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税和地方税有哪些,地方税有哪些税种类型

法律普法百科 编辑:严铭

中央税和地方税有哪些,地方税有哪些税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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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税有哪些税种

讲了好几期税了,这才想起,好像没给大家讲过中国到底都有哪些税。

今天就带大家整体把握一下。

来,看这张表。

这是中国2019年的税收统计表,从《税务年鉴2020》摘出来的,我稍微做了调整,增加了两行、五列。数字的单位是亿元

为啥用2019年而不是2021年数据呢?

《税务年鉴》都是次年统计上一年,然后再次一年的三四月份出版。税务年鉴的最新数据就到2019年。财政部官网虽然发布了2021年收支情况,但是,那个数据概括性比较强,有些税种是合并计算的。

没关系,近几年财政、税收结构变化不大,这数据依然有参考意义。

先看表中第一列,中国目前在征的税种凡十八个,分别是:

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烟叶税、环境保护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关税、船舶吨税。

其中,前十六个税由税务机关征收;关税、船舶吨税由海关征收。注意,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虽然交给海关,但是,海关只是代征,即代税务机关征收,实际上仍归税务口管理。

《税务年鉴》只统计税务机关掌管的税收,所以,原表中没有关税、船舶吨税,我从《财政年鉴》里爬到了这俩数,插了两行,给加进来了,标黄色的就是。

接下来,咱们就把各种税都唠一唠,大家熟悉的,我就少说几句,没太听过的,我就多讲讲。


2019年,中国税收总收入17.5万亿元(没扣退税)。

第一项,增值税,7.76万亿,占总税收44%,我国税收首席。上一期《增值税基本法》里我说这个比例是45%,那是因为用了《税务年鉴》原来的表,没加关税、船舶吨税,税收总额算小了。


第二项,企业所得税,3.75万亿,占总税收21%,仅次于增值税。


第三项,消费税,1.35万亿,占总税收8%,排名第三。胖友们知道,增值税、所得税是普遍征收,只要买卖商品或服务就有增值税,只要赚了钱就交所得税,除非国家特别规定,才免征或不征。消费税不一样,属于列举税,只对列举的商品征税。

消费税的全称应该是“消费行为导向税”,类似奢侈品税,主要对国家不希望民众过多消费的商品征收。一共有十五个税目,我听过一个神奇的小故事,刚好把这些税目串了一遍:

一个“高档化妆品”的女销售和一个“高档手表”的男销售处对象。清明节这天,两人约会打“高尔夫球”。女人开“小汽车”赴约,途中到加油站加“成品油”,男人边抽“烟”边等。

打完高尔夫,男人骑着装“电池”的“摩托车”载女人上了“游艇”。走上装 “实木地板”的甲板,女人看到了男票用“涂料”在船身上写的我爱你。 “焰火”冲天而起,男人单膝跪地,拿出“钻石”戒指求婚。

女人喜极而泣,心脏病发,当场去世。丧礼酒席上,男人拿着“一次性筷子”大吃大喝,痛苦地一人饮“酒”醉。


第四项,个人所得税,1.04万亿,占比6%,排名第四。


第五项,资源税,0.18万亿,占比1.04%。资源税就是对开采矿产(比如原油、天然气、煤炭、有色金属矿)和生产盐的行为专门征税。通常是从量计征,按重量(吨)或体积(立方米)乘适用税额交税。

大家知道,盐税是个很古老的税种,古代王朝扮演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后,盐税也曾单列,1994年税制改革才并入了资源税。


第六项,城市维护建设税,0.48万亿,占比2.75%。顾名思义,城建税收入是拿来搞城市的维护建设的。越是大城市,需要的维护费用越高。所以,城建税税率分三档,城区规模越大,税率越高,市区7%,县城和建制镇5%,其他地方1%。我们平时接触到最多的就是7%。

城建税是个寄生税,计税依据不是收入,也不是利润,而是企业交的增值税、消费税总额。也就是说,城建税是“税上加税”。只要你交增值税、消费税,那就逃不开城建税。

和它一样的,还有教育费附加(3%)、地方教育费附加(通常2%),收上来以后专项用于扶持教育事业。所以,胖友们经常会看到这种算式,假设某企业要交100万增值税,它同时要交的城建税及附加就是:

100×(7%+3%+2%)=12万

教育费附加虽然和城建税一起征,但,它是“费”,不是“税”,所以,并不体现在这张税收统计表里。

可以看到,增值税、消费税、城建税加起来占到税收总额的55%,如果把教育费附加也收进来,占比可能达到57%。

流转税是我国目前的税收基石。


第七项,印花税,0.25亿,占比1.41%。搞财税做金融的人都知道印花税是个蛮简单的税,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说不明白为啥要叫“印花”税。

这种税是1624年荷兰人搞出来的。当时荷兰财政有点羞涩。政府想增税,又怕引起众怒,绞尽脑汁想不出办法,干脆搞了个悬赏,征求“拔最多鹅毛,听最少鹅叫”的税收方案。

结果,高手还真是在民间,印花税方案横空出世。设计者精准拿捏了当时的经济情况和民众心理。

我们都知道,彼时荷兰是海上马车夫,商业发达,每天交易的合同、借贷的凭证、签订的契约以及各类单据数不胜数。

如果对这些凭证收税,即便每一笔都只拔非常小的税点,也能获取极丰的收入。与此同时,人们还有个心理,认为凭证上有政府盖的戳,就有了官方背书,以后交易出了岔子,闹上法庭,也多了一份法律保障。花上小小一笔钱,得一份公证,不亏。

于是,印花税登上历史舞台。缴税时,官方会在应税的合同、单据上加盖带有花纹的戳记,也就是“印”上了“花”,故名印花税

印花税一经推行,大获成功,各国竞相效仿。两百年后,奥地利推陈出新,发明了印花税票,纳税人买印花税票,然后贴在应税的合同、单据上,就算交完税了。这就和咱们现代印花税差不多了。我们总说“买票贴花”,这里的“票”和“花”其实指同一个词——印花税票。

