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村建居是什么意思，杭州三墩绕城村华联村撤村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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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村建居是好事还是坏事
一、适用范围与原则
范围：市区二环路内村集体农用地基本被征收（人均耕地＜0.2亩）的村（社区）；二环外需整村搬迁且土地全被征收的，经批准可纳入。改造方式：以高层公寓式安置和货币安置结合，遵循“政府主导、统一政策、规划引导”原则，同步推进“撤村建居”改制。二、责任主体与分工
责任主体：各区人民政府负责统筹推进，乡镇（街道）为工作主体，负责征收、安置及维稳。实施主体：农转居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城市更新局负责项目立项及建设管理，接受市级指导。三、规划与建设要求
计划编制：各区制定三年实施计划及年度征收计划，优先改造重点工程涉及村、规划开发村。安置房规划：容积率控制在2.0—2.8，优先配建幼儿园、卫生中心等设施，保留符合条件的历史建筑。供地保障：安置房用地带方案出让，土地出让金扣除规费后全额返还各区，不纳入考核。四、安置政策
安置对象：村集体经济成员、在校学生、义务兵、服刑人员等（以改造启动公告日户籍为准）。安置标准： 高层公寓：人均25㎡基准，最高按1:4.3（占地与建筑面积比）确定。 货币补偿：合法建筑按重置价1:3补偿；村集体用房同标准补偿。产业发展用地：人均20㎡商业用地（容积率≤1.7），货币化补偿，不得用于非生产性支出。五、征收与补偿
合法建筑补偿：按重置价结合成新评估；违建、超期临建不予补偿。房款结算： 标准面积内按建安价结算；超8㎡内按市场价80%结算，超8㎡外按市场价。 车位、附房按市场价购买，每户可半价购1个车位。六、实施程序
启动条件：村民会议2/3同意后发布公告，暂停户口迁入、分户等行为。流程：方案公告（≥30日）→签订协议（未签率≤8%）→征地报批→征收公告（≥10日）→土地交付→选房→资产清算。七、监管与考核
审核追责：严查弄虚作假，追究瞒报、漏报责任；工作人员渎职者依法处理。考核机制：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考核。通州宋庄邢各庄撤村建居
“传统印象中的‘社区居委会大妈’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如今的社区工作者队伍正快速转型，更趋年轻化、高学历化。”
“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能力素质，决定其协调资源、解决问题的效能，影响其保障社区和谐稳定的水平。各地运营社工学院等有益探索，有助于推进社区工作人才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职业发展和激励机制的不断完善，代表着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社区工作者职业价值的认可。这就像一颗‘定心丸’、一剂‘强心剂’，让我们更好扎根社区、安心工作。”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康喆 尹思源
山东省郯城县郯城街道龙泉社区工作者与小学生一起写下对祖国的祝福语（资料照片） 张春雷摄/本刊
60万，82.9万，89万，149.9万，188.9万……2020～2024年，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人数快速增长，5年间增长215%。
天津青年光仪，将这场考试纳入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她2023年从天津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毕业，来到天津市河东区大直沽街汇贤里社区，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
“我本硕7年学的都是社会工作专业，能清晰地感到，这个专业越来越‘热’。”光仪说，入职不到一年，已经有不下十人向她咨询就业经验。
基层安则天下安。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重在社区。
“社区工作者是社会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包括社区党组织成员和社区居委会成员中的专职人员，以及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东北大学城乡社区建设研究院院长张雷说，社区是基层利益诉求、矛盾纠纷的集聚点，社区工作者直面大量繁杂的基层治理问题，其履职水平直接决定我国基层治理水平。
近年来，一系列旨在夯实基层治理力量的制度安排，围绕做好社区工作展开。
顶层设计方面，2017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印发，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纲领性文件；
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印发，提出“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2024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印发，成为第一个专门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中央文件。
