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秀媚任达华，关秀媚三年级哪部最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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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秀娟律师
11月23-24日，由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俄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区域国别学院）、《外语学刊》编辑部共同主办的“2024年全国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论坛”在主楼一楼报告厅召开。校长王敬波，研究生院、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等部门负责同志，以及来自全国外语学界的十余位专家、百余名研究生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黑龙江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孙超主持。
王敬波在致辞中对与会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表示欢迎。她指出，人工智能时代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她回顾了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她强调，学校将依托传统与地缘优势，继续积极探索实践型、应用型、复语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智库研究，注重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致力于推动学科融合与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建设。
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科发展规划处处长彭文钊代表与会嘉宾致辞，他指出，外语学科应紧跟时代步伐，将数字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融入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推动学科交叉化和复合化发展。北京大学俞文沁同学代表与会研究生发言，表示青年学子要拥抱新兴技术，立足学术前沿，推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
主旨发言环节邀请了原大连外国语大学刘利国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彭文钊教授、国防科技大学陈勇教授、西安外国语大学赵红教授、吉林大学徐博教授、国防科技大学班文涛教授、曲阜师范大学王洪明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毛延生教授等多位专家。主旨报告嘉宾从不同视角，分别对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区域国别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跨文化交际与国际传播等领域的最新动态展开了深入探讨，为参会师生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洞见，拓宽了学术视野，激发了思路与灵感。
本次论坛设置4个主题的9个分论坛，通过论文初审的130余名研究生代表宣读论文。经过专家点评，共评选出优秀论文67篇，其中一等奖10篇，二等奖17篇，三等奖20篇，优秀奖20篇。闭幕式由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院长关秀娟主持，研究生院党委副书记朱毅宣读论文获奖学生名单。获奖学生代表许一诺在发言表示，将以此为动力，不断提升学术能力，勇担新时代青年学者的使命与责任。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陈勇教授致闭幕辞，高度评价了本次论坛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勉励广大青年学者以论坛为契机，拓宽视野，深入探索，为外语学科发展和中外文明交流贡献力量。
自2013年创办以来，全国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论坛已成为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品牌。本次论坛以“数智时代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为主题，聚焦研究生教育数字化转型与学科发展趋势，为外语学科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文字 | 俄语学院
摄影 | 全媒体中心摄影工作室
排版 | 金松琦
责任编辑 | 张笑雷 李牧 邵明琛 王思聪 孙晟伟 金松琦
审核 | 肖博宇
关秀媚的三部经典电影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在圆明园跟清华大学之间,打上它三四十口井!
因为这件乍听上去匪夷所思、简直需要点想象力的事,又小又没名气的北京市海淀区水磨社区,突然在2014年夏末备受瞩目。
“租房吗?不租?不会又是记者吧?”58岁的关秀娟坐在位于水磨东街“著名景点”——“一线天”的家门口,边跟同是房东的街坊们聊天,边打量狭窄小巷上陆续通过的行人,寻找潜在租客,结果两天问到三拨四个记者。儿子跟她说,远在新西兰的同学都从外媒报道里知道了水磨。
此前,在北京市几万个社区中,水磨值得一提的也就是位置:挨着中关村,整个社区被中关村北大街劈成东西两半,路西的水磨西街靠着圆明园公园东墙,路东的水磨东街、水磨中街跟水磨新区紧贴清华大学西墙。
一侧是皇家园林,一侧是高等学府,中间夹着面积约0.25平方公里、原本叫水磨村,现在叫水磨社区的一坨子平房区。据当地居民跟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估计,这里住着本地人口约一两千,外地人口上万。
“我是清华大学教师”,2009年,有网友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海淀分局网站上饱含感情地留言,说水磨这片地“就像一个楔子,钉入了清华大学的规划教学区,美丽的校园被钉入了一个破乱不堪的村子,就像一个美女头上长了块牛皮癣”。
言辞中,不难体会留言者的激烈好恶,“从清华大学天文台往东看,是恬静的教学楼,美丽的草坪；转过身往西看,就是盲流云集的农村,乱七八糟的私盖楼房,还有垃圾的恶臭,劣质烟煤的浓烟……”他说在清华大学的整体规划中,这里属于清华,本应在2005年就被纳入校园版图,但“这个村子就像一个毒瘤,并且不断地恶化与蔓延。”
当时,规委会网站回复:“来信中提及的清华大学规划教学区的水磨村,规划性质为教育科研用地。关于此地块的征地情况相关部门正在研究之中。”
2005年、2009年、2014年,水磨始终钉在清华跟圆明园之间,不曾稍动,可谁又愿这样呢?