印花税是中国引进的第一个西洋税种,光绪年间就制定了“印花税则”十五条,但没能施行,印花税真正落地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事了。

印花税票这玩意长得和邮票很像,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不是有很多人集邮吗?也有很多人搜集印花税票。民国政府和根据地、解放区发行的印花税票现在已经是非常值钱的收藏品了。

随着税务电子化加深,立法一度考虑废掉印花税票,采用统一申报方式纳税,2018年印花税法征求意见稿都删掉了买票贴花的缴税方式,但后来又做了修改,最终发布的《印花税法》予以保留。

印花税税目有四大类:应税合同、应税产权转移书据、应税营业账簿、证券交易。一般情况下以凭证上记载的金额为基础乘以税率纳税。

税率很低,大多是万分之几,比如买卖动产的合同是万分之三。借款合同税率最低,十万分之五;租赁、仓储、保险、证券交易是千分之一,已经是最高税率了。


第八项,车辆购置税,0.35万亿,占比2%。车购税就是买车税,原先叫车辆购置附加费,2001年才改成了税,这笔税收主要用于交通基建,铺公路,架桥梁,挖隧道,重点往西部倾斜。

车购税是一锤子买卖,只交一次,车之后转手再就不用交了。税率一律是10%,按买车的不含增值税价格乘以税率交税。大家如果买车应该都接触过。

车从厂家出来,到消费者手里,涉及好多道税,起码有消费税、增值税、车购税,如果你买的是进口车,还有关税。车购税是消费者交的,其他税是卖家交的,但大多也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

大家觉得进口车很贵,那是因为,你买车过程中花的钱有40%到50%都交了各种税。其实房子也是,后面我会说。


第九项,车船税,0.09万亿,占比0.5%。车购税是个时点税、交易税,车船税则是期间税、持有税。和房子比照就容易理解了,车购税类似契税,车船税类似房产税。

有车或者有船的,每年都要交车船税。每次下大雨城里淹了水,车子泡汤,都会有人刷这个梗,说怪不得叫车船税。

车船税是定额税,不看你买车买船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只看车的排量大小、船的吨位大小、船身长度。各地标准不一样,以北京为例,汽车1.0升至1.6升(含)排量的,年基准税额是420元(减征后是350元)。


第十项,烟叶税,0.01万亿,占比0.06%。这个税很简单,烟草公司收购烟叶时,以收购价加上价外补贴为基础乘以税率交税,税率一律是20%。

你可能会有疑问,收购烟叶为啥还要给补贴?

一则,烟叶也是农产品;二则,全国五百多个种烟的县里有接近两百个属于扶贫开发重点县,烟区经济通常都不大好,为了扶助烟农,通常会在收购价之外再给10%的补贴。

烟叶税不起眼,但它是个历史遗留物,放大去看,你会见到前几十年乡村补贴城市、工农业剪刀差的印迹。

大家应该都听过农业税,对农作物课税,比如小麦、玉米等,其实就是“交公粮”,是个很古老的税种,延续了有2600年了,2006年正式废除。其实还有一个农业性质的税种和农业税长期并行,但大家可能没太听过,叫农业特产税,是对经济作物征税,比如苹果、梨、毛茶、原木、银耳、牛皮、烟叶等,有些是生产者交税,有些是收购者交税。

2004年,国家废除了烟叶以外的所有农业特产税。这个时间是比取消农业税要早的。2006年,《烟叶税暂行条例》颁布,烟叶农业特产税改为烟叶税,成为农业性质税收中仅存的一个税种。


第十一项,环境保护税,0.02万亿,占比0.13%。环保税是个很年轻的税种。我们以前处在追赶阶段,所以,环保问题上很温和,近些年来,态度逐渐趋严,环保税也就应运而生。

环保税对“气水声渣”四类污染物征税: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噪声。将来很可能还会纳入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征税,即碳税。

气水声渣计税方式不一样。

气和水要按照规定折算成污染当量数,污染当量数再乘以适用税额交税。污染当量数啥意思呢?

就是这种污染相当于多少标准量的污染。假设我们认定一坨褐淇淋带来的气味污染数是1,某天遇到一个口气很重的人,我认为他的口气堪比十坨褐淇淋,那么,此人口气的污染折算成污染当量数就是10。

固体废物按排放量乘以适用税额交税。

噪声以超过标准的分贝数乘以适用税额交税。


第十二项,关税,0.29万亿,占比1.65%。关税大家都懂,没啥说的。关税的计税依据叫完税价格,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专有名词都会误解,以为是交完了税的价格,实际上,这里的“完”用的是文言文意思,动词,指“交纳”,比如完粮、完租。所以,“完税价格”意思是交税的价格,以这个价格为基础乘以税率去交关税。

关税是不经税务机关的,海关收税之后直接上缴国库。


第十三项,船舶吨税,0.005万亿,占比0.03%,所有税收里面最没存在感的一个吨税其实是车船税的国际版。明清时期就开始征了,叫船钞。

理论上来讲,境外的船进了境内港口,用到了我们的港口设施、助航设备,比如灯塔、航标等等,应该交点使用费,所以,有些国家也叫管它叫灯塔税。

吨税按照船舶净吨位乘以适用税额交税。


接下来五个税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都和房、地有关系,我称之为“房地产五税”。别看这几个税单独占比都不高,合起来足有11%。


第十四项,房产税,0.3万亿,占比1.71%。目前的房产税分两大块,一块是对持有行为征税,一块是对出租行为征税。前者从价计征,房产价值扣掉一定比例(10%~30%)后乘以税率1.2%交税;后者从租计征,出租房子获得的租金收入乘以税率12%交税。

为什么一直说要搞房产税改革、房地产税试点呢?

