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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自媒体《睡前消息》140期，带火了一个鲜为人知的西南小县城——独山县。独山县各种夸张、烂尾的建筑令人“叹为观止”，短短几年花掉400亿元的消息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独山县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很多人似乎认为这是一个新事。但实际上独山县巨额债务之前就有过报道，独山县的不少官员也都接连被查。例如2019年3月，独山县原县委书记潘志立接受审查调查；2018年1月，曾任独山县县长的梁嘉庚落马；2019年1月至5月，独山县原宣传部长胡昆、政法委书记刘盛高、副县长杨绍忠等人接连被查。

潘志立：每个乡镇都要建工业园区

说到独山县，首先要提的就是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潘志立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

2019年3月19日，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1964年9月，潘志立生于江苏省海安县。在来到贵州任职之前，潘志立曾任海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副书记、海安县城东镇党委书记等职。

2010年至2011年，贵州分两批从江苏、浙江、山东、河北、重庆5省（市）引进12名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其中就包括潘志立。

2010年7月，潘志立来到了贵州省独山县担任县委书记，直到2018年被免去县委书记。在这期间，2014年9月，潘志立升任贵州黔南州副州长，兼任独山县委书记。2015年9月，他卸任黔南州副州长职务，仍任独山县委书记。

潘志立

来到独山县工作时，潘志立曾表示，人生像是“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贵州现在走的道路，正是沿海一带十几年前的发展道路”“既然来了，就要让当地的发展少走弯路，培育一些已经成熟的发展模式”。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独山县委一位官员介绍，潘志立刚来时，大家感觉他不是一般的有能力，“思路清晰、懂经济、有眼光、口才好，包括我在内很多本土官员觉得他什么都懂，都是他的粉丝”。

潘志立刚到独山时，发展思路还比较务实，想大刀阔斧发展经济，要求每个乡镇都要建工业园区，“但后来招商不顺利，一些过来的企业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这位县委官员还说，潘志立也觉得自己能力强，有眼光。后来变得过于膨胀，听不进反对意见，搞一言堂，“甚至对黔南州的领导，他也不买账”。

从开始借钱到出现违约

《独山县“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2016~2020年）》显示，到“十二五”期末，该县有贫困乡5个，有贫困村74个，占总村数的55.6%，贫困人口59500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大约17%。也就是说，在独山县，大约每6个人中就有1个是贫困人口。

《睡前消息》140期航拍独山县街区

独山县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底子薄弱、缺乏发展条件，于是潘志立开始了借债求发展之路。他声称“以最大的优惠、最优的服务和最实在的作风”迎接各方投资。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由于敢于疯狂借钱发展项目，潘志立被称为“潘大胆”。他借债“技巧”，除了宣传独山县的各种交通优势、政策优势外，主要的是以政府信誉为担保、成立多个融资平台、高息吸引投资人。

为了融资，独山县还成立了多家融资平台。据该县新闻传媒中心2017年的一篇报道透露，全县共有融资平台公司36家，其中，总资产规模达到60亿元以上的5家、30亿至60亿元4家、10亿至30亿元10家、10亿元以下16家。

独山县的融资项目对外宣称高效益，又以政府信誉为担保，很容易获得投资人信任。

独山县疯狂举债背后，是入不敷出的财政状态。2018年潘志立在独山县的最后一年，独山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10.08亿元（含出口退税），2018年末户籍人口35.6065万人。据此推算，400亿的债务意味着独山县人均负债达11.2万元。

自2018年10月起，独山县已出现多个政府融资产品违约。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11月报道，贵州独山喀斯特生态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金交所产品出现违约情况，另外该县还有其他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私募基金、融资租赁、定向融资计划等多笔融资产品面临违约。

《红周刊》在2019年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近期独山县展期的资管产品金额约为10亿元，至少涉及9只定融、私募、资管计划和信托。当地政府、卷入其中的机构均对后续兑付方案讳莫如深。

另外，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独山县下司镇“古韵布依·水上下司”项目融资多处违规、欠下大笔债务的问题。

在《独山县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政府的还债压力与建设问题：

一是脱贫攻坚责任不实。对脱贫攻坚重视不够，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发展机遇认识不足，产业发展成效不明显，精准方略还需深入贯彻。

二是集中偿债压力较大。没有处理好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没有形成完善的“借用还”和“责权利”相统一的债务管理机制，债务总量大、还款时间集中，债务逾期存在“破窗”风险。

三是项目建设不规范。项目建设管理机制不健全，程序不规范、手续不完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实体经济支撑乏力。

对于独山县的财政问题，据《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报道，独山县委一官员称，独山现在正在积极处置和投资人的矛盾。独山形成了大量固定资产，县政府正在公开拍卖资产（包括商业用房、酒店、厂房等）回笼资金，贵州省财政也提前划拨了一定资金。针对投资人的各种忧虑，该官员强调，欠钱总是要还的，“独山县不会赖账”。

《睡前消息》140期中出现的独山县国有资产出售

《睡前消息》140期中出现的房产拍卖公告与地块出让公告

多次处分与官场震荡

近年来，独山县官员多次受到处分，官场出现人事震荡。

2014年6月，人民网曾发文《贵州独山县建108洞高尔夫球场 国家级森林公园生态遭破坏》称，独山县紫林山国家森林公园内2万余亩山林被破坏。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8月，潘志立被免去黔南州副州长职务；时任独山县长梁嘉庚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6年3月，潘志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7年5月，贵州省召开第三次大扶贫战略行动推进大会。因为在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被评为“综合评价较差的县”，有5个县的县委书记在会上作了公开检讨，潘志立是其中之一。

