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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漥添庆文（くぼぞえ よしふみ）先生应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之邀，进行了两场关于北魏史的讲座，分享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讲座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斌教授主持，冻国栋教授点评，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生付晨晨担任现场口译。现将这两场讲座的主要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北魏墓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第一讲在9月12日下午，题目是“北魏墓志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墓志是墓内放置的、镌有志主生平等信息的刻石，亦可以指石刻的内容。漥添庆文由“墓志的规格、形制形成于何时”这一问题入手，考察墓志定型化的时间、原因等要素。他认为在北魏迁都洛阳15年之后，产生了相对固定且完备的墓志书写模式：志盖上有志主身份，正文按“志主身份——名讳——生平——死亡”的顺序写作，结尾处有四字一句、互相押韵的“铭辞”以总结志主的一生并做出评价。

讲座现场

通过考察西晋到北魏灭亡之间的墓志，漥添庆文总结出：在冯熙墓志之前的墓志内容相对单一，志文也比较简短；在孝文帝撰写冯熙墓志之后，墓志的要素、行文顺序逐渐完善起来。其后的墓志，尤其是宗室成员的墓志，往往在行文上模仿冯熙墓志。但他指出这并非定例，一般而言，志主与北魏皇室的关系越近，其墓志书写模式与冯熙墓志越相似；当志主与皇室的关系较为疏远，或葬地远离京城时，墓志的书写模式相对多样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冯熙之父冯诞去世晚于冯熙，但冯诞墓志的书写风格更接近早期（冯熙墓志之前）墓志。

漥添庆文接着介绍了墓志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他认为，之前的研究者对墓志的使用相对“随意”，即将墓志作为修正与补充正史的工具或对单一墓志进行释文、考据等方面的研究。这方面非常优秀的研究有荣新江教授关于粟特人研究（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M]，三联书店，2014），侯旭东教授对于部族解散问题的研究（侯旭东：《北魏申洪之墓志考释》[A]，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C]，2006）等。

漥添庆文目前关注的是墓志群在北魏史研究中的应用，现阶段的成果之一是对北魏后期将军号的研究。他引用阎步克教授的说法——将军号不同于唐散官，但两者颇有相似之处，即在职事官的品级较低时，将军号具有使官员维持更高地位的作用。他搜集了1200方左右的墓志，选择于正史中有记载的志主，比对墓志与其见于正史的记录，从中整理出他们的官职迁转情况。漥添庆文认为，将军号作为区分官员地位的方式，也会被授予文官，其品级一般高于职事官，在职事官官品升迁至高于将军号官品后，将军号会被除去。

将军号与职事官序列的关系问题也为漥添庆文所关注。根据墓志和正史，他复原了北魏83名官员的迁转过程，发现虽然一般正四品以下的官员每次升迁一品，从三品以上的官员常多次担任同一品级的官职，但他们都按“阶”的原则升迁：正四品以下的每品间隔一阶（如从七品与正七品隔一阶），官职的“上”、“下”（如正七品上与正七品下）之间的间隔相当于“半阶”；从三品以上则靠将军号进行区分，信息如下表所示：

上表中将军号之间的间隔为半阶。因此，从三品以上的官员在同一品级内进行多次迁转时，虽然作为职事官的官职不同，但将军号往往是相同的。从迁转时间上看，一般情况下，官员平均每3年升一阶，也有特殊原因导致非正常升迁的情况，即不到2年升一阶或每次升迁多阶。由于北魏有“起家官”的现象，故“阶”的原则能够维持官员们从起家官时就有的官品差距，进而对门阀制度产生影响（下文会详细说明）。

此外，漥添庆文以弘农杨氏为实例，说明墓志群在研究家族时的使用方法。在这一研究中，他使用的史料是杨播兄弟及其子孙的32方墓志。杨氏一门出自华阴，祖先为晋代杨珧，其族人历仕后赵、前燕、后燕，杨珍（杨播曾祖）时入北魏。杨播的祖、父担任太守一级的官职，杨播兄弟作为文明太后的“外姑”之亲属（杨播之母为文明太后的外婆），历任内朝官（皇帝近官，多由鲜卑人出任）、禁卫武官并参与了一些军事活动，得以升至正三品。在孝庄帝时期，杨氏更是出现了三公级别的大臣，旋为尔朱氏灭族。由于北魏迁都前不允许汉人归葬，杨氏家族自五胡时期即与华阴断绝联系。至永平四年（511），杨氏有一人归葬（将尸体运往故乡埋葬）华阴，三人迁葬（将已下葬的尸体别地埋葬）华阴，始与本贯恢复联系。泰昌元年（532），死于“尔朱之乱”的十三人陆续归葬。同年制作的墓志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正如日本学者谷川道雄（たにがわ みちお）指出的那样，“北朝贵族的存续基础是伦理式生活”，杨播家族的例子直观的显示了对这种生活的实践。（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纪的社会与共同体》[M]，中华书局，2013）。