因为,目前对持有行为的征税仅限于生产经营房产,比如,我买了房子以后在这开公司,这房子就属于营业房产,需要交房产税;如果我买了房子以后自己住,那就不交房产税了。

重庆、上海虽然推行了个人自住用房的房产税试点,但仔细了解下就知道了,征收范围很窄,上海更是主要针对增量房产,没敢动存量,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新房产税。(有机会我单独讲讲。)


第十五项,城镇土地使用税,0.22万亿,占比1.25%。土地税按面积乘以适用税额征税,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税额标准,以驻马店为例,城镇土地按区域分成了四级,一级土地10元每平米每年,二级土地8元,三级土地6元,四级土地3元。

房子和土地的交易历来有“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说法,意思是,你买房子,下边的地也跟着归你;买地,上面的房子跟着归你。抵押房子,下边的地一起成为抵押物;抵押地,上面的房子也跟着一起被抵押。

这个原则到了税这里依旧适用。通常来讲,要交房产税,就要交土地税(个人出租住房除外,一律不交土地税);要交土地税,也就要交房产税。这俩税在同一张申报表里。


第十六项,耕地占用税,0.14万亿,占比0.79%。这个税是占用了耕地才交税的。

农民种地算不算占用耕地?

不算,那是“使”用耕地。房地产企业在耕地上搞开发,制造业企业在耕地上建厂房,那才叫占用耕地。

耕地占用税也是按面积交税,但和土地税不一样,土地税是持有期间一直交,耕地占用税是交一次就结了。


第十七项,土地增值税,0.65万亿,占比3.70%。这是房地产企业的核心税种之一,实际是房地增值税,对土地以及土地上房屋的增值收益课税。潘老头的公司去年12月就是因为少缴土增税被罚的。

这个税的税率在十八个税种里是最特别的。大家知道,个税“综合所得”“经营所得”都是超额累进税率,所得超过某一个限额了,税率就升一档;土增税则是超率累进税率,先计算出增值率,然后按照增值率的大小分为四档税率(30%~60%),当增值率超过200%时,这部分增值额的税率是60%。

看过《增值税基本法》那期的胖友应该都会有疑问,不是已经有增值税了么?增值税理论上就是对增值额征税,再征一道土增税难道不是重复课税么?

其实就是重复课税。虽然两种税的扣除口径不一样,控税方式不一样,但还原到经济实质,确实都是对增值额征税。

营改增以前,买卖不动产其实是交营业税的,营业税很简单,只按营业额(就是收入)交税。那时候营业税和土增税看起来互不打扰,营改增以后,房地产企业的增值税和土增税看起来就非常近亲了。

事实上,联系到我之前讲过的,增值税实质上是所得税的一种,近似毛利税,土增税何尝不是呢?增值税、土增税、所得税,实际上是对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收益征三遍税

一个房地产项目要交的税特别多,大家买房子那个钱,很多都是直接或间接承担了税负,土地出让金、增值税、城建税及附加、土增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后面还有个买方交的契税,加起来除以房价的话,这个比例应该是60%~80%。以后我会单独讲讲这个事。


第十八项,契税,0.62万亿,占比3.55%。前面各种税大多是不动产卖方要交的,契税则是买家要交的。去年颁行了《契税法》,规定税率3%~5%,按交易的不动产价格乘以税率交税。


到这里,通行的十八个税种就全都捋了一遍了。

但是,表里还有个“其他税收”是怎么回事?

80亿,比船舶吨税还多一些。

这个我也不清楚,年鉴里没有注释。首先,肯定不是教育费附加,我说了,那个是费,不是税,而且,教育费附加肯定不止80亿这么少。同理,也不会是南方有些地方收的水利建设基金、防洪保安资金、堤围防护建设费啥的,那些都不是税。

我猜想,可能是补缴的以前年度税款,比如营业税,在营改增之前有逃税、漏税,2016年营改增之后虽然不征营业税了,但是,以前期间逃漏的营业税如果被发现,依然要补缴。一般情况下,税款追征期是三到五年,但对逃税、抗税、骗税,是无限期追征的。

我还想过,会不会是行邮税?

行邮税不是单独的税种。进口货物不是要征关税、增值税、消费税么?那是对企业的。如果个人外出旅游回来,带了一堆应税物品,比如人肉代购,连征三道税就很繁琐。

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关税、增值税、消费税三合一的综合税——行邮税。顾名思义,对个人李携带、递物品进口征税。经常海淘而且量很大的话,应该遇到过行邮税清关。

因为是三合一,所以,行邮税的归属并不明确,应该属于“其他”。罢特,行邮税以关税性质为主,归海关,不归税务局,应该不在这张表里。

再有就是,个人出租住房有一个综合税。

个人出租住房涉及到增值税、城建税及附加、房产税、个人所得税,如果挨个计税,很麻烦,而且,这些税加起来金额不小,官方就给个人出租住房搞了个打包的计税方式,叫综合征收率,直接按租金乘以综合征收率交税就行了。现实中,很少有房东主动交这个税的。

这笔税款也是跨界的,可能记到了“其他税收”项下。


现在再来看税收的中央和地方分成情况。

税收有些是中央独享,有些是地方独享,有些是中央地方共享的。

纯中央的税种只有四个,消费税、车购税、关税、船舶吨税。从表中可以看到,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是中央独享。这里有个规律,由海关征收的税,包括代征的税,都是中央独享的。

再看中央、地方共享税。三个对所得征税的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都是央地共享。

增值税是五五分账,海关代征部分全归中央。

所得税不论企业、个人,都是六四分账。但是,中国铁路总公司、各银行总行及海洋石油企业的所得税是全归中央的,所以,表中中央分得的企业所得税达到了65%。

印花税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归中央,其他印花税归地方。

可以注意下,在地性比较强的税种通常归地方,或者大部分归地方。比如资源税,除了海洋石油企业缴纳的部分归中央,剩下的基本都归地方;比如城建税,要搞城市维护建设,当然要留存本地,所以,只有铁路总公司、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归中央,其余归地方。

烟叶税,农业特产税的遗存,而且是为了改善当地财政而存在,肯定是地方税。

环保税,污染往往是在地的,当然也是地方税。

车船税,车船在当地登记管理,地方税。

剩下的就是房地产五税,不动产当然是在地的,土地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增税、契税,都是地方税。

大家可以看下表里,这五种税加起来占到了地方税收收入的25%,这还没算房地产项目涉及的增值税、所得税、城建税。如果都加起来,房地产税收占地方税收比例应该在30%~40%。

别忘了,卖地收入也是归地方的,卖地收入通常占地方财政50%~80%。

卖地收入加上房地产税收,房地产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那么,扯远一点说,当年卖地收入有多少呢?

