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网上举报中心,最高人民法院网络查控是什么意思

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收案34898件，结案32539件，同比分别增长65.5%、82.2%。全国各级法院收案4601.8万件，结案4541.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0.3%。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宽严相济、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切实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

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依法严惩颠覆分裂、渗透破坏、间谍窃密等犯罪。深化反分裂反恐怖斗争，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两高三部”制定实施《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对宣扬“台独”分裂主张、实施“台独”分裂活动的杨智渊，以分裂国家罪定罪判刑，依法严惩不贷。

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犯罪。审结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4.9万件5.8万人，同比下降5.8%（件数，下同），较10年前下降28.7%。对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罪大恶极者，坚决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惩处，对驾车冲撞行人的樊维秋、校园持刀行凶的徐加金等判处死刑，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审结涉黑恶犯罪案件1663件8840人，同比下降10.4%。审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万件8.2万人，同比增长26.7%，依法严惩涉缅北等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审结毒品犯罪案件3.6万件4.9万人，同比增长7.4%。审结医保骗保犯罪案件1156件2299人，同比增长1.3倍。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偷拍窃听等违法犯罪，切实增强群众安全感。石某伙同他人在多家酒店客房安装设备，偷拍40余人隐私并制售视频牟利，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依法严惩袭警犯罪，坚决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

依法严惩腐败犯罪。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3万件3.3万人，同比增长22.3%，依法惩处孙志刚等48名原中管干部，对李建平依法核准死刑。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审结行贿犯罪案件2473件2873人，同比增长18.6%。审理足球领域系列腐败案，依法对杜兆才、陈戌源、李铁等定罪判刑。严惩涉惠农资金、校园餐等群众身边腐败犯罪。某中学校长伙同他人侵吞学生伙食费、受贿共120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有力维护金融安全。审结金融案件266万件，同比下降12.3%。严惩非法金融活动，审结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案件2.5万件4.8万人，同比增长5.3%。王某诱骗2.9万人购买所谓“虚拟币”，造成损失17亿余元，非法获利9亿余元，并在境外“洗白”，四川法院以集资诈骗罪、洗钱罪判处其无期徒刑。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有力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暨某伙同他人控制97个证券账户，以非法手段影响股价，获利1.8亿元，福建法院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4500万元。

合力做实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大指导调解力度，会同16家中央有关单位深化多元解纷机制建设，诉前化解纠纷1218.2万件，同比增长1.5%。协同有关单位持续落实最高人民法院1至5号司法建议，涉房屋买卖、信用卡、保证保险等案件均大幅下降。针对医保基金监管、房屋征收补偿发出第6号、第7号司法建议，促推多发矛盾纠纷综合治理。福建法院针对700余起电子收费合同纠纷，以判决和诉讼调解明规则，指导行政机关诉前成功调解305起，其余由代理商自行妥善化解。重庆高院推动出台地方性法规，促进多元解纷更加规范。推广安徽“六尺巷”等调解工作法，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焕发出蓬勃生机和力量。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修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等规程。依法宣告598名被告人无罪，同比下降25.6%。依法纠正冤错案件，再审改判无罪83件101人，同比减少4件21人。常态化开展长期未结、久押不决案件清理，审结三年以上未结案件617件、久押不决案件1097件3070人，清理占比分别为54%、69.8%。审结国家赔偿案件6721件，同比下降14.6%；办结司法救助案件3.3万件，同比增长7%，保护和救济受到侵害的权利。吉林、黑龙江、浙江、江西、贵州等地法院会同民政等部门建立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保障涉诉困难群众生活。

