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媛简历，文媛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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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媛姬是啥意思
蒋介石接见文官
1935年2月的一天，正在赣西南瑞金、会昌，即原中央苏区核心位置，担任“清剿”任务的国民党军第八师，抓获了一名红军干部。
此人自称叫谢然之，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经过交谈，时任第八师师长的陶峙岳感到，此人和以往被俘的红军干部大为不同，可谓知无不言，把苏区的全部情况都做了详尽介绍。
有多详尽呢？
没多久，会昌铲共团抓获了五名女红军，交到第八师师部。她们是陈潭秋的夫人朱月清，潘汉年的夫人徐幼文，夏曦的夫人赵英，还有中央局的交通员黄秀珍和译电员文媛。五位女红军早就串好词，说是福建人民政府派到苏区的参观团。敌人不信，叫来了谢然之指供，这家伙只认识文媛，就死死咬住文媛，说她是中央电台的译电员，还是王明的弟媳妇，掌握大量中共机密，非常有价值。
被俘的红军女战士
幸好文媛同志是老地下党，早有准备，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个家庭妇女，啥也不懂，撒泼打滚，戏路宽广，角色完成度相当高。陶峙岳既是杂牌，又跟我党没有宿怨，对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早就心怀不满（1928年“济南惨案”的亲历者），所以干脆装糊涂，就把五位女红军当家庭妇女，都给释放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这家伙的“忠心”，当然不止于此。没多久谢然之的传单就撒得到处都是，传单上恶毒攻击我党我军和共产主义，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吹上了天，还说项英眼睛近视，不能走夜路；陈毅腿部受重伤，不能爬山跑。国民党军队只要再稍稍用劲，就能肃清江西“匪患”。如果想有个“光明未来”，就学我“改过自新”，或者抓到项英、陈毅，来领五万块现大洋的赏金！
项英气坏了，对陈毅说：
“应该把这个坏蛋抓来枪毙！”
抗战初期的项英（左）和陈毅（右）
陈毅同志却笑了，一边按着伤腿，一边说：
“不要，枪毙不了那么多。共产党枪毙反革命毙不了那么多，反革命枪毙共产党也枪毙不了那么多。他叛变是他的事情，不能怪我们。我们的脚还能跑两步，他能把我们抓到？共产党员要不怕死就有办法。”
就在前不久，项英和陈毅还遇到过谢然之，陈毅还嘱咐谢然之：
“要立场稳，要准备牺牲，无论如何不要投降。革命对你有许多好处，但也有个坏处，就是要牺牲自己。你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又是我们办事处的秘书长，情况你都知道。”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走后，项英和陈毅被留下坚持斗争，项英担任总负责，是党的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陈毅仅仅是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谢然之则是办事处秘书长。
陈毅《赣南游击词》手稿
说到这里，谢然之其实跟陶峙岳和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撒了谎。在苏区，他的实际职务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委员，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编、中央教育委员，所谓“中央候补委员”只是谢然之自抬身价，为了多卖几块钱，吹牛皮罢了！
不过，谢然之这个人的确是中央苏区的秀才。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红色中华》报上版两篇文章，除了杨尚昆同志的社论，就是他的纪念文章，文笔不错，调门也相当高：
“今年是马克思逝世的五十周年，正当着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的过渡期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获得极大成功，中国工农苏维埃政权愈益巩固与发展，我们每个共产主义者必须加紧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拿着这个武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实现共产国际的政纲与中华苏维埃的全部胜利而奋斗到底！”
《红色中华》第60期，1933年3月12日
谢然之，1913年生，浙江余姚人，学历相当漂亮，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南方中学、光华大学和东吴大学。1932年5月加入我党，同年底到达中央苏区，一度还曾给张闻天同志担任秘书，担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秘书长，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秘书长。