7万亿。

可以看到,地方税收收入也不过才7.6万亿。

说到这,应该有人要问了,财政收入到底都包括什么?税收、卖地收入、财政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国财政收入分为四大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保基金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绝大部分来自税收,当年是19万亿。很多人错误把财政收入就等同于这个数,其实算少了。

卖地收入并没有算在这里,而是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这个栏目基本没别的,绝大部分就是卖地收入,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万亿,其中卖地收入7万亿,感受一下。

相比之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就只是苍蝇肉了,不到四千亿,来自一些央企的利润、分红等等。

社保基金收入8万亿,别看这个数大,但是,不能拿来平衡另外三类预算,说白了,社保基金的钱没法挪出去花,可支配性很差。

所以,总财政收入接近36万亿,其中可支配财政收入大约28万亿

其中的绝对主力则是税收收入和卖地收入,差不多是23万亿。

好了,这张表就讲这么多叭,以后我会给大家挨个拆解这些税种。

地方税有哪些税种及税率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杨志勇/文 重构央地财政关系必须解决好地方税收收入问题。什么是地方税?为什么一定要有地方税?较为流行的答案是:只有仅仅归属于地方的税种才是地方税;中国实行分税制,所以就要有地方税。地方税是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的“标配”。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以来,财政收入分为三种: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1994年分税制改革更是强化了这一点。地方固定收入中税收部分自然就是地方税,这样的表述我们早已习惯。但是,细究起来,这里还有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如果只将由地方政府征收的税当作地方税,那么从现实来看,这样定义的“地方税”品种虽不少,但所提供的税收收入极其有限。

当前分税制的基本格局是1994年改革奠定的,因此我们先来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方案中的地方税。“地方固定收入包括:营业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不含上述地方银行和外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地方企业上交利润,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农牧业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的农业税(简称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遗产和赠予税,土地增值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

逐一分析“地方税”,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税”体系中的各个税种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营业税曾经是为地方提供最多收入的税种,也一直被视为地方税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但是随着2016年5月1日“营改增”全面试点的启动,营业税逐步退出中国税制舞台,地方也就失去这样的主体税种。地方失去的营业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增值税收入分成的办法得到弥补。为确保地方既有财力不变,以2014年为基数核定中央返还和地方上缴基数,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中央分享增值税的50%,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50%。2016年,增值税收入分成之后,中央将当年新增的1780亿元收入全部返还给地方。“营改增”试点实施的结果是增值税的共享税特征更加明显。

2002年所得税制度改革之后,企业所得税收入不再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归属,除了部分中央企业所得税收入之外,大部分企业所得税收入和个人所得税收入一起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分享,个人所得税也由地方税变成了共享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自2000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后这一税种被取消。屠宰税和“筵席税”1994年改革确定由各地自行决定是否征收,事实上由于征管成本和收入严重不对称,这两种税后来都被取消。证券交易税一直未开征。与之相似的是证券交易印花税,这是印花税收入中的大头。2015年印花税收入3441.44亿元,其中2552.78亿元是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几经变化,97%归中央,3%归地方,2016年1月1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全部明确为中央税。遗产和赠予税一直没开征。2006年农业税取消,新开征的烟叶税属于地方税收收入,但在税收收入盘子中几乎可以忽略。

有意思的是,小税种有时会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烟叶税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控烟机构认为正是因为烟叶税的存在,才导致地方政府积极鼓励烟草的种植,而建议取消烟叶税。烟叶税收入少,但在种植烟草的地区财源本来就不丰富,烟叶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当地收入的不足,而得到当地政府的青睐。2015年,烟叶税收入143亿元,而全国税收总收入达到124922亿元,仅仅占千分之一(0.1143%)。对全局来说,烟叶税收入确实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地方减少的烟叶税收入,可以轻松地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相关省份内部的制度安排得到解决。如果烟叶税的取消能够促进地方政府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促进更加有益健康的产业发展上,那么这就是一件值得尝试去做的事。

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为地方税的规定没有变化,这5个税种所提供的税收收入总数为14020.88亿元,占当年税收总收入之比为11.22%。车船税是一个很小的税种,2015年收入仅为613.29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一种附加税,规模也不大,2015年为3886.32亿元。即使这样,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交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也不属于地方税收入。

相对较为零散的地方税收入是远远不能满足地方支出需要的。即使加上共享税收入,地方直接筹集的税收也不够地方支出需要。地方支出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015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50078.65亿元,对地方税收返还为5018.86亿元,二者之和为55097.51亿元。2016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总额为59486.35亿元,同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60437.14亿元。这也就是说,2016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平均有37.08%来自于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考虑到各地情况的差异,有的省份可能严重依靠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有的省份相对少些。总体而言,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是地方支出相当重要的财力来源。

依靠自身独立税种筹集税收收入的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地方,中央也是如此。关税是最具特色的中央税,但关税所提供的税收收入也不太多。2015年,关税仅仅提供了2560.84 亿元的收入。海关代征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虽然规模不小,但相应地中央需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出口退税。二者几乎相互抵销。2015年,进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为12533.35亿元,而出口货物退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为12867.19亿元。消费税虽然属于中央固定收入,但是1993年确定的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消费税是有关系的。出于维持地方既得利益格局,减少改革阻力的考虑,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数年核定。过去的改革基数年的选择多是已经完成的年份,但是这一次是以尚未完成的年份为基数年,其中涉及许多变数。这么做体现了决策层的政治智慧,也让改革得到地方的更有力支持。具体做法是:按照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情况,核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即消费税+75%的增值税-中央下划收入)。1993年中央净上划收入,全额返还地方,保证现有地方既得财力,并以此作为以后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即上述两税全国平均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如若1994年以后中央净上划收入达不到1993年基数,则相应扣减税收返还数额。

