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保局投诉热线电话，国家环保局历届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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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保局局长
生态环境法典命名增加了“生态”二字，体现了从“小环保”到“大环保”的理念演进。农健|图
住在歌词的场景里，浪漫却也烦恼。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赵雷《成都》歌词中的玉林路遍布酒吧，住在“小酒馆”楼上的方园，备受噪音困扰。
小红书上，一群和方园遭遇类似的“城市噪声受害者”正自发提供模板，为加强监管广场舞、露天扩音KTV等，提出法律修改建议。
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了噪声怎么管，但未来，此法将被生态环境法典取代。
2025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这是民法典之后，中国的第二部“法典”——5编1188条、近16万字，比民法典多出6万字。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忠民认为，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类比来看，生态环境法典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指南”，干净的水、清洁的空气、健康的食品，是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后的更高要求。
这部鸿篇巨制的亮相让业内人士感到“意外”。距离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立仅过去一年半，而民法典从启动编纂到草案提请审议，历时五年。
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生态环境法典的酝酿已有二十余年。2017年后进入快车道，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以下称“研究会”）呈递了专家建议稿。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研究会多位核心编制者，他们最近的日程被各类研讨会塞满。
意外之下，有不少惊喜。比如，“绿色低碳发展”在法典中独立成编，是全球首创。县级生态环境分局被赋予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基层干部“格外期待法典尽快施行”。
不过，拼凑感强也是不少业内人士的观感。而且，相比关乎婚姻、继承等的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虽然也和公众息息相关，却更为陌生。2025年4月30日-6月13日，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至5月21日，征求意见期过半，仅有695人提出1347条意见。而五年前，民法典草案最终征集意见超10万条。
“你也可以管天管地管空气！”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号召公众也来提建议。
向3.0迈出一大步研究了现有法律，方园发现，生活噪声分贝有相关标准，但执法难。到了夏天，烦恼更甚，室外烧烤摊的油烟也影响临街住户。
“重点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油烟、恶臭问题，法典在既有规定基础上有所创新。”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刘超是法典专家建议稿“污染控制编”负责人。他介绍，备受公众关注的化学物质、电磁辐射和光污染等在草案中新增了规定。
提到“法典”，公众容易想到《汉谟拉比法典》《查士丁尼法典》等颇具历史厚重感的“大部头”。的确，法典是诸多法律的“集合体”，体量大、领域广、体系全。
近16万字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分为五编，符合法典总则-分则的常规结构，第一编总则编和第五编法律责任和附则编，属于一般性规范，第二、三、四编针对具体领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
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法体系是“1+N+4”，即起到基础性、综合性作用的环保法+专门法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特殊地理、区域或流域的法律（长江、黄河、青藏高原、黑土地法）。
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庞杂，法典从起草之初就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不追求完全纳入所有相关法律规范，而是通过提取公因式的方式，整合现有法律中的共性内容，同时对具体事项进行详细规定。既满足法典的体系化和规范性，又保持灵活性和开放性。
草案吸纳了生态环境领域的三十多部单行法、一百多件行政法规、一千多件地方性法规。法典施行后，环保法以及大气、水、土壤、固废领域的污染防治法等十部法律将同时废止，其他法律需要保留并修订，一些新法将继续制定。
草案的五编中，污染防治编占据了大头，字数为全文的40%，这是环保最为传统的领域，但这份“行为指南”并不止于污染防治。
法典命名增加了“生态”二字，体现了从“小环保”到“大环保”的理念演进。狭义的环境保护局限于污染防治的“小环保”范畴，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是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环保”格局。
哪些领域可以单独设编，学界一直有争议。例如，有观点认为海洋比较特殊，应单设一编；有人呼吁自然资源很重要，应该单独设编。
张忠民回忆，2017年，研究会刚开始法典编纂的研究工作，就明确了五编制的法典结构，个别分编名称有所调整，但“绿色低碳发展编”的名称、排序从未变动。
学界普遍认为，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超越了传统的“污染控制和自然生态保护二分”的结构，将保护与发展从对立转为统一，不亚于人格权独立成编对于民法典和中国法治的独特贡献。
这一编也曾有不同意见，因为单行法比较成熟时才考虑纳入法典，而在目前各国单行法中，绿色低碳发展均处于探索起步阶段。
“但课题组从一开始就达成共识，要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后来，张忠民成为该编的专家建议稿负责人。
他分析，全球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迭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0阶段控制污染，2.0阶段平衡生态系统，3.0阶段追求低碳发展，对应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人体健康、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客观说，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还在1.0和2.0之间徘徊，但法典未雨绸缪，向3.0阶段迈出了一大步。”
酝酿22年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具备环境法典，模式均不相同。我国环境法典的设想，最早可追溯至2003年。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原会长蔡守秋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时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当年向第十届全国人大提交报告，建议研究启动环境法典的编纂工作。这是中国立法机构首次提出环境法典编纂的设想。
通过对立法史的深入挖掘，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峰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内部认为，我国当时有三个领域可以编纂法典，分别是民法、环境法、教育法。