但是形势一变，谢然之也变了，眼看国民党军队步步逼近，主力红军长征走了，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越打越少，这家伙连工作都不要了，借口“养病”离开组织，藏在一个小村子里，就等着新主人一来，赶紧改换门庭，以求保全狗命，然后升官发财。
陶峙岳的第八师，虽然也是中央军，却是老湘军的底子，属于嫡系中的杂牌，所以谢然之根本看不上，没多久就投奔了陈诚。时任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的陈诚，绰号叫“小蒋介石”，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军事助手，也是蒋介石当时培养和指定的接班人，而且还出身黄埔系，浙江老乡，陈诚的新婚之妻谭祥更是蒋介石老婆宋美龄的干女儿。
陈诚与谭祥
跟着陈诚，显然比跟着陶峙岳，有更大的上升渠道和空间。
对谢然之，陈诚很赏识，以其为自己的机要秘书，又官费送到日本中央大学读研究生镀金，从此成为陈诚系统的头号笔杆子。
可后来蒋经国回国，蒋介石开始栽培太子，谢然之立刻觉察苗头不对，陈诚是没戏了，将来必然是蒋经国的天下，遂改投蒋经国门下，一度担任蒋经国的主任秘书，又被送到美国密苏里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二度深造，东洋文凭换成西洋文凭。
蒋家王朝在大陆完蛋后，谢然之随同蒋家父子逃到台湾，就成为小蒋掌控报刊杂志的抓手。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处处长、文化宣传组主任，并创办了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等多所台湾高校的新闻专业，所以如今台湾新闻体系的各路牛鬼蛇神，都得尊称他为“祖师爷”。
蒋介石和蒋经国
蒋经国如此爱他用他，结果呢？
中美建交，台湾的国民党小朝廷，自感被弃，地动山摇。谢然之觉得国民党这艘小船儿，迟早要完，得赶紧跳船，不能陪葬在里面，于是叛变小蒋，投奔了美国人。至此已经五换门庭，中美、国共和国民党内部走了个遍。
如果只看这个简历，大家只能说谢然之政治人品低劣，不过李敖还揭露过谢然之的花边新闻：
“谢然之权倾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号。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跻，敲了两万元（近三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子交出。谢然之的无行，此为一端。”
所以这样的叛徒，连李登辉都瞧不起，说谢然之是败类。
谢然之
陈诚在1941年，也曾十分婉转地评价这个已经改换门庭的旧部，说谢然之：
“人极聪明，文笔流畅，文化工作有历史，兴趣亦浓，在《新湖北日报》任内对部属常用手段，引起不满。”
这倒跟谢然之在《红色中华》报工作期间的同事任质斌的回忆颇为对应，任质斌回忆说当年有篇稿子是谢然之出的纰漏，主持苏区全面工作的博古震怒，一看这情况，谢然之二话不说，直接就甩锅给了自己下面的任质斌，而且不是一回两回。在扣帽子盛行，动辄砍脑壳的情况下，后果搞不好是很严重的，得亏瞿秋白同志敢于直言，任质斌才仅做调离岗位处理。
谢然之为陈诚捉刀，歌颂蒋介石的“理论专著”
对于谢然之，我党怎么评价呢？
谢然之躲避责任，被“左”倾领导者残酷打击的瞿秋白同志，重病之下，仍然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在江西会昌白鹅乡和于都黄麟乡等穷僻山沟和深山密林中，继续出版《红色中华》报，直到被迫停刊。最后关头，跟秋白同志一同办报的袁血卒同志，当时写了篇文章，评价谢然之：
“比粪臭，比蛆脏，比狼狠，比蛇毒，真正的两脚兽，那就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后 记
1935年6月18日，拒绝了敌人威逼利诱的瞿秋白同志，高唱《国际歌》，牺牲于福建长汀，面对死亡，他笑曰：“此地甚好。”
瞿秋白就义照
文媛、黄秀珍同志，出狱后辗转到了延安，继续为党工作，黄秀珍1987年去世，文媛2002年去世。剩下三位女同志的情况，我没查到。
晚年的陈一新（王明的堂弟）和文媛
任质斌参加长征，到陕北后，继续办《红色中华》。袁血卒参加“九十九窝”突围战，杀出一条血路，辗转到上海，又一路乞讨到延安。任质斌1998年去世，袁血卒2005年去世。
陶峙岳，新中国建国前夕，率领国民党驻新疆十万军队起义，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1982年9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以90岁的高龄，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一名年龄最长的新党员。1988年12月26日，陶峙岳同志逝世，终年97岁。
王震和陶峙岳（右三）研究石河子规划
2009年6月，97岁的谢然之死于美国，葬在洛杉矶玫瑰岗（Rose Hill）墓园。
（作者：党人碑）
文媛什么意思
1949年，陈一新与文媛南下湖北工作。