由此可见,消费税是一与地方可支配财力有关的税种,消费税收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地方税的组成部分。2009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原在成品油价外征收的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六项收费。成品油消费税属于中央税,由国家税务局统一征收(进口环节继续委托海关代征)。相应地,为了补偿地方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的损失,成品油消费税在征收之后又配套实施税收返还政策。2015年,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达到1531.10亿元。消费税在地方税收收入体系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这样,中央本级的税收收入主要依靠的也是事实上的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都无法依靠自己专享的税种来筹集多数税收收入;地方专享的税种虽然多,但是所能提供的税收收入较少,根本无法满足地方支出需要;对于地方和中央来说,收入意义最明显的是共享税。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善地方税体系路在何方,实际上已经很清楚。那就是,要跳出从地方专享税种考虑地方税收入体系的思维定势,明确将地方税界定为所有能为地方提供收入的税种。有人担心这样会导致分税制名不副实。实际上如果只是为划分税种而分税,意义并不大。分税的实质是形成分级财政,让每一级财政都尽可能负起应有的责任来。自己收到的钱自己花,通常比花别人给的钱效率高。分税制不一定就要拘泥于特定税种的某一级政府专享。分税制可以通过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成制来实现。只要分成比例事先确定且可以保持相对稳定,那么税收收入分成同样可以起到激励地方的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设计出最具激励约束功能的机制。一级政府专享税种的制度安排相当于将一种税的收入的100%划归该级政府,这是激励程度最强的税收划分制度。但是这样的制度选择受制于具体税制。

从现有的税制来看,要设计出这样的税制是做不到的。即使是不时说起的房地产税,它所能提供的地方税收入也有限。而且,事实上,每年直接来自于房地产的税收收入已经不低。最近这些年,只对房地产课征的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所提供的税收收入都占到税收总收入的10%以上。这还不考虑来自房地产行业的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税种所提供的收入。一种商品一个行业所能承载的税负是一定的。超越界限必然带来更多的麻烦。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将消费税改造为零售环节征收的消费税,并划为地方税,但是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这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从现有的税制来看,相当多的税种统一征收的效率更高。1994年国地税分设适应了特定时期中央税收收入筹集的需要,但是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中央和地方收入混库(把中央收入当成地方收入,把地方收入当前中央收入)问题,已很容易解决,征税应最大限度给纳税人方便,以进一步提高纳税服务效率。在没有发明出来新税种之前,征税时尽可能考虑税种特征,分税时考虑支出和激励需要,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完善最应该遵循的原则。只要能够提供地方税收收入的就是地方税。完善地方税体系应由此着手进行。从税收征管的角度来看,税种由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来管,应适合税种的特点,征税还能做到规模经济和因税制宜的有机结合。时下正在进行的国地税合作,最终目标应该是国地税的融合,因为再也没有比融合更高程度的合作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杨志勇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地方税有哪些?

在我国,最明显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倾斜地是西部大开发地区,包括重庆、贵州等地,除此之外还有像江苏、山东、浙江等地也有税收优惠政策。

摘选部分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介绍和比较

…………

重点可以看下面两个案例比较:

注:1.因两地返还基数税收分成比例与返还比例不同,因此将其折算为实际奖励占纳税额比例以方便比对。

2.“个人所得税”项指针对个独、个体工商户的税收返还政策

另外,入驻税收优惠政策有三项硬性要求:存在真实的业务、配备与业务规模相匹配的人员、保存证明业务发生的证据链。

地方税有哪些税种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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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期封面

责编:陈惟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期)

近日,有文章称,中国有25个省份在负债,只有6省1市在赚钱,从2014年到2016年,25省份合计的财政缺口从31927亿元上升到48134亿元,文章由此提出6省1市究竟有无能力补上财政缺口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德华认为,这实质上是在分析省级行政区与中央财政之间的关系。这些文章,在逻辑上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地方;其分析的大体结论,在财政界业内本来属于常识性内容,但在不熟悉这一领域的社会大众中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中国经济周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推出“十二五”以来(2011—2016 年)全国31个省份财力贡献排名。该排名通过2011—2016 年全国31 个省份的相关经济数据,计算得出31个省份的财力贡献情况。

结果显示,“十二五”以来,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福建、辽宁等9 省份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

汪德华分析说,财力贡献的排名不能等于各地区对国家的贡献排名,同时,并不能认为排名靠后且需要中央大额补助的省份,其债务压力就大,或者隐性债务比重就高。“排名靠后并非意味着当地存在巨大财力缺口,并非意味着当地财政运转出现问题,现行财政体制有明确的制度约束为排名靠后的省份提供财力保障,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改革方向,还有可能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进一步加大对其补助的力度。”

财政转移支付是以各级政府之间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正是这项制度的实施,在促进我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如何分析省级行政区的财力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汪德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历来是大国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经历调整。从1994年开始,我国建立起分税制财政体制,改变了过去按企业隶属关系确立财政收入归属的方式,奠定了当前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的部署,可以预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优化将是近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关注内容。

近期有一些网络文章,从区域总财力和区域财政支出对比分析的角度,分析讨论省级行政区的财力状况。这实质上是在分析省级行政区与中央财政之间的关系。这些文章,在逻辑上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地方;其分析的大体结论,在财政界业内本来属于常识性内容,但在不熟悉这一领域的社会大众中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些分析内容,与近期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注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舆论热点问题交织在一起,还引发了一些不当的推论。

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之下,区域总财力被明确地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归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财力划分得比较清楚。从法理上看,中央政府有权力且有必要从企业和居民收税用于履行中央职能;中央政府从某个省级行政区获取的财力,不应与该地地方财力混合在一起。但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也习惯于公布本地国地税总财力,展示其总体财力状况及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各地居民对此问题也非常有兴趣。基于此,有必要遵循正确的逻辑框架,从省级行政区总财力视角分析当下中央地方财政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