9月,为迎国庆和APEC,北京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城中村整治活动,60个存在安全隐患的城中村年前将得到治理,小的像块“边角料”的水磨不在名单之列。
“水磨”里的水
要在老一辈水磨人年轻时跟他们说,名字里都敞敞亮亮带个“水”字的水磨,有一天会吃不上水,这简直不是笑话就是鬼话。要知道,水磨之所以打清代起就叫水磨,就因为水多。
但对今天的北京而言,这也不稀奇。水磨所在的海淀区之所以叫海淀也是因为水多,历史上的北京城处处湿地、水面,然而如今早在日益巨大与膨胀中,干涸成比某些中东、北非地区还缺水的极度缺水城市。据市自来水集团的数据,今年夏天,北京城区用水一路上升,屡次接近极限。
1952年,19岁的张桂珍嫁到水磨村,落户在现在的水磨东街,离家不远有成片的水稻田。她记得在院子里挖坑囤过冬吃的大白菜,“赶到开春一看,水冒上来了,白菜都游泳!”80岁的老人想想昔日“三锹下去就出水”的水磨,再看看今朝,“现在不成啊,现在哪儿有水啊?”
7月26号,北京正热,水磨社区不少人家里开始停水。一停三五天,正常,每年这时候,用水总要出点问题；停了一两周,焦躁,没人管,没人解释,没人告知水要停到什么时候；一停20天,他们得行动了。喝水可以订桶装水,洗澡、洗衣服总不能也使纯净水吧?“那得什么家庭啊?”有人啧啧感叹。
楼房租客公用的唯一水龙头,每天早上都要排队使用。(王京雪摄)
很快,村里迎来一批打井队,打完这家打那家,很多房子外墙被涂上“打井:139XXXXXXXX”的字样。社区内各条路本就紧窄,集中打井让一些路段走人都勉强,更别提扫厕所的车。公厕的“惨状”叫人们现在提起都难受,道路恢复通行当日,清洁工人的车子一连拉出去四趟。打井后沙石混杂的泥水堵住下水道,环卫的人过来看了看,路太窄,环卫车开不进来,只好派人拿铁锨使劲儿挠,小推车再一车车推出去。
打一口井三五万元,几家合着也不便宜,井打出来水不能喝,“不干净”“有味儿”“喝了不得血吸虫病?”但接在井上的黑管子几米十几米地绕啊绕,各家各户总算能听到水声,能洗澡洗衣服了。
水磨至今没有市政管网,张桂珍说,这里一直有打井传统,她嫁过来时,村里用着大队的井,嫌公家井远的就在自己家也打一口。上世纪80年代,上面让他们铺管线,由一墙之隔的清华大学负责供自来水。每年的供水量从那时固定到今天,水磨楼却越盖越多,人口已近当年的10倍,僧多粥少,这里闹水荒已不下十年,不交水费也有了年头,早有人自己打井,这次前所未有地三伏天大断水,不过是逼着没打井的也打上一口。
“断水居民私自打井救急”,当小小水磨藏有三四十口私打井的消息传出去,有关部门说应罚款封井,有水磨人问:“你给我们解决水的问题啊?你解决不了,我们老百姓自己解决,可不就打井么?就这个能耐,不然怎么办呢?”
