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转公可以转吗,私转公用途最好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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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转公怎么转
人民网-国际金融报
图虫创意 图
张力 制图
“私转公”的基金公司的优势主要在权益投资,但公募的规模扩张主要依靠固收产品,加之没有银行渠道支持和历史业绩支持,前期很难把规模做大。
在“私转公”这条赛道上,困难高过诱惑。
近日,又有一家私募转战公募。证监会官网显示,已接收关于利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利得资本”)、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联合申请设立利得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关材料。
志在控股公募
事实上,这并非“利得系”首次涉足公募业务。早在2014年10月,利得财富就通过受让纽银梅隆投资所持有的49%股权,成为纽银梅隆西部基金(更名为西部利得基金)的二股东。
2016年6月,利得财富更名为利得科技。利得资本正是利得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9年,并在2014年5月登记成为私募管理人。
显然,“利得系”对于公募版图的野心不止于此。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一参一控”的要求推断,利得基金将是一家由利得资本控股的公募基金。
不过,从过往案例来看,“私转公”并非易事。一家公司如果既做公募又做私募,难以防范利益冲突、利益输送。按照监管要求,全面放弃私募业务,是申请公募的前提。
这一限制,劝退了部分原本打算“私转公”的基金公司。以重阳投资为例,该公司曾在2015年12月提出申报公募牌照,而后在2017年4月主动撤回申请。
重阳投资相关人士表示:“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公司认为现阶段专注于当前的业务,发挥自己的强项,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客户,体现‘客户利益第一’的经营理念,因此决定暂不开展公募基金管理业务。”
那么,利得资本是否已经下定决心放弃私募业务,全面转型做公募?对此,利得资本相关负责人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目前的进度就是证监会官网披露的阶段,一切以主管部门审批为准。”
“私转公”之困
“私转公”的序幕始于2016年。当年6月,鹏扬基金获批,成为业内首家成功转型公募的私募。之后,凯石基金、博道基金、弘毅远方基金、朱雀基金也相继加入该行列。
三年多过去,作为公募行业自成一派的“私募系”基金公司,上述5家基金公司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从资产管理情况来看,目前只有鹏扬基金跻身“百亿俱乐部”,规模达到323.29亿元,其余4家则不足50亿元。一直以来,公募都是依靠管理费维持运营,私募则是根据业绩进行提成。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做大规模是摆在“私转公”基金公司面前的第一道关卡。
此前,已有“私转公”基金公司感受到规模缩水带来的危机感。今年6月6日,凯石基金公告称,旗下发行的首只基金——凯石淳行业精选已连续4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
公开资料显示,凯石淳行业精选成立于2018年7月19日,首募规模为3.4亿元,认购总户数为4494户。
基金公司通常把首只产品作为旗舰“代表作”,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和管理。而凯石淳行业精选成立仅十个多月便拉响了清盘警报,侧面反映了私募转型公募面临的尴尬处境。
“转型没有那么容易。”上海一家私募人士表示,和私募相比,公募的整套架构搭建起来很复杂,需要大量投入人力和物力。
一家“私转公”基金公司高管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私转公”的基金公司的优势主要在权益投资,但公募的规模扩张主要依靠固收产品,加之没有银行渠道支持和历史业绩支持,前期很难把规模做大。而公募的经营成本又很高,前几年很难盈利。
“公募运作所需要的庞大后台、营销、风控系统会让私募机构力所难及,同时还面临运营成本的压力。”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有华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牌照红利诱惑
据统计,申请“转公”的私募曾超过40家。为何转型困难重重,私募仍对公募牌照趋之若鹜?