蔡守秋称，编纂环境法典提议也受到民法典的影响。1982年，民法典草案已有第四稿。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民法典草案，虽未正式通过，但也成为中国法治领域的大事。
而彼时的环境法律基础也已比较扎实。“2003年前，我国80%最重要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单行法已完成立法，环境法体系被认为进入了相对稳定期。”彭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可能是当时全国人大提出环境法典编纂设想的内在动因之一。”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通过，1980年至2003年期间，我国现行环境法体系的主体已基本搭建完成：在污染防治领域通过了水、大气等单行法律；自然资源领域通过了森林、草原等单行法律；在自然与生态保护领域通过了水土保持、防沙治沙等单行法。
随后，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组织环境法典编纂的前期研究、论证工作，持续了一年多，收集了意见。最终经领导层审慎考虑，立法没有继续进行。
蔡守秋解释，当时我国的环保工作正处于改革时期，体制、机构及其职责的变动较大较快，无论立法还是修法都相当频繁，立法部门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单行法上，无暇顾及环境法典。此外，无论是环境法治建设的实务部门，还是环境法学理论界，当年对国内外环境法典的信息搜集整理和理论研究工作都十分薄弱，难以为编纂法典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始于2003年的第一阶段的尝试终止后，立法行动一度沉寂，2017年起，第二阶段拉开了序幕。两个阶段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由立法机构自上而下部署，后者则是由环境法学者们自下而上推动。
2017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时任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将环境法典编纂纳入立法计划。
“每一个法律人，法典是入门的概念；对于法律研究者，编纂法典是最高的学术理想。”吕忠梅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此时的大环境与2003年大有不同。
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背景：2017年，民法典编纂已成气候，研究会在北京主办了“各国环境法典编译出版国家研讨会”，这令汪劲等人意识到，环境法典可能是下一步我国法典化的方向之一。
“法典编纂绝对不是简单的立法问题，而是一个半研究型的成果。”汪劲说，虽然环境法学研究在中国已有四十年历史，但学界对中国环境法体系仍没形成统一认识。研究会想借研究生态环境法典立法之机，花费十年左右，全面梳理我国环境法学的理论和实践。
在学者们研究环境法典的同时，行政法、劳动法、经济法、诉讼法、刑法等领域，也都在研讨编纂法典的可能性，有的领域法律基础不足，有的领域学界内部分歧较大。“我们与其他法学研究会开会，他们都同意，环境法典的立法条件更加成熟。”汪劲认为，法典编纂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决策层支持，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和非常充分的研究，生态环境法典全部具备。
沉寂十余年后重启，2017年之后，立法进入快车道。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研究启动环境法典等编纂工作”列入当年的立法工作计划。2023年、2024年，“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连续出现在党中央顶层设计文件中。
不过直到草案亮相，学界关于生态环境法典的争议仍在。
有的认为立法典的条件仍不成熟——许多环境法律制度仍在发展过程中，还未成型；有的认为没有必要——法典编纂更像是一个“文字工作”，无法解决若干实际工作中突出的问题，比如如何把法律真正落实到基层政府和社会等。
不能只平移，还需整合打开近16万字的草案文档，阅读门槛很高，不只是有些法律、生态环境专业术语可能“劝退”普通人，业内人士也觉得部分内容有一些不同单行法的拼凑感，逻辑不够通顺。比如同一个对象的相关规定在法典的不同章节反复出现，甚至需要搜索关键词才能找全。
巩固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资源能源与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担任法典专家建议稿生态保护编的负责人。他举例，关于林木采伐，“生态系统保护”章把森林作为生态系统进行专节保护，涉及林木采伐管控；而“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章又规定了林木采伐的内容；在“生态退化的预防和治理”章的两节中也各有一条采伐条款。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法典草案将不同单行法中的部分内容“平移”过来，而没有进一步整合。“这样划分，还是体现了将生态与资源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巩固说。而在现代“大环保”观中，“资源”“环境”“生态”是“一体三面”的关系。
专家建议稿曾经建议，生态保护编的每一章既包括保护，也包括可持续利用，“二者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针对多龙治水的老难题，法典被期待能解决部门冲突。
已有的三十多部生态环境领域单行法由各有关部门牵头起草，由于部门职权、任务目标等各不相同，单行法往往具有不同部门的“烙印”，甚至“打架”。
法典试图跳出部门思维，站在更高的视角，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协调冲突。但从目前草案来看，尚不尽如人意。
巩固发现，不少涉及部门职责的条款规定比较笼统，许多法条没有明确具体部门，而是以“国家”指代，“实际执行中还要探索甚至博弈”。
汪劲也感觉，现在法典草案有成为“政策法”的倾向。当发生争议时，法院不能拿政策去判决，法律必须体现确定性。“如果法律不规定清楚，凭什么要别人服从？”
汪劲建议，法典应站在高位阶角度，尽量把各部门的权限职能范围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与法典草案对比，在研究会起草的专家建议稿中，学者们尽可能将主体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共治。法典草案在公众参与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在一些学者看来，法典草案未明确纳入“环境权”，是“最大的遗憾”。法典的1188条规定中，第1条给整部法典“定调”：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
与现行环保法相比，草案新增了“生态环境权益”的表述。
“但权益和权利不同，处在利益和权利之间；无救济不成权利，公众享有权利意味着政府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目前草案采取折中办法，有进步，但步子迈得不够大。”张忠民感叹。
中国环境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始于环境权。数十年来，学界对公民环境权的定义形成基本共识：指公民享有的在健康、舒适和优美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包括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以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绿色低碳消费的义务。
但我国环境立法一直未将环境权纳入，没想到备受瞩目的草案也未纳入。具体的环境权利中，健康权和参与权的落实，在草案中还不够充分。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社坤参与了专家建议稿“污染控制编”的编纂，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根据现有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规定，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需要开展环评，但是通常只评估对环境本身的影响，而不直接涉及对公众健康影响的评估。
