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是什么意思,双独二孩是哪一年提出的

法律普法百科 编辑:梁伟同

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是什么意思,双独二孩是哪一年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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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独二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968年7月9日一位美国教授为老鼠创造了一个没有天敌,没有疾病,没有饥饿,没有居住问题的世界。

可是在如此优越的环境中,老鼠的繁育率却在下降。

越来越多的老鼠独居起来,除了吃喝睡就是整理自己的毛发,不再和同类社交。

1973年5月23日,随着最后一只雄鼠的死亡,这个被命名为25号的宇宙彻底失去了活力。

从25号宇宙的发展史中,不难在其中看到现实社会的影子。

计划生育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严格的控制人口增长。

随着国家发展,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逐渐严重,人口出生率的逐年下降。

人口政策逐渐放开,2011年实行“双独二孩”,即双方父母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

2013年“父母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在2016年更是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但是政策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当初计划生育,只允许生一个的时候,人们都偷着生,如今国家放开鼓励,人们却不愿意生二胎,甚至出现不生的情况。

偷着生到不愿多生,再到最后的不生。间接地反映了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什么都缺,但是唯一不缺的就是人,当时全国百姓团结一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共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努力,短时间内便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让西方各发达国家震惊不已。

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人们所需要的物质也大量增加,而全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也日趋严重,造成的影响也随之而来。

按照国家统计局《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的数据,从1959-1961年,中国缺少了大概3000万人的口粮。

粮食供应不足,出现了人口死亡的情况,立即引起了中国各个层面的关注。人们对于人口问题大家有了新的认识。

所以到了1962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由中央工作组牵头负责推广。

同时,数据统计也推动了人们对计划生育的认知。

1964,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当时的数据是7亿人左右,比1953年多了一亿人口。而且种种数据指向,人口会持续性增长。

因此,在1962年12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随后全国逐渐展开了计划生育的政策。

“计划生育”的时代意义。人口管理,是一门太复杂的学科,不光要从人性、习俗、传统等等方面出发,还涉及到卫生、政治、环境、资源、经济等等方面。

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也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口学家第一人”的马寅初,就提出过人口不受控制的增长,会带来很多问题,要加以控制。

不过像马寅初一样拥有如此远见的人并不多,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都觉得多子多福,盲目地认为,人丁兴旺就是绝对的好。

因为不管是农田劳作,还是战争年代,人都是最根本的。而且是一个最大的优势资源。所以针对马寅初的说法,不少人都给他戴上了“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和人民进攻”的政治帽子。

又过些年后,人口的增长速度惊人,直窜到三亿多人。党和国家认识到,人口过快地增长速度,势必会影响民生,人口控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

于是1982年,党十二大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写入了宪法,并实行了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的工作推展。

而且那个时候,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所受到的处罚,是非常严重的。

不过,即使国家如此的重视,并全国性的推广政策的行动,仍有很多民众宁愿背负巨额罚款,背井离乡,也要把孩子偷偷生下来,大多数人都会想着多生几个孩子。

所以传统观念的改变,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国人口老龄化

因为之前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再加上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老年人口的数量都呈现出迅速增加的发展趋势,同时人口增长趋势也越来越缓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9年期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上升了5.6%,老年人口数量由2000年的8821万人,迅速上升到2019年的17767万人。

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止到2020年年底,全国总人口共计141212万人,超过65周岁的老年人口高达1.9亿人,占比13.5%,相较于2010年大幅度上升了4.6%。

全球60周岁以上人口超过20%都集中在我国国内,并且这一比例仍然处于快速增长之中。与此同时,按照联合国所提供的预测数据来看,作为现阶段全球范围内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个状态将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

年人如何进行安置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另外我国年轻人越来越少,劳动力匮乏,这也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我国一直是一个尊老爱幼的国家。孝顺父母是我国民众一直以来所信奉的观念。但是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养老问题将会是一个全社会性的问题。

不光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全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随着这一问题的日趋严重,许多国家都在探讨其解决途径。