留在武汉工作的王树声从大别山深处带来了三个年龄不一样的孩子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开始的时候，文媛与陈一新还很是疑惑，但是仔细一看之后，顿时痛哭了起来，原来他们是陈一新与文媛寄养在不同人家的孩子。
孩子再次回到自己的身边，两人非常的高兴。但是看着三个身体极度营养不良，甚至出现了水肿，也没有文化的孩子，文媛心疼地说：“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培养成拥有健康体魄、有文化、有道德的人。”
1911年，文媛出生在安徽省霍山县一个礼教森严的大家族，父亲早逝。虽然说是一个大家族，可是却已经是衰败已近，但是就算是这样，祖父还是维持这大家族的面子，不允许女孩子到外面读书，就请了一个私塾先生过来教书。
年少的文媛并不是懂得很多，只是按照祖父的要求在家读书。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她突然之间懂得了很多，对于祖父施加给自己的那一套产生了动摇和怀疑。
家里有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姑姑，在定亲之后未婚夫却因病去世，为了所谓的守节，姑姑竟然吞服了黄金自杀了。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里人却为她大办丧事，宣扬姑姑是“烈女”。
得到消息之后，文媛非常伤心，也从这件事情中受到了非常大的震动，也在这件事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可是她并不想让自己也走上姑姑这条路。
祖父去世之后，维系这个礼教大家庭仅存的一丝尊严也烟消云散，文媛和堂妹以及侄女都冲破家庭的礼教规矩，进入了霍山女子高小读书。
当时学校里面来了位叫郭诚淑的语文老师，文媛非常喜欢与她接近，直到被老师领上了革命道路，才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员。
1929年，文媛来到安庆参加革命活动，不幸被叛徒告密而被捕，敌人多次审问文媛，却始终找不到证据，也没有从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秘密，最后只好将她放了。
被释放之后，文媛来到了上海重新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留在了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底转到了江苏省委工作。
有一次，文媛送文件，结果在路上遇到了紧急情况，巡警在疯狂驱赶马路上的行人。文媛被拦在了马路的一边，想要送情报必须穿过这条马路，情况紧急，文媛淡定提着小皮箱，走到了印度巡警面前，镇定地说：“发生啥事情？能走吗？”
巡警看是一个女学生，抬手就用警棍将文媛拨向了另一边，文媛就此顺利地穿过人群、马路，顺利地将文件送到了目的地。
还有一次送文件的时候，却在电车上面遇到了停车检查，当时文件就在她的小皮箱里面，想要销毁已经来不及了，又不能强行下车，情况十分的危急。
文媛深深吸了一口气使得自己安静下来，然后故意装作兴冲冲看热闹的样子，上前打听情况，对警察问东问西的，警察看她是个学生，便不放在眼里，还嫌她烦，就把她赶下了车。
后来文媛的爱人陈一新被派往苏区工作，文媛由于怀孕就留在了上海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工作。
132年下半年，文媛辗转来到了苏区在邓颖超的领导下工作。
当时中央苏区正在被封锁中，大家没有食盐可吃，很多人的脸部都浮肿了。邓颖超担心文媛适应不了这种环境，就关心地询问她适应不适应，对她说：“这里的工作、生活条件虽然与上海不一样，但是时间一长就会习惯的，要注意克服困难、增强信心。”
当时中央苏区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对外联络非常困难，因此无线电就成为了苏区与上海联系的唯一通讯工具，而密码则是核心，靠着它中央才能及时了解情况，成为了中央根据地的生命线。
因此敌人千方百计地想要破坏红军的通讯设备，当时敌人经常派飞机来轰炸，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电台。
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轰炸，文媛她们经常带着密码上山隐秘地点办公，为了到达隐蔽地点，就得爬山越岭，穿过荆棘树林，不但衣服会被划烂，腿脚都会被划伤，弄得全身血流斑斑。
长征开始之后，文媛由于再次怀孕，不能随大部队行动，组织上就安排她们回到上海继续搞地下工作。
等大部队走了之后，文媛等人也留下来打游击，慢慢向着上海转移。后来由于部队伤亡太大，文媛五个女同志留在原地隐蔽，后来五人辗转来到了会昌，躲在山上。由于没有吃的，就到附近地里挖红薯充饥。
当时国民党会昌一个专门的铲共团加上民团，天天搜山。
这天，他们还是在山上发现了文媛她们，将她们抓到了会昌县城。敌人在审问她们的时候，按照提前对好的口令，异口同声地说是福建人民政府参观团的。敌人不相信就将之前抓捕的一个在苏区工作过的编辑带来指认。
对方只认识文媛，说她是中央的译电员，敌人进一步逼问文媛的身份，文媛则是回答：“家庭妇女，没有翻译过电报。”
“你是陈xx的弟媳吧？”
“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当然嫁夫随夫走。”敌人看从她这里问不出什么，就转向了其他几个人，大家一口咬定文媛就是个家庭妇女。