“一线天”下的人
傍晚,水磨热闹起来。一进社区,天南海北的小吃摊位把路两边占得满满当当。哈尔滨冷面,安徽烤面筋,武汉鸭脖,山西面点、桂林米粉、台湾便当、韩国烧烤、越南烤鸡……一路走来,三步换种味道,间或有几步里夹杂着路边垃圾池和公厕的酸臭。摆摊的多是住这里的外地人,买这些东西吃的也多是住这里的外地人。
推着自行车的人流络绎不绝,走路很难走快,但据说这比清早大批人马上班时好得多,“早上‘一线天’那儿自行车多的走路得跳着走”,有个当地人说。
屋顶上,一个男人站在上面仰头看天,有鸽群飞过时就挥动手里的红色大旗,这是养鸽子的人在赶鸽子。水磨到处可见两三层的砖楼,四层五层的也有,基本都是近七八年盖起来的,租金根据房子条件,少的四五百块,多的一千多不等。
彼此间搭板可过的楼,黑皮管把水送到楼上。(王京雪摄)
“你看这路窄的,楼都亲嘴了,搭块板儿能从这楼迈那楼。”一个老房东抬手指点着跟前的狭窄巷子,“住这儿你能不担心吗?一旦起火,一个没跑,救火车进不来,进来也没水,谁有急病,救护车也进不来,下个大雨,有些人家里水都能上炕……”她细数种种隐患,身后是自家6年前盖起来、为路变窄贡献了不少力量的小楼房。
水磨社区有不少窄巷子,最窄的要数小区最里头的“一线天”,步子迈大些,跨一大步就差不多从路这侧迈到那侧。抬头往上看,两侧楼房之间,网线电话线晾衣绳横七竖八地交织,上方是一小条天空。
“这路原来至少有10米宽,那种东风140卡车都能开进来。”一侧楼房的房东关秀娟说。有一回,她抱着1岁大的小孙子来水磨,路一转弯转到“一线天”,怀里的孩子立刻怕得大哭。
这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把平房外租,关秀娟记得,最初来水磨租房的很多是学生,清华的或来考清华的。慢慢的,打工和上班的年轻人多起来,经济危机一度让租房的人走了不少,后来,圆明园跟清华附近一些村子拆迁,加上唐家岭拆迁,这些地方的租客大量涌入水磨,水磨的人越来越多。
关家的楼是2007年盖起来的,那时候水磨的楼早冒了一地。4层楼被隔出50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住了近百口人,每间屋子月租从150元涨到现在的700元左右。这里住着卖烤鸡翅、热心敦厚的河南夫妇,做家具生意赔了、年纪大了改做家政的河北大姐,从广西过来打工的兄妹,毕业后在中关村上班的小职员,整天忙着做实验、说风湿病就快被攻破的清华学生……“都是知道过日子知道吃苦的人,出来不为享受,住这里的都不容易。”
现在租房没前几年好租,关秀娟每天坐家门前,来回看有没来租房的,几天前,有个看房的人开口就提要包30间屋子,每间搁三张上下床,“这一听就是中介,我家房间是能放下三张上下床,可这怎么住啊?”三年前,北京整治群租房,禁止打隔断,她觉得这些中介就是因此开始出现在水磨这类地方。
“这儿在北京是三不管地带,盖楼是因为改革开放嘛。”一个光膀子的男房东调侃。2009年,学者廉思刚提“蚁族”概念时,有人就在微博上说“水磨就是”,评论这里是“贫困知识青年们的寄居地”、“屌丝聚集地”。
28岁的小陈从安徽农业大学毕业后,2011年来到北京。他在水磨开过饭馆,生意不好关了门,现在还在找活干。“我要找一份简单、自己乐意干的工作。”他在高校做过保安,“工作轻松,可以看看书。我的书最多,文史哲都有,你知道微博有个人叫‘没我找不到的电子书’吧?我猜我们的书差不多。”
“我很抗拒住这里,哎呦,房间都不愿进。一层6间房,讲悄悄话都能听见,我嫌吵。比如晚上12点有个下班的,3点钟又有一个……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上班。”他刚去了解了下清华大学保安的工作环境,觉得不行,灰灰暗暗不干不净,“慢慢找合适的吧,我觉得我挺适合做个体育编辑,比如新浪NBA篮球的,不知道怎么能到那条路上。”
“我想搬走。”1978年出生的小袁在6平米的屋子里,吃饭吃出了一头汗。他做高端红酒销售,公司在三里屯。2002年来北京,自考学的是“中英合作金融管理”,做过几年金融,最早住唐家岭,为交通方便搬来水磨,中间做金融赚了钱开公司搬进楼房,后来赔了钱又搬回水磨。
“你看这里的楼,要是北京地震,先死的就住这的。一到星期天,楼上楼下晾衣服的就跟挂万国旗似的,脏乱差!这么说,谁要找男朋友,一听住唐家岭的pass掉!一听住清华西门的pass掉!”他利落地挥手,床上的手机外放着许巍的歌,“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
容纳着这么多人,水磨不乏温情,黄昏里房主们三三两两聊着天,楼梯上租客们彼此笑着唤名字……水磨人对这里又喜欢又讨厌,又感谢又想摆脱,他们让这里变成今天的样子,而他们并不喜欢这里如今的模样。
边角处的未来
“我82年嫁到这,就说水磨是清华的,很快要来占,现在我儿子都结婚了,孙子都有了,也没信儿。”
“2002年,小梁子当主任时就喊别买煤了,咱水磨要占,又10年了。”
“不是有规划吗?老放着干嘛啊?真是不想住这儿了,待够了。”
“你不知道干嘛?我知道啊,当初区长就因为贪污换的,钱没啦!”