2018年1月，贵州省三都县委书记梁嘉庚落马。履历显示，他曾任独山县委副书记、县长，与独山县原县委书记潘志立搭班子接近四年时间。2019年3月，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梁嘉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019年1月，独山县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胡昆被查；4月，独山县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刘盛高被查；5月，独山县原副县长杨绍忠被查。

2019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推送消息：近日，贵州省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副厅级）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经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安顺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00亿到底花在哪里了？

独山县大学城应该算是独山县近年来投资的最大手笔之一。黔南州政府网站显示，2013年贵州省第一座县级大学城落户独山县，为独山县大学城。独山大学城，占地1.5余万亩，规划容纳10所大学，在校学生8至10万人，总投资概算约135亿元。

独山大学城的大学教育区占地面积507万平方米，建筑规模214万平方米。入驻独山大学城开办分校的有黔南师院独山校区、独山职校、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土耳其东地中海大学、英国赫特福德郡大学、北塞尼可西亚大学、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贵州产学研基地、中央音乐学院等高校。

但目前进驻独山大学城的只有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和独山县中等职业学校。

另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高调对外宣传的中央音乐学院等国内知名高校并未入驻，官方相关宣传中的多所“洋大学”，因未获得中国教育部认证，也被网友称为“野鸡”大学。

这其中，还有学校来了又走了的。2013年10月，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原贵定师范学校）的1800余名师生入驻独山大学城，后来该校又迁出。

2019年8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了贵州省纪委监委梳理的典型案例汇编，其中披露，罔顾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的实际，盲目举债近2亿元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水司楼”不是单独一栋建筑，而是位于独山县净心谷景区内。“水司楼”于2016年9月开工兴建，总建筑面积60000平方米，楼高99.9米，进深240米，共24层的大型全木质框架榫卯结构建筑，被称为“天下第一水司楼”。

贵州净心谷景区到底投资了多少钱，连景区方面也说不清楚。在贵州净心谷景区官网的一篇介绍里，提到景区总投资120亿人民币。

然而，另一篇介绍却写道“总投资50亿元…第一期占地8.9平方公里…总投资12.59亿元…”。

目前，贵州净心谷风景区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已经停更。微博最后一次更新是2018年9月，公众号最后一次更新是2018年10月。

据《澎湃新闻》报道，7月13日晚，对于视频中“独山县负债400亿，造价2亿的天下第一水司楼等景观已成为烂尾楼”的说法，独山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称，“这个情况是不实的”。

独山县还有一个大型项目，是盘古庄。盘古庄商旅项目位于独山经开区。项目建于2013年，占地面积一平方公里，建设形成建筑面积110万平方米的大型商旅综合体。据介绍，盘古庄日均可接待商旅游客20万人次。

《睡前消息》140期中提到，盘古庄预计造价56.5亿。

目前，关于盘古庄能查到的最新消息是2018年1月5日，2018年盘古庄论坛暨经贸合作洽谈会在独山盘古庄（湘企商都）举行，潘志立当时也出席了这一活动。

据《南方日报》报道，独山县的古城项目，是当地政府历时4年、耗资22亿元打造的。早在去年这片仿古建筑群就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被戏称为“独山版紫禁城”。

据独山县人民政府网，独山经济开发区大数据中心项目于2017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主要由1#、2#、3#三栋五层厂房以及研发中心楼组成，总投资2.6个亿，总建筑面积约17.5万平方米。

2018年时，经开区招商引资局局长莫伯荣介绍：“目前，已经洽谈了6家企业，正等待项目竣工后入驻。”根据当年的施工进度，大数据中心预计2018年11月底全部完工，交付使用。

不过目前，大数据中心一片狼藉。

除上述几个建筑、工程外，还有一些鲜有报道的，比如：

独山钟楼。

独山香港科学城。

中国天洞。

百井楼。

深河桥抗战遗址。

古风博物馆。

民国风情街。

对于《睡前消息》140期发布的这些内容，据《澎湃新闻》报道，7月13日，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委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舆情，独山县委宣传部正在核实，相关资料正在收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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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独山全县财政总收入10.08亿元， 2018年末户籍人口35.6065万，400亿债务意味着，独山县人均负债达11.2万元。

7月12日晚，微博账号@观视频工作室拍摄的纪录片《亲眼看看独山县怎么烧掉400亿！周年特辑（上）》，将贵州黔南州独山县公共财政负债400亿事件再次带入公众视野。视频中主持人质疑，只有一个街道和8个乡镇的独山县，却借了400亿债务打造景观，平均每个乡级行政单位负债44亿元。

2018年，独山全县财政总收入10.08亿元， 2018年末户籍人口35.6065万，400亿债务意味着，独山县人均负债达11.2万元。

独山县总额400亿、人均11.2万债务的背后，是该县县委书记、县长在2018年双双落马。

2019年12月5日，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在安顺市中院开庭审理，潘志立被控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滥用职权，擅自决定低价出让国有土地，造成国家经济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曾经和潘志立搭班子的独山县原县长梁嘉庚，已在2019年2月因受贿罪获刑10年，并被处罚金100万。

独山县“天下第一水司楼”。 /观视频工作室

1 背负400亿债务的小城

7月12日晚，微博账号@观视频工作室发布名为《亲眼看看独山县怎么烧掉400亿！周年特辑（上）》视频，全长22分41秒。画面中主持人实地走访了贵州黔南州独山县的多个标志性景点，包括号称拥有顶级硬件设施的独山县古风博物院、预估造价3000万的独山钟楼，以及造价2亿的天下第一水司楼等，部分却已成为烂尾景区。

7月14日上午，独山县委宣传部回应称，目前续建项目已完工18个，在建项目32个，转建项目17个。比如，以原毋敛古城大戏楼、三大庙项目为载体进行转建，招引企业盘活资产。再如，对社会关注的“水司楼”(净心谷大酒店)项目，通过努力，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签订合作协议，将于近期进场施工。