敌人毫无办法，将其他人押到了南昌，文媛由于临近产期就被押到了宁都，转交给红十字会，同意其被保释回原籍。
文媛担心回原籍就是重犯了，只好说家里人不在安徽，在上海。
当时文媛有一个伯父在上海工作，她就给伯父写了封信，不久之后，伯父就来了信，寄来了钱将其保释了出来。文媛一手抱着刚满月的孩子，另一手提着行李，只身来到了上海，寻找到了党组织。
与此同时，文媛的老公陈一新也到了上海。
陈一新参加革命之后，主要是在上海协助潘汉年等同志工作，虽然地下工作极其艰难，但是他凭借着机智和勇敢，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长征开始之后，陈一新与毛泽覃、陈丕显、胡耀邦等人留在根据地打游击。
潘汉年一见到文媛和陈一新，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辛苦了。”
在详细了解了文媛等人离开苏区的情况以后，动情地说：“你们总算活着回来了，又可以为党工作了。我为你们接风洗尘，招待你们夫妻下馆子。”
潘汉年叮嘱文媛夫妇要好好学习，自己会想方设法送他们去苏联学习。
文媛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恰逢陈赓被营救出来，就安排到了文媛夫妻家中。在文媛家中，陈赓得到了非常细心的照顾。
1936年底，就在党组织准备将文媛和陈一新二人送到苏联去学习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
文媛和陈一新商量之后，认为当前抗日形势下，党一定需要很多的干部，于是决定放弃去苏联，留在国内工作。
这个时候，周恩来来到上海住在了东方饭店，文媛和陈一新两人一起到医院看望他。几人分别几年之后再次相见，相谈甚欢，聊了很多。
在谈话结束之后，周恩来问两人有什么要求，夫妻二人则是提出了想要到延安工作。
周恩来考虑了一下，立马答应了她的要求，并且立刻给李克农写了一封信，要他安排文媛一家去延安。
1938年5月，文媛一家终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之后又随部队转战东北，南下中南。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一新不仅担任湖北省副省长，还兼任着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可以说身份地位都很高了。
由于已经答应好好照顾自己的三个孩子，所以家里但凡有点什么好吃的，他们总是让孩子们先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反而对子女的要求还非常的严格。
在上中学后，家里距离学校还有一段距离，陈一新也从来不用公车去接送他们，而是坚持要求他们步行上下学。
有一个星期，陈一新的司机有空就自作主张去学校接了孩子。
陈一新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司机，说道：“不能让孩子们搞‘特殊化’，小孩子吃点苦有好处，更何况比起长征时期的小战士们，这点距离不算什么。”
他还告诫子女，公安人员担负着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任务，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反动势力在做着最后的挣扎，到处破坏。为了社会的稳定，和维持祖国的安全，陈一新夜以继日地工作，严格审查上报的材料，严惩一切不法分子，也绝不冤枉一个坏人。
在此期间，他虽然处理了大量的案件，但是没有一件冤假错案，更没有冤杀一个人。
有一位曾经当过何应钦的随身军医被判处死刑，但是经过他的查证，发现对方身上并没有血债，于是坚决反对判为死刑，将其改为长期监禁，在狱中发挥特长，为犯人治病。
由于年少的时候并没有读多少书，所以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他努力学习，常常去大学听课，因此写得一手好文章。
对于子女的学习也是要求非常严格，在他们的教育之下，儿女们分别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国防大学）和武汉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文媛姬是什么?
新华社哈尔滨10月15日电（记者戴锦镕 杨思琪）“黄色是什么样的？”
“来吃一口锅包肉，这种外酥里嫩、满嘴爆汁的幸福感就是黄色。”
这种充满创意的奇妙场景，经常出现在哈尔滨市特殊教育学校视障学生的课堂里。在23年的教学生涯里，文媛用她独特的教法和爱心，帮助不少视力障碍的孩子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被亲切地称为“文妈”。
文媛带孩子触摸。（受访者供图）
“我和学生们的第一印象是靠‘摸’的。”文媛介绍，除听觉外，视障学生的第一感知能力是触觉。为了让孩子们尽快熟悉并信任自己，文媛曾组织一堂名为“请你摸摸我”的班会。摸头的时候，她就蹲下来，摸到身体的时候再站起来，14遍下来已经满头大汗。最后一个孩子说了一句“老师，你把水洒在脸上了吗？”全班哄堂大笑。那一刻，文媛觉得孩子们卸下了防备，付出是值得的。