本文首先提出一个从地区总财力视角分析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分析框架,即以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国地税收入、非税收入加总在一起的地区总财力为基准,与留在地方用于本地财政支出的可支配财力相比较,看各省份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或需要中央提供多少补助。其次按照这一框架给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二五”以来(2011—2016年)的总排名。最后是简要分析如何看待排名结果。

从区域总财力视角看省级行政区财力贡献的分析框架

企业和居民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构成区域总财力,区域总财力经过复杂的分配关系归结为中央可支配财力和地方可支配财力,经过各种调整后形成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务。这一关系概而言之较为简单。不过,在当前中国较为复杂的财政口径和制度安排之下,要想从数据上分析这一过程,需要对财政制度安排的若干细节有深入了解。

首先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初次财力分配关系。按现行制度安排,企业和居民向国税和地税等机构缴纳税收和非税收入。这些财政收入进入国库之后,按照分税制的制度规定划分为初次分配后的中央财力和地方财力。

其次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二次财力分配关系。这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以及作为扣减项的上解中央支出,由此形成中央对地方的实际补助。由于上解中央支出规模较小,因此实际上中央补助对所有省级行政区都是正的。地方政府初次分配后的财力,加上中央实际补助,构成地方可用于安排当年财政支出的可支配财力。

最后是新增地方政府债务收入和地方自己的调整项。在地方可支配财力的基础上,还要加上诸多的平衡调整项,才能形成地方当年财政支出。在当前,主要渠道包括:一是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二是上年结余资金体现的盘活存量资金,三是从一般公共预算之外的预算体系中调入资金,四是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调入。除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额度受中央控制之外,这些平衡调整项都是由地方自己预算执行状况决定的,与中央地方财力分配无关,但其金额较大,影响不可忽视。以广东省为例,其2015年的上年结余资金、调入资金、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资金,占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0%以上。

理解了上述过程,就可以提出从区域总财力视角看省级行政区财力贡献的分析框架。简而言之,一个地区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可以用区域总财力,减去留在当地使用的财力,如果结果为正,代表该地区对中央财政有净上缴;如果结果为负,表明该地区需要中央财政提供补助才能维持本地财政运转。由此,我们可以将某省份对国家财政的贡献额定义为“地区总财力”减去“地方可支配财力”。地区总财力等于该地国税局征收的税收收入,加上地税局征收的税收收入,再加上一般公共预算中列出的非税收入。其经济含义是本地所有企业和居民缴纳的所有税收和非税收入。地方可支配财力等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中央补助收入,减去上解中央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在地区总财力大盘子中按照分税制规定结算给地方使用的部分,相当于一次分配;中央补助收入减去上解中央支出,是转移支付制度结算的结果,相当于二次分配。

三个概念对应的三个公式如下:

地区对国家财政贡献额=地区总财力-地方可支配财力;

地区总财力=国税收入(不含海关代征)+地税收入+非税收入;

地方可支配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央补助收入-上解中央支出。

有关这一分析框架有几点说明如下:

首先是不应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视为留在当地使用的财力。如上文所总结的,地方可支配财力与地方财政支出之间存在诸多平衡调整项,这些平衡调整项除新增债务收入额度受中央控制之外,均是本地因素影响的结果,与中央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无关。考虑到这些平衡调整项规模较大,因此不能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视作地方可支配财力,不宜将其纳入中央地方财力分配关系分析视野。

其次是不考虑海关代征收入。上述分析框架中,没有将海关代征的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关税计算在内。原因之一是,这些税收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央税,且其在数额上与中央承担的税收收入减项——出口退税相差不大。也就是说,中央获取这些税收,背后是承担了出口退税的义务,最终净财力贡献并不多。原因之二是某地海关代征税收,不一定是本地企业和居民缴纳的税负。

第三是要注意统计年鉴上公布税收、财政收支数据对于计划单列市的处理不同。如财政年鉴上公布的各项广东财政收支数据均包含了深圳市,而税务年鉴公布的广东国税、地税收入则没有包含深圳市。为此,分析各省级行政区对国家财政的贡献,需要更为细致地剥离加总计划单列市的数据。许多分析文章在这方面犯了错误。

“十二五”以来31个省份财力贡献排名

表1是按照各省级行政区(含计划单列市)“十二五”以来(2011—2016年)对国家财政财力贡献额度进行的排名。

31个省份中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的为9个省份,依额度从大往小排序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福建、辽宁。6年来,这9个省份为国家财政贡献了147674.63亿元。可以看到,这9个省份除江苏外,或者是直辖市,或者有计划单列市。其中,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5地共贡献了90%,天津、山东、福建、辽宁4地贡献了10%。北京、上海主要是因为是直辖市,总部经济异常发达,加上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此贡献较多。广东、江苏和浙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3个省份,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也相对较强。

31个省份中,需要中央财政予以净补助的为22个省份,依补助额度从小往大排序为:海南、山西、宁夏、重庆、陕西、吉林、河北、湖北、青海、云南、西藏、江西、安徽、内蒙古、新疆、甘肃、广西、湖南、黑龙江、贵州、河南、四川。6年内,这22个省份共获得中央补助收入120927.86亿元。这些地区均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即使将本地产生的所有国税收入、地税收入、非税收入留归本地使用,也不能满足其安排财政支出的需要,还需要中央提供额外补助。各省份所获补助额度大小有差异,主要受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例如,四川省和河南省,因其人口规模庞大,加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所获中央补助额度最多。

财力贡献省份贡献的财力,与中央对补助省份提供的财力补助相减,可以计算出中央财政6年中从各省份共获取26746.77亿元,用于安排中央本级支出。分年来看,2011—2016年间中央财政分别获取净财力为4034.28亿元、3033.16亿元、4665.65亿元、5412.39亿元、5339.20亿元、4262.09亿元。各年之间有波动,一是受经济发展状况波动的影响,二是受中央决定的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影响。中央安排财政支出的财力来源,除各省份提供的财力净贡献之外,还有海关代征税收提供的净收入、国债收入。