“李家小媳妇问过,说咱这儿两会完了就占。”
“两会?他妈六会完了也占不了。”
四个房东站在水磨巷子里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因为很早就是被规划的地盘,30年间,对水磨的未来,街头巷尾流传过各种“有鼻子有眼的”说法。
一则流言是水磨之所以一直没动,是因为清华嫌这里小,不能盖高层,利用价值不高。“老说是利用价值不高,我们紧挨清华,规划说是它的,它整个占了一圈,就剩这么一个疙瘩。”一个房东说,“这里房子都是这些年盖的,之前总等着清华来占,它老不来,那么多来租房的,可不都就一点点盖起房了。当初那么多人下岗,不租房吃什么喝什么?”
“别说啦,都是假的,哪儿哪儿都瞎话,谁都管不了。”另一个年长房东说完背着手回了家。
“管不了”是这里人常挂嘴边的词,房东们说水磨这里来过不少人,比如人大代表,“管不了,代表低着头走前面,问都不问老百姓话,后面跟个拿大相机的,也没见拍照。”“你能管喝水问题?记者来拍照多少回了,不顶事儿。”
“咱就纳闷为什么解决不了?”流言与无奈里,有很多疑惑的声音,“隔一堵墙就圆明园,隔一堵墙就清华大学,你说多耀眼的地方啊,乱到脸上了都不治,真想不明白。”
居委会的人也有同样的疑问,有工作人员问:“老整治城中村,你说我们这儿算不算城中村?清华跟圆明园边上打几十口井,你想想……”
超级大城市,皇家园林,最高学府,被钉在其间的小小水磨或许不值一提?拆剩的“边角料”地带注定要被继续忽略?“水磨小,可这民生问题不算大事儿么?”一位居委会负责人问。
来京不久的小于说:“我也不知道该找什么工作,每天像无头苍蝇。”(王京雪摄)
“地方小不是核心问题,关键是贵,任何人想拿下来都特别费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设计师杨兆凯说。在他看来,水磨的改造牵扯巨大经济利益,短期很难解决,“这类地方在北京真不少,历史机缘形成了这种拆剩下的琐碎地块,也形成了这里昂贵的地价。一个办法是采取规划协商,开发者、管理者、居民等利益相关方一起座谈,但这非常理想化,很难实现。”
《城记》作者、长期关注中国城市问题的知名记者王军认为,要解决水磨这类城市“边角料”问题涉及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改革,“在征收不动产税的国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居民以所有不动产的市场价值为税基向政府缴税。而在中国,政府只能通过土地财政,把土地拆掉、卖掉来回收公共服务投入,对城中村这种村民坐享城市之利,通过盖楼出租房直接套现公共服务溢价的地方,反正早晚要拆,政府就不愿提供服务。现在正在搞不动产税的改革,未来这类问题应该会变得好办。”他用一句话总结,“说白了,根本在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关秀媚简介
编者按
今年9月30日是“国际翻译日”。2017年5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专业翻译在实现各国互联互通及促进和平、了解和发展中的作用的决议，并宣布9月30日为“国际翻译日”。本期《语言文字》聚焦中国影视作品的外译，以迎接翻译日的到来。
光明日报记者 肖人夫 光明日报通讯员 宋志悦
“Baijiu”还是“liquor”？陈萱和她的翻译团队展开了讨论。
对这位专业译者来说，“白酒”一词的英译并不难。可是当陈萱拿到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的剧本时，她需要考虑海外编剧和演员的接受度，慎重选择最合适的译法。
“文化差异是影响影视‘出海’的重要因素，如何传达这种差异也是影视翻译的难点之一。”陈萱表示，她的经历正是我国影视作品“走出去”所面临机遇和挑战的缩影。
近年来，随着国内影视行业的井喷式发展，国内影视“出海”步伐加快，中华文化“朋友圈”和中国故事的传播版图迅速扩大，译者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微观而论，“白酒”怎么翻译关乎受众的理解难度；宏观而言，只有不断提升影视外译质量，才能为影视作品“出海”保驾护航。
李娜/绘
1.简明、易懂，跨越理解鸿沟
经过一番思考，陈萱最终在剧本翻译中选用了“liquor”。
“有人认为可以直接用‘Baijiu’，体现出我们的文化自信。像豆腐的英文‘tofu’，就是把中文作为外来语引入了英语系统。”陈萱解释，翻译成“liquor”，是从便于国外观众阅读理解的角度出发，这是翻译策略的问题。
“我们觉得，剧本要给外国编剧看，还是让人能够迅速理解比较重要，不要制造阅读障碍。”从《流浪地球》到《误杀》再到《中国奇谭》，陈萱陆续参与了多部影视作品的外译工作，她以多年的经验判断，剧本和台词翻译得不好，会影响影片在海外的传播；字幕做得不好，会影响海外观众的观感。