对于老龄化问题以及增加未来劳动力人口问题,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提高生育率。

我国近几年开始推行了二胎三胎政策,以刺激我国新生儿人口的增长,但是在二胎出来后,我国的新生儿虽然有了上涨的趋势,此后就继续向下发展。

等到三胎政策推行的时候,新生儿不但没有提高,反而继续下降了。有的家庭对于二胎更是深思熟路,不确定是否要生,更有的年轻家庭选择丁克。

我国必须认真对待,敲响警钟。提高生育率,放开生育政策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想要彻底解决目前人口结构上的问题,需要探寻深层的原因,否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投资性育儿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开始高速的发展,人口流动当中,来自农村和县城的人不断地向城口聚集,尤其是那些大城市,像于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城市。

在城市中打拼多年的人,大部分只能从事一些非常低端的工作,有些是体力活,而有些干一些技术活,可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依靠劳动力而获得存活所需要的资本。

生活各个地方都需要花销,小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到房,车。几乎什么都要钱,什么都要面临竞争。

肩负众多压力的人们,早早就知道社会的竞争压力,所以当孩子出生时便会从小培养,希望孩子长大后不会像自己一样,依靠体力等赚取少之又少的钱。

为了让孩子们赢在起跑线,让孩子就读好学校,寻找优秀的老师补课,甚至因为现在社会的内卷情况,人们不光光在学习上给孩子下功夫,更是给孩子报各种的补习班,而这些都是需要钱的。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相关数据指出,我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

城镇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3万;农村家庭则稍微低一点,约为30万;即使是最低收入的家庭,养育成本也不低于11.6万元。

如果经济条件比较高的,基本就过百万了,这还仅是0~17岁的育儿成本,并没有把孩子成年后,父母给他准备的买房、买车、彩礼钱包含在内。

中国的父母结完婚后,几乎是将自己的一生都花在了孩子身上,从他们结婚生孩子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再也不属于自己了。

他们没有了自由的时光,也没有了任何自由的享受,他们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而他们的孩子也会一直重复着这样的循环,这是多么的可悲!

所以社会的改变只是人们不愿意生二胎的一个背景,人们不愿意生育二胎,还有着经济方面的问题。

当今社会年轻人的压力

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从80后开始,他们的思想观念与老一辈有着很大的不同,更加的先进和现代。

再者,经受多年的“计划生育”的宣传,“少生优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此时再进行改变,也比较难。

所以,传统思想的观念对生育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而且对于男孩和女孩的看待也是平等的,一胎为女也必须要生二胎生男孩的观念已经逐渐消失了。

另外,当今社会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甚至不愿意生育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房价

在2021年我国的平均房价已经达到了10139元每平米。跟1998年的商品房改革初期相比,房价上涨了5倍左右。

在北上深这样的一线城市,房价更是突破了5万元每平米。因此面对一套房子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的价格,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奢望。

刚毕业的大部分年轻人还没有稳定工作,很多人的工资一个月的月薪也就几千块,有的甚至更低。不吃不喝也要一辈子才能攒够房钱。

买房变成了一家人的事,某些地方更是施行了家庭住房公积金通用的政策,这就是目前年轻人买房的现状。

更何况买房之后,装修、物业费、水电费等等,各种花销的产生,压得年轻人更是喘不过气来。

第二个原因:年轻人想要结婚,丈母娘家肯定是会要求彩礼的,正常还会要求

车钱和结婚的彩礼钱,就是除房钱外另一笔大的支出了。有的地方结婚的彩礼居高不下,可以变相地说是花钱买老婆。

第三个原因:因为之前计划生育,所以当代年轻人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两个人结婚后,在不生孩子的情况下,两个人以后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还最起码要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

第四个原因:新一代年轻人如今差不多都是90后、00后,刚刚毕业的他们都在寻找工作,但因为疫情的影响,有的在努力坚持保住工作,有的则失业没有收入

疫情的出现造成了大量产业的停滞,倒闭,大量的无业人员,让本就竞争激烈的市场,变得更加内卷。

年轻人养活自己都难,怎么去结婚、生孩子呢?

第五个原因:很多时候年轻人们也没有时间去相亲结婚。有些年轻人觉得工作996就觉得十分幸福了,更不要说工作时间更长的了,人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告,因为求职者众多,你不干自然会有其他人填补。偶尔休息,单身的年轻人们还想好好休息一下。所以如今年轻人结婚生子真的是难上加难。

结语

政策是好,但也要从问题的的根本上去处理。

提高对优化生育政策重要性的认识是一方面,但只要根本原因能够解决,问题自然就能解决。

去年开始我国在二,三胎政策上积极宣传推广,开始推动生育补贴、生育保险、个税减免、延长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来降低养育成本。

但任重道远,没有办法一蹴而就,所以要在正确的方法下,坚持不懈的去做。

这个问题上,需要国家和人民一起共同努力。

个人来说,不管如何都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努力挣钱,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人总是要前进的,加油!

