爆炸。作为军区司令员,李良辉主动递交辞职报告,不久后被免职。
2001年,李良辉被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一直干到退休。尽管知道自己的军旅生涯已近尾声,但他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坚持。有一次去河南考察,当地驻军领导一路讲黄段子取乐,李良辉起初忍着没说什么。但到了吃饭时,这些人还在饭桌上继续讲荤段子,李良辉终于忍无可忍,愤怒地把筷子一摔,训斥道:"你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你们庸俗。"说完就离席而去。这些人表面上是调节气氛,实际上是不把这位即将退休的老首长放在眼里,没想到李良辉并不惯着他们。
李良辉虽然已经上了年纪,即将退役,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军人应有的样子。有一次《北京青年报》向军人和国防大学师生发出调查问卷,其中有个问题是"为什么选择当兵?"在众多回答中,有一个答案令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印象深刻:"一时冲动唤起了满腔热血。"写下这句话的,正是李良辉。
我想,这或许就是李良辉的真实写照。在那个武器装备还很落后的年代,是这种"满腔热血"支撑着他一次次带头跳伞,一次次深入基层,一次次严格训练。即使在遭遇挫折后,也是这种热血让他没有消沉,而是继续发挥余热,坚守军人本色。
如今回顾李良辉的一生,有辉煌也有挫折,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是一个有血性、有担当的真军人。从36岁的最年轻副军长到43岁的最年轻军长,再到后来的起伏沉浮,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是"一时冲动唤起的满腔热血"。这种热血和担当,或许正是我们今天的军队和社会所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宝贵品质。
现在想来,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像李良辉这样的军人,虽然偶有失误,但他们的血性和担当,他们的实干和冲劲,他们对军人本色的坚守,确实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
高级干部包括正厅级吗
孟涛
戒尺是中国古代教育中常用的一种教具,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师道尊严,具有鲜明的教育约束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使用“戒尺”这一形象的比喻。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手握戒尺,就是要手握法律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的戒尺、道德的戒尺,做到克己奉公。“五把戒尺”反映了领导干部必须遵循的五类规范标准,对于不断增强领导干部的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具有基础保障作用。
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体现。法律调整领域广泛,既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有力方式,也是保障人性尊严和人民权利的主要工具,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理性的化身,表征着公平和正义,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规范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规定我们怎么用权,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与本职工作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成为守法的先锋模范。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我们党历来强调要培养“自觉的纪律”。毛泽东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纪律教育,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自觉的纪律”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会自动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的六项纪律的主旨要义和实践要求,清楚明白党的纪律是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自觉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时时自省、处处自律,真正把纪律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党的制度内容丰富,既包括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等根本制度,也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制定出台的各种具体制度。在形态上,制度既包括成文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也包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不成文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毛泽东指出:“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邓小平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解决好,要有效化解党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危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完善规范、健全制度,扎紧制度的笼子”。实践证明,制度之治是最稳定最可靠的治理方式。如今党的制度已经比较健全,领导干部应该通晓各项制度、善于运用制度、严格执行制度,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包括党章党规、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以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对于这些不成文的规矩,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党内规矩有的有明文规定,有的没有,但作为一个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懂的。不懂的话,那就不具备当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和水平。”掌握这些不成文的规矩,关键在于锤炼党性。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领导干部应该坚定理想信念,用真理武装头脑,在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中提高党性觉悟,从思想上固本培元,以不变应万变。
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通过善恶、对错等标准来评价和约束人的行为,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道德和法律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两大行为规范,自古以来就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教育约束功能。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国哲学家康德景仰和敬畏“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道德建设,强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道德,指出:“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守公德要求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私德要求党员干部公私分明、严以律己、严格治家,慎独慎初慎微慎欲。真正的道德行为不仅依靠外部约束,更依赖个人的自觉和良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增强道德力量作为人生重要的必修课,以身作则彰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法律、纪律、制度、规矩、道德“五把戒尺”涵盖了领导干部思想和行动的所有领域,共同构成了领导干部的行为规则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五把戒尺”分别占据不同的地位和功能。法律和纪律是所有领导干部绝对不可触碰的底线;制度和规矩是领导干部基本行为要求的基线;道德修养是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的高线。领导干部应该守住“底线”、践行“基线”、追求“高线”,实现“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于法律、纪律之类的底线性戒尺,应该开展常态化的普法和学习活动,定期开展警示教育,以案说法说纪,严格执法执纪,确保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在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范围内活动,不得有任何逾越,从而让领导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对于制度、规矩之类的基线性戒尺,应该把相应的规范要求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行为规则、嵌入日常工作生活全流程,建立领导干部日常行为的正负面清单,通过作风建设和实践锻炼把制度意识和规矩观念彻底转化为自觉行为。对于道德之类的高线性戒尺,领导干部应该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气,全面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榜样引领作用。
要让“五把戒尺”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日常自觉,需要从思想认知、制度建设、文化浸育和实践养成四个维度系统推进。领导干部首先要对“五把戒尺”有全面正确深刻的认知,因为思想认知决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树立正确的思想认知,才能形成合理的观念意识、作出正确的行为选择。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正是因为思想认知是指导一切行动的前提和根基。思想认知是“软件”,制度建设是“硬件”;没有制度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思想的制度是僵化的。制度是调整行为、维护秩序、巩固成果的根本性支撑,发挥着“稳定器”和“推进器”的作用,“五把戒尺”的落实关键在于制度,制度本身也是“五把戒尺”的必要组成部分。文化是制度的“土壤”,如同空气和水一般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凝聚社会共识、传承文明基因,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深层滋养。“五把戒尺”本身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精神,可以通过各种文化浸育方式融入党员干部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的行为本能。实践养成是“最后一公里”,因为思想认知、制度保障、文化浸育最终都要转化为人的实践行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完善和升华。思想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制度的权威在于执行实践,文化的活力在于融入实践;实践是“五把戒尺”的最终归宿,只有实践才能检验“五把戒尺”是否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日常自觉。四个维度依次递进,形成“敬畏——自律——担当”的良性循环,从而让“五把戒尺”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日常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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