漥添庆文指出，作为史料的墓志在使用时需要考虑到以下几点：一是墓志在记载志主的官历时，一般不使用“迁”、“累迁”等词语，对兼官、将军号也会有省略；二是有些墓志记载的事件会受政治局面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墓志蓄意隐去不利于志主的信息；三是有时会出现墓志记载与正史记载完全一致的情况；四是墓志存在伪刻的现象，这要求研究者注意考察墓志的真伪。

最后，漥添庆文提到北魏墓志在记志主生平时以写官历为中心，较少言及其它情况。因此，使用墓志对研究支配阶层很有帮助，但对其它方面的研究有一定局限性，学者宜多闻阙疑，并力求在正史、墓志之外接触造像铭等材料，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角度。

北魏后期的门阀制：起家官与姓族分定问题

第二讲题为“北魏后期的门阀制：起家官与姓族分定问题”，于9月14日下午举行。本次讲座着重讨论利用墓志研究门阀制实质的可能性，并考察上一讲中关于起家官的问题，探究姓族分定与起家官的联系。

讲座伊始，漥添庆文对“贵族”的定义进行了阐述，他引用日本通行的说法，将“代代出现高官的家族”定义为贵族，这意味着魏晋南北朝的贵族制具有官僚制的形态，“起家官”是这一现象的表现之一。

漥添庆文分别讨论宗室成员与非宗室成员的起家官官品，他发现，决定宗室成员起家官品级的主要因素是与皇帝（父、祖为皇帝 ）之间的时代差，而与皇帝（现任）之间血缘关系的亲疏、入仕的年龄等因素对宗室成员的起家官品级影响较小。 皇子，王子的起家官官品高于非此身份者。，他们的起家官品下限为正七品 ，代王子孙 则为从七品。宗室之外胡汉名族 的起家官品级一般为从七品，如品级高于从六品，则属于特殊任命。漥添庆文以穆氏（胡族）为例讨论了这种情况：穆氏一族通常由正七品上下起家，但穆嵩与穆严（11岁起家）兄弟分别起家于从五品上与从六品上，这是其父穆绍支持灵太后二次临朝的结果。

对于非宗室的官员们而言，年龄是影响起家官品级的重要因素：起家时，年长者的品级通常高于同等条件的年少者。通用的影响起家官品级的因素主要是宗法与政治局面：家族嫡子或长子的起家官品级高于庶子或幼子，父祖权势大者在起家时也会受到优待。其它因素，如个人的军功、自南朝“归国”等也有助于提升自身的起家品级。

在探究官职迁转与起家官品级之差的问题时，漥添庆文选取赵郡王的长子、三子与四子的记载进行讨论。赵郡王长子元谌通直郎（从五品上）起家，三子元谭与四子元谳均羽林监（正六品）起家。至武泰元年（528），谭与谳去世，谭去世时为安西、秦州刺史（正三品），比起家稍晚的谳高一阶。此时谌为魏郡王，稍早时为中军都官尚书（从二品），高于其弟。由此可见他们作为起家官时的阶差一直保持到谭与谳去世，类似事例散见于北魏。此外，也有起家官时的阶差与终官时的阶差逆转的情况。

接下来漥添庆文讲解了“姓族分定”问题。孝文帝在太和十九年（495）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了姓族分定的制度。这一制度首先确定了汉族的家格（指家族门第的高低），以此类比，确定了代人（指孝文帝迁都前居住在平城附近的鲜卑族人与鲜卑化的汉人和柔然人）的家格，作为选官的标准。之后，根据父祖是否为部落大人（胡族中的部族之长）或政治地位的高低分定“姓”和“族”。这一标准涵盖了包括缌麻亲在内的五服成员。

上表的标准中，姓2与族2要求的官、爵均更高。

漥添庆文根据柳芳对汉族家格的谈论（《新唐书》卷199）整理出下表：

可以发现，汉族划分家格与胡族分姓的标准相似，汉族家格与胡族的姓、族有一定的联动关系。此外，在孝文帝改革之前，属于“甲姓”一级的汉人数量极少。在宗室的姓族分定问题上，漥添庆文认为宗室属于代人，但优于“八姓”和“四姓”。

回到起家官的问题。漥添庆文据《通典》中的材料，指出包括膏粱、华腴与甲乙丙丁四姓在内的汉人起家品级在从八品到正七品之间，有些官职不允许被作为起家官职。具体而言，三公之子一般从正七品上起家，也可以选择从正七品的司空参军事起家；甲姓与乙姓之子可以从司空参军事之外的正七品上或正七品官职起家，也有自从七品起家的；丙姓与丁姓之子可以从司空参军事之外的从八品指从七品上的一部分官职中起家，这些情况均可以对应到胡族的“姓”与“族”中。漥添庆文认为，在这种制度下，由家格决定的起家官之差比较小，所以允许了在其后官职迁转中官品逆转的情况。