双独二孩政策

中新网北京10月12日电 题:千余万“二宝”降生 深刻影响国与家的未来

记者 张尼

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正式落地,与此同时,在中国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

这一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达到了1846万,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在忙碌与期待中迎来了“二宝”降生。而“二孩时代”的来临,不仅改变了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每个小家,同时也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未来。

资料图 刘占昆 摄

【改变】

——中国家庭喜迎“二宝”

2017年,对于家住北京顺义区的沈军来说是个不平凡的年份。接近不惑之年的他在经过十个月的期盼后,终于在4月迎来了“二宝”的降生——一个健康可爱的男孩,而孩子的到来也让全家为之欢欣。

“我是1978年生人,上面还有一个长两岁的姐姐,那个年代还没有独生子女政策,大多数人都是有兄弟姐妹的,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总觉得家里孩子多比较热闹。”沈军说,2004年他与妻子结婚,并在当年生下了他们的大女儿。因为妻子同样不是独生子女,所以按照政策,两人当时只能要一个孩子。

“我姐姐思想比较前卫,选择了做丁克,母亲虽然没有干涉她的决定,但打心里还是希望我们这代能多要个孩子,一个孩子毕竟太孤单了,所以一直盼着我们能有机会要二胎。”沈军说。

2016年,沈军一家的心愿有机会得以实现。这一年,中国生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全面两孩政策正式落地,这意味着沈军和妻子可以再要一个孩子。而该政策的目标人群在中国有9000万之多。

2017年4月,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一年多以后,沈军一家迎来了儿子的降生。

沈军说,中年得子也让家里的气氛变得不一样,年过七旬的母亲每天见到孩子总乐得合不拢嘴,而他和妻子也在13年后又重温了为人父母的喜悦。

“孩子的出生给家里特别是老人带来了很多欢笑,而且我们的大女儿也很喜欢二宝,每天都乐呵呵的,会照顾弟弟,很有当姐姐的样子,让我们特别开心。”沈军说。

与此同时,正有越来越多像沈军家一样的中国家庭,感受到了政策带来的改变。

今年7月,有关方面人士曾介绍说,全面两孩政策落地一年多来,在育龄妇女减少的情况下,全国出生人口数增幅明显。

根据卫生计生统计数据,2016年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846万人,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二孩及以上出生占比超过45%,较2013年提高十几个百分点。

2017年前5个月,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740.7万人,比2016年同期增加7.8%,二孩及以上出生占57.7%,比2016年同期增加8.5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儿门诊内,准妈妈在进行检查。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影响】

——调整中国人口结构 提升社会活力

“中国未来100年都不缺人口数量,要更关注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2017年两会期间,有关人士的一席话被不少媒体提到了新闻标题上。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推行了长达30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不过,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我父母和我们这代人,家里普遍都有兄弟姐妹,不光是成长过程中能有个伴儿,成年以后也会觉得多些依靠。比如,父母需要照料时,可以由几个子女轮流承担,孩子们的压力相对小一些。”沈军说,自己身边有不少是独生子女的同事、朋友,“421”的家庭结构非常普遍,当父母们逐渐年迈多病,不少年轻人身上的养老压力会非常大。

面对诸多问题,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也在进行相应调整。

从独生子女到“双独二孩”、再到“单独两孩”、“全面两孩”,为应对不同时期的人口问题,政策经历了不断完善。

政策也带来了改变。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

“这是一系列的动作,是一种连续性的政策,老百姓也认为比较公平容易接受,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做这件事。”国务院参事马力评价说。

在马力看来,中国已经发展到老年社会,这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但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比例增加、生育率降低,导致年轻人口的下降。提高出生率、增加年轻人的比例对于社会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提升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创新能力。

“我们考虑的不是人口多与少的问题,而是考虑人口结构的问题,要调结构。”马力认为,此前多年积累了大量有生育二孩意愿的育龄人群,因此,2017、2018年是两个生育高峰年,而生育意愿释放需要大约五年时间。