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跟进强化司法服务保障举措，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出台反垄断民事诉讼司法解释，认定构成垄断的案件31件，同比增长2.1倍。审结侵犯商业秘密、串通投标等不正当竞争案件1万件，同比增长0.7%。孙某等人隐名设立同业公司，盗用原单位技术秘密长达10余年，法院适用惩罚性赔偿判令该公司及孙某等人连带赔偿1.6亿元。促进市场资源高效配置。审结破产案件3万件，同比增长6.5%，盘活资产7902亿余元。对无法挽救和不具重整价值的“僵尸企业”，依法及时出清；对可以挽救的困境企业，积极引导重整，帮助657家企业走出困境。北京法院妥善审理新华联集团系列重整案，助力平稳化解债务877亿元，盘活资产269亿元，相关多家企业恢复正常运营。江苏昆山法院推动设立企业重整服务中心，一年来办理破产案件338件，重整、和解、庭外重组率达16.9%，促进引资33.1亿元。依法严惩“假破产、真逃债”，某公司董事长虚构公司债务2800万余元后申请破产，湖南法院以虚假破产罪定罪判刑，对恶意逃废债予以警示、震慑。

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审结知识产权案件49.4万件，同比增长0.9%。服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发展。加强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促推创新成果转化。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成立6年来审结技术类知识产权上诉案件近2万件，其中涉战略性新兴产业案件数量和占比逐年攀升，2024年达1233件，占32.3%。依法妥善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支持人工智能依法应用；惩治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权行为，促进规范有序发展。严格依法保护创新。对恶意侵权情节严重的460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比增长44.2%。依法审理“新能源汽车底盘”技术秘密侵权案，适用惩罚性赔偿判赔6.4亿元，判令侵权方停止侵权，并明确迟延履行金计算标准促其自动履行。探索关联案件信息披露机制，惩治以维权之名扰乱创新秩序。某公司就他人在先使用字号和商标的主要识别部分，多次大量恶意抢注、囤积商标，靠起诉他人侵权获利，湖南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罚款10万元予以惩戒。

服务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国有、民营等各类所有制经济，做到合法权益依法平等保护、违法犯罪一律依法惩治。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加强对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案件的审查，严防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依法再审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46件72人，改判13人无罪。严惩对企业造谣抹黑、敲诈勒索等犯罪。黄某伙同他人在网上发布涉企负面信息，以付费删帖等方式敲诈勒索21家企业55.6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出台司法解释，规范大企业及时支付账款。某大型建筑企业“以大欺小”，与一混凝土小企业签订购销合同时约定，收到第三方款项后再支付其账款，湖北法院依法认定无效，判令及时付款。促进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健康发展。审结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犯罪案件8474件10873人，同比增长25%。立足审判为依法经营企业增信，广东东莞法院会同金融机构分析涉诉中小科创企业守法经营与资信情况，助力17家科创企业成功申报“科技成果转化贷”1.1亿元。深化落实“知假买假”司法解释，某“职业索赔人”大量购买地理标志产品方竹笋，以不符合食品检测标准为由起诉索赔9万元，重庆法院判令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按正常食用消费额承担10倍赔偿金2000元，同时发出司法建议，促推行业工艺升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与产业长远发展双赢共赢。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审结环境资源案件21.9万件，同比下降5.4%。严惩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违法犯罪。聚焦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秦岭生态保护等重大部署，严惩污染环境、毁林挖山等违法犯罪。罗某非法捕售疣鼻天鹅、苍鹭等野生鸟类，宁夏法院依法定罪判刑，并协同有关部门成功救助、放飞1100余只苍鹭。协同生态环境部开展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整治。某公司以“包合格”承揽环境监测业务，出具虚假报告222份，获利76万余元，陕西法院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对该公司和责任人员定罪判刑，并发出司法建议促推治理。践行生态环境预防性、恢复性司法。判令责任主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共计96亿元，同比增长87.5%。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法院建立红树林协同保护机制，合力守护海上“绿色长城”。某生化公司在国家禁售“百草枯”后未召回已售产品，被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江苏法院依法判令召回、监督规范处置。山西法院审结一起环境污染案后，持续5年跟进，指导被告公司完成对1840亩、1600万立方尾矿库的封场、覆绿，做实生态环境修复“后半篇文章”。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审结相关案件2389件，同比下降8.7%。北京法院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北京中轴线”申遗所涉征收、拆迁等纠纷预防化解，为申遗成功提供有力服务保障。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甘肃、青海等地法院加强长城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助力赓续中华文脉。