“如果想赚钱多,就做私募;如果想做大,那就做公募。”上述基金公司高管坦言,相较私募,公募产品门槛低、受众面广,且有免税优势——公募基金分红,机构可以免20%的所得税。
刘有华认为,吸引私募转公募的原因来自五个方面:其一,得益于制度红利,公募基金的业务范围更加多元化;其二,私募转公募还有助于提升公司品牌价值,而且可以公开宣传;其三,有助于引进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等长线资金;其四,受众群体更广,更容易扩大公司管理规模;其五,建立公募体系,有助于汇聚人才。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募牌照更具稀缺性,“私转公”意味着身份的升级与获客成本的降低,可以开展更广阔的业务线。但“私转公”的成功率不会太高,因为公募牌照的申请门槛不低。
根据相关规定,私募基金申请公募基金管理人牌照,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实缴资本或者实际缴付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二是最近3年证券资产管理规模年均不低于20亿元。
私转公有什么风险
博道基金杨梦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张玫 帅可聪 北京报道
2025年5月15日,一则股权变动公告在资管行业掀起波澜——博道基金原股东史伟将所持3%股份转让给基金经理杨梦。
而据《华夏时报》记者了解,杨梦除了直接持股3%,还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持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成为这家“私转公”公募机构的重要股东。
作为博道基金量化投资总监,杨梦个人管理规模达129.36亿元,占公司公募总规模(233.51亿元)的55.4%,这一集中度在业内罕见。
公司让杨梦持股,是否是为了留住核心人才?一位接近博道基金的知情人士表示:“持股情况是根据公司章程来安排的,基于激励优秀员工的考虑,由杨梦受让此部分股权。”
起源于持股员工离职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博道基金在公司申请设立初期,就设计了目前的专业人士作为自然人股东加员工持股平台的股权结构,这一安排在获得监管部门批复后实施,延续至今,起到了完善公司治理、强化长期激励和约束机制的作用。
“作为量化投资总监的杨梦通过直接持股及员工平台间接持股,合计持股超5%,成为公司重要股东。这一架构既符合证监会关于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也通过市场化机制激发团队活力,推动投研能力持续升级。”上述人士称。
该人士还指出,本次变更申请是一次正常的股东变更安排,起源于持有公司股权的员工离职,根据公司章程,其需要随后进行股权出让,并由公司现职员工作为股权激励对象受让此部分股权,这也是因为博道基金对核心人才长效激励的重视。
另据内部人士表示,博道基金的整个核心管理团队整体稳定性非常高,从2013年至今,只发生过这一次高管离职。杨梦是2014年加入博道,从投资经理一步一步走来,是公司内部培养的典型人才。
据悉,博道基金自2018年开展公募业务,展业初期适逢市场低迷,公司坚持低位布局权益类产品,并逐步形成以主动管理和量化增强为特色的权益类产品线。截至2024年12月31日,旗下成立满4年的权益基金均创造了绝对收益和超额收益,根据银河证券排名,博道基金股票投资主动管理能力过去一年排名第20(20/127),过去两年排名第8(8/124),过去三年排名第11(11/113),过去四年排名第13(13/106)。
在管理规模上,自2018年发行首只量化产品以来至去年底,博道量化权益管理规模超百亿元,已连续多年在公募量化同业中排名规模前十;作为一家中小基金公司,博道基金的量化产品业绩同样居行业前列,比如成立时间较长的博道沪深300增强A和博道中证500增强A,都是连续6年跑赢对标指数,而且博道沪深300指增近2年超额同类第一,博道中证500指增近5年超额同类第一。
“成名作”任职回报66%
作为博道基金的量化投资总监,杨梦的晋升并非偶然。
据悉,杨梦是浙江大学经济学硕士,拥有14年证券、基金从业经验,其中,包括4年量化研究经验、10年量化投资管理经历。她曾就职于农银汇理基金、华泰资管等公司。杨梦2014年加入博道,作为公司核心员工之一,杨梦着手搭建了公司量化团队和量化策略体系,现在杨梦任博道基金合伙人、量化投资经理和量化投资总监。
资料显示,杨梦于2015年12月起参与管理博道量化策略产品,2017年4月荣获中证报“2016年金牛私募管理公司(宏观期货策略)奖”,2022年12月荣获第九届英华奖“三年期指数增强最佳基金经理”,2024年1月成功入选上海市“ 2023年东方英才计划青年项目”(70人)。
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21日,其管理的博道中证500指数增强A任职回报率达115.56%,此外,杨梦的“成名作”——博道远航A(偏股混合型基金)实现66.29%的任职回报率,管理规模突破30亿元。这样的业绩在量化产品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堪称亮眼,也使其成为业内稀缺的“量化多面手”。