囿于呈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文学翻译相比，影视作品翻译往往更追求简明、易懂。
“影视翻译本身具有特殊性，因此操作难度更大。”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陆香举例，“在图书翻译中，中英文字数多点少点问题不大，但影视翻译不行。字幕是用眼睛看的，眼睛看的速度通常跟不上耳朵听的速度，所以字幕需要简化，否则会影响观众对剧情的理解，也会使观影效果大打折扣。”
陈萱深以为然。“译书的时候，可以用‘Baijiu’这个翻译，因为书页有很多留白，可以加脚注或者尾注，但电影一闪就过去了，不到不得已，不会在里面加注释。”
“字幕翻译受时空、文化影响较大，压缩、删减等变译现象比较常见，偶尔也会用到替换、增补等方法来突出源语文化信息。”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关秀娟指出，影视翻译是语言、声音、画面等多种符号之间的转换，属符际转换；而图书翻译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属语际转换。
“在翻译用词方面，图书翻译可以用比较有深度、文雅的字眼，做到‘信、达、雅’，因为读者有时间进行品读、消化。而影视剧则不行，翻译一定要通俗易懂，要‘信、达、短’。”陆香认为。
“翻译还要充分考虑渠道和受众，影视翻译更需要吸引观众眼球。”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王颖冲敏锐地观察到，《我不是潘金莲》的图书版译名是“IDidNotKillMyHusband”，而电影版译名则换成了“IAmNotMadameBovary”。她说：“二者相较，前者比较平，追求叙事清晰；后者站在大众视角，更有‘爆炸’效果。”
李娜/绘
2.加速、提质，并非一帆风顺
我国影视外译历史悠久，曾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出重要贡献。“早在1935年，电影《渔光曲》就亮相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并获得‘荣誉奖’，受到瞩目。”关秀娟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企业海外发展蓝皮书：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报告（2020）》显示，伦理剧、古装剧、历史纪录片最受海外观众欢迎。与国内影视作品“出海”数量显著增多相一致，相关影视作品的制作品质也在逐步提升。
“现在越来越多的‘出海’影视采用原音加字幕的形式。这与之前流行的译制片、配音腔的效果迥然不同。”陆香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还珠格格》在东南亚地区广泛传播时，配音腔的视频传回国内曾让人忍俊不禁。
“目前，我国影视外译实践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承担译制任务，第二种是制片方委托自由译者或翻译工作室进行翻译。”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降碧桐介绍。
作为中国影视外译的“正规军”，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译制机构会组织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译员与中国译者进行协作翻译，其精益求精的译制要求和严密的审查制度为字幕翻译质量提供了保障。自由译者或翻译工作室通常具备良好的语言功底和一定的翻译经验，能够按照片方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翻译任务。
不过，当下国内热门影视作品的“出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信、达、雅严格来说最多只能用来评价英译中的文学作品，不宜套用在中译英上，因为很多国人对于什么是英文的‘雅’并不具备客观的认识，总是习惯用中文的思路来追求繁复的修辞，而现代英语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简明。”谈及翻译的评价标准，陈萱认为，很多人对翻译的认识存有误区，认为翻译就是要再创作。“把一段大白话的原文翻译成‘诗经体’或者所谓的‘古典英文’，就等于把它再创作了一遍，而且是没有必要的再创作，这种‘炫技’反而加剧了读者的理解障碍。”
陆香说，中外文化差异是影视“出海”无法回避的问题。“国外观众对东方文化的人文意蕴、礼仪制度、历史价值等都比较陌生，这使得他们可能无法沉浸式观影，也很难产生深度共鸣和热情讨论。”