如何正确理解财力贡献

以上排名是全国财政收入在复杂的财政体制安排下经过两次分配后形成的客观结果,从另一个维度体现了中央与各省份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受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人口规模、特殊因素等影响。客观理解这一排名结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少数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贡献,多数地区需要中央补助才能维持公共部门运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常态,在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的国家也是常态;财力贡献的排名不等于各地区对国家的贡献排名。让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间自由流动,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做大蛋糕,再通过财政体制合理调节地区间税收利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这是国家治理模式的较理想局面。从以上排名中可以看到,“十二五”以来,仅有9个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贡献,其他22个省份都需要中央提供补助。这一结果并不奇怪,是中国地区之间长期发展不平衡在财政上的反映。事实上,至少自改革开放之初开始,我国基本上都维持着10个左右省份对国家财力有净贡献,其他20个省份均需要中央提供补助的局面。各地区对国家的财力贡献,也不能等同于该地区对国家的贡献。一些欠发达地区,虽然需要中央补助财力,但其在人力资源、能源资源等方面为发达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地区还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为维护国家领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其次是对国家财政的财力贡献或需要中央补助的金额,与地方财力紧张或债务压力是两个问题,不应相互混淆。以上排名结果体现的是各地总财力经历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之后,形成的中央与各省级行政区的财政分配关系,这不能理解为地方财力缺口或债务压力。即使是排名靠后需要中央提供补助的省份,现行财政体制有明确的制度约束为其提供财力保障,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改革方向,还有可能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进一步加大对其补助的力度。因此,排名靠后并非意味着当地存在巨大财力缺口,并非意味着当地财政运转出现问题。按照当前制度安排,地方政府的债务应当透明化,中央对其按一定规则实施额度管理,在预决算编排上属于“线下列收列支”,不属于中央地方财力分配关系的范畴,本文也未将其核算在内。至于社会公众所关心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因其隐性甚至没有公开数据可以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并不能认为排名靠后且需要中央大额补助的省份,其债务压力就大,或者隐性债务比重就高。

七大地区财力贡献盘点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 | 北京报道

以华东、华北、华南、西南、西北、华中、东北七大地区的视角来看,共有华东、华北、华南3个地区“十二五”以来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其他4个地区整体上需要中央财政予以净补助。

华东地区

财力贡献最大

华东地区(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在七大地区中对国家财政的财力贡献最大,“十二五”以来净上缴额达到67778.99亿元,净上缴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约为26.01%。除安徽外,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均为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的省份。

上海的财力贡献排名全国第三,这个汇聚了全国优秀人才和外省大量基础劳动力的国际大都市,的确给国家财力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十二五”以来,净上缴累计达27515.91亿元,净上缴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为47.63%。

江苏紧随其后,排名第四。“十二五”以来,江苏累计净上缴额达21193.80亿元,而且自2011年以来净上缴金额逐年加大,2011年为2998.51亿元,到2016年增加到4166.65亿元,增幅达39%。

这个时期,江苏的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经济总量连跨3个万亿元台阶,超过7万亿元,年均增长9.6%,高于全国1.8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跨4个千亿元台阶,突破8000亿元,年均增长14.5%。

浙江的财力表现可圈可点。“十二五”以来,浙江累计净上缴16339.7亿元,全国排名第五,净上缴额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为35.61%,这个比重甚至超过了江苏,而且自2011年以来,净上缴额也逐年增加。

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分析说,江苏的上市公司比较多,企业规模都比较大,市场竞争力比较强,因此上缴利税较多。浙江的企业数量也很多,但是企业规模比较小,因此相比江苏,上缴利税相对较少。

山东的表现也不错。“十二五”以来,累计净上缴5166.20亿元,全国排名第7位,净上缴额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11.35%)低于江苏和浙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虽然山东的GDP总量很高,但是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山东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社会资源都集中在几个重点城市,临沂革命老区的包袱却很重,因此整体产业层次在东部沿海地区比不上江浙沪。

华北地区

受惠“总部经济”,北京财政贡献全国第一

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也是七大地区中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的区域,“十二五”以来共上缴国家财政30193.03亿元,财力贡献全国第一,净上缴额占地区总财力比重为21.8%。

这无疑是沾了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的光,华北地区只有北京、天津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其他3个省份均需接受国家的净补助。

先看北京。统计显示,“十二五”以来北京累计净上缴达36386.76亿元。分年份看,2011年北京净上缴4151.9550亿元,之后上缴金额逐年增加,2016年达到7612.39亿元,近乎翻了一番,而且“十二五”以来净上缴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也是全国之最,达到57.8%。这也意味着北京平均每年有超过一半的财力上缴给了国家。北京靠的是什么?

“北京靠的是总部经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直辖市的天然优势是总部经济,主要体现在税收方面,“目前金融机构中的工、农、中、建,包括光大、中信、民生等几大银行的总部都设在北京,而且这些银行全国只有一个法人单位,收入都在总部所在地上缴。这是北京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此外,外资企业总部以及高科技、汽车等产业都是北京的利税大户。这些是北京财政收入比较高的主要原因。”

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成员,河北省自2011年以来,累计接受国家财政补助资金达13414.44亿元,且补助金额逐年递增。

在张世贤看来,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受雾霾影响,尽管河北省近年来GDP增长很快,但是治理雾霾投入的力度很大,这不仅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也受“牵累”。二是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低端产业去产能承担任务较重。“让它们关掉了,就是一种损失。但是为了改善民生和环境质量,这种损失是值得的,因此需要国家补助。”

华南地区

广东净上缴金额逐年加大

华南三省份(广东、广西、海南)“十二五”以来累计净上缴资金23002.13亿元,净上缴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为22.34%。