刘超建议，公众健康保障制度设计中，还应当在污染防治编“一般规定”中规定公众健康风险防控制度，明确生态环境部与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职责及二者关系。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何艺妮注意到，草案中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公众环境权利基本沿用现有环保法规定，公众环境权被侵害时如何救济的条文较少，环保组织主张的行政公益诉讼和海洋类公益诉讼的权利也未得到法律确认。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公益诉讼领域，部分新增条款还存在“打架”之嫌。
比如，第1066条和第1068条分别从“造成国家损失”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规范生态损害赔偿的程序，二者可能存在竞合关系。
“当政府未起诉时，检察院或社会组织可以起诉”的规定，可能导致公益诉讼被迫增加前置程序。“政府部门、检察院和环保组织的诉讼有不同的角色分工，需要相互支持，发挥最大作用，而非互相替代或制衡。”何艺妮说。
充分讨论、细致打磨意见纷至沓来，有观点认为法典要抓住机会不留遗憾。也有观点认为，法典不需规定得那么细，还待细则或司法解释落实。
但王社坤认为现在还不到谈遗憾的时候，“要认识到，尽管草案有很多问题，但毕竟还在审议程序之中，还有机会修改完善，我们应当尽最大努力少留遗憾。”
回看2012年环保法修订，初稿也曾招致诸多意见（详见南方周末2012年报道《环保法修订：意见一箩筐》），后历经四审，纳入按日计罚等条款，被称为“史上最严”“长了牙”。
王社坤认为，“立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治决策过程”，比如公民环境权是否能入典，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学界已经完成了相关的理论研究，环境权入典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我国也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里将环境权列为了独立的人权类型。”
王社坤表示，接下来向立法者提供的建议，可不局限于理论层面，而是从构建中国话语、展现中国形象等国际传播层面论证。
“目前法典草案可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巩固表示，如果按照原计划，法典可能在2026年就要审议通过，剩余时间相对于如此鸿篇巨制的法典略显仓促。业内许多人希望，放缓节奏，有更多时间充分讨论、细致打磨。
相比之下，民法典整体的编纂及审议周期更长，先出台民法典总则，再分别审议各分编草案，最后合并为法典草案审议，而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是一次性呈现。张忠民打比方，“这就像根据不同的食材、备菜情况，上菜的方式有些不同，有的一次上五盘，有的一盘盘端出来。不同的立法方式各有利弊，现在整体呈现草案，更能看出内在逻辑。”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在初次审议后，将“适时进行分拆审议”，逐步推进修改完善。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接下来的审议安排也将动态调整。
内部研讨，公开呼吁……各方意见正在表达。
联合广东卓凡（仲恺）律师事务所，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梁文静已经将建议发表在《中国环境报》。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自己从基层实践出发，围绕排污许可管理，环评批复后建设主体变更、转让等规定提交了建议，“法典属于上位法，如果地方性法规和上位法冲突，后续地方法规还要修订。针对实践中呼声较大的部分问题，希望法典草案能进一步完善”。
自然之友正围绕环境公益诉讼等专题组织讨论、整合建议，计划于近期提交。方园希望法典中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区或商住综合楼新建噪声较大的商户（比如有歌手驻唱的酒吧等），已经有酒吧的居民住宅区，应对使用扩音器等噪音设施进行监测和监管。
《成都》的曲调夜夜回响，方园希望，“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之前，自己也能睡个好觉。
（方园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黄思琪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嘉睿
责编 汪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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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上午，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河北省纪委监委消息：原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2月6日上午，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干杰主持召开部党组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党组成员吴海英通报了原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正在接受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的有关情况。
参加会议的部党组成员和部领导一一作了表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纪检监察机关对万本太立案审查调查的决定，坚决以万本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为镜鉴，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党性锻炼，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万本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高度重视，专门指定河北省纪委监委进行审查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鲜明态度、坚定决心和一贯立场，充分彰显了我们党敢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勇气和能力，也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生态环境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指导。部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万本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对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和政治生态造成的严重危害和负面影响，积极支持配合对其的调查审查工作。
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对万本太的审查调查充分表明，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部党组和部领导班子、部系统各级党组织必须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坚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严管就是厚爱，必须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必须坚持思想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切实拧紧全面从严治党闭环的每一个链条。要自觉接受驻部纪检监察组的日常监督，把监督看作是约束、爱护和警戒，从思想上真正欢迎监督，行动上真诚接受监督，让监督成为拒腐防变的重要屏障。要巩固“以案为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专项治理成果，做实做细“八个强化、一个优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政事儿”注意到，万本太生于1955年2月，一直在环保系统任职，已于2015年底退休，至今已4年。