结合之前关于起家官的论述，漥添庆文对孝文帝制定姓族分定标准的原因进行了推测。他认为以父祖的官职决定家格，再以此作为选官的标准的制度就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门阀制。孝文帝认为门第可以作为德行的代表，但德行出众者未必拘于高门，因此以门阀制与考课制度结合，确保才德高者进入官僚系统并加速他们的晋升。他指出，孝文帝引入的门阀制表面是一种贵族制，但将贤才主义混入其中。但是，孝文帝之后却有与贤才主义不符的晋升存在，这一现象与代人、汉人依附权贵，对政治地位乃至家格进行争夺有关。

最后，漥添庆文总结道，北魏时期，统治者通过类似散官的将军号制度确定官员的等级与官僚迁转系统，同时，在姓族分定制度下，通过考课制度保证人才能够在官僚系统发挥其作用。这是一种与南朝不同的贵族制形态。

漥添庆文的专著『墓誌に用いた北魏史研究』已于2017年9月7日由日本汲古書院出版，第二讲内容基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现在》（窪添庆文编『魏晋南北朝のいま』，アジア遊学213，勉诚出版，2017年9月）中《北魏後期の門閥制》一文。该文中译即将与中国读者见面。（结论引用以论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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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军队内部自有一条递升之路，武官们无论官资高低，均可以按年劳磨勘迁转。

但迁资的速度无疑较慢，最快的晋升方式自然是通过军功跳过资级繁多的武官官资,获得跨越式的超擢。

一个武官若不能获取军功,即便终生沉沦下僚,亦很常见。而效用兵若想获得官资上的晋升，亦不外乎按年劳勘以及获取军功这两条途径。

在史料中，常见的效用兵迁转之法有三种名称:“陕西效用法”、“效用八资法(或称作'正额效用八资法’)”以及“效用十资法(或称作'川陕效用十资格法’)”。

接下来就此三种名称分别作介绍和比较。

首先，关于陕西效用法，在《宋会要辑稿》中常有如下的记载:“白身人依陕西效用法补授。”

白身人即不具有任何官资的人，在这里指的是不具有武官官资的普通士兵，这些普通士兵作战取胜并获得军功后，在进行论功行赏时，常常要根据“陕西效用法”获取武官官资。

如绍兴四年，张俊所统神武右军的韦进等八人因战功累计获取了三资武官官资，于是一次性“依陕西效用法，各与补守阙进义副尉。”

可见陕西效用法常适用于不具有武官官资的普通军兵。其次，关于效用八资法和效用十资法。在《宋会要辑稿》兵一九·军赏二中，有这样的记载:

(绍熙)三年四月七日，詔:

“殿前步军司拍试弓、枪手合格人，已降指挥，补转两资。其额外效用，特与依射铁垛帘作川陕效用十资格法补转一次。内有元系白身额外效用，今已拨充正额效用，合依正额效用八资法补转。如元系额外效用，因射铁帘赏，作川陕效用十资法补转守阙进勇副尉上转守阙进义副尉,今來已拨充正额效用，格法，于守阙进勇副尉上转两资。”

将效用八资法称作“正额效用八资法”，而将效用十资法称作“川陕效用十资格法”。

仅观察其名称，效用八资法前的“正额效用”四字表明此法只适用于正额效用，即在正式编制内的效用兵;而效用十资法前的“川陕”二字又将其与“陕西效用法”联系在了一起，那么是否可以认为陕西效用法与效用十资法指的是同一部效用迁转法则呢?

陕西效用法包括效用八资法和效用十资法二者，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前文，北宋时期的勇敢效用亦有“以八等定赏”。

此八等实际上与效用八资法中的“八资”是完全相同的(笔者将在后文详述)，而勇敢效用又最早出现于陕西及河东地区,故而陕西效用法与效用八资法无疑是相关联的。

其次，如前所述，效用十资法前的“川陕”二字又将其与“陕西效用法”联系在了一起。由此可以断定，效用八资法与效用十资法均可被称为陕西效用法。

再仔细观察前段史料，额外效用(与正额效用相对，即在编制外的效用兵)若射术过人，则可以依据川陕效用十资格法补转一次;而已经转正为正额效用的效用兵则需依据正额效用八资法补转。

由此可见，两种效用迁转法适用于不同的效用兵，而正额效用是比额外效用地位更高,待遇更好的效用兵,因此笔者认为，效用八资法是比效用十资法效力更高，晋升更快的迁转法则。

