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门前解读,法的门前读书心得

法的门前解读，法的门前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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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卡夫卡

法的门前启示与思考

彼得德恩里科在著作《法的门前》第二章法官第一节判断的形成中借由心理学引入了一个观点：

判断的过程很少是从前提出发，随后得出结论的。与此相反，判断开始于一个粗略形成的结论，一个人通常是从结论开始，然后努力找到能够导出该结论的前提。

如果他不能如愿以偿地找到适当地论点，以衔接结论与他认为可接受地前提。那么，除非是一个武断而疯狂的人，他将摈弃这一结论而去寻求另一结论。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观点就像是一束烟花忽然投到我思考的天空之中，我渐渐有些意识到，我有时候的争论，与他人的，好友的，某个网上观点的争论，就像是这个观点所触及的。

我并不是以资料逻辑的三段论引出相关的观点，反倒是我本人先画了一个靶子，然后再对着这个靶子输出。

这一点震撼着我，以至于更多的去读一些批判性的，思考性的书籍，然后让我不断地去突破我原有的思考，在对人说话或者自己做事的时候也能够更圆满些。

我毕竟不想成为那种凝固化的，自以为是的我。

我想要尽可能的丰富些，这样对我好，对我周围也好。

法的门前在线阅读

K莫名其妙遭到逮捕，受到指控，成了被告。在他第一次去接受审讯的时候，K看到了许多被告，一个个低三下四地挤在过道里。K问带路的听差：“难道他们非得这样卑躬屈膝吗？”听差回答说：“是的，他们是被告。你在这儿看到的，全都是被告。”

被告的身份与卑躬屈膝的态度看来是理所当然地关联着的。K刚刚成为被告，还不理解这种状态的必然性，甚至还怀着要与“法院”抗争的英雄主义心理。他彬彬有礼地问一位年老的被告——实际上所有的被告都衰老了——“你在这儿等什么呢？”被问的人不知所措，回答说：“我在等着——”但他一开口就卡壳了。沉吟良久之后，他带上了微笑，仿佛气定神闲地回答说：他在“等着审理结果”；但这一段时间间隔（包括从不知所措向“面带微笑”的态度转变），烘托出了一个没有宾语的动作：“我在等着——”

《审判》中被告的本质就浓缩在这个动词之中：等着。这也是K将陷入的状态，同样也是“在法的门前”故事中那个乡下人的状态。“卑躬屈膝”就是“等着”本身。这是比“等着审理结果”更要命的事情。

被告的魅力正是来自这一现象。

“被告的魅力”这个主题出现在“解聘律师”部分。K的律师有一位女仆，名叫莱尼。在小说中，K与莱尼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段暧昧关系。K似乎将他对莱尼的吸引力归结为自己的魅力。但当他发现莱尼与律师的另一位形容猥琐的老顾客——律师把他叫作“可怜虫”——也有这样的关系时，答案就是否定的。也许他将认为莱尼是个荡妇。但老律师揭示了其中的真相，虽然他也说那是莱尼的怪癖：真正的魅力来自K与这位老顾客的共同身份——被告。被告的身份让他们都“看起来很帅”。它以对年轻女仆不可抵挡的性吸引力这种形式表现出来。

律师说，莱尼的怪癖是，“她觉得几乎所有的被告都是颇有魅力的。她依恋他们每个人，爱他们每个人，看样子自然也被他们每个人所爱。”但实际上，律师并不真的认为这只是莱尼的怪癖，因为他同样认识到，被告“确实常常是很有魅力的”。他甚至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然科学现象”。为什么？律师解释说：

那些被告恰恰是最具有魅力的（handsome）。不能说是负罪（be guilty）使他们具有了那种魅力，因为——起码我作为一个律师应该这么说——他们不全都是有罪的。也不能说是尔后那无可辩驳的惩罚事先已经赋予了他们的那种魅力，因为他们并非都会受到惩罚。说到底，他们的魅力只是来自于对他们提出的、使他们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诉讼（proceedings）。

赋予被告以魅力的，不是罪，也不是惩罚，而是诉讼程序本身。这一解释具备法学的严格性。因为根据源自西方的现代司法原则，被告不等于罪犯。在被法庭正式定罪以前，应当认为被告尚且是无罪的，惩罚当然也还无从谈起。被告的身份仅仅意味着他或她身处一个结局未定的法律程序之中。