据公开履历，万本太是吉林农安人，在职博士，曾赴日本进修一年，早年在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工作，1988年调任原国家环保局，曾任自然保护司司长、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站长、生态司司长，期间曾任全国人大环资委办公室主任。
2008年8月，万本太担任原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至2015年11月退休。
万本太简历
万本太，男，汉族，1955年2月出生，吉林农安人，在职博士，研究员，1981年10月参加工作，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1年10月，辽宁省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参加工作。
1983年3月—1984年4月，日本神奈川县工业研究所进修。
1984年4月—1985年9月，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质量室副主任。
1985年9月—1988年11月，沈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
1988年11月—1990年11月，国家环保局污染管理司副司长。
1990年11月—1993年3月，国家环保局自然保护司司长。
1993年3月—1994年8月，全国人大环资委办公室主任。
1994年8月—1996年7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副站长。
1996年7月—2004年12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站长。
2004年12月—2008年4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生态司司长。
2008年4月—2008年8月，环境保护部生态司司长。
2008年8月—2015年11月，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
2015年11月17日退休。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撰稿/许腾飞 校对：柳宝庆
国家环保局举报电话24小时查询
为切实加强对生态环境部蓝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监督定点帮扶及统筹强化监督工作的监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向社会公开《生态环境部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监督工作“五不准》《生态环境部统筹强化监督工作廉洁守纪承诺书》，欢迎被监督地区干部群众和全社会严格监督。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表示，如发现生态环境部强化监督工作组成员存在违反相关纪律作风规定情形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方面的问题，请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反映。
举报邮箱：jb@mep.gov.cn；举报通信地址：北京市西直门内南小街11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办公室，邮编：100035。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表示，为便于反馈信息，建议实名举报。对举报人个人信息等，将严格保密。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国家环保局督察组电话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
2022年7月2日，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绿意盎然，成群结队的白鹭来这里觅食、栖息。 张连华 摄 图
2022年6月1日，安徽合肥蜀山区琥珀潭社区，志愿者正在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2年7月5日，甘肃张掖山丹马场，奔跑的马群呈现“万马奔腾”美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制图：李芸
嘉宾
张永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
常纪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 青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张永生：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十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时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如果将这一成就放在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更能理解其非凡意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关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1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更令人振奋的是，在代表未来全球竞争力的绿色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上，中国很多方面已处于世界第一方阵，在新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已初步具有全球领先优势。这意味着，中国过去10年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方面同时取得显著成就，打破了工业革命后建立的环境与发展相互冲突的传统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初步实现了环境与发展的协同。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其中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之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五个特征是一个相互作用、合力推进的有机整体，没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他几方面的特征就缺乏基础。
第二，体现在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而绿色发展，正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之一。