官方表示，今后独山县将继续对项目整改挂牌督战，举一反三，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以制度建设巩固整改成果。

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独山县委的回应通报中，没有提到400亿债务的始作俑者、独山县委前书记潘志立。

上游新闻（报料微信号：shangyounews）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此次被曝光的水司楼等独山县人造景点还背负多次债务没有归还。

已生效的判决书披露，“水司楼”建设方——贵州净心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净心谷公司）因建设独山县净心谷景区的需要，从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期间，多次向原告罗建租用吊车进行建设施工。经双方进行结算，被告签字确认原告的租赁费共计336224元。净心谷公司向罗建支付14万元之后，于2019年2月3日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2019年4月30日前付清余款，但期限届满，施工方多次催索未果。

另一份判决书则显示，2017年净心谷公司和广东佛山某公司签订瓷砖供应协议，净心谷公司向佛山公司采购734万元瓷砖，但净心谷公司在支付346万元货款后就没有再支付货款，拖欠佛山公司190多万元货款。

两份判决书均判决，净心谷公司需要支付所拖欠工程款19万元和货款190余万元。

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独山传媒

2 最会借钱最敢花钱的县委书记

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2019年8月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披露了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的案情。

2010年至2011年，贵州分两批从江苏、浙江等省（市）引进12名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潘志立正是其中之一。初到独山，潘志立大刀阔斧发展独山县域经济。在潘志立的主导下，独山县随意自行设立基长新区、独山古国毋敛城管理委员会等园区，随意在园区增加机构和干部职数，随意将基层派出所改为公安分局。

潘志立大搞形象工程，给独山县这个黔南小城带来了高负债。潘志立罔顾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的实际，盲目举债近2亿元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潘志立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

10%的融资成本，意味着独山县每年光债务利息就超过40亿元，全年财政收入不吃不喝也远不足偿还利息。潘志立也被舆论称为“全国最会借钱和最敢花钱的县委书记”。

公开数据显示，独山县的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状态。来自金融数据和分析工具服务商Wind的数据显示，独山县2004年—2017年的年度财政收入从4730万元增至4.49亿元，但年度财政支出却从4.45亿元增至27.17亿元。2018年，独山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10.08亿元，2018年末户籍人口35.6065万人。400亿的债务意味着，独山县人均负债达11.2万元。

“独山大学城”校舍底部有明显裂缝，质量堪忧。/新华社

3 县长和县委书记先后落马

独山县400亿巨额债务，给独山县带来影响还有官场生态的严重恶化。2018年10月，潘志立被立案审查。

2019年10月16日，潘志立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由安顺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潘志立利用担任独山县委书记职务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在担任独山县委书记期间，滥用职权，擅自决定低价出让国有土地，造成国家经济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潘志立落马前的2018年2月，他的老搭档、已转任贵州省三都县委书记的独山原县长梁嘉庚，因涉嫌受贿罪被贵州省监察委立案调查。2019年2月，贵州黔东南州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梁嘉庚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上游新闻记者梳理梁嘉庚受贿一案一审判决书发现，其受贿犯罪主要集中在其担任独山县县长期间。法院查明，梁嘉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建设、资金拨付等方面为魏某等8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上述人员现金人民币125万元、港币2万元、美元1万元、价值112万元房屋一套和13万元的车位一个。

黔东南州法院一审判决书披露的梁嘉庚受贿细节证实，梁嘉庚的受贿，与独山县当地城市建设有密切联系。

2012年7月至2014年4月梁嘉庚任独山县县长期间，俞国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独山鼎恒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独山县开发新街口房产开发项目，为了得到梁嘉庚的关注和帮助，俞国强分六次在梁嘉庚的办公室或者鼎恒公司的食堂，共送给梁嘉庚人民币6万元，梁嘉庚明知俞某强送钱的目的，仍予以收受。

2013年8月至2015年2月，梁嘉庚任独山县委副书记、县长期间，连长秋所在的贵州独山中山路桥投资建设公司承接了独山县红色旅游大道项目，施工过程中，在电力、自来水厂、电信等管网改迁方面遇到困难，连长秋多次找梁嘉庚协调解决。梁嘉庚通过召开协调会、专题会等方式帮助其解决困难。从2013年8月至2016年初，梁嘉庚共计收受连长秋现金共计人民币18万元。

独山县的古风博物院。/人民网

4 独山官场大面积塌方

今年1月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刊发文章称，在潘志立的错误带领下，一些领导干部上行下效，搞政治攀附、人身依附，自然就容易形成“山头替代组织”“圈子替代班子”“商业原则替代组织原则”的现象，大范围的腐败问题接踵而来，独山全县8乡（镇）、25个县直部门“一把手”几乎“全军覆没”。独山县委原常委、宣传部长胡昆就是典型的一例。

今年4月13日，贵州三都县法院对独山县委原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胡昆涉嫌受贿罪一案进行宣判，查明胡昆共受贿74.5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5万元。