机构设置方面，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作为党中央职能部门。此后，地方机构改革全面推进，截至2024年2月，全国所有省份均已组建党委社会工作部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
与光仪同在天津河东区的郭莉，是大王庄街十三经路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从事社区工作已9年。天天和居民打交道，她从需求端感受到社区工作者这一职业的吸引力与日俱增。
最近，郭莉所在的社区发起全民健身项目，链接辖区内的羽毛球馆开展共建活动。在了解居民需求时，她和同事们发现，社区内的不同群体对羽毛球活动的诉求各异。
“老年居民希望在活动中获得关节养护知识，家有中、高考生的居民要求尽量结合体育测试标准，商务楼宇的白领们提出想请专业教练办对抗赛。”郭莉说，诉求多元化给社区工作带来新挑战，满足居民的个性化需求，要求社区工作者具备更强的社会工作能力，更精细地开展工作。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城乡社区工作者433.8万人。其中，16.2万人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
“社区连着千家万户。为夯实基层治理力量，更多资源正在向社区倾斜：多地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加强青年人才储备建设；强化素质培训，为社区工作者‘充电’赋能；打破晋升‘天花板’，为优秀社区工作者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谈小燕说，如今，社区工作越来越有奔头。
社区来了年轻人
最近两年，孙学翠年年都有“新徒弟”。
作为天津市西青区大寺镇福特纳湾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孙学翠带领着一支10人的社区工作者队伍，其中7名是“90后”。
出生于1997年的高文文，2024年9月新入职福特纳湾社区。这两个月，师父孙学翠经常带着她入户走访，“手把手地教”。
福特纳湾社区成立于2014年，是大型商品房社区，共有居民2470户、5588人，人员构成相对复杂。工作伊始高文文遇到的困难是“有的居民对我不熟悉，问‘凭啥配合你工作？’”
“信而后建。你得耐心和居民唠家常，不能生硬地盘问信息。站在门口不叫入户，坐到人家沙发上、聊上了天，才能慢慢建立信任。”师父孙学翠将多年社区工作总结出的沟通技巧倾囊相授。
“西青区是天津环城区，社区事务形式多样。这样‘老带新’‘传帮带’的故事还有很多。”西青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崔秀玲介绍，西青区社区有商品房、公租房、撤村建居、村居并行等多种模式。自2020年至今，社区居委会数量则由73个增加到146个。为尽快补足基层治理人力，当地吸纳了大量青年社区工作者。据统计，西青区现有社区工作者1558人，其中35周岁及以下社区工作者1051人，占比约67.5%。
为做好社区工作队伍的梯队建设，西青区委社会工作部既立足社区需求，充实人员数量；又根据年龄结构，优化使用方式。
社区工作实践性强，“人熟地熟是一宝”，各区此前向各街镇、各社区选派社区工作者时，更多考虑就近就便。“随着青年社区工作者大幅增加，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老社区进新人、新社区调老人’方式，培育青年人快速成长。”崔秀玲说。
“比如福特纳湾社区属于老社区，原有的资深社区工作者被调到新建的金瀚园社区和洛卡小镇社区任副职；福特纳湾社区的现任‘两委’班子成员和从事社区工作5年以上经验丰富、表现突出的社区工作者，都需要收新入职的社区工作者当‘学徒’。”西青区大寺镇副镇长赵悦说。
不仅天津，在全国多地，社区工作者岗位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加入。
2023年7月，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公开招聘100名40周岁以下的社区工作者，3888名考生参与竞争。2024年4月，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公开招聘98名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社区专职工作者，报名者多达1.2万余人，且大多为本科及以上学历。
“传统印象中的‘社区居委会大妈’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如今的社区工作者队伍正快速转型，更趋年轻化、高学历化。”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教授于燕燕说。
“这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不少‘90后’‘00后’高学历社区工作者不仅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科学地规划、管理社区资源，提高社区服务实效性，还熟练掌握智能化、信息化技术，能够不断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服务便捷度。”谈小燕说。
天津市河东区向阳楼街道向阳楼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然听取社区居民意见建议（2024年9月11日摄） 朱丽摄
素质能力全升级
2024年5月，天津市河东区向阳楼街道向阳楼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然遇到个麻烦事：辖区内某失管小区的化粪池堵冒频发，由于没有房屋维修基金，堵塞的管道一直未及时清淘。