第三，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上。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中国是目标之一；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中，包括“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报告对未来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其中“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实质就是要在新发展理念下，形成环境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过去发达国家现代化没有实现过的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内在要求和目标，将全方位地体现在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行动中。展望未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将以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为人类现代化进程提供新选择与新范本。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常纪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梳理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报告，从中可见一条清晰的脉络。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描绘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蓝图，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两步走”的目标。基于前十年取得的成绩，针对新形势新任务，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切合实际的统筹协调发展新路径、新举措。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到生态环境保护多重目标的协同实施期，进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期，尤其需要用发展、统筹、协同的方法，来解决新阶段的生态环境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绿色发展，我们既迎来历史机遇，也面临巨大挑战。就机遇而言，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为推动绿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产业布局更加科学，为推动绿色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和技术支撑；形成了庞大的环保产业集群，具有巨大的产品和服务消费潜力，为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奠定了市场基础和发展空间。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人口规模大，发展任务重，仍然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期和攻坚期，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工作部署落细落实。
十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未来我们依然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这一理念，从而更好处理生产、生活和生态三方面的关系。报告提出，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有很好的经验，如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康养、生物医药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此前都是各地探索建立，下一步要总结归纳各地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真正让生态产品发挥切实的经济作用，让绿水青山的底色更亮、金山银山的成色更足，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涉及能源、交通、建筑、工业等各方面，必须做好统筹这篇文章。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生态保护有其规律，环境污染治理有其规律，碳达峰也有其规律。这三方面的规律应当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及其阶段性规律保持匹配。在2030年前，我国总体仍然处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期，减污、降碳、扩绿三方面的工作总体会呈现正相关性。这需要我们积极谋划，统筹好生态保护、环境污染治理和节能降碳工作，结合工作需要开展体制制度机制的集成创新，确保各方面体制和措施能相互支持、协同增效。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
李青：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既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报告中关于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论述和部署，让我们感受到沉甸甸的责任。
自然生态是泗洪最大的优势，绿色是泗洪最亮的底色。泗洪拥有洪泽湖近40%的水面以及江苏省最大的淡水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也是江淮生态经济带“绿心”的核心区域。这十年以来，泗洪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在洪泽湖保护方面，完成退渔还湿（湖）28.01万亩，溧河洼非法圈圩全部清理，建成“湿地自然修复水上生态牧场”17.13万亩，有效提升洪泽湖的水质，丰富洪泽湖生态系统多样性；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方面，创新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在减污降碳方面，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全县新能源年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83%。泗洪这十年的绿色之变，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动鲜活的实践。
报告从四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部署，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保卫好“一片蓝天”，加大工业源、移动源、生活源、农业源等系统治理力度；守护好“一泓碧水”，全面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呵护好“一方净土”，全面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开展新污染物治理；厚植好“一城绿色”，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立体造绿，让广大群众享受更多“推窗见绿、出门见景、移步进园”的生态福利。
深入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积极构建产业转型绿色发展体系，推动企业开展环保提标改造，同时深化源头治理，严把产业导向、项目准入、节能减排关口，注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产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继续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健全“绿电”抵耗、“绿票”交易等多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助力打造全域生态旅游格局，充分发挥洪泽湖湿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品牌效应，真正让“美丽风景”托起“美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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