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选择哪一类型的一般条款，其衡平、修正及创设功能，皆需在动态化解释的框架下寻得合理依据。在一般条款的动态化解释中，探索如何凭借工作关联性评价，审慎调整其适用维度。此时，不仅需在列举之外，弥补立法的过窄之处；还需在列举之内，衡量并矫正其不当偏移，参照工作关联性标尺，谨慎裁剪其超出政策性必要的过宽之处，提高其与既有体系的兼容程度，使二者的结合成效达到更优。
这样规定，一方面保障了因工作原因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职工的权益，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将各类突发疾病无限制地纳入到工伤保险范围内，影响其基本保障作用的发挥。因此，其具有特定的政策合理性。然而，其要件设定偏离了工伤保护之本质——工作关联性。表面观之，该项似乎也是在加总一系列工作关联性要件，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48小时”的多重限制中，将发病与工作绑定在一起，以工作过程的强势，弥补工作原因的不足，并追求总量达标。问题是，该项所限定的并非疾病的形成，仅是发病的瞬间。而对于具有潜伏性、发展性的各种疾病而言，这一点在整个疾病损害的可补偿性(工作关联性)评价中，意义甚微。只有跨越整个病程的“疾病形成”过程才具评价意义。但后者的时空跨度较大，导致工作时空与个人时空经常杂糅一处无法分割，最终只能获得一组中性化(偏弱)的过程性要素。因此，在疾病补偿中，需判断工作原因(病因)是否强大到足以弥补工作过程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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