根据近日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公布的统计数据,在全市场满足三年任职期、近三年业绩比较基准(全线产品)均达标的股票型基金经理中,博道基金杨梦与景顺长城基金黎海威、嘉实基金肖觅等知名基金经理均在其列。
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杨梦是博道基金的量化投资总监,提升其持股比例,一方面是基金公司对其在量化研究和量化投资管理能力的认可,增强基金公司在量化投资策略方面的持续创新和升级。另一方面,在整体行业对于薪酬绩效机制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通过股权激励方式,可以强化投研核心人员的归属感和团队稳定性。
王铁牛表示,目前政策更加强调一体化的投研平台建设,不希望基金公司过于依赖少数核心人员构建投资体系;其次,基金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与基金产品的投研决策需要保证相对独立,以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第三,对于基金公司来说,股权激励只能给少数核心人员,基金公司如何平衡好其他投研人员、基金经理的权益保障和积极性,都是行业股权激励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私转公”后“二次进化”
博道基金的股权变更,本质上是“私转公”机构的二次进化。
博道基金成立于2017年6月,是全国第三家“私转公”基金公司。其前身可追溯至2013年5月成立的上海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由资深金融团队创立,是2013年《基金法》修订后首批完成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国内第三家实现\"私募转公募\"战略转型的金融机构,博道基金于2017年6月正式完成公募基金公司设立。经过业务筹备,2018年2月成功获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标志着公募业务全面启动。
其创始人莫泰山是中国人民大学学士、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硕士、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曾创造多个行业第一:首位“公奔私”再“私转公”的领军人物,首例私募整体转型公募的成功案例。
自2017年“私转公”以来,博道基金决定专注量化赛道,首只公募产品即为量化基金。截至2025年一季度,其37只产品、233.51亿元的管理规模中,指数增强类产品占比超60%。在中小公募普遍陷入“规模陷阱”的当下,绑定核心投研力量成为突围的关键。
相较于传统主动权益基金,量化策略对人才依赖度更高——模型迭代、算法优化、数据处理等核心能力均需长期积累。
而此次博道基金对于核心员工持股的探索也回应了三个行业痛点:其一,解决“公私待遇差”难题,私募背景团队在公募体系内找到激励平衡点;其二,突破“规模魔咒”,通过细分赛道专业化而非全能型扩张实现增长;其三,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在头部公募量化产品平均规模超50亿的红海市场中,博道基金30亿级精品化产品线反而形成错位竞争。
但挑战依然存在。博道基金几乎是全权益的产品线,杨梦量化团队管理的13只产品已占公司总规模55%,接下来,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压力依旧很大,过度依赖单一业务板块的风险需要警惕。
责任编辑:麻晓超 主编:夏申茶
私转公合法吗
来源:国际金融报
在“私转公”这条赛道上,困难高过诱惑。
近日,又有一家私募转战公募。证监会官网显示,已接收关于利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利得资本”)、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联合申请设立利得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关材料。
志在控股公募
事实上,这并非“利得系”首次涉足公募业务。早在2014年10月,利得财富就通过受让纽银梅隆投资所持有的49%股权,成为纽银梅隆西部基金(更名为西部利得基金)的二股东。
2016年6月,利得财富更名为利得科技。利得资本正是利得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9年,并在2014年5月登记成为私募管理人。
显然,“利得系”对于公募版图的野心不止于此。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一参一控”的要求推断,利得基金将是一家由利得资本控股的公募基金。