“小区已建成20多年，一直没做化粪池管道疏通。近年来小区陆续搬来一些餐饮底商，住宅楼内不少业主不愿意配合筹集资金，问题迟迟难以解决。”王然说。
恰巧此时，王然接到向阳楼街道社工学院的培训通知，到兄弟街道社区学习先进经验。培训中她了解到，该社区遇到类似问题时，社区“两委”成员帮助居民选出楼门长、单元长代表，先商定分摊比例，再达成付费共识。
王然迅速行动，与同事们一起将居民代表组织起来，商讨对策。一次次走访、一次次沟通、一次次协商……经过几个月努力，餐饮底商和住宅业主终于就居住时长、排污量等付费标准达成一致，维修工程顺利启动推进。
作为基层治理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工作者的素质能力需求大幅提升。
天津市河东区向阳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美在走访向阳楼街道16个社区后发现，不少社区工作者存在本领恐慌，对专业化培训有着迫切需求。
“我找到区委党校和区民政局，请他们会同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对接南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高校以及共建单位资源，组建社工学院名师库。”刘美说，2023年11月，向阳社工学院成立，成为天津市首家街道级社工学院。
“我们面向社区工作者，建立起三级培训体系。”天津市河东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冯静介绍，在区级层面，由区委组织部、区委社会工作部与区委党校合作成立基层治理学院，为社区“两委”成员等社区骨干集中授课；街道层面，社工学院面向承担网格服务、矛盾纠纷化解等专门职能的社区工作者展开培训；社区层面，组织社区工作者定期针对实际问题开展研讨学习。
“目前，天津市已有5个区建立了社工学院，立足社区特色，突出实战实训。社区工作者职业归属感、认同感显著增强，专业知识和技能持续提升。”天津市委社会工作部二处处长刘铎说。
天津的探索，呼应着顶层设计的实践要求。
为加强社会工作者能力建设，4月出台的《意见》提出“健全培训机制”。在此背景下，全国多地依托高校资源，整合学校、机关、街道社区等现有场地，建设社工学院。5月，浙江台州社会工作学院依托台州开放大学成立；7月，山东潍坊社会工作学院依托山东科技职业学院成立；10月，广东省深圳市委社会工作部与深圳开放大学合作共建社会工作学院……
“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能力素质，决定其协调资源、解决问题的效能，影响其保障社区和谐稳定的水平。各地运营社工学院等有益探索，有助于推进社区工作人才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关信平说。
与9年前刚进社区工作时相比，王然最突出的感受是：“充电”学习有了门路。
“之前遇到‘挠头’的工作只能独自摸索经验。现在的培训针对性、操作性强，内容涵盖应急处突、法律应用、心理疏导、沟通技巧等多方面。”王然说，在不断提升专业素养的过程中，她获得了更强的职业自豪感。
打开向上新去处
距离尹丽艳成为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宣传文化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已过去了两年多时间。此前，她的身份是一名扎根基层13年的社区工作者。
五大道街道安乐村社区党委书记、五大道街道国际公寓第二社区党委书记……这些都是尹丽艳曾经的工作岗位。2022年上半年，她担任社区书记满4年后，参加了天津市从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中定向招录公务员的考试，并以全区总成绩第二名考入新兴街道办事处。
“如今，社区工作者的职业晋升路径，更加清晰畅通了。从社区工作人员，到社区党组织书记，再到成为一名公务员，我的成长经历对很多同事形成了正向激励。”尹丽艳说。
“按照正职、副职、工作人员的分类，社区工作者被划分为3岗，并根据任职年限的积累对应18个等级，工资待遇按相应等级递增。根据工作表现，工作人员可以跨入副职、正职序列。”天津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一级调研员王志坚介绍，3岗在各自的等级体系内晋升：工作人员对应1～12级，副职对应4-15级，正职对应7～18级，每3年晋升一级。
同时，天津市将社区工作者的年度考核结果、获取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情况、学历等，与晋升等级所需年限挂钩，激励社区工作者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比如，3年内年度考核有两次优秀的，可以提前1年晋级；考取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和高级社会工作师级别的，分别可提前3年、6年和9年晋级；本科学历、硕士学历、博士学历，分别可提前3年、6年和9年晋级。
在此基础上，天津面向社区正职，打开进入公务员和事业编制队伍的晋升通道。
“社区正职所在社区的年度星级评定结果、业绩考核等，是衡量其是否能够参加考试的标准。”王志坚说，“通过考试的社区工作者，待遇按照新的序列进行相应调整。不过，他们可以调任到区属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也可以选择继续做社区书记。”
2021年底，天津市和平区土山花园社区在星级评定考核中获评“五星级社区”。按照当时的政策，五星级社区党组织书记具备转为事业编制的资格。次年6月，时任土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的姜楠，通过考核评定转为街道事业编干部，被录用为七级管理岗。现在的她，担任新兴街道新兴南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仍在她热爱的社区岗位上发光发热。