上游新闻记者梳理胡昆受贿事实发现，胡昆利用其早前分管独山县交通、城镇化建设等便利，大肆获取个人利益。

2015年10月，应瓮安籍商人陈洪林要求，胡昆利用担任独山县政府副县长分管交通工作便利，向时任独山县交通局长杨绍忠打招呼。经杨绍忠安排，陈洪林顺利承接国道Ｇ210都匀至深河桥一级公路等道路工程监理业务。2017年5月，胡昆以到北京办事急用钱为由向陈洪林索要20万元。几天后陈洪林邀约胡昆到其家中吃饭，将事先准备好的20万元现金送给胡昆。2017年9月，应胡昆要求，陈洪林出资24万余元，为胡昆购置大众帕萨特轿车一辆，登记在胡昆爱人伍萍名下，供胡昆个人使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披露，胡昆曾公然表态，“坚决完成任务，完不成提头来见”，十分露骨地向潘志立表忠心，将党内正常工作“江湖化”、“庸俗化”。由于放弃了政治标准，“三观”蜕变，思想腐化，胡昆在金钱、美色面前彻底失去了抵抗力。严重违反“三重一大”制度，随意调度大额资金；置党纪国法不顾，大肆收受巨额贿赂；下属及管理服务对象送礼品、礼金、消费卡、高档酒，来者不拒。

“回想自己违反党的纪律的情况，最让我痛心疾首和悔恨万分的，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正是这一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最终导致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自己走上违法犯罪不归道路。”胡昆在忏悔书中，对自己的过错幡然醒悟。

来源|上游新闻 记者 胡磊 编辑 刘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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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的水司楼，外侧进行了围蔽，外人无法进入。 （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图）

2021年9月，高99.9米、投资2.56亿的贵州独山县地标水司楼，传出拆除消息。

一年前，住建部发公告称，独山净心谷景区内建设的水司楼存在脱离实际、滥建“文化地标”、破坏自然景观风貌等问题.

独山隶属于黔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处贵州最南端，有“贵州南大门”之称，与广西河池市接壤，距贵阳128公里。2020年3月，独山与贵州其余23个县区一道退出国家贫困县序列。

水司楼距独山县城20公里，是当地最具标志性的建筑，2016年开始建设，资金链断裂后，至今未能完工。当地的宣传语称，水司楼是世界上最大、最高、最壮观的纯木质榫卯结构，堪称水族的“布达拉宫”。

2021年9月下旬，南方周末记者来到独山净心谷景区，游客寥寥。景区正常开放，仅对每位游客收取10元的卫生管理费，此前门票为80元/人。

水司楼外侧已搭起脚手架，并对现场进行了围蔽。工人和泥头车正不断进出施工现场，值守的工作人员陆续拦住试图入场的游客，不能靠近水司楼。一位值班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水司楼今年5月就开始施工，并非拆除，而是要改成五星级酒店，但消防不过关，需拆除木质结构。”

拆除木质结构，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最高、最大、最壮观的纯木质榫卯结构”将不复存在。水司楼的尴尬处境，是独山县过去数年来盲目举债发展的一个缩影。

2020年7月，黔南州政府发布公告称，截至2020年6月末，独山县政府债务余额135.68亿元，独山县原县委书记潘志立在缺乏调研、论证的情况下，盲目融资举债用于水司楼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建设，导致新开工项目数量迅速扩张，地方债务规模过大、债务风险突出，有的工程成为烂尾工程。2019年8月，潘志立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0年4月，潘志立因受贿、滥用职权被判有期徒刑12年，其提出上诉。

目前独山县正在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化解债务。

一年多过去了，独山县当时的在建项目情况如何？债务如何化解？

独山城区内一处仿古建筑，门口的牌匾用红布遮住，大门紧密。 （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图）

独山县城，向南北延伸，呈条带状，两侧皆山。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曾是著名地标。

2021年6月，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文化旅游产业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库，其中独山县的多个文旅项目作为“遗留工程”进行招商引资。

项目库文件显示，原净心谷项目主体公司因资金断裂，存在欠付民工工资和工程款项隐患，为迎接2017年全州旅发大会，转为县属国有企业贵州汇福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福公司”）进行建设。酒店共26层345间房，总投资5亿元，现需引资2.36亿，项目中还有2.12亿的债务。

裁判文书网的一份判决书显示，2019年汇福公司拖欠独山国有资产运营公司460余万元，2020年遭到后者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独山县法院作出判决，查封了汇福公司位于净心谷景区的18栋建筑物，查封期限为三年。

上述项目库文件提到，后来水司楼招投标文件曾发送至贵州酒店管理集团，但该集团要求后续工作启动，必须先完成工程质量和消防验收，而水司楼消防工程未完工，不满足验收条件。2021年4月，独山县县长王裕民还率队到贵州酒店管理集团，洽谈投资净心谷酒店事宜，但未见下文。

南方周末记者拨通项目库里的招商联系电话，工作人员称：“可能下个月就要将水司楼进行拍卖，或者是以引资的形式一起来做，具体方案还没确定。”

水司楼虽处净心谷景区内，但并不属景区管理方管理。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景区由贵州南方卓越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但水司楼不归他们负责。天眼查显示，该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注册资本1.8亿元，两位自然人股东占全部股份。

南方周末记者以融资项目债权人身份向独山县的一位处级官员咨询，他解释称，南方卓越没有投入资金（建设景区），盘活不了景区，“水司楼装修都没资金，之前是南方卓越在做，现在又是另外一家公司来做（装修），很难，投入太大了”。

除了水司楼外，常住人口26万的独山县还有另一家五星级酒店。

独山县政府官网显示，2017年7月，贵州首家温德姆酒店开业，也是独山首家白金五星级酒店。但运营三年后，这家酒店就转手给了贵州建溢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持股者为四位自然人股东，但据酒店员工介绍，酒店隶属于香港建溢集团（00638.HK）。香港建溢集团2020年年报显示，其在独山拥有多个工业及房地产项目。如今，这家酒店里，设备上、毛巾上仍留有温德姆的标志。

过去几年间，独山县旅游人数大幅下降。独山县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旅游接待人数为1807万人次，但2020年下降到55万余人次。

独山县城的出租车很多。当地一位司机介绍，这里的出租车数量是附近黔南州其他县的三倍，而且都是一两年前购置的新车。出租车多，正是因为前些年大搞工程，吸引了不少外地的投资客和建设方。