服务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审结涉外民商事案件2.6万件，同比增长6.1%。审结商事仲裁司法审查案件1.8万件，同比增长11.7%。办理国际司法协助案件5644件，同比增长15.4%。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发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典型案例，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某合资公司因中外双方股东经营理念分歧陷入僵局，浙江法院适用诉前行为保全，依法保障外方股东知情权，并促双方达成和解，外方股东主动提出后续纠纷由当地法院管辖。依法保障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完善域外法查明机制，为企业“出海”提供法律指引和风险提示。在某专利侵权案中，根据国内某科创企业紧急申请，法院依法作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首例具有反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裁定，支持权利人正当维权，随后中外当事人就涉及境内外6家法院的16起诉讼达成一揽子和解。我国某公司与外国某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后外国公司因第三国制裁中止履行合同义务，我国法院首次适用反外国制裁法受理诉讼并促成和解，我国公司顺利拿到8400余万元建造款。持续提升涉外审判国际影响力。基于互惠原则及双边条约，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判319件，同比增长11.2%。加强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支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支持福建、陕西、新疆等地建设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法务区，指导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青海等法院协同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积极打造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海事审判经过40年发展，收案从1984年18件增至2024年3.4万件，其中涉外案件累计超8万件，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大批案例收录至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法规判例法系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库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案例集，我国相关裁判规则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服务法治政府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行政争议预防化解“3＋N”机制，天津、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河南、广西、海南、云南、西藏、甘肃等地法院与行政机关常态会商，通报重点领域执法司法情况，发布典型案例，助力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会同司法部开展行政审判行政复议培训，更多行政争议通过行政复议主渠道及时化解，2023年行政复议案件数量首次超过行政诉讼，2024年延续并扩大这一趋势；经复议案件行政机关败诉率下降1.8个百分点。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一审行政案件调解、撤诉率同比增长1.4个百分点，上诉率在2023年下降1.68个百分点基础上又下降1个百分点，努力实现案结事了。

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审结涉军案件8321件，同比下降18.2%，发布军事设施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做深做实新时代涉军维权工作。广西法院在南宁军事法院协助下审结40件涉国防光缆被阻断案，有力维护军事设施和国防通信安全，为部队挽回损失1500万元。河南法院妥善化解拆迁安置行政争议，保障军用机场扩建工程顺利推进。湖南军、地法检协同化解军用机场净空区建筑违法超高问题，保障飞行安全和战备执勤。残疾退役军人林某因市内公交优抚问题提起诉讼，江西法院与行政机关依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协力落实残疾军人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的规定，相关购票小程序得到优化，有力保障军人合法权益。

坚持人民至上，聚焦百姓所急所盼，以“如我在诉”意识办好民生案，持续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