文媛在上课。（受访者供图）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感知外界，文媛想尽办法让一切变得可触可感。她的学生王立佳说，当课文中出现树叶、花朵等自己没见过的东西，“文妈”会把实物拿来让大家触摸，还会用绳子摆成汉字。
相比普通老师，特教老师需要更多爱心和耐心。许多孩子生活无法自理，需要老师手把手地教，包括穿衣、如厕。有时候孩子们的衣服、鞋子破了，老师就主动缝好了。对于一些敏感脆弱的学生，文媛经常和他们谈心，进行心理辅导。
为了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尽快适应社会，“文妈”有时不得不“狠下心来”。让孩子们自己捡东西、训练他们听声辨识能力，大胆放手，帮助他们加速成长。“每个孩子都有感受世界美好的权利，最好的教育是让他们学会独立，拥有健全的人格。”文媛常说，把他们当成普通人，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尊重。
文媛帮学生吃饭。（受访者供图）
回想起当年上学的事，已经毕业8年的于涵眼眶有些湿润。“一次聊天时，文老师得知我正在为房子的首付款发愁，她就主动借给我两万元。”如今，于涵和爱人开了一家盲人按摩店，路过学校时会去看看老师。当“文妈”身体不舒服时，她主动提出按摩调理，以此报答老师。
文媛说，自己能做的就是用满满的善意，为孩子们点亮一盏灯，帮助他们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文媛娜
“没想到靠中药能解决我的皮肤问题，我现在终于能不戴口罩见人了，您真是我的贵人！”近日，长沙的文媛女士（化名）特意回到位于长沙市天心区的仰天湖三真社区卫生服务站，向医生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近半年来，她饱受特应性皮炎困扰，辗转多地求医无果，没想到居然在小小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迎来了转机。
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可能没有比满脸长红疹、瘙痒难耐更让人糟心的事了，然而，因特应性皮炎（湿疹），长沙40岁的文媛女士被这样的烦心事折磨了半年。
为了能恢复自己原本的面貌，文女士辗转多地求医，病情却依旧反反复复，这让她非常绝望。在了解到她的情况后，有朋友推荐她到仰天湖三真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肖宫医生看看。虽然没抱太大的期望，一筹莫展的文女士还是决定试一试。
“您看，这样让我怎么见人。”在肖宫医生的接诊室，文女士取下口罩，露出自己的脸：从嘴唇到面颊，到额头，全是红肿的疹子，有些地方已呈暗红色，嘴唇周边结咖和起皮严重。
“我去了北京、上海求医，西药换了不知道多少种，这些全是各个医院给我开过的药。”文女士把自己用过的十几种药膏一一展示给医生看，谈起自己这半年多的求医看诊的经历，她眼神里满是痛苦，“药膏涂了一层又一层，都只能短暂缓解，停药没几天脸上又是长满疹子，痒得忍不住用手抓，一抓就红肿、起皮，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经中医四诊合参，肖宫认为，文女士之所以皮疹反复，根源在于其体内湿、热、风邪交织，为文女士量身定制了一套中药汤剂治疗方案。在10来天的中药调理后，文女士皮肤瘙痒频率明显降低，红肿消退，原本粗糙的皮肤逐渐恢复正常肤色。
为了巩固效果、防止复发，文女士之后又找肖宫医生调整了药方。巩固调理了两周后，文女士的脸部除了口周隐约可见红印外，脸颊肌肤已经重焕新生。为此，她特意回到站点向肖宫医生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得了特应性皮炎，该怎么办？说起湿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得过湿疹的人都知道，湿疹虽然不致命，却十分讨厌，一发作起来，奇痒无比，越抓越厉害，反反复复。
那文女士得的特应性皮炎又是什么？肖宫解释，湿疹的概念比较笼统与宽泛，特应性皮炎可以认为是特应性湿疹，或者过敏性湿疹，更多地强调的是一种过敏性的体质。“特应性皮炎在临床上其实较常见，目前，治疗上西医多采用内服抗组胺药物和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临时抑制，更甚者使用靶向药物。其优点是可以较快控制症状，缺点是易反复，长期使用药物还可能会造成耐药性或依赖性。”
肖宫表示，在中医看来，湿疹的发病不是某种单一病邪的产物，而是多种病邪共同为患的结果，其中，风、湿、热是主要病邪，当风热、风湿、血热互相搏结于肌表，郁而不散，就会发病。因而，在治疗上，应以祛风清湿热、解毒止痒为基本治法，通过中药内治直达病机，清除病灶。“中医治疗的优点在于可以减少患者对药物尤其是激素药物的依赖，从整体上调整和改善体质，在应对复杂皮肤病时有独特优势。”
但是他也提醒广大湿疹患者，湿疹作为一种慢性反复性疾病，它的治疗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在症状得到控制后一定要注意避开诱因，日常生活中建议清淡饮食，保持充足睡眠，避免过度清洁等，以减少复发。
通讯员梁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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