广东的贡献有目共睹。广东被称为第一经济大省,截至2016年年底,经济总量已经连续28年位居第一, 2016年GDP总量达到79512.05亿元。“十二五”以来净上缴资金高达31401.43亿元,仅次于北京,全国排名第二,净上缴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为36.66%。从趋势上看,净上缴金额逐年加大。

在肖金成看来,广东地处珠三角地区,除了深圳还有8个产业基础比较雄厚的城市,而且贫困人口不多,所以财政收入增长比较好。“但是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占比较高,如果国际市场情况好,经济效益就会变好。但是相比前几年,广东的外贸有一些压力。”

广西“十二五”以来累计接受国家净补助7099.77亿元,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为56.49%。张世贤分析认为,广西的产业基础并不雄厚,自然财政收入比较低,而且广西贫困人口多,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客观上国家补助的力度就会比较大。

西南地区

四川获净补助额度全国第一

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在七大地区中接受净补助最多,“十二五”以来累计接受国家净补助资金32134.78亿元,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是43.92%。其中四川省获得的净补助最多,“十二五”以来共获得国家净补助10710.8亿元,为31个省份中最多的,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为40.41%。

人口基数大是四川的特点。四川现有人口超过8000万,共有45个深度贫困县,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四川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可能一大半都用在了这3个少数民族地区。”肖金成分析说,这3个州是国家财政支持的大户,面积大、人口多,基本没什么收入。而且这3个州又是秦巴山区、乌蒙山区连片贫困地区,易地搬迁的力度很大。“此外,四川这几年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的建设力度很大,因此补助金额大也不奇怪。”

西南地区财力比较好的就数重庆了。“十二五”以来,重庆累计获得国家净补助2809.45亿元,重庆是4个直辖市中唯一一个接受财政净补助的城市。

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相比其他几个直辖市,重庆直辖市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97年6月18日,成立时间比较短,经济发展最近几年才开始有起色。“此外,重庆虽号称城市化水平高,事实上只说的是城区,但是整个重庆地域很大,很多产业基础比较薄弱,毕竟是西部地区。这个状况可能会逐渐改观。”

西北地区

5省份均需国家净补助

没有意外,西北地区的5个省份(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均需接受国家净补助。统计显示,“十二五”以来该区域累计获得国家净补助资金24231.64亿元,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过半,达到了57.46%。

宁夏是该区域获得净补助最少的地方,“十二五”以来累计获得国家补助2325.97亿元,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是73.48%;甘肃获得国家净补助在该区域最多,“十二五”以来累计获得国家补助6991.54亿元,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达到了99.43%。

如何看待甘肃的财力状况?肖金成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甘肃相对于宁夏、青海等省份,面积大、人口多,尤其是定西、陇南、陇西的贫困人口比较多,国家对甘肃的扶贫力度自然也会加大。此外,近年来甘肃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尤其是兰州新区投入很大,再加上近年来煤炭企业市场状况不好,国家给甘肃的补助自然会比较多。

华中地区

农业大省河南接受净补助全国第二

华中四省份(湖北、湖南、河南、江西)也是接受国家净补助的区域,“十二五”以来累计接受国家补助资金达26964.65亿元,补助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为32.15%。

总体看,该区域的几个省份皆为人口大省。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河南累计接受国家净补助达9909.51亿元,总数排名全国第二,而且净补助金额从2011年的1268.09亿元逐年增加,2016年达到1973.98亿元,增幅达56%。

2016年河南的GDP总量为40160.01亿元,全国排名第五,是几个中部省份的佼佼者。为何这样一个看似“富有”的省份,却接受国家补助如此之多?

张世贤分析说,“河南是人口第一大省,农村人口多,城镇化水平比较低。河南也是农业大省,是国家主要的商品粮基地,而商品粮的补贴都是国家拿钱。其实不只是河南,黑龙江、吉林、四川、安徽等省份都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国家都要给这些省份固定的补贴。”

相比于河南,湖南和江西虽然“十二五”以来的净补助金额逐年增加,但是其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却逐年缩小。例如江西2011年净补助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为44.71%,2016年这一数据是32.18%,下降了12个百分点。

湖北在华中地区中接受国家财政净补助最少,“十二五”以来累计为4306.35亿元,仅为河南的一半,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仅为18.15%。

汪德华甚为看好湖北的发展,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全国而言,湖北和重庆这两个地方的发展都比较好,虽然依然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但是从‘十二五’以来变化的趋势来看,需要中央补助的比重越来越小。尤其是湖北省,近年来在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都有所建树。这也是他们接受国家补助逐年减少的原因之一。”

东北地区

辽宁“意外”进入净上缴阵营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的情况很糟糕吗?

“十二五”以来,东北三省累计接受国家净补助10896.3022亿元,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为20.73%。

但是三省的财力似乎有着“天壤之别”,辽宁是东三省中唯一进入净上缴阵营的省份。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辽宁净上缴553.38亿元,净上缴占地区财力的比重为2%。

吉林接受净补助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统计显示,“十二五”以来,吉林省累计接受国家净补助4020.92亿元,全国排名第15位,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为32.98%。

综合财力最差的是黑龙江。“十二五”以来,累计接受国家净补助7428.77亿元,比吉林多了将近一倍,而且净补助占地区总财力的比重也比较高,平均为56.64%, 2016年更是达到了106%。

东北三省曾经是中国最早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城市化率高,工业体系发达,财政平衡实现得比较早,税赋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税赋甚至高于东部沿海地区。数据显示,1953—1987年间,黑龙江省全省净上缴中央财政467.3亿元;1953—1994年间,辽宁省累计上缴中央财政3234亿元;“一五”时期,吉林省更是把财政总收入的60.1%上缴中央。

但是,如今的东北三省成了中国经济转型最艰难的地区,甚至有“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

在肖金成看来,“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反映了投资者不愿意去东北投资的现象。“到哪里投资是企业的选择,地方想要企业去投资就得有吸引力。无论是当地投资者还是外地投资者,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资本收益。如果营商环境不好,人才、资本都会外流。因此,改变当地的营商环境是振兴东北的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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