用心用情办好百姓身边案。制定适用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对父母为已婚子女购房、以离婚方式逃债、恶犬伤人等争讼问题明确裁判规则，把民法典彰显的家庭要和睦、诚信受保护、侵权必担责等精神落到实处。审结涉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案件548.3万件，同比增长1.7%。发布治理高额彩礼司法解释，以案释法、以案促治，涉婚约财产纠纷增幅回落14个百分点。司法守护“夕阳红”。发布涉养老服务纠纷典型案例，推动养老机构善尽安全保障义务、加强服务场所适老化改造，助力老年人舒心养老。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明确侵权方须向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工作领薪的受害方支付误工费，保障老有所为。欧某伙同他人预植代码操控“老人机”自动订购铃声下载等增值业务，偷扣98万部“老人机”话费340余万元，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司法守护“半边天”。会同全国妇联发布反家暴典型案例，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6351份，同比增长11.5%，对无视禁令、滥施威胁恐吓的行为人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判处刑罚。审理涉平等就业、职场性骚扰等案件，依法保障妇女权益。某员工产假期满不久离职，被扣发生育保险待遇，山西法院判令用人单位全额支付。司法守护“安居梦”。依法审理涉商品房买卖、建筑工程合同等案件，会同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保障“保交楼”、“保交房”项目资金闭环使用，促进复工续建；对符合交房条件的依法解除查封，累计推动1920多万套房屋顺利办证。司法守护“放心购”。依法规制“职业闭店人”、“职业背债人”等乱象，维护市场秩序。某“职业闭店人”接手瑜伽店即注销，致债权人无法受偿，北京法院审理认定系恶意注销帮助他人逃债，判令其清偿债务，并发出司法建议，推动开展预付式经营企业闭店逃债专项治理。司法守护网络清朗。持续从严惩治网络暴力犯罪，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292人定罪判刑，以侮辱罪、诽谤罪对91人定罪判刑，同比分别下降22.3%、32%。薛某直播中多次散布他人婚姻纠纷信息并予贬损，引发网友跟风辱骂，受害人不堪受辱自杀获救，山东法院以侮辱罪定罪判刑。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自上海长宁法院1984年成立首个少年法庭，我国已有少年法庭2700余个，由单一审理刑事案件到全面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更好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审结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万件4.1万人，同比下降1.1%。对长期作案、先后拐卖17名儿童的“人贩子”余华英和强奸未成年人、性质极其恶劣的郭某某、尚某某、公某某等，依法判处死刑。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落实宽严相济、惩教结合，对未满十四周岁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主犯依法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同案未参与犯罪预谋和加害行为的被告人，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由相关部门专门矫治教育。推动落实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帮助失足少年回归社会。助力家庭保护、学校保护不断落实。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3.7万份，依法撤销598名“生而不养”父母的监护人资格。针对夫妻离异后不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疏于履行监护责任，明确子女实施的侵权行为须由离异双方共同担责。“孩子虽在校，家长也有责”，校园侵权案中学校担责案件占比较2023年下降5.3个百分点。某小学生在学校下楼时摔倒受伤，楼梯设施完善，老师经常开展安全教育且事发后及时送医，江苏法院认定学校已善尽管理职责，判决不担责。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全国法院近4万名法治副校长切实担起守护责任。山西吉县法院在某学校设立法治副校长信箱，一年收信60余封，发现并严肃处理校园欺凌、女生被校外人员骚扰等7起事件。依法适用从业禁止制度，在某劳动争议案中认定当事人有暴力犯罪记录不适宜从事教师职业，支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让学生在法治守护下健康成长。

助力营造良好就业环境。审结劳动争议案件61.4万件，同比增长5.5%，促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深化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协作，健全劳动争议预防化解机制。依法严惩“求职贷”、“培训贷”等诈骗行为，维护良好就业秩序。江西高院会同省教育厅等制发大学生求职就业风险防控指引，帮助职场新人依法维权。加大欠薪案件审判执行力度，审结追索劳动报酬案件8.8万件，帮助追回薪酬285.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3%、16%，其中农民工工资18.6亿元；对998人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定罪判刑，同比增长8.6%。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指导性案例，对平台企业要求劳动者注册为个体户再签订所谓合作合同的，明确依用工事实认定劳动关系，切实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保护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司法法律合作对接平台，推动大湾区司法法律规则衔接；支持在大湾区内地九市登记设立的港资澳资企业协议选择港澳为仲裁地，明确深圳、珠海登记设立的港资澳资企业可协议选择港澳法律为合同适用法律。修改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司法解释，切实保护两岸同胞合法权益。审结涉港澳台案件2.7万件，同比增长4.3%。办理涉港澳台司法协助互助案件7840件，同比下降15.4%。福建法院积极发挥台胞陪审员、调解员作用，涉台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39.8%。广东法院吸纳7家港澳调解机构为特邀调解组织，携手化解跨境民商事纠纷。会同中国侨联制定加强侨益司法保护意见，推动出入境记录、不动产证明等高频需求“一键查询”，让侨胞侨眷回家更暖心、发展更便捷。