张致五十多岁，是独山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身材微胖，说话时爱笑。开出租前，他在全国跑货车。他用一口带着浓重贵州口音的普通话说：“工程在建的时候，人就多；工程一停，人就没了。这两年比较萧条，独山只有过年人多。”

南方周末记者在独山看到，大大小小的仿古建筑穿插在城区之中，目前大部分建筑项目处于停工状态，仅有少数工地仍在施工。这些项目都被采取了围蔽措施，外人无法进入。曾被外界熟知的“独山钟楼”，立在一人高的荒草中，水泥材料散落一地。

城区的各处仿古建筑景点，都在显要位置贴出“禁止使用航拍器”的标识。2020年曾有自媒体通过无人机拍摄，将众多烂尾项目公开，一度将独山县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行驶在这些项目附近，张致撇了撇嘴，“反正到处都是烂尾楼，有些地方连个标志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项目。”

独山城郊的贵州南方科技产业园，园区内的建筑尚未完工。 （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图）

类似水司楼，独山县的其他项目也正在寻找接手人。

独山县属国有企业神玺实业集团微信公众号显示，2021年4月以来，正在对县城内百井楼、望月楼、八角亭等仿古项目和停车场进行招商。

南方周末记者向神玺集团进行咨询。一位工作人员称，现在给的价格都很优惠，比较着急把资产盘活，“县里要我们都盘出去”。

望月楼位于县城中心地段。现场已经进行了围蔽，并未对外开放，附近土地也还没有进行平整硬化。

上述工作人员称，“如果把望月楼一栋楼都租下来，一年费用大概在35万至50万之间。”神玺集团公众号显示，望月楼连同地下室共9层，室内面积7520平方米。如果按照一年50万计算，租金为0.18元/平方米／天。

南方周末记者以投资客身份向独山县投资促进局咨询，一位官员解释，“商家装修和投入都可以抵扣租金，到时候按实际投资来核算，租也可以，卖也可以。”

尽管优惠力度很大，但上述神玺集团的工作人员称，“目前只有一个景点谈得差不多了，还差最后拍板。”

南方周末记者以融资项目债权人的身份，向独山县政府一位官员咨询，他解释，疫情发生后，老百姓的观念还是觉得现金为王，资产处置的难度很大。“要拍卖的地产，有些人交了保证金，但拍卖的时候，他们宁可不要那一两万块钱，也不拍了。”

独山急于盘活资产，因其面临着庞大的债务压力。

《黔南州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决算情况表》公布了黔南州各县（市）债务余额情况。其中，独山县2020年政府债务余额为137.70亿元，债务规模是黔南州十二个县级政府中最大的。

除政府债务外，独山繁多的基建项目也产生了大量工程建设债务，独山还通过国有融资平台发布了大量定融、资管、私募等非标产品。

据上述独山县处级官员介绍，独山县非标类债务规模已经超过40亿元，独山是个小县，财政收入不高，“如果不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公务员工资都付不起，独山公务员除了工资外，什么奖金都没有”。

2020年独山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显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亿元，总收入43.97亿元。其中将近40亿的差额，20.5亿元来自转移支付，剩余近20亿来自一般再融资债券、待偿债置换一般债券结余及调入资金。

上述独山县政府官员介绍，为了化债，独山政府加大资产处置力度，“现在抽调了很多人，招商引资也好、引进专业合作方也好，负责尽快把资产盘活变现”。

黔南州政府官网显示，2021年9月，黔南州住建局来到独山县进行调研。独山县住建局反映独山存在全县债务压力大、问题开发商和停缓建项目多、部分项目手续未完善等情况。

在上述官员看来，盘活资产的阻力很大，“许多房产类资产已经抵押在金融机构了，卖不出去；另外有些景区，后续还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它的预期效益没有体现，接盘难”。

城区的“独山钟楼”，目前处于停工状态。 （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图）

独山县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十七次提及“旅游”一词，并提出要以旅游产业化为突破口。贵州神玺实业集团就是负责盘活文旅资产的公司。

一位曾参与过独山化债方案的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独山债务危机发生后，独山县政府将旗下融资平台，都整合到贵州神玺实业集团、贵州鑫凤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贵州恒源国投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集团公司。

天眼查数据显示，上述三家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都为独山县财政局，注册资本均为1亿元，都包含投资业务，且都成立于2017年。独山县人民政府官网曾公布，截至2016年底全县共有融资平台36家，资产规模突破700亿元。

“原来平台公司太多了、太乱了，导致债务控制不住，所以收紧了。”上述独山县处级官员解释。

他介绍，三个集团公司按照不同的板块进行划分。其中，贵州神玺实业集团负责市政和景区，贵州鑫凤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工业和开发区基建，贵州恒源国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交通板块。

据参与过独山化债的专家介绍，三大集团成立后，主要功能是“还债”。

上述独山县政府官员解释，像水库等现金流稳定的公益性产品，可以作为标的物用来申请贷款，“存量水库都给集团公司了，通过它们向银行申请贷款，然后把非标债务转成标准化债务”。

2021年7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指导意见》，随着对地方债的规范化管理，地方融资平台从金融机构拿钱变得越来越难。

上述独山县的处级官员介绍，“现在银行都在观望，几家平台公司在贷款这方面很恼火（困难）。”

2021年，裁判文书网一份判决书显示，时任独山县财政局局长的张源证实，2014年中央要求各地申报存量债务，时任县委书记潘志立和时任县长梁嘉庚商量按应统尽统的原则将项目全部进行申报，省财政厅审核认定独山存量债务为87亿元左右。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2018年12月原独山县委书记潘志立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