但律师的解释超出了法学观点。他不再把“控告—审判—行刑”视为一个整体，而是把从起点开始到程序结束之前的程序本身独立出来。因为赋予被告以魅力的，仅仅是一段“进程”。其实小说《审判》最准确的译名应该是《进程》或《程序》（Der Prozess）。正是在“进程”之中，法院的权力——或者更一般化地讲，权力本身——在被告的肉身上显现。被告是权力的道成肉身。权力支配的事实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物。权力是不可见的。在掌权者身上同样看不见权力。权力像风，是无形的。只有在行使的过程之中，在成功地支配了权力对象的时候，它才变得可见，正如风只有吹动了枝叶的时候，才是有形的。这正是被告之所以“确实具有魅力”的原因所在。

可是，为什么权力的决定性证据不是被告有被定罪和惩罚的可能性呢？不是只有权力能够定罪和惩罚，它才成其为权力吗？小说中的K最终被定罪处死。这难道不是权柄真正让人畏惧的地方吗？如果我们把指控、定罪、惩罚视为一个权力的整体，那么这一疑问就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程序的结局如果是小说中K的结局，那么定罪与惩罚很可以为是一种遗憾：程序结束了，权力失去了自己的肉身，失去了自己的对象。这种损失，也许只能用另外更划算的“收益”才能弥补：比如钉死耶稣的收益，据说是捕获全部人类，使整个人族进入对审判的等待之中。

卡夫卡感知到权力的最强烈时刻不是权力最具戏剧性的时刻（比如福柯描述过的盛大行刑场景）。卡夫卡的天才在于为权力最日常化的状态赋予最具戏剧性的形式。“在法的门前”故事里那个寻找法的大门的人，终生都被“捕捉”在了法的门口。这种“门口”、这种“介于内外之间”的临界之权，这种“例外之权”，根据某些论者的看法，才是真正无限的权力。小说的故事主体所要表现的同样是这一现象。

K遭到逮捕，但没有逮捕的物理行为。看守只是履行了逮捕仪式——而且是在K 租住的公寓里进行的。看守仿佛只是捎来了一份口信。但从此之后，K的灵魂就陷入了程序的罗网之中。真正的逮捕行为作用的对象是人的灵魂。灵魂被逮捕，身体自然就被逮捕了（欧阳江河有一个妙不可言的短篇《纸手铐》，异曲同工）。

另外，逮捕仪式发生在日常起居之所——不仅如此，在K寻找法的大门的过程中，他所遭遇的所有低级权力，包括初审法院的办公场所，都在日常生活之中。甚至对违规的看守进行的鞭刑，也发生在K所在银行的储物室。一方面是权力栖身在日常生活的场所，另一方面是权力以“捎带口信”的形式运作，这两者其实表现的是同一件事：权力无所不在，它与对象之间没有边界。

不过，以更加强烈的形式表现了这种无限性质的，是K受到指控，却没有具体的罪名。由于没有具体的指控理由，K的辩护也就成了问题。辩护没有了对象，结果就只能就K的整个生存展开。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能巨细无遗地在一张辩护状中，写下自己的一生。

小说情节的进展有相当部分就是围绕辩护状推进的：K应对诉讼的第一个行为就应该是向法庭提交自己的辩护状，但律师迟迟没有完成这一行为，结果就是K解除了对律师的委托。但K自己同样也无法完成它：“……他对现有的控告一无所知，更不知道由此会引申出什么样的指控。他必须老老实实地回顾整个一生，一五一十地说清楚自己经历过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行为和事件，从方方面面去检查一番”，可是“……要写成这份辩护书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情节设定使发出指控的权力，对于K来说，成了无限的权力。就像在上帝面前人不可能加以申辩一样，在无限权力面前，被告也丧失了辩护能力。作为法学博士，卡夫卡当然清楚，法律指控针对的是人的某个具体行为，而不是人的整个存在。所以，只有指控却没有具体罪名，这样的设定是“荒诞”的。

但我们不应忘记，K所面对的权力恰恰是无限细分了的权力：他之所以不知道罪名，是因为看守的权力仅限于逮捕。在法的门前，守卫告诉乡下人，在法的门后还有无数道门。K也被告知，法院的程序有无数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只负责自己的事，对后面的进程统统是一无所知的——这里的一无所知，不一定指不了解，而是指，从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角度出发，这个环节的人不应该超出自己的权限，哪怕是透露或议论其他环节，也是越权的（“在法的门前”的故事也发挥了这个“尽忠职守”的要求）。