倾力兑现老百姓胜诉权益。立审执衔接提质效。完善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利调解、促执行，保全案件同比增长30.8%。当事人对民事裁判自动履行率同比增长6.2个百分点，申请执行案件同比下降6.3%；执行到位金额2.3万亿元，同比增长3.5%。提级、指令执行强力度。由异地法院执行疑难复杂案件26.4万件，取得实质进展13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387.7亿元，同时追责整改之前未能执行的问题，提升执行整体效能。一由于多种因素长期未能执结的案件被指令异地执行，为申请执行企业实现债权1.3亿元，让166名职工拿到工资481.3万元，445起关联案件案结事了。善意文明执行促发展。完善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机制，纳入失信名单245.7万人次，同比下降23.4%；282.1万人次通过信用修复回归市场，同比增长35.4%，失信名单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做实“活封活扣”，山东济南法院推行“带封过户”，确保被查封财产可控，支持被执行人善意处置房产129套，变现2.5亿元。

做优做细司法便民举措。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引导应用民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方便当事人和律师诉讼。做实“有信必复”，全国法院回复群众来信55.6万件，回复率98.6%。落实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组织申诉信访案件听证9905件，更利解法结、化心结。会同中国残联出台意见，加强残疾人诉讼服务，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充分、便捷参与诉讼。

保障律师依法履职。与司法部、全国律协就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进行工作会商，支持律师在解纷争、促公正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律师提供在线立案及阅卷服务689.8万件次、开庭排期冲突避让服务353.7万件次，便利律师参与诉讼。支持律师调解工作，律师参与调解纠纷77万件，调解成功率64.6%；参与申诉信访案件听证6713件，占比67.8%。

巩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审判管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队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融合推进政治建设和业务建设。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促进法院干警在遵规守纪中担当作为。依托“人民法院大讲堂”、“法官讲坛”等平台，线上线下培训498万人次。完善法官依法履职保障机制，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浓厚氛围。深入开展向鲍卫忠、韩旭辉等英模学习活动，激励广大法院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坚定法治信仰，涌现出丁宇翔、余崇斌等一大批先进典型。王佳佳、陈声欢等17名司法人员忠诚履职，献出宝贵生命。

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制定人民法院“六五改革纲要”，落实和完善合议、审判委员会等制度，做到权责明晰、监督有效。强化办案中履行审判监督责任，各级法院院庭长办案1113.3万件，阅核案件1202.7万件，经阅核案件上诉率、申诉申请再审率较同期均值分别低0.78个和0.74个百分点。上级法院提级审理新类型、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2950件，同比增长33.8%，更好发挥统一裁判尺度作用。

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及时向当事人、律师等公开审判流程节点信息15.3亿项；上网公布裁判文书969万份，同比增长92.7%，让诉讼在阳光下进行。会同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加强法治宣传和以案释法，开设融媒体法治专栏《说法》，举办“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4年度十大案件”宣传活动。发布指导性案例4批23件、典型案例67批613件。高标准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4700余件，对常见罪名和案由实现全覆盖，成为法官裁判重要参考、各界学法用法查阅平台。“行人闯红灯致人摔倒被轧身亡案”，判决闯红灯行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符合安全驾驶规范、确因躲避不及致人死亡的机动车司机不担责；“患者在医院开水间摔伤案”，判决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及时提供救助的医院不担责；“楼上住户厨房改厕所案”，判令恢复原状，彰显权利行使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小案件、依法理、讲情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深化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工作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立以来，始终锚定“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累计收案8.8万件，依法审理了一大批社会关注、疑难复杂的影响性案件，办理涉诉信访41.8万件。2024年以来，探索推动更多类型、数量的案件到巡回法庭、当事人所在地巡回审理、听证，持续完善就地解纷、咨询答复、诉讼引导等工作，进一步做实、做优群众“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

做实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加强审判质量管理。精简优化管理指标，切实为基层减负；深度开展数据会商，检视解决问题，审判执行质效持续向好。“案-件比”下降0.04，上诉率、申诉申请再审率分别下降0.66个和0.04个百分点，民事裁判申请执行率下降，减少衍生案件99.2万件，当事人感受更好、获得感更实。强化审判监督指导。制定司法解释15件，促进法律统一适用。建好、用好“法答网”，累计提问75.3万件、答疑69.4万件，成为司法答疑、调研指导的“直通车”。数字法院赋能提质增效。推动全国法院在“一张网”、一个平台办案办公，促进信息系统集约集成、业务标准统一规范。研发应用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推动科技创新与司法工作稳慎融合。