“影视外译研究、外译水平、人才队伍尚未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关秀娟强调，中国的影视翻译研究起步晚，与国际前沿的视听翻译研究存在差距，国内开设影视翻译专业的院校寥寥无几。“高水平的影视翻译人才比较紧缺，其中外译高层次专业人才更是难寻。”
同时，影视翻译的薪酬标准也饱受诟病。“很多电影的翻译预算非常低，可能剧组一天吃盒饭的钱就比翻译剧本贵。”陈萱认为，这反映出片方对翻译质量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不足。
3.破题、换挡，有待综合统筹
“目前，国家层面还没有出台相关的对外译制标准和规范，也没有相应的监管政策；全国数十万家影视公司，大多数制片公司不重视译制，也不懂译制；大多数译员不懂电影；多数后期制作人员不懂外语。”对于中国影视外译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陆香表示忧虑。
提升中国影视作品的外译质量，关乎评价标准、监管政策、人才培养等层面，有待综合统筹。
许渊冲先生在总结中国创新文学翻译理论时，曾模仿《道德经》第一篇写了一段《译经》：
译可译，非常译；忘其形，得其意。得意，理解之始；忘形，表达之母。故应得意，以求其同；故可忘形，以存其异。两者同出，异名同理；得意忘形，求同存异；翻译之道。
“这段话可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作品翻译之道，影视也是文学作品，所以翻译时也可以参照。”陆香说，影视翻译应忠实原文，准确地表达原文信息，做到没有核心语义差错，重要文化内容没有缺失；没有过度增译或发挥，与原文要传达的信息无偏差；没有逻辑性或知识性错误，做到特定词语翻译统一、前后一致。
陈萱认为，良好的文字功底和深厚的文学造诣是影视翻译从业者需要具备的素质。“如果译者的中英文功底够好，英文表达比较地道，符合外国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就不会写出很多Chinglish（中式英语）；文学造诣比较高的译者，平常看的文学、影视作品比较多，语感就比较好。”陈萱说。
“建立新时代‘中国影视翻译学科’体系尤为迫切。”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周星林认为，这是用影视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必要环节；是培养影视外译专业人才，提升影视外译质量的必要环节；是丰富学科门类，增强文化自信的必要环节。
“需多主体、多主题、多渠道拓宽译路，使中国影视作品深入国外观众的生活，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优化中国形象助力。”关秀娟说，多方翻译主体应加强项目协同，国家翻译、商业翻译、影迷翻译应形成紧密的主体关系，共同营造中国影视外译生态。针对目标受众丰富影视类型，既要传播中国的主流文化，又要达到观众的期待，尽量满足译入国各方受众需求。
陆香指出，“后疫情时代，影视翻译需在翻译内容、翻译标准和翻译主体等方面做到推陈出新，让翻译内容满足对外传播需求，让翻译批评服务于对外传播效果，让翻译人才转换为对外传播人才，形成良好的翻译生态，让影视翻译成为对外传播的助推器，助力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8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关秀媚有没有拍过风月的电影
李娜/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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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9月30日是“国际翻译日”。2017年5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专业翻译在实现各国互联互通及促进和平、了解和发展中的作用的决议，并宣布9月30日为“国际翻译日”。本期《语言文字》聚焦中国影视作品的外译，以迎接翻译日的到来。
“Baijiu”还是“liquor”？陈萱和她的翻译团队展开了讨论。
对这位专业译者来说，“白酒”一词的英译并不难。可是当陈萱拿到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的剧本时，她需要考虑海外编剧和演员的接受度，慎重选择最合适的译法。
“文化差异是影响影视‘出海’的重要因素，如何传达这种差异也是影视翻译的难点之一。”陈萱表示，她的经历正是我国影视作品“走出去”所面临机遇和挑战的缩影。