只有指控而没有指控的理由，这样的情节是对K身处其中的程序特征的准确再现：不是由于权力声称自己是无限的,人才感知到无限，而是因为程序的每一个环节是无比微小的，才使人陷入了不可知的无限之中。真正将人“捕获”的，反倒是权力分化出来的极其微末的一个环节。即使在一个世俗的、没有暴君的有限主权之下，权力也能够通过无限分割从而缩小自己的策略而变得无限。

如果可以这样来理解“被告的魅力”，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质疑对小说结局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在法的门前”这个故事，作为法律的序言，提供的是一种说服的功能：它让法律的臣民自愿接受法律的权威，因此小说的结局——K坐在门口安静地等待刽子手来处决自己——表现的，是法律的序言产生的效果。K最终停止反抗，臣服于法的权力。法律因而得到了自愿的遵守。然而，我们同样有理由说，小说的结局表现的是无力反抗者最终极的反抗，那就是让法的权力失去对象，从而终结这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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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副教授。

来源：周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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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读书笔记

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国内思想界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目前已有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内的数十种著作被翻译为中文。“一种声音·阿甘本”系列译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网站的专栏“Una voce”，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经其授权刊发。本文收录了发表于2025年3月和4月的四则短文。

吉奥乔·阿甘本

即将到来的中世纪

塞尔吉奥·贝蒂尼（Sergio Bettini, 1905-1986，意大利艺术史家。——译注）的《古代世界终结时的艺术》（L'arte alla fine del mondo antico）书中的一段话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它和我们生活的世界极其相似。“政治功能由国家官僚来承担；这群官僚被孤立和突出出来（成为拜占庭和中世纪宫廷的先声），而大众则走向弃权主义（中世纪的“人民的无名”[anonimato popolare]的萌芽）；不过，在国家内部，又围绕不同形式的活动，形成了新的社会核心（中世纪行会的萌芽）；而大地产（latifondi），在自主后，则成为了某些大型修道院组织和封建国家本身的先兆。”

如果说，这个描述——政治功能集中在国家官僚手中，后者脱离民众基础，大众则走向弃权主义——完全符合我们的历史情景的话，那么，只要稍微更新接下来几行字里面的术语，就足以让我们认识到，这里也有熟悉的东西。贝蒂尼提到的大地产，在今天对应于以日益自主的方式行动，追求某种完全脱离共同体利益的逻辑的经济和社会团体；而在国家内部形成的社会核心，不只对应于在国家官僚机构内运作的游说团体，也对应于这一状况，即整个职业范畴，都被纳入了政府功能，就像近年来医生所面临的情况那样。

贝蒂尼的书写于1948年。1971年，罗伯托·瓦卡（Roberto Vacca, 1927- ，意大利工程师、数学家、科学传播者、作家。——译注）的《即将到来的中世纪》（Il medioevo promisso venturo）出版，作者在书中预言了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灾难性演化——它们将不再有能力解决与能量的生产和分配、交通、水供给、废物处理和信息处理相关的问题。如果瓦卡都能在书中写道，那些年，对即将来临的灾难的预报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生产出一种真实的“描绘毁灭的”文学，那么，今天的末世预言——尤其是那些与气候相关的——至少翻了一番。

就算灾难（比如说核能源造成的那些）即便不是大概率的，肯定也是可能的——我们也可以想象我们生活的系统的，不必然以灾难形式发生的退化。比如说，今天，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精神崩溃是显而易见的，哪怕它们还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该怎样思考一个“新中世纪”的到来呢？怎样才能把我们在自己身边看到的那种政治上的弃权主义，变成能够发明新的、匿名形式的生活和表达的“人民的无名”呢？而国家官僚的孤立和自主权势团体的扩散，又会以怎样的方式预示与大修道院——其中，对现有社会的出离，生产出新的共同体形式——相似的现象的出现？确定的是，只有在一开始人数不多但数量逐渐增加的个体能够在正在解体的政治形式中读出新的或更古老的生活形式的预兆的条件下，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2025年4月28日

“新”与“旧”