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坚决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院政治责任，自觉接受各级纪委监委及其派驻机构监督。最高人民法院17名干警因违纪违法被查处，地方各级法院1211名干警因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被查处。加强法院离职人员从业管理。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405.4万人次记录报告信息617.7万条，同比分别增长2.3倍、2.2倍。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最高人民法院联系帮扶106家工作相对薄弱基层法院，四级法院与当地党委、政府共商“脱薄”举措，以点带面促进基层法院全面建强。河北、内蒙古、吉林、上海、浙江、安徽、湖北、甘肃、宁夏等地在辖区法院系统内跨域调整政法专项编制2834个，充分发挥编制使用效益。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大力支持，在为人案矛盾突出的60个基层法院一次性释放537个政法专项编制的基础上，又支持新聘1039名书记员充实到审判一线。选派231名优秀干部援藏援疆援青。加强人民法庭建设，深入推进“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

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落实到司法审判各方面。

依法接受人大监督。认真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邀请10名全国人大代表、6个中央单位共商办理重点督办建议；共办理代表建议360件、代表审议意见4305条、日常建议349件，及时把意见建议转化为务实可行的司法政策和举措。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行政审判工作情况，认真落实审议意见。邀请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法院、专题调研、参与调解、见证执行等3737人次，在接受监督中改进工作。落实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加大对青少年关护力度等代表意见建议，相关工作进一步做实、做优。

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办理全国政协提案180件，走访、接待全国政协委员273人次，完善意见建议采纳、落实、反馈机制。参加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共商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强同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沟通，专门召开座谈会通报工作，听取意见建议，广泛凝聚共识，群策群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依法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公正审理抗诉案件10301件，依法改判4212件，同比分别下降6.1%、8.4%。探索建立民事行政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相互通报和矛盾纠纷联合调解机制，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就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预付式消费等司法解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认真听取特约监督员和特邀咨询员意见建议。保障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参审案件93.3万件。

各位代表，人民法院工作取得发展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得益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持、全国政协民主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支持，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热忱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谨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衷心感谢！

我们清醒认识到，与党和人民要求相比，法院工作还有许多不足。一是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人民法院各项建设做得还不够实，司法审判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仍需加倍努力。二是对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认识与践行要不断深化，服务保障的时度效还需提升。三是案件总量持续增大、矛盾纠纷更为复杂情况下，定分止争、维护公正的司法能力、素质有待进一步增强。四是公正司法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一些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效能的深层次问题亟需深化改革促进解决。五是一些法院干警及离职人员违纪违法问题教训深刻，全面从严管党治院任重道远、不容松懈。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全力推动解决。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政治原则，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部署，不断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为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

第一，稳中求进，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履职尽责。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深入开展反渗透反间谍反分裂反恐怖反邪教斗争。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服务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严惩涉枪涉爆、盗抢骗、黄赌毒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依法惩治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扎实开展“化解矛盾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参与、助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促推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建设。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依法保障创新创造，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提升涉外司法效能。依法反制非法制裁和“长臂管辖”，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海洋强国建设。促推绿色低碳发展。监督、支持依法行政。依法保障国防建设，切实维护军人军属、军队文职人员、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加强“三农”领域审判执行工作，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加强婚姻家庭、养老育幼、助残扶弱、劳动就业、消费文旅等民生权益保障。依法保护医务人员合法权益。强化港澳台侨同胞权益保护。

第二，守正创新，健全公正司法体制机制。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积极稳妥实施人民法院“六五改革纲要”。落实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做实错案责任追究。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化落实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推动深化行政案件级别管辖、集中管辖、异地管辖改革。深化审执分离改革，完善执行监督制度。推动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加强司法救助。推动完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法约定管辖、选择适用域外法等司法审判制度。深化和规范司法公开。加强相对薄弱基层法院建设，做好援藏援疆援青工作，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法院建设。加强数字法院建设，推进“库网”融合，强化科学管理，促推审判执行不断提质增效。