南方周末记者以上述融资项目债权人的身份，向当时负责化债的一位官员咨询，他说，“（一开始）就是对所有债务进行分类，并根据债务类型来分别做方案，制定化债的措施。”

两年过去了，多位独山当地官员表示，独山债务的绝对值已经下降，但债务量依旧庞大，短期内化债压力很大。

为了解接下来独山如何化债，南方周末记者致电独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独山县财政局、独山县投资促进局、贵州恒源国投集团等相关机构，但截至发稿时，均未获回复。贵州鑫凤实业集团电话未能接通，贵州神玺实业集团则婉拒了采访。

南方周末记者也走访了独山科技园、贵州南方科技产业园等工业园区，进驻这些园区的企业不多，大量厂房都处在待建或空置状态，部分园区和项目工地仅有值守人员。

上述独山县的处级官员表示，“独山还有大量标准化厂房（空置），希望能引进外地企业。”

为了更好地招商，独山县政府还在官网公布了独山县投资促进局正副局长、各个园区、镇（街）负责人的手机号码。

独山县政府官网显示，2021年10月8日，独山县召开了第四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签约和开工项目47个，涵盖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投资金额为177亿元。2020年，独山县GDP为129亿元。

2020年7月的贵州独山县水司楼。 （视觉中国/图）

面对化债难题，独山尝试申请中央资金化解债务。

2020年7月，贵州黔南州政府曾在官网公布州发改委对州人大会议建议的答复，提及独山县当年49个项目申请中央资金7.1亿元，极大地缓释了当地债务风险，解决部分债务工作。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20年，独山县已经派人前往财政部，在财政部指导下，制定了一个化债方案。

此前，在2019年7月《铜仁市人民政府关于市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2号建议的答复》中提到，按贵州省政府的有关要求，松桃县在全省PK中胜出，贵州省政府已将松桃、独山等10个县申报纳入财政部建制县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贵州等5省作为全国试点即将在财政部进行终结PK，松桃县已纳入财政部试点县名单，并争取到债券资金22亿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毛捷，长期关注地方债务问题。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最难的第一步，就是要化解存量债务。如果存量债务不化掉，融资平台负担就减不掉，会产生新的隐性债务来维持它的存量，把项目做下去。”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多款独山县国有融资平台发行的融资产品，规模都在千万元以上，项目周期一般为两年，年化收益率划定不同档次，哪怕10万元投一个项目，年化收益率都高于8%，投资金额越多，年化收益率就越高。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两年期存款基础利率为2.85%。

独山一处名为“盘古庄”的项目，四面都是仿古城墙，该项目同样外围封闭。 （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图）

各融资产品的还款来源介绍中，一般都有国有企业担保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土地质押、政府应收账款质押还款等表述。

2021年9月，从东部某省来独山“讨债”的孙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7年曾投资上千万购买独山发布的融资产品，就是看中了部分产品有政府应收账款质押还款作为保障，但是产品2019年到期后，至今没能兑付。”

多数债权人都没来过独山，还有债权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询问独山城市建设的情况。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直在期待中央化债资金的到来。

不过，国家层面已经明确了：地方隐性债务，中央不救助。2021年3月，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建立市场化、法制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

事实上，独山所在的贵州省也在着手化解地方债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平台显示，2015－2020年，贵州省地方政府债务累计余额超过5万亿，在31个省份排名第五。

2021年9月，为了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化解债务风险，贵州省政府发布了《贵州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该办法规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应当剥离政府融资职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对只承担政府融资职能，且主要靠财政资金偿还债务的“空壳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一律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撤销。对严重资不抵债、失去清偿能力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要依法实施破产重组或者清算。

在毛捷看来，规范融资平台是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第二步，只有把第一步化债做好，才好落实，“背着那么重的债务负担又要转型，是很困难的”。

化债显然并不容易。2018年独山县新的县委书记上马，一位接触过他的专家描述，“上任两年多，他头发都白了。”

（应受访者要求，张致、孙皓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吴超 南方周末实习生 金梦恬 胥婷

独山房产网二手房房源

对普通百姓而言，买房是一场输不起的豪赌。/图虫创意

去年，我们曾经写过一篇《比买到烂尾楼更倒霉的事，我真想不出来》，现在看来，现实永远比想象中魔幻。

比“买到烂尾楼更惨的事”出现了，那就是“买了烂尾楼，还得自己出钱把它盖完”。

前段时间，一则“昆明30户居民住进烂尾楼”的新闻上了热搜。

当时，业主们搬进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微博

别样幸福城的4号地块，从2014年停工一直烂尾到现在。这迟迟交不出的12栋楼1255套房，是不少家庭的刚需。

很多业主是一边交房租一边还房贷（少则一两千，多则八九千），就这样挨到楼盘烂尾的第六年。其间也有家庭一度向银行断贷，代价是购房者名下的所有银行卡都遭到冻结，甚至无法收到工资。

赶上疫情，部分从事旅游业、餐饮业和靠小商铺维生的业主几乎断了收入，既然房贷是免不了的，就只能从减少租房开支这头想办法。于是，今年5月份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搬进了这没有任何配套设施的烂尾楼。

缺水断电，没有门窗，业主们就靠电瓶和蜡烛照明，在工地水坑取水做饭，在2020年的新一线，他们活成了“城市吉卜赛人”。

业主们在工地上艰难求生。/YNTV都市条形码

新闻一经曝出，连毫无牵连的网友们都难免为命途多舛的业主们感到心酸与不平。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开发商，则选择云淡风轻地回应——

“公司也希望与你们一道积极想办法，共同努力实现早日复工，并参照别样幸福城5号地块自救模式推进复工和交房工作。”