《意见》明确提出：“加大从优秀社区工作者中招录（聘）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力度”，并要求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岗位，对在社区连续工作10年以上、任社区党组织书记满一届、表现优秀的社区党组织书记，可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规定择优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特别优秀的，可进一步通过择优调任、换届选举等选拔进街道（乡镇）领导班子。
对此规定，各地纷纷响应、跟进落实。在北京，2024年度面向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和优秀社区工作者定向招聘事业编制人员464人；在陕西，全省将从优秀村（社区）干部中考试录用乡镇（街道）机关公务员155名；在新疆，从社区工作人员中招录（聘）乡镇（街道）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53名……
“夯实基层治理力量，需要社区工作者队伍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建立的社区工作者岗位等级晋升体系，有利于稳定这支队伍的基本面。而面向社区工作者畅通事业编、公务员录用通道，更能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职业发展路径，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张雷说，推动社区工作者成为能从事一辈子的职业，是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的最终目标。
“职业发展和激励机制的不断完善，代表着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社区工作者职业价值的认可。这就像一颗‘定心丸’、一剂‘强心剂’，让我们更好扎根社区、安心工作。”姜楠说。■
撤村建居后农民的身份变了吗
“村庄撤并”能否在2025年实现让群众有感的“卷土重来”尚未可知，但从最新发布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透露出的只言片语可知，“村庄撤并”始终未曾消失，且与之相似的自主腾退、协议搬迁等项目也将长期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得到政策的青睐。对这类“非征收”类拆迁，农民朋友们是需要提高警惕的，不能只认“征地批复”而不认其他……
【要点一：到底让不让“村庄撤并”？自然资源部前年就有说法】在大家的印象里，“村庄撤并”因在多年前“撤出过事情”而许久不为政策所鼓励，有关方面始终对其持“严格规范”的态度。
自然资源部在2023年4月发布的《关于严守底线规范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中指出，试点地区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原则上不得开展合村并居，对承载当地传统历史文化内涵的特色村庄要坚决予以保留。严禁违背群众意愿搞大拆大建，不得强迫农民“上楼”。对因环境条件差、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确需搬迁撤并村庄的，要严格落实关于严格规范村庄撤并工作的有关要求。确属农民自愿对住宅拆旧建新的，腾退的宅基地指标应优先保障本村农民住宅建设……
细读之下不难发现，这段表述虽有“不得开展合村并居”的原则，但却是基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来谈的。且在原则之外列举了不少例外情形。
也就是说，“严格规范”下的村庄撤并一直都是被允许的。严禁“大拆大建”的前提是违背群众意愿。倘若“确属农民自愿”，则显然不在被严禁之列。
结合农历新春前夕发布的《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中重提“有序实施搬迁撤并”，可见2025年“自主腾退”性质的搬迁行为完全有可能重出江湖，甚至在农村房屋拆迁中重新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要点二：“什么都没有”就占地拆房？警惕“确属农民自愿”中的陷阱】在近期的直播咨询中有网友问及，自家的宅基地上房屋面临占地拆迁。当事村民向村集体及镇街索要征收土地的批准文件及相应公告、方案时却被告知，涉案项目并非集体土地征收，而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的“增减挂钩”，不需要履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地程序。
在明律师要提示广大农民朋友的是，征收集体土地引发搬迁只是“农村拆迁”这一大概念中的一种，而非全部。实践中以各种名义推动的“协议搬迁”“自主腾退”“土地储备”等数量众多，势头上一点儿不弱于严格依法开展的征地项目。
而面对这种“什么都没有”的占地拆房，被拆迁村民明显处于信息不对等的弱势地位。到底是不是“协议搬迁”，背后有没有建设项目，这些都是咱农民凭自己那点儿能力根本弄不清的，只能是任由村干部或者镇街干部去解释。
故此，在明律师不建议大家过多地去纠结如何给所涉项目定性，而是要将关注重点放到自家的房屋和土地权益上去。只要补偿安置方案不合理，咱的居住条件得不到改善，咱就有理由拒绝配合签约腾房，并通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途径充分表明意见。
根据江苏省2020年作出的《关于进一步依法规范农村“合村并居”工作程序的指导意见》，“合村并居”本就具有强烈的政策性，程序在其中的地位远不如征地项目。