“但我们也要关注配套政策的跟进,包括如何降低抚养成本、解决孩子的照料问题、女性职工的劳动权益保障等等。”马力说。

资料图:北京市某幼儿园外家长送孩子入园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保障】

——政策护航 “甜蜜烦恼”有望化解

一方面,政策改变让不少家庭“添丁进口”,另一方面,伴随二宝的到来,不少妈妈们的生活也像上了发条一样,格外忙碌,叶金萍就是她们其中的一员。

今年8月份,在北京工作的叶金萍和丈夫迎来了儿子的降生,荣升为“二孩妈妈”,家庭里儿女双全,也让支持生两个孩子的双方老人很欣慰。但儿子的到来也给叶金萍的家庭带来了“甜蜜的烦恼”。

“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每天忙得团团转,而最大的烦恼就是钱不够花。”叶金萍告诉记者,现在夫妻俩每月收入的一半要花在孩子们的身上,同时还要为孩子们入园的事情发愁。

“因为孩子没有北京户口,上不了公立幼儿园,私立幼儿园价格又很高,摆在面前的有不少难题。”叶金萍说。

对此,沈军也有同感。因为自己和妻子都有工作,母亲年纪大了也没有精力帮忙照料孩子,所以他们只能聘请了一位保姆。

“每个月要为保姆支付5000多元的工资,加上孩子平时的日常开销,每个月下来是不小的一笔钱,育儿成本还是很高的,而且我们现在也要为孩子今后升学的一系列问题做打算。”沈军说。

针对民众的顾虑,近年来国家也出台了多重措施,为政策落地护航。

例如,在母婴保健方面,国家卫计委此前强调,在“十三五”期间增加产科床位8.9万张,基本满足生育需求,此外还将采取加强儿科医生、助产士等紧缺人才培养等多重措施。

数据显示,2016年,中央投资29.1亿元,支持45个市级和202个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投资规模较“十二五”时期明显增加。

在教育领域,2016年,全国幼儿园达到24万所,比2012年增加了5.9万所,增长32.6%。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7.4%,五年提高12.9个百分点。

而今年年初公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要继续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基本解决“入园难”问题。

在女性职工产假休假制度方面,全国31省份延长了产假。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人士在今年两会期间也强调,要制定和完善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配套措施,要保障妇女的就业、休假的权利,要支持女职工生育以后能重返工作岗位。

资料图 杨华峰 摄

【期待】

——二孩妈妈:相信未来会更好

虽然二孩妈妈的生活中充满了辛劳,但是对于当初的生育决定,她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没有后悔。

今年2月,有媒体公布了一份由近万个家庭参与的《二孩幸福指数调查报告》结果。数据显示,六成“二孩”家庭表示,二孩到来,家庭幸福感显著提升。近七成的受访者表示,不后悔要二孩。

调查还显示,二孩的到来,促进了父亲参与育儿,有近五成的二孩父亲比第一胎时参与育儿的时间更多。

对此,今年刚荣升为“二孩妈妈”的北京白领周朝虹深有体会。

周朝虹一家在今年4月迎来了女儿的降生,在此之前,她和丈夫已经育有一个六岁半的儿子。

这位职场妈妈告诉记者,自从“二宝”降生后,自己就开启了“超人”模式,工作之余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照料两个孩子。虽然兼顾家庭和事业对于她来说并不轻松,然而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改变却让她由衷感到欣慰。

“家庭氛围因为二宝的到来,更加快乐和热闹,二宝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让我们回忆起大宝那么小的时候,也曾经给予了我们这么多欢乐。”周朝虹说。

更令她欣喜的是,她看到了儿子的转变,“家里的大宝火速成长成大哥哥,逗妹妹笑,帮妹妹刷洗和消毒玩具,外出一定带着妹妹一起,仿佛一下子就长大了,很让人欣慰。”

而对于未来,二孩妈妈们还有很多期待。

在采访时,叶金萍曾告诉记者,现在她最欣慰的是看到两个孩子都健健康康的,而对于未来她和丈夫还有很多计划,“我们现在要努力工作,多多攒钱,希望将来等二宝两三岁的时候,一起来一次全家旅行。”

周朝虹则告诉记者,因为亲身体会了二孩妈妈生活的辛苦,她也希望未来政府能有更多政策惠及这一群体,包括延长产假、哺乳假,出台有更有利于两孩家庭的税收政策,以及更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等等。

“对于未来,我相信会越来越好。”周朝虹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完)