意思就是，你们快抄抄隔壁5号地的作业，也开始自救呗。

这一倡议也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首肯。据《中国新闻周刊》，云南省住建厅一名周姓工作人员曾表示，“自救也是我们提倡的一种方式。楼盘烂尾，根本的原因是资金链断裂了。在这种情况下，业主与其把钱拿去租房，还不如凑钱自救。”

但问题是，为一套烂尾房倾尽身家的业主们，但凡有一点余地可转圜，又怎么会搬进烂尾楼呢？

如果不是没得选，谁愿意住进烂尾楼？/昆明电视台K6春城频道《8099999》节目

买到烂尾楼，只能体验“别样幸福”

已经投入使用的1-3号经常断水停电，5号交房全靠业主自救，4号至今烂尾，6-8号地块尚未开发……这个被戏称为“别让幸福成”的“别样幸福城”小区，似乎被施过什么魔咒，能变着法儿地让它的业主们幸福不成。

被开发商点名表扬的“别样幸福城5号地块”，是昆明首个业主自救烂尾楼盘的典型案例。5号地块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是2015年12月份，但自封顶之后便持续停工；2015年至2018年，业主多次筹款自救，最终勉强达到入住条件，部分业主也得以交房入住。

遇上不靠谱的开发商，交房了也未必省心。昆明摩尔城，烂尾10年盼来的回迁房，回家要穿6道门，29层没电梯。/云南都市频道

前面开发商的这番自救言论，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仿佛经过5号地块自救成功一事后，将烂尾楼起死回生变成了业主自己的分内事，本该负起责任来的开发商，反倒成了“帮忙一起想想办法”的路人甲。

对此，媒体们纷纷呛声，红星新闻指出“解决问题不能只靠业主自救”，光明日报更是痛批这种一心指望业主自救的烂尾楼，是“民生之痛，监管之耻”。

而网友们代入到业主的立场上看，就更加感到愤愤不平——“钱我交了，最后楼还是我盖的，合着你们开发商卖房，就光出个图纸呗？”

凭借一张图纸、一个沙盘乃至一种描述就能把还没有影子的房子卖出去，这种事听起来十分荒诞，但却是现实。/图虫创意

4号地块的业主们倒是没在“该不该出钱”的问题上耽误太多时间——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

事实上，同为项目中的烂尾楼，4号地块与5号地块却不可同日而语。

5号地块是空军部队和省某统计单位的团购房，业主具有稳定收入。相比之下，4号地块多为散户，买房已经花光积蓄。

即使本身条件不佳，4号地块的业主们也并没放弃过自救。早在5号地块业主发出自救倡议时，4号地的业主们就动过“自救”的念头。但让他们感到迷茫的是，整个4号地块主体工程尚未封顶，外墙还没有做——这意味着资金缺口比5号地块还要大得多。

5号地块的资金缺口在三千万元上下，业主们前前后后发起过六次自救才搞定，而4号地复建所需的资金则要八千万元起，这笔钱对已经掏空了钱包的业主们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过去几年，业主们曾以每周两次的频率，去寻找政府和有关部门维权，“现在我们累了，不想闹了，就让我们住在自己的烂尾楼吧。”

业主们通过自行搭建的台阶上楼。/昆明电视台K6春城频道《8099999》节目

然而，即使是这样卑微的心愿也难以实现。楼内钢筋四处裸露，楼梯、阳台、电梯井等缺乏防护，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6月中旬，当地街道办、派出所、开发商和物业纷纷贴出告示，要求他们搬离烂尾楼。

而业主们当然也知道住在烂尾楼并非长久之计。停工年久，楼盘浇筑多年的水泥已经开始脱落、风化，曾有人冒着危险爬了整整十多层楼到达顶楼，发现用手轻轻一捏就会散。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要成为危房，再也不能住人了。”

4号地块，连同它所牵涉的一千多户业主们的命运，也在多方无数次的拉扯与推诿中，愈发地风雨飘摇起来。

谁的城市，没有一座烂尾楼

偏居一隅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也显得独具一格。一边房价上涨销售火热，一边烂尾楼扎堆，回迁户难以及时回迁。

昆明市住建局曾对全市范围内的18个烂尾楼项目分析停工原因，无非是四类：融资难；销售慢；支付成本高；项目违法违规。

而类似的烂尾建筑案例并不鲜见，如果你足够熟悉所在的城市，那么总能找出几栋当地尽人皆知的烂尾楼。

2008年1月11日，北京一位大爷从烂尾楼前经过。/图虫创意

从“天涯、海角、烂尾楼”的海南，到有“烂尾楼之都”称号的南阳，再到“烧光400亿”的贵州独山县，这些突兀的存在，除了滋生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还埋葬着许多家庭的安居梦想。

普通人买房，只是为了辛苦半生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但对于不幸买到烂尾房的人来说，风和雨都是它带来的。

当然了，在这部由时代书写的烂尾楼故事里，既不缺不知何以为家的悲惨世界，也不乏躺赢的都市传说。

2013年，曾在距天津市区30多公里开外郊区买下一栋烂尾别墅的冯女士，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的电话会被中介打爆，“买来才100多万的小别墅，几天之内，市场价忽然涨到了七八百万”。

买房这件事，真的很看运气。/图虫创意

冯女士的这座房产位于“星耀五洲”，一度是“天津最著名烂尾楼”。在楼盘尚未动工的区域，由于基本无人打理，野草长得比人还高，甚至有附近农户将牛群赶至此处放养。在楼盘烂尾的十年间，这样的情景是常态。