为什么我们能描述和分析正在解体的“旧”，却不能想象“新”？也许是因为我们或多或少无意识地相信，“新”是在“旧”结束之后来——我们不知道来自哪里——的某事物。因此，漫不经心地使用前缀“后-”这个行为就暴露了在思考“新”上的无能：新的是后现代的、后人类的——无论如何都是之后来的某事物。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只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思考“新”，即在过去的、解体的“旧”中解读它、破解它隐藏的特征。在非凡的片段《没落的祖国》（Das untergehende Vaterland, La patria che tramonta,1800）中，荷尔德林把这点说得很明白了。在这个片段中，对“新”的感知，与对正在没落的“旧”的回忆密不可分，的确，它在一定程度上可爱地呈现出“旧”的形象。已经过去、似乎要解体的东西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被掏空了它的意义，又以某种方式变得可能了。本雅明在写到这点的时候也指出了一个类似的点：在回忆的瞬间，看似完成的过去又显得未完成了，并因此给了我们那个最珍贵的礼物：可能性。只有“可能的”才是真正“新的”：若它是已然实际、生效的，那么它就永远是已经衰落、老旧的。“可能的”不来自未来，它在过去，它是不曾是、也许永远不会是，但本可以是并因此而与我们有关的。只有在我们能够把握过去——也即我们所拥有的唯一事物——在永远消失前的一瞬间给我们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感知“新”。而我们也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今天正在我们周围一切地方解体和消失的西方文化。

2025年4月7日

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

1976年，海德格尔在接受《明镜》访谈时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这句话一直引起各种各样的怀疑。为理解它，首先必须把它放回它的语境。海德格尔当时正在谈论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治得住的，支配全球的技术。哲学和其他精神力量——诗、宗教、艺术、政治——都失去撼动或引导西方人生活的能力。因此也就有了这样一个痛苦的诊断，即它们“不能给世界当前的状态带来任何直接的改变”，和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海德格尔之后立刻做出的澄清——我们必须不但为“一个神的出现”做准备，也要、毋宁说更要“为神在暮光中的缺席，为我们在缺席的神面前沉沦这个事实”做准备——也确认了这点，即这里谈论的，绝不是什么千年预言。

不消说，海德格尔的诊断在今天也丝毫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的确，如果可能的话，它甚至更加地无可辩驳、更加地真实。人类已经放弃了精神问题这一决定性的品级，并创造出一个特别的领域——文化——来限制自己。艺术、诗、哲学和其他精神力量，在它们还没有彻底灭绝或耗尽的时候，就被限制在博物馆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机构之中，在那里，它们作为或多或少供我们消遣、让我们分心不去关注存在之无聊的有趣之物（并且经常同样地无聊）幸存下来。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位哲学家的痛苦诊断呢？在什么意义上，“只有一个神能救我们”？在黑格尔和尼采宣布神死了以来的差不多两个世纪里，西方失去了它的神。但我们失去的，只是一个可以命名、可以赋予同一性/身份的神。实际上，神之死，是神圣的名称的消失（“神圣的名称正在消失”，荷尔德林如此哀叹）。在名称之外，最重要的东西还在：“神圣的”(il divino)。只要我们还能把一朵花、一张脸、一只鸟、一个姿势或一棵草感知为神圣的，我们就可以不需要一个可以被命名的神。对我们来说，有“神圣的”就够了；对我们来说，这个形容词比那个名词更重要。不是“一个神”——而毋宁说是：“只有‘神圣的’才能救我们”。

2025年3月21日

政治的寓言

我们都在地狱中，但有些人似乎认为，在这里除研究和细致地描绘恶魔、恶魔可怕的模样、恶魔凶恶的行为、恶魔背信弃义的阴谋外无事可做。也许，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自欺，让自己以为自己能够逃离地狱，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整天干的这些事情，就是恶魔为折磨他们而设计的最恶劣的惩罚。和卡夫卡的寓言故事（指《在法的门前》。——译注）中的农民一样，他们只是在数守门人衣领上的跳蚤。不消说，那些在地狱中把时间花在描绘天堂的天使上的人也错了——这也是一种惩罚，显然没那么残酷，但和另一种惩罚同样地可恨。

真正的政治就在这两种惩罚之间。它首先始于认识到我们身处何处，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逃离包围我们的阴间机器。我们知道关于恶魔和天使需要知道的一切，但我们也知道，地狱是用关于天堂的错误想象建成的，伊甸园的墙每加固一分，地狱的深渊就会变得更深。关于“好”，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它也不是我们能够深入研究的主题；关于“恶”，我们只知道，是我们自己建造了这架我们用来折磨自己的阴间机器。也许关于“好”与“恶”的科学从来没有存在过，无论如何，此时此地的我们也对它不感兴趣。真正的知识不是一门科学——它毋宁说是一条出路。而今天，顽强、清醒、迅速的现场抵抗可能就是这样的出路。

2025年3月8日

文/Giorgio Agamben 译/王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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