双独二孩啥意思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记者 喻琰 实习生 严兆鑫

“男不叫娶、女不叫嫁”“我家不是嫁女儿,你家不是娶媳妇”。近日,一种被称为“两头婚” 的婚姻模式引起人们关注(☞此前报道)。

赵春兰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2016年年底到2017年年初,她就关注到了“两头婚”的现象。2020年7月,她与其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政策学院教授范丽珠合作的论文《论婚姻与生育的社会属性—少子化背景下浙北乡村婚育模式嬗变的田野观察》发表在《河北学刊》2020年第4期,该文以位于浙江杭州西郊的水村为研究案例,探讨浙北水村“两头婚”“两头姓”的婚育模式。

赵春兰告诉澎湃新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两头婚”是一次积极的尝试,对代际关系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两头婚”的婚姻形式中,凡事 “好好商量、不斤斤计较”是婚姻和谐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两头婚’必然是男女双方或者双方家庭基于平等,达成的一种长期契约。婚姻这种契约关系要保持下去,不可能仅仅是一方的需求表达。”赵春兰说。

“‘两头婚’充满了协商性,

包括孩子跟谁姓”

澎湃新闻:什么是“两头婚”?定义是什么?

赵春兰:首先我想要澄清一点,之前媒体报道的所谓“两头婚”中提到“两头”是指各自住各自家,这点是不准确的,不是各自住各自家。而是两边都有婚房,都有生活的空间。

2020年7月,我和导师范丽珠发表在《河北学刊》上的那篇文章其实讲得很清楚,整个“两头婚”充满了协商性,包括孩子跟谁姓的问题,是一个充满协商的过程。

“两头婚”具体是指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会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比如结婚的时候,“男不叫娶、女不叫嫁”,两边都没有聘礼上的往来。

另外一个特点包括生两个孩子,这基本上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因为两边都需要子嗣的延续。

最后,孩子的姓氏也基本上需要相互商量,一边一个姓。此外两边住也是比较典型的特征,不是单指住男方家或者是住女方家,而是两边都兼顾。

澎湃新闻:为什么“两头婚”兴起在江浙一带?

赵春兰:我想能够流行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独生子女家庭本身有家庭继替、财产继承、养老方面的困境,而另一个方面,此前“双独二孩”的政策也为这些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可行性。

另外,江浙一带农村社会的结构还是超实心状态,与西北或者中部农村的空心化有很大不同。

为什么是“超实心”?因为年轻人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或者他们的就业机会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村子。“超”字是因为在这里,不仅年轻人不愿意离开,外来人口也不断聚集。我以浙江水村为研究案例,虽然浙江水村正在经历征用拆迁,但是它还是相对完整的社区。这种小范围的社区,本地人与本地人的结合变得很重要。两边的经济实力又相当,两边都有传宗接代的需求,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两头婚”这种婚姻形式。

澎湃新闻:网上有一种说法是“两头婚”的家庭中大部分都是拆迁户。

赵春兰:也不一定,这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是因为拆迁了就选择两头婚。以浙江水村为例,是因为他们在城郊接合部,所以就有拆迁这种现象发生。“两头婚”的家庭是不是有很多套房?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房子只是他们财富其中的一个部分。

“‘两头婚’要和谐,

好好商量很重要”

澎湃新闻:你提到了“两头婚”需要通过协商来达到婚姻生活的平衡。

赵春兰:对,我觉得协商是一个主要特点,另外这种平衡涉及到整个大家庭的相处能否和谐,很多时候这种平衡是依靠妥协来达成。

说到“两头婚”的协商机制,其实能够接受“两头婚”后,很多东西就变得自然而然。一开始结婚的时候,需要协商的东西很多。比如孩子跟谁姓,婚房怎么做,聘礼要不要下,因为这些都关乎特别重要的一些问题,所以协商性很强。但是随着生活步入正轨,两个家庭能够比较好地相处融洽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协商,大家都好说话,好商量。

澎湃新闻:“两头婚”家庭最在意的是什么?

赵春兰:我觉得传宗接代的观念是最开始会有“两头婚”的原因。

澎湃新闻:“两头婚”的婚姻形式是进步吗?