近年来，随着国内影视行业的井喷式发展，国内影视“出海”步伐加快，中华文化“朋友圈”和中国故事的传播版图迅速扩大，译者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微观而论，“白酒”怎么翻译关乎受众的理解难度；宏观而言，只有不断提升影视外译质量，才能为影视作品“出海”保驾护航。
1.简明、易懂，跨越理解鸿沟
经过一番思考，陈萱最终在剧本翻译中选用了“liquor”。
“有人认为可以直接用‘Baijiu’，体现出我们的文化自信。像豆腐的英文‘tofu’，就是把中文作为外来语引入了英语系统。”陈萱解释，翻译成“liquor”，是从便于国外观众阅读理解的角度出发，这是翻译策略的问题。
“我们觉得，剧本要给外国编剧看，还是让人能够迅速理解比较重要，不要制造阅读障碍。”从《流浪地球》到《误杀》再到《中国奇谭》，陈萱陆续参与了多部影视作品的外译工作，她以多年的经验判断，剧本和台词翻译得不好，会影响影片在海外的传播；字幕做得不好，会影响海外观众的观感。
囿于呈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文学翻译相比，影视作品翻译往往更追求简明、易懂。
“影视翻译本身具有特殊性，因此操作难度更大。”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陆香举例，“在图书翻译中，中英文字数多点少点问题不大，但影视翻译不行。字幕是用眼睛看的，眼睛看的速度通常跟不上耳朵听的速度，所以字幕需要简化，否则会影响观众对剧情的理解，也会使观影效果大打折扣。”
陈萱深以为然。“译书的时候，可以用‘Baijiu’这个翻译，因为书页有很多留白，可以加脚注或者尾注，但电影一闪就过去了，不到不得已，不会在里面加注释。”
“字幕翻译受时空、文化影响较大，压缩、删减等变译现象比较常见，偶尔也会用到替换、增补等方法来突出源语文化信息。”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关秀娟指出，影视翻译是语言、声音、画面等多种符号之间的转换，属符际转换；而图书翻译是传统意义上的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属语际转换。
“在翻译用词方面，图书翻译可以用比较有深度、文雅的字眼，做到‘信、达、雅’，因为读者有时间进行品读、消化。而影视剧则不行，翻译一定要通俗易懂，要‘信、达、短’。”陆香认为。
“翻译还要充分考虑渠道和受众，影视翻译更需要吸引观众眼球。”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王颖冲敏锐地观察到，《我不是潘金莲》的图书版译名是“I Did Not Kill My Husband”，而电影版译名则换成了“I Am Not Madame Bovary”。她说：“二者相较，前者比较平，追求叙事清晰；后者站在大众视角，更有‘爆炸’效果。”
2.加速、提质，并非一帆风顺
我国影视外译历史悠久，曾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出重要贡献。“早在1935年，电影《渔光曲》就亮相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并获得‘荣誉奖’，受到瞩目。”关秀娟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企业海外发展蓝皮书：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报告（2020）》显示，伦理剧、古装剧、历史纪录片最受海外观众欢迎。与国内影视作品“出海”数量显著增多相一致，相关影视作品的制作品质也在逐步提升。
“现在越来越多的‘出海’影视采用原音加字幕的形式。这与之前流行的译制片、配音腔的效果迥然不同。”陆香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还珠格格》在东南亚地区广泛传播时，配音腔的视频传回国内曾让人忍俊不禁。
“目前，我国影视外译实践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承担译制任务，第二种是制片方委托自由译者或翻译工作室进行翻译。”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降碧桐介绍。
作为中国影视外译的“正规军”，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译制机构会组织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译员与中国译者进行协作翻译，其精益求精的译制要求和严密的审查制度为字幕翻译质量提供了保障。自由译者或翻译工作室通常具备良好的语言功底和一定的翻译经验，能够按照片方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翻译任务。