第三，严管厚爱，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法院铁军。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院，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纪律教育机制。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和各方面监督。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大力加强作风建设、能力建设。优化法官逐级遴选机制，推进员额编制动态调整。建设知识产权、金融、破产、涉外、海事、环境资源等专业审判人才库，完善中长期优秀人才培养规划，与高校共同培养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加强司法人员依法履职保障。落实风腐同查同治要求，久久为功狠抓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落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永葆公正廉洁司法鲜明底色。

各位代表，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本次会议要求，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坚定信心、干字当头，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此报告以本次大会最后审议通过并由新华社公布的文本为准）

图为发布会现场。胥立鑫 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于2024年12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9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25年5月20日发布，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一、《解释》的制定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作出重要部署，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既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衡量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一项重要标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设立和推进，对于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大意义。为正确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原司法解释），对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在保证人民法院依法及时公正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实质化解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争议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不断推进，特别是为了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原司法解释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修订。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原司法解释的修改调研工作，多次组织召开由全国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国务院部门有关同志、法官代表等参加的研讨会，先后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院内相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多次专门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意见。通过多轮充分沟通、协商，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最终形成政府信息公开司法解释送审稿，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考虑到《解释》对原司法解释修改篇幅较大，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新制定司法解释、同步废止原司法解释的方式。

二、《解释》起草的基本原则

在《解释》修改制定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助推法治政府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对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专题部署，强调“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为加强行政审判工作指明了方向。《解释》的修改制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进一步明确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审查标准，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审判工作，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为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在《解释》修改制定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站稳人民立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回归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属于给付诉讼的本质，在原被告资格、简易程序适用、裁判方式明确、法定条件下给付到位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规范和引导，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义务，切实满足人民群众获取政府信息的合理需求。

三是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兼顾依法保障知情权和维护信息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科学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审时度势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把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至新的高度和境界。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若因举证、质证及裁判失当，有可能导致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被泄露，从而产生不良后果。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第六条中对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以及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情形下被告的举证责任作出特别规定，既保障社会公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也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在司法层面为保障知情权与维护信息安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

四是坚持依法解释、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回应司法实践需求。在《解释》的修改制定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严格遵照行政诉讼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法律赋予的权限范围内作出解释。在条文规定上，采用援引具体法律条文进行解释的方式，始终坚持相关规定符合立法目的、原则和原意，就法律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作出解释。在《解释》制定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向各高级人民法院征集问题、梳理法答网平台中该领域出现频次较高、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以回应司法实践中的需求为导向，注重对存在分歧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解释，注重规范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努力实现兼收并蓄、切实稳妥的效果。

三、《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十五条，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规定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受理情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处理决定予以类型化规定，明确行政机关可以就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予以公开、不予公开、无法提供、不予处理及其他程序性处理方式，《解释》在受理情形条款对此进行了呼应。此外，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机关不予公开的，申请人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就上述规定中“不予公开”情形，经与有关部门沟通，主要指行政机关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规定作出的不予公开决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其申请内容或者认为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情形，在受理情形条款中予以规定。

二是明确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中原告资格和适格被告。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原告资格的规定上，与行政诉讼法规定保持一致，即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公开或者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等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从而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适格被告的确定，《解释》结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的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种情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谁行为，谁被告”原则，分别就两种情形下被告的确定作出规定。此外，《解释》还结合法释〔202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被告资格进行规定。

三是确定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中被告与原告的举证责任。第一，政府信息公开诉讼首先要遵循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此外，对被告提出的不同主张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分项进行了规定。第二，原告的举证责任方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要求被告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当由原告提供曾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证据。考虑到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在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不得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诉讼中，原告应当对政府信息涉及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举证。第三，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极个别当事人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和诉权的问题，《解释》就原告提供行政机关公开或者不予公开等行为可能对其权益造成损害的证据也进行了规定。

四是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裁判方式。第一，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在裁判方式的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部分进行规定，其中包含法定复议前置而未申请复议的、程序性告知行为、单独起诉收取信息处理费决定等若干情形。第二，以实质性回应和支持当事人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诉求为出发点，《解释》对被告依法应当公开政府信息的，在判决履行条款中予以规范。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的，判决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予以公开。第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适用确认违法判决的情形进行规定。第四，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或者原告诉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解释》从当事人实体权益已经得到保护的角度出发，结合法律规定，对原告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的情形进行规定，包括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等行为合法的、起诉被告逾期不予答复理由不成立的等若干情形。