不过,从过往案例来看,“私转公”并非易事。一家公司如果既做公募又做私募,难以防范利益冲突、利益输送。按照监管要求,全面放弃私募业务,是申请公募的前提。
这一限制,劝退了部分原本打算“私转公”的基金公司。以重阳投资为例,该公司曾在2015年12月提出申报公募牌照,而后在2017年4月主动撤回申请。
重阳投资相关人士表示:“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公司认为现阶段专注于当前的业务,发挥自己的强项,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客户,体现‘客户利益第一’的经营理念,因此决定暂不开展公募基金管理业务。”
那么,利得资本是否已经下定决心放弃私募业务,全面转型做公募?对此,利得资本相关负责人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目前的进度就是证监会官网披露的阶段,一切以主管部门审批为准。”
“私转公”之困
“私转公”的序幕始于2016年。当年6月,鹏扬基金获批,成为业内首家成功转型公募的私募。之后,凯石基金、博道基金、弘毅远方基金、朱雀基金也相继加入该行列。
三年多过去,作为公募行业自成一派的“私募系”基金公司,上述5家基金公司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从资产管理情况来看,目前只有鹏扬基金跻身“百亿俱乐部”,规模达到323.29亿元,其余4家则不足50亿元。一直以来,公募都是依靠管理费维持运营,私募则是根据业绩进行提成。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做大规模是摆在“私转公”基金公司面前的第一道关卡。
此前,已有“私转公”基金公司感受到规模缩水带来的危机感。今年6月6日,凯石基金公告称,旗下发行的首只基金——凯石淳行业精选已连续4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
公开资料显示,凯石淳行业精选成立于2018年7月19日,首募规模为3.4亿元,认购总户数为4494户。
基金公司通常把首只产品作为旗舰“代表作”,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和管理。而凯石淳行业精选成立仅十个多月便拉响了清盘警报,侧面反映了私募转型公募面临的尴尬处境。
“转型没有那么容易。”上海一家私募人士表示,和私募相比,公募的整套架构搭建起来很复杂,需要大量投入人力和物力。
一家“私转公”基金公司高管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私转公”的基金公司的优势主要在权益投资,但公募的规模扩张主要依靠固收产品,加之没有银行渠道支持和历史业绩支持,前期很难把规模做大。而公募的经营成本又很高,前几年很难盈利。
“公募运作所需要的庞大后台、营销、风控系统会让私募机构力所难及,同时还面临运营成本的压力。”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有华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牌照红利诱惑
据统计,申请“转公”的私募曾超过40家。为何转型困难重重,私募仍对公募牌照趋之若鹜?
“如果想赚钱多,就做私募;如果想做大,那就做公募。”上述基金公司高管坦言,相较私募,公募产品门槛低、受众面广,且有免税优势——公募基金分红,机构可以免20%的所得税。
刘有华认为,吸引私募转公募的原因来自五个方面:其一,得益于制度红利,公募基金的业务范围更加多元化;其二,私募转公募还有助于提升公司品牌价值,而且可以公开宣传;其三,有助于引进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等长线资金;其四,受众群体更广,更容易扩大公司管理规模;其五,建立公募体系,有助于汇聚人才。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募牌照更具稀缺性,“私转公”意味着身份的升级与获客成本的降低,可以开展更广阔的业务线。但“私转公”的成功率不会太高,因为公募牌照的申请门槛不低。
根据相关规定,私募基金申请公募基金管理人牌照,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实缴资本或者实际缴付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二是最近3年证券资产管理规模年均不低于20亿元。
私转公多久到账
在“私转公”这条赛道上,困难高过诱惑。
近日,又有一家私募转战公募。证监会官网显示,已接收关于利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利得资本”)、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联合申请设立利得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关材料。
志在控股公募