不过，当下国内热门影视作品的“出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信、达、雅严格来说最多只能用来评价英译中的文学作品，不宜套用在中译英上，因为很多国人对于什么是英文的‘雅’并不具备客观的认识，总是习惯用中文的思路来追求繁复的修辞，而现代英语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简明。”谈及翻译的评价标准，陈萱认为，很多人对翻译的认识存有误区，认为翻译就是要再创作。“把一段大白话的原文翻译成‘诗经体’或者所谓的‘古典英文’，就等于把它再创作了一遍，而且是没有必要的再创作，这种‘炫技’反而加剧了读者的理解障碍。”
陆香说，中外文化差异是影视“出海”无法回避的问题。“国外观众对东方文化的人文意蕴、礼仪制度、历史价值等都比较陌生，这使得他们可能无法沉浸式观影，也很难产生深度共鸣和热情讨论。”
“影视外译研究、外译水平、人才队伍尚未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关秀娟强调，中国的影视翻译研究起步晚，与国际前沿的视听翻译研究存在差距，国内开设影视翻译专业的院校寥寥无几。“高水平的影视翻译人才比较紧缺，其中外译高层次专业人才更是难寻。”
同时，影视翻译的薪酬标准也饱受诟病。“很多电影的翻译预算非常低，可能剧组一天吃盒饭的钱就比翻译剧本贵。”陈萱认为，这反映出片方对翻译质量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不足。
3.破题、换挡，有待综合统筹
“目前，国家层面还没有出台相关的对外译制标准和规范，也没有相应的监管政策；全国数十万家影视公司，大多数制片公司不重视译制，也不懂译制；大多数译员不懂电影；多数后期制作人员不懂外语。”对于中国影视外译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陆香表示忧虑。
提升中国影视作品的外译质量，关乎评价标准、监管政策、人才培养等层面，有待综合统筹。
许渊冲先生在总结中国创新文学翻译理论时，曾模仿《道德经》第一篇写了一段《译经》：
译可译，非常译；忘其形，得其意。得意，理解之始；忘形，表达之母。故应得意，以求其同；故可忘形，以存其异。两者同出，异名同理；得意忘形，求同存异；翻译之道。
“这段话可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作品翻译之道，影视也是文学作品，所以翻译时也可以参照。”陆香说，影视翻译应忠实原文，准确地表达原文信息，做到没有核心语义差错，重要文化内容没有缺失；没有过度增译或发挥，与原文要传达的信息无偏差；没有逻辑性或知识性错误，做到特定词语翻译统一、前后一致。
陈萱认为，良好的文字功底和深厚的文学造诣是影视翻译从业者需要具备的素质。“如果译者的中英文功底够好，英文表达比较地道，符合外国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就不会写出很多Chinglish（中式英语）；文学造诣比较高的译者，平常看的文学、影视作品比较多，语感就比较好。”陈萱说。
“建立新时代‘中国影视翻译学科’体系尤为迫切。”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周星林认为，这是用影视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必要环节；是培养影视外译专业人才，提升影视外译质量的必要环节；是丰富学科门类，增强文化自信的必要环节。
“需多主体、多主题、多渠道拓宽译路，使中国影视作品深入国外观众的生活，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优化中国形象助力。”关秀娟说，多方翻译主体应加强项目协同，国家翻译、商业翻译、影迷翻译应形成紧密的主体关系，共同营造中国影视外译生态。针对目标受众丰富影视类型，既要传播中国的主流文化，又要达到观众的期待，尽量满足译入国各方受众需求。
陆香指出，“后疫情时代，影视翻译需在翻译内容、翻译标准和翻译主体等方面做到推陈出新，让翻译内容满足对外传播需求，让翻译批评服务于对外传播效果，让翻译人才转换为对外传播人才，形成良好的翻译生态，让影视翻译成为对外传播的助推器，助力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
（本报记者 肖人夫 本报通讯员 宋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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