五是保留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预防救济制度。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总体属于事后救济，一般只有在行政行为已经作出、权利损害已成事实的情况下提供法律保护。但是考虑到政府信息公开领域，因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具有特别的保护价值，一旦无序公开，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权利侵害。因此，原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预防救济制度进行了规定，以体现无漏洞且有效的权利保护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的修改制定过程中，对原条文予以保留，即政府信息尚未公布前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或者在诉讼期间原告申请停止公开政府信息的两种情形进行了规定。

《解释》的出台，将进一步明确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办理规则，对于统一法律适用具有积极意义。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发挥行政审判在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等方面职能作用，为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

法释〔2025〕8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4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9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下列涉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告知政府信息无法提供或者不予处理的；

（二）行政复议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不予公开行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三）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其申请内容的；

（四）认为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或者依他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的；

（五）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其他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职责，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告知其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

对行政机关的答复、逾期不予答复等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条 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不予公开等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作出答复的行政机关为被告；逾期未作答复的，以收到申请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机构以自己名义所作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机构为被告。

第五条 被告对其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不予公开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一）被告主张政府信息已经公开的，应当就公开的事实举证，并向人民法院提交其已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方式、途径等证据；

（二）被告主张因公共利益决定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的，应当就认定公共利益的理由以及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举证；

（三）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内部事务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属于人事管理、后勤管理或者内部工作流程信息等举证；

（四）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系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形成的内部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举证；

（五）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系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并记录于执法案卷的当事人信息、调查笔录、询问笔录等举证；

（六）被告主张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就其已尽合理检索义务等事实举证或者作出合理说明。

第六条 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系国家秘密不予公开，并提供密级标识、保密期限或者其他证明材料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并提供该信息公开后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证据或者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第七条 原告应当就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一）起诉要求被告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当就其曾向行政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举证；

（二）起诉要求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当就政府信息涉及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举证；

（三）就行政机关公开或者不予公开等行为可能损害其合法权益举证。

第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人民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应当视情采取适当的审理方式，避免泄露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中要求应当保密的政府信息。

第九条 政府信息由被告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保管的，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

涉及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的档案已经移交各级国家档案馆的，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涉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明显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登记立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

（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而未申请的；

（二）行政机关作出延长答复期限或者要求申请人补正等程序性告知行为的；

（三）单独起诉行政机关收取信息处理费决定的；

（四）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已经予以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作出不予重复处理答复的；

（五）申请行政机关公开的信息属于工商、不动产登记等资料，行政机关告知其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查询的；

（六）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制作、加工、分析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未予提供的；

（七）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投诉、举报等活动的；

（八）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政府公报、报刊、书籍等公开出版物的；

（九）认为公共企事业单位未公开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

（十）其他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情形。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

（一）被告对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公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被诉不予公开决定，并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

（二）被告对原告要求公开的申请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原告请求判决被告公开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

（三）被告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能够作区分处理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能够公开的内容；

（四）被告以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为由不予公开，但第三方在诉讼程序中同意公开且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可以公开的，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被告公开政府信息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在诉讼程序中公开政府信息，原告仍然要求确认原不予公开或者逾期不予答复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予公开或者不予答复行为违法，但判决公开没有意义的。

第十三条 政府信息尚未公开前，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政府信息涉及原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且不存在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判决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

诉讼期间，原告申请停止公开涉及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裁定暂时停止公开。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被告作出的公开、不予公开的决定或者无法提供、不予处理的告知合法的；

（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已经向公众公开，被告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的；

（三）被告收到同一申请人的不同申请或者不同申请人内容相同的申请后，在同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中一并予以答复且答复内容合法的；

（四）原告起诉被告逾期不予答复理由不成立的；

（五）原告以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为由请求不公开，理由不成立的；

（六）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

第十五条 本解释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7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