但无论怎样“灵活”，最基本的村民自治即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都是必不可少的。农民要积极主动地向所在村集体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关切，及时询问有关会议的组织安排。同时，要向当地镇街索取所在县、市的相应政策文件，不听信任何人的口头承诺，谨慎作出同意搬迁撤并的意思表示。
实践中，村民“被自愿”“被代表”的情形屡见不鲜，相当一部分村民根本说不清村里何时开的会、都有什么人参加，其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表达权被少数人剥夺替代不是新鲜事。
此时的“确属农民自愿”显然就打了折扣、掺了水分，那么大家就要及时咨询专业律师，转换进法律的程序中去捍卫自己的房屋和土地权益。
【在明提示】在明律师最后要提示广大农民朋友的是，“自主腾退”等的背后究竟有无猫腻，可通过专业的村务公开申请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去调查。此类项目中作出的不规范的估价单、入户调查表等材料，农民也绝不可轻易签字确认。
（对法律）“有信念”+“换思路”才是我们应对变局的必由之路，死抱着《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的征地程序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用的。
但一切权利救济的前提都是农民不可在稀里糊涂下随意处分自己的房屋或者宅基地，更不可贪图眼前的奖励金等“好处”而干出“先行搬迁拆除”等错误的事情。
请大家牢牢记住，所有“自主腾退”“协议搬迁”都没有强制推行的权力，只要咱农民自己“人心齐”，撤并村庄就不会糊里糊涂地搞。待咱全弄明白了再来自主决策并或者不并，这才是真正“严格规范”的合村并居！（王小明/文）
撤村建居的条件
来源：法治日报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 通讯员 鲁彬彬 姚佳妤
噪声干扰、财产争议、情感纠葛……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却是矛盾纠纷的源头。如何做到矛盾化早、化小，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通过打造“聚沙e查”平台、打响“前调荟”品牌等一系列举措，积极推进“三源治理”，牢牢把矛盾纠纷吸附在前端。
下沙街道是钱塘区最早一批撤村建居的区域之一，安置房多、商业综合体多、外来人员多，为破解新面临的治理难题，街道创新打造“聚沙e安”数字化平台，小程序开通“一键呼”功能，居民诉求直达社区指挥站“微脑”，社区自治队伍“秒级”响应。
“真有麻烦事的时候，用小程序比打110还要快！”房东廖大姐称赞道。原来，采访当天下午14时55分，下沙社区“聚沙e安”指挥室收到辖区房东廖大姐求助信息，称租户拖欠房租，多次讨要未果，引发了口角。社区2名巡防队员立即接到指令，不到10分钟就到达现场。15时22分，在巡防队员现场调解下，房东与租客达成一致，事件处理完毕。一起小纠纷从发生到化解，27分钟完成了闭环。
“通过‘聚沙e安’平台，我们能更快速地排查矛盾点，更准确地评估纠纷性质，从而制定行之有效的调解策略，平均响应事件时间缩短至5.2分钟。”下沙街道党工委委员沈涛介绍。
平台上线以来，警源吸附能力逐步显现：下沙街道各社区非警务类事件总量5737件，其中通过“聚沙e安”上报处置的占比41.9％。
推进数字化提高速度的同时，一支专业能力强、经验丰富的调解队伍是确保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的关键所在。
“我们大家伙儿就盼着这笔钱，家里都等着回去过年呢。”1月7日早上6点，李师傅等10余名驾驶员就来到前进街道向“前调荟”求助。原来，甲公司将李师傅等人的业务分包给了乙公司，但乙公司以甲公司未结账为由，迟迟未支付工资及运输费共计60余万元。“前调荟”调解员朱志坚迅速介入，经过多次协商谈判，最终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乙公司于2月1日前将薪资全部结清。
前进街道有常住人口5万人，外来人口占四分之三。辖区有长安福特、吉利汽车等知名企业68家，世界五百强企业12家。街道发挥老支书、老党员的优势和特长，组建“老支书·前调荟”议事矛调组织，配备3名专职调解员，聘请律师、民警、企业负责人等12名调解骨干，吸纳110余名专兼职网格员和45名企业人事主管作为矛调“吹哨员”。
为了更好地与辖区企业融合，延伸矛调触角，“前调荟”在企业集聚区组建了2个工作站，打造集矛盾调解、为企服务、咨询受理的一站式增值服务平台。“‘前调荟’工作站既可以加强政府与企业、务工人员之间的沟通联系，又能够迅速响应并介入各类矛盾纠纷，通过专业的调解手段，及时化解矛盾。”前进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杭伟介绍。
2024年，“前调荟”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458起，其中复杂矛盾纠纷62起，涉案金额1982.98万元。
平安之基，筑于细微之处。钱塘区将持续以“抓源促治、强基固本”为主题主线，以“聚沙e安”数智治理为牵引，积极引入专职调解律师和民办非企业调解组织调处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一街一品”特色调解品牌对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作用，持续打造多元化、立体式社会治理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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