2017年5月，来自另一家地产商融创的一纸收购书，将这座沉寂十年的烂尾楼彻底盘活了。

知乎用户@不早不晚 也曾分享过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案例——

“我一个大学同学也是买到烂尾楼，他就幸运了。他那个房子买的时候很便宜，烂尾之后政府出面每月发放补助，烂了十几年房钱都快补助回来了。前年遇上政策，他那里成了学区。去年一入住，房价翻了快十倍，把他乐坏了。”

听起来颇有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意味，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有这么好的福气。一般来说，大城市的烂尾楼会比小城市的幸运许多。较高的地价和投资回报，通常能让开放商缓过一口气，至少也能吸引来其他开发商接盘。

楼盘烂尾太多，已经不算是新闻。而每当曝出烂尾楼的消息，你总能看到有网友仿佛被《三体》外星人附身一样反复劝诫着：“别买期房！别买期房！别买期房！”

人们是真的想不通，“普通人输不起，那为什么还要冒着巨大风险买期房？”

的确，为了避免买到烂尾楼，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干脆不买期房。但问题是，你知道期房跟现房的比例是多少吗就喊“别买期房”？

就拿疫情前的数据来看。去年一整年，全国商品住宅现房销售面积是18215.21万平方米，作为对比，期房的数据则是131929.12万平方米，期房与现房的比例超过7：1。

2019年商品房住宅现房与期房累计销售面积对比。/国家统计局

2018年，这一对比还是5：1，2017年则还不到4：1。期房与现房的比例，是在逐年拉大的。

这还是全国平均水平，在部分城市，期房比例超过八成甚至九成都是常事。

也就是说，每卖出十套房子，有八九套都是期房。在这种情况下，业主遭遇烂尾的风险绝不是一句“不买期房”就能够彻底解决的。

事实上，真正该被问罪的，不是期房本身，而是国内现行的这种权责明显不对等商品房预售制度。

期房的罪与罚

说起“期房预售制度”，一般认为源自香港地区的“卖楼花”，霍英东是首创。

很多人会习惯性地以为这两种售楼制度是一回事。但事实上，两者从目标定位到监管手段，再到风险的承担来看，都有巨大的差异。

“卖楼花”像一种分期付款的促销手段，而“期房预售”则更接近“众筹建房”。“楼花”在物业落成，业主收楼后才开始供款，在此之前只交至多15%的定金，而且可以毁约退房。

至于内地的期房预售制度，房地产研究者都认为它“具有独有性，是以筹集开发资金而非以保护购房者权益为首要目标”。也正因如此，内地的商品房预售原则上都需消费者全款支付商品房的所有款项（包括通过按揭贷款由银行代付）。

与现房相比，期房算是高风险，高收益。只不过，高风险是业主的，高收益是开发商的。/图虫创意

也就是说，理想状态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只需通过预售即可回收全部的资金和利润。这也是中国的期房消费者的风险之源。

现行的商品房预售制度，实际上是以期房销售的名义，实现了现房销售的实质，并将经营风险转嫁给了社会。

有学者分析，这种风险转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购房者支付了全部的房价款，承担了全部的开发风险；

二、开发商提前使用了购房者的资金，来实现资金的快速回笼，而承担了资金利息的却是购房者；

三、购房者又通过住房按揭，把一部分风险转嫁到了银行。

2015年，广州一处烂尾楼，附近居民在楼中晾晒衣物。/图虫创意

2005年8月，央行金融小组撰写的《2004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中短短八十几个字，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考虑取消房屋预售制度。很多市场风险和交易问题都源于商品房新房的预售制度，目前经营良好的房地产商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可以考虑取消现行的房屋预售制度，改期房销售为现房销售。”

当时，国内最激烈的反对声来自国内有名的两位地产大鳄，任某和潘某。

前者批驳央行报告“逻辑混乱”，并自立机构出报告称“央行不懂行”“期房销售是必然”；后者看起来则很有大局观，“一段时期内市场上出现没有房子供应的情况，会对稳定房价不利”。

没过多久，国家建设部与北京市建委纷纷表示，暂时不会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

从央行起草的那份报告算起，“取消预售制度”的口号喊了十五年，却仍然遥遥无期。

今年3月，海南省发布了新的房地产市场规定，要求在所有区域试行现房销售制度。这让很多人欢呼雀跃，甚至一度有《“卖楼花”终结了！现房销售新规出台》《全国人民期盼多时的现房销售，真的来了！》等夸张解读。

海口的一处别墅烂尾楼群。/图虫创意

在疫情影响下的整体宽松的政策大背景下，海南还能取消商品房预售，这份勇气值得肯定。但别忘了，其他城市如南京、苏州、合肥等地，也都进行过相关的政策尝试，最后都是草草收场。

开年至今，又有71582.86万平米新开工的商品住宅投入生产，我们无法预料其中会有多少楼盘成为烂尾楼预备役。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一顽疾被彻底解决之前，千千万万个被拖进烂尾泥淖的家庭，仍旧只能在绝望中等待，在等待中绝望。

参考资料

《昆明“造城运动”留下40多个烂尾楼，政府和开发商希望业主“自救”》，《中国新闻周刊》，2020-07-30《他们住在烂尾楼》，中国青年报，2020-07-29《别样云南幸福城小区变成烂尾楼 业主筹资自救》，《春城晚报》，2016-05-25《昆明楼市调查：烂尾楼扎堆 乱象难止行业面临洗牌》，《中国经营报》，2017-12-16《融创百亿元收购八成股权 天津最著名烂尾楼“复活”》，《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24期《“星耀五洲”复活记 》，新华网，2017-05-23《期房预售:难以离开的模式“毒药”》，《安家》，2005-12-15《我国期房预售制度改革的比较视角》，《银行家》，2019年第9期《中国商品房销售制度发展研究》，周晔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专业学位论文，2012《首个现房销售省份来了，对楼市、购房者有何影响？》，中国新闻网，20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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