赵春兰:我之前在澎湃新闻发表过一篇口述,当时我们用的标题是“传统和现代在这个村庄和解”。我个人认为概括得非常好。但是传统和现代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学者给的词汇,对于老百姓的生活,他们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觉得这种方式其实化解了独生子女家庭传宗接代、舍不得女儿离开自己的家庭,还有养老等一系列生活难题。

澎湃新闻:“两头婚”成功的案例有哪些特点?

赵春兰:“两头婚”成功的案例,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父辈之间要好好商量,不要斤斤计较,如果要成功必然是这样的。

澎湃新闻:“两头婚”有婚姻失败的情况吗?

赵春兰:一个家庭婚姻失败,我觉得大部分情况还是一样的,也会有一些特定原因是“两头婚”导致的。比如说我最近看到新闻,说在江浙一带,一对小夫妻三个月不到离婚了,两个人因为生的孩子跟谁姓闹上了法庭。这个应该算是典型的“两头婚”失败的案例。

为什么会这样?“两头婚”要想成功,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一是双方的父母得懂得妥协,或者不计较、开明;另外,两边的小夫妻要对自己的生活有主张,有负责的态度。

澎湃新闻:我们在采访“两头婚”的亲历者过程中,有受访者说,提出“两头婚”这种婚姻形式,多半是女方家的要求,因为这样能保全女方家的姓氏能够往下传。你在实际调研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赵春兰:这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婚姻,“两头婚”必然是男女双方或者双方家庭基于平等,达成的一种长期契约。婚姻这种契约关系要保持下去,不可能仅仅是一方的需求表达,男性也是有很多考量在的。

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比如男性父母也会考虑到自己养老问题、整个家族后代财产延续问题、情感陪伴问题。接受“两头婚”,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双方都有同样的需求。

其实现在女性的话语权还是很大的,江浙农村也是一样。我注意到一种现象,在城市里,很多家庭是愿意跟外婆住在一块的,这种现象我的理解是因为女性话语权大,只要是自己的妈妈愿意给带孩子,多半是不愿意奶奶带的。

“‘两头婚’是一次积极的尝试,

对代际关系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

澎湃新闻:有观点认为“两头婚”实际上是父母更多地干涉了年轻人的生活,你怎么看?

赵春兰:我认为这只是人们的一个假想,与大多数实际情况是不符的。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两头婚”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因为它对代际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从实际情况来说,在养老方面,“两头婚”很好的解决了两个家庭的情感需求问题,两位本地男女青年自由确立了恋爱关系,当他们去讨论婚嫁关系时,父母也会为他们做一些妥协。

同时小夫妻本身也有孝心,想在当地既能照顾父母,又能享受生活,这是大多数选择“两头婚”家庭的实际情况。许多人认为农村的年轻人就应该走出农村,否则就是父母在干涉年轻人的生活,这其实只是假想,与实际情况并不符。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两头婚”这个形式跟现代婚姻所提倡的婚姻独立自主有所不同,你怎么看?

赵春兰:当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两头婚”,就会看到,它既跳出了政策调控,也跳出了个体本身,而是选择了在江浙小社会这样一个圈里,用一种文化的方式或是社会制度安排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样的婚姻形式。

我一直想强调的是,“两头婚”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它是社会整体的一种积极尝试。另外,就算从个体层面来说,当然有失败的案例,也有很多接受这种婚姻形式的人。我可以分享一位“两头婚”的女性亲历者对自己婚姻形式的评价,她说:“我觉得‘两头婚’更加体现了老一辈的开明,给了年轻人更多的自由去做选择。不会像老古董的思想一样,觉得我女方家一定要招上门女婿的。”所以,指责“两头婚”让女性沦为生育工具的看法,我不太能够认同,我想,也是“两头婚”的亲历者不同意的。

双独二孩政策和单独二孩政策的区别

从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到单独两孩政策落地,再到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生育政策从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始终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健康报》在记录

早在1978年甚至更早,《健康报》就发表社论,组织刊登系列文章,向公众进行避孕等相关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指导。同时,大力宣传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婚姻法》、劳动保护条例等。

1984年1月6日,《健康报》开设《健康报·计划生育版》,专门宣传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相关科普知识。1986年12月5日,《健康报·计划生育版》获得美国人口报道奖。1987年7月1日,《健康报·计划生育版》独立门户,改名为《中国计划生育报》。

