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金钱孰轻孰重？这是刑事案件中许多家属和被告人面临的不得不作出回答的问题。因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案件情况也不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尽相同。作为一名刑辩律师，我经常强迫自己用外科医生式的冷静把案件的利弊关系和风险分析给当事人听，但一般不发表任何倾向性意见，而是交由当事人及其家属自己抉择。就像外科医生做多了手术，对鲜血甚至对死亡都逐渐波澜不惊，我对因案件而引起的悲欢离合也逐渐习以为常。但是，每当想起2019年办理的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我的心情总是久久难以平静。
老张找到我们时，距离2019年的春节还有10天，他的妻子王女士因涉嫌非法吸收存款罪，不久前被某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当庭由取保候审转为收押。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他希望我们帮助他的妻子上诉，争取缓刑。我们详细向他询问了相关案情。原来，王女士自2014年以来在一家理财公司南通分公司做会计。当时全国各地理财公司盛行，国家还没有对这些新出现的平台公司进行整顿。王女士所在的这家理财公司因为现金流稳定，本息兑付及时，导致源源不断的客户慕名找上门来要求把钱存入该公司获取高额的利息。王女士作为公司的财务人员，自以为了解公司财务状况，不但把自家的200余万元积蓄全部投到公司，而且动员亲朋好友投资了700余万元。此外，公司的一些业务员离职后，他们的客户无人维护，王女士又主动为他们提供服务，老客户们也累计投资了800余万元。
然而，好景不长，2016年底公司资金链断裂，本金和利息无法兑付。大量的客户到公安机关报案，并到各级政府上访。公安机关对该公司立案侦查，分期分批抓了很多人。王女士等人是最后一批被抓的，当时公安机关给她做了几次笔录，就对她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由于公司的一些总监、经理级别的管理人员被判处缓刑，从经济方面考虑，她没有聘请辩护律师。当检察官、法官询问同案人员退赃意愿时，大家回答说“挣的钱又全部投到公司去了，自己也是受害者”，王女士也是同样的回答。她认为自己虽然获得了50多万元工资、提成等，但是投到公司的200多万打了水漂，家里已经没有钱了，所以没有退赃。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一审法官宣判时，把王女士及其同案人员全部当庭逮捕，判处了实刑。
听完案情介绍，我明确告诉老张，如果一审的时候聘请我们，及时退赃，有很大几率可以争取缓刑。但目前一审判决已经作出，如果一审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没有大的错误，二审改判的几率极小。这样的案件我们不愿意接。老张继续说，他已经接触过好几位律师，有些律师拍胸脯说可以保证二审改判缓刑，少有我们这种实事求是、客观、专业、靠谱的律师，他认定我们了。他表示，无论案件结果如何，他都有思想准备，不会埋怨我们。推辞不掉，同时被老张的坚持、信任所打动，我们接下了这起案件。
接案后，我们立即去法院调阅卷宗材料，并会见了王女士。王女士清秀文静，与电影里的反派女人大相径庭。她的陈述与老张说的差不多。公司突然暴雷，大额资金被骗，亲朋好友的压力等等，让她来看守所之前就患上了抑郁症。一审宣判后，突如其来的失去自由的生活更是让她猝不及防，经常彻夜失眠。见到我们的那一刻，王女士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我们尽力安抚她，告诉她的丈夫和亲人都非常关心她，正在积极地帮她上诉，争取更好的结果，她终于恢复了平静。
我们根据阅卷的结果，结合王女士的陈述，着重研究了一审判决书，拟定了上诉状，赶在春节之前，向中院提起了上诉。
刑事案件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尽管我们向法院提出了取保候审申请，但是不出意料地被驳回了，王女士只能在看守所里悲伤地度过春节了，我自己的这个春节也过得比较沉沉。没事的时候就抱着电脑阅卷。通过仔细阅卷，我们发现一审判决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材料比较单薄。从数量上来说，和其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动辄几十本甚至上百本卷宗不同，王女士的案件仅仅只有三本卷宗，但王女士等人认罪态度都非常好，都承认了起诉书中指控的全部行为和情节。“疑罪从无”的原则虽然明明白白的写在法律中，但司法实践中真正做到的却不多，能做到“疑罪从轻”就算不错了。尽管证据单薄，但仅从证据不足的角度想推翻一审判决，难度非常大。虽然该公司的一些高管大多判得不重，但这也不是对王女士从轻处理的必然理由。想要改变案件走向，二审积极退赃，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
我们把这个意见跟老张进行了交流。他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全力去争取。如果有可行性，他就是砸锅卖铁，也会想办法筹集资金退赃，积极配合，尽力为妻子争取从轻处理。
听了老张的话，我们内心很感动。后来就中院的承办官积极沟通，提交了书面辩护意见。法官基本上同意了我们的辩护观点，但表示，现在是国家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专项斗争期间，即使全额退赃，也无法改判缓刑，只能适当缩短刑期。全额退赃加上罚金数额高达六十多万，这对于已经被理财公司骗走几百万的老张一家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们把法官的意见向老张进行了反馈，并向他分析了其中的利弊。他表示，他个人倾向于交这笔钱，但是想让我们询问下王女士，看看她的意见。于是，我们又去会见了王女士。没想到，虽然王女士在看守所度日如年，天天盼着能早点出来，但她听到六十万的数字时，当即表示不同意交这笔钱。理由是，她一年的工资也不过六万元，六十万需要她整整工作十年！两年的刑期熬一熬就过去了，如果为了早出去几个月而去筹措这么一大笔钱，太不划算了。她还说，她老公也很不容易，现在既要当爹又要当妈照顾即将高考的女儿，还要照顾双方年迈体弱的父母。自己家里已经没有钱了，亲戚朋友也大多被理财公司坑了，实在难以筹措，不能太难为自己的老公。
我们把王女士的原话转告给了老张。他沉默了很久很久……我们能完全体会到两口子的艰难，所以没有再继续追问他的意见。
原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翻篇了，但令我们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老张就给我们打来电话，说通过多方努力，钱已经筹到了，让我尽快联系法官落实退赃的事。为谨慎起见，我们再次提醒老张，王女士坚决反对交这笔钱，且无法争取到缓刑，只是刑期适当缩短，是否确定交纳让他三思。但老张却表示，钱失去了，还可以再挣，妻子在监狱多待一天，全家人就多煎熬一天。更何况，即使不交这笔钱，法院将来也会强制执行，他不愿意妻子一辈子背上“老赖”的污名。为了不让妻子继续反对这件事，他还特别交代，把交钱的程序办好后再告诉王女士。我们只得尊重老张的意见，与二审法官，一审法院进一步联系退赃事宜。
在办理退赃法律程序的过程中，还发生了这样一段插曲：一审法院执行局法官告诉老张，即使交了这些钱，但由于理财公司欠老百姓巨额债务无法归还，王女士也许会与其他被告人一起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也就是说，即使按照法院要求全额退赃、缴纳罚金，王女士仍被列入“老赖”名单的可能。尽管如此，老张还是坚持把筹措到的资金汇入了法院指定的账户。拿着法院出具的收据，我们又一次去会见了王女士。当我们告诉她真相之后，她顿时泪如泉涌，嘴里嘟哝着：“这个傻子……”，脸上却充满了温暖和感动。我想，让她心安的不仅仅是能早日获得自由，而是丈夫对她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情义。
又过去的两个月的等待，中院终于做出判决。因在二审审理阶段，上诉人退出全部赃款，在量刑上予以相应调整，王女士的刑期从有期徒刑两年改判为一年六个月。王女士终于可以提前六个月出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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