此外，乾道四年，宋廷规定“归正、归附人不必别立法，止依归朝人比附归明十资格法补转施行。

也就是说，自乾道四年起，所有归正人、归朝人以及归明人中的军士或愿从军之人，均可依照效用十资法补转官资。

因此，效用十资法不只适用于额外效用，还适用于归正人、归朝人和归明人中的军士或愿从军之人。当然，因效用八资法与效用十资法均属于陕西效用法，故而二者亦可用于普通军兵迁转官资之时。

接下来我们尝试探讨这两种效用迁转之法中都包含何种武官官资。

首先，我们应当明确，身具武官官资的效用兵大多只是具有不入流或无品的武官官资，需要经历长期的磨勘年限或者获取战功才能进入品官的行列。而此处介绍的两种效用法均为效用兵在不入流或无品武官阶段的迁转之法。

此外，南宋宁宗时在进勇副尉下又增设同进勇副尉和摄进勇副尉两资，在守阙进勇副尉之下又增设守阙进武副尉一资。

绍兴三十二年四月，有“言者论:'诸军效用，旧无升进格法，昨降指挥三岁与转一官，至承信郎止。然而国朝八资之制，自守进义副尉以上，自有勘年限，凡二十二年，而后入品。’”

可见效用八资法中至少包含守阙进义副尉以及承信郎，效用兵可通过效用八资法入品，从不入流或无品的武官晋升为从九品的低阶武官。

绍兴五年，宋廷下诏:“效用八资旧法，内公据、甲头名称未正，其改公据为守阙进勇副尉，日餐钱二百五十、米二升;甲头为进勇副尉，日餐钱三百、米二升。非帶甲入隊人，自依舊法。”

此可知，效用八资法中包含公据、甲头两资，亦即绍兴五年改名后的守阙进勇副尉和进勇副尉两资。

淳熙三年，周必大曾在其奏疏《乞立下班祗应迁转法》中言道:“臣窃见三衙从军下班祗应经十年改转进武校尉，外路诸军则增至十五年，此效用八资法也。”

可见效用八资法还包含下班祗应及进武校尉两资。总之，仅由以上三条史料可知，效用八资法由低到高至少包含守阙进勇副尉(公据)、进勇副尉(甲头)、守进义副尉、下班祗应、进武校尉、承信郎等六资。

那么，效用八资法中的另外两资是什么呢?

因效用八资法早在宁宗之前就已存在,可不必考虑宁宗时增加的三资。故而只在进义副尉、进武副尉、进义校尉中三选二。

因进义副尉与守阙进义副尉之间、进义校尉与进义副尉、进武校尉之间的名称相近，联系较为紧密，故笔者认为其余两资为进义副尉和进义校尉。

因此，效用八资法包含守阙进勇副尉(公据)、进勇副尉(甲头)、守进义副尉、进义副尉、下班祗应、进义校尉、进武校尉、承信郎等八资。

这也正与北宋时期勇敢效用“以八等定赏”中的“八等”相同，即公据、以为队长(即“甲头”)、守阙军将、(正名)军将、殿侍、三班借差、(三班)差使、(三班)借职。这也证实了对效用八资法中“八资”的论述。

而效用十资法共包含十资，据史料记载:“归正下班祇应任诸州军指使，五年转进武副尉，又五年转进义校尉，虽名三转，其实亦是十五年，此效用十资法也。”

由此可知，效用十资法中必然包含进武副尉、进义校尉等武官官资，可在宁宗之前不入流或无品武官总共只有八资，加上承信郎这个最低级品官，也不过九资而已，那么另外一资是什么呢?史料中并没有明文记载，笔者无法确定。

此外,史料中还有一则特殊的关于十资效用的记载,这则记载与上述十资相冲突:

枢密院言:兵部定请受格:效用一资守毅士，二资毅士，三资守阙效士,月各钱三千，折麦钱七百二十，米一石五升，春冬衣绢各二匹。四资效士，钱三千，折麦钱九百七十二,米一石一斗三升有奇，衣绢各二匹。

五资守阙听候使唤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八十，米一石二斗，绢三匹有半。六资听候使唤，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二百六十，米一石四斗七升，绢五匹。

七资守听候差使，八资听候差使,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四百四十,米一石六斗八升,绢各五匹。九资守阙准备使唤，十资准备差使，钱五千,折麦钱一千四百四十，米六石八升绢各五匹。

根据以上史料，则效用十资为守阙毅士、毅士、守阙效士、效士、守阙听候使唤、听候使唤、守阙听候差遣、听候差遣、守阙准备使唤、准备使唤。

但这些资级名称均不属于宋代武官官资，若这便是效用十资法，则此法则便是孤立存在的,无法与宋代其它武官官资相联系。因此，效用十资法似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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