在国家公布启动单独两孩政策后,2013年12月9日,《健康报》在一版刊登综述《“单独”家庭何时可以要两孩》,就公众关心的话题对政策进行解读。2015年12月28日,《健康报》一版刊登文章《元旦后出生的二孩都合法》,又在全面两孩政策宣布后,围绕公众非常关心的人口计生法修法的热点问题,采访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解读。

此后,《健康报》还就和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相关的大医院建档难、二孩催热试管婴儿等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度报道。

生育政策不断调整完善

“40年来,我国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从主要由政策驱动转变为主要由经济社会因素驱动。”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说。

1978年3月,计划生育以法律形式载入我国宪法。

1980年9月,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

原新说,了解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与特殊国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总人口迅速增长,总和生育率高达5.4——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4个孩子,1963年最高值甚至达到7.5,当年出生人口规模创下年增2959万人的历史记录。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矛盾非常突出。

其后,我国提出“开小口、堵大口”,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孩。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施行。

原新告诉记者,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低生育水平长期稳定,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家庭规模持续缩减,发展能力有所弱化。

2011年11月,我国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即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同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明确了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意义和总体思路。

“一家四口”的时代来了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自此,我国实施30多年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模式宣告终结,我国的常规家庭规模将从“一家三口”转变为“一家四口”。

今年年初,北京市41岁的市民张小蕾和同岁的丈夫迎来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儿子豆豆。如今,上小学的女儿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弟弟身边,喂他吃饭、陪他玩耍。这是张小蕾眼里最幸福温馨的时光。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均高于“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1644万人的水平。从孩次结构看,2017年二孩出生占比进一步提高,达到51%,比2016年提高5个百分点。

张小蕾告诉记者,刚刚得知怀孕时,女儿特别懂事,处处照顾她,帮助她提东西,做些简单的家务。“父母不可能陪孩子一辈子,等我们老了,两个孩子可以相互陪伴和依靠。”张小蕾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能体会两个孩子的好处。她还有一个哥哥,每当父母生病时,都有哥哥和她一起分担,让她觉得有个肩膀可以依靠。

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40年来,除了生育孩次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我国育龄妇女的婚育行为也发生了改变,“少生优生”成为多数人的自愿选择。育龄妇女婚育行为转变主要表现为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初育年龄的推迟。1990年~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26.8岁。

构筑母婴安全保障体系

然而,生育二孩也面临很多现实困难。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累积生育需求集中释放,高龄孕产妇比例增高。根据测算,2017年~2020年,我国每年高龄孕产妇预计达到300万人以上,约是往年的1.3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产三科主任于松说,高龄母亲发生孕期合并症、并发症,以及孩子发生出生缺陷的风险增大,妇幼健康和优生优育的服务任务更加艰巨。于松举例说,我国剖宫产率较高,有剖宫产史的育龄妇女再次怀孕,可能会导致子宫破裂或者出现凶险性前置胎盘,妊娠和分娩中有可能出现大出血等,给孕期管理增加了难度。

因此,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并指导各地强化优生优育全程服务,提升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完善协调保障机制,从制度上构筑母婴安全保障体系。包括做好咨询评估和高危筛查,落实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强化危急重症临床救治,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重症医学科要保障危重孕产妇救治床位;省级建立若干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市、县两级均建立至少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建立紧缺人才激励机制;建立妇幼健康服务监测预警机制等。

针对部分大城市三级医院“建档难”问题, 2016年10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调整存量,做优增量,补齐短板,提升能力,要争取达到每千分娩量产科床位数17张。同时,加强产科儿科医师、助产士专业人才的培养。

2017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9.6/10万,婴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到6.8‰和9.1‰,母婴安全总体形势平稳。

2018年,我国启动了母婴安全行动计划,开展妊娠风险防范、危急重症救治、质量安全提升、专科能力建设、便民优质服务5大行动,进一步多措并举保障母婴安全。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群众对生养二孩存在后顾之忧,主要集中在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等方面。

“当前,民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经济社会因素影响更加明显。构建和完善全面两孩配套政策体系,必须着力于生育成本的降低。”原新表示,我国正处于人口发展深度转型期,要想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需要想办法解决民众在生育养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除了卫生健康部门,还需各部门通力协作才能做好。如兴办公立托儿所、幼儿园,延长义务教育,完善女性就业的相关政策保障女性权益、对农村贫困家庭给予生育补贴等都是减轻家庭生育负担的做法。

文/健康报记者 甘贝贝

编辑/ 管仲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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