事实上,这并非“利得系”首次涉足公募业务。早在2014年10月,利得财富就通过受让纽银梅隆投资所持有的49%股权,成为纽银梅隆西部基金(更名为西部利得基金)的二股东。
2016年6月,利得财富更名为利得科技。利得资本正是利得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9年,并在2014年5月登记成为私募管理人。
显然,“利得系”对于公募版图的野心不止于此。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一参一控”的要求推断,利得基金将是一家由利得资本控股的公募基金。
不过,从过往案例来看,“私转公”并非易事。一家公司如果既做公募又做私募,难以防范利益冲突、利益输送。按照监管要求,全面放弃私募业务,是申请公募的前提。
这一限制,劝退了部分原本打算“私转公”的基金公司。以重阳投资为例,该公司曾在2015年12月提出申报公募牌照,而后在2017年4月主动撤回申请。
重阳投资相关人士表示:“经过反复讨论研究,公司认为现阶段专注于当前的业务,发挥自己的强项,有利于更好地服务客户,体现‘客户利益第一’的经营理念,因此决定暂不开展公募基金管理业务。”
那么,利得资本是否已经下定决心放弃私募业务,全面转型做公募?对此,利得资本相关负责人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目前的进度就是证监会官网披露的阶段,一切以主管部门审批为准。”
“私转公”之困
“私转公”的序幕始于2016年。当年6月,鹏扬基金获批,成为业内首家成功转型公募的私募。之后,凯石基金、博道基金、弘毅远方基金、朱雀基金也相继加入该行列。
三年多过去,作为公募行业自成一派的“私募系”基金公司,上述5家基金公司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从资产管理情况来看,目前只有鹏扬基金跻身“百亿俱乐部”,规模达到323.29亿元,其余4家则不足50亿元。一直以来,公募都是依靠管理费维持运营,私募则是根据业绩进行提成。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做大规模是摆在“私转公”基金公司面前的第一道关卡。
此前,已有“私转公”基金公司感受到规模缩水带来的危机感。今年6月6日,凯石基金公告称,旗下发行的首只基金——凯石淳行业精选已连续4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
公开资料显示,凯石淳行业精选成立于2018年7月19日,首募规模为3.4亿元,认购总户数为4494户。
基金公司通常把首只产品作为旗舰“代表作”,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和管理。而凯石淳行业精选成立仅十个多月便拉响了清盘警报,侧面反映了私募转型公募面临的尴尬处境。
“转型没有那么容易。”上海一家私募人士表示,和私募相比,公募的整套架构搭建起来很复杂,需要大量投入人力和物力。
一家“私转公”基金公司高管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私转公”的基金公司的优势主要在权益投资,但公募的规模扩张主要依靠固收产品,加之没有银行渠道支持和历史业绩支持,前期很难把规模做大。而公募的经营成本又很高,前几年很难盈利。
“公募运作所需要的庞大后台、营销、风控系统会让私募机构力所难及,同时还面临运营成本的压力。”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有华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
牌照红利诱惑
据统计,申请“转公”的私募曾超过40家。为何转型困难重重,私募仍对公募牌照趋之若鹜?
“如果想赚钱多,就做私募;如果想做大,那就做公募。”上述基金公司高管坦言,相较私募,公募产品门槛低、受众面广,且有免税优势——公募基金分红,机构可以免20%的所得税。
刘有华认为,吸引私募转公募的原因来自五个方面:其一,得益于制度红利,公募基金的业务范围更加多元化;其二,私募转公募还有助于提升公司品牌价值,而且可以公开宣传;其三,有助于引进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等长线资金;其四,受众群体更广,更容易扩大公司管理规模;其五,建立公募体系,有助于汇聚人才。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募牌照更具稀缺性,“私转公”意味着身份的升级与获客成本的降低,可以开展更广阔的业务线。但“私转公”的成功率不会太高,因为公募牌照的申请门槛不低。
根据相关规定,私募基金申请公募基金管理人牌照,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实缴资本或者实际缴付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二是最近3年证券资产管理规模年均不低于20亿元。
(责任编辑:赵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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