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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霞律师
编者按：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先后提出“三个牢固树立”“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的殷切希望，为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指明了方向。为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落实全国、全市教育大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做为落实基础教育“强基工程”和创建“长辛育人先锋”党建品牌的基础工作来抓，丰台教育微信公众号继续推出“党建引领│长辛育人先锋：学生喜爱的班主任”专题，通过对全区教育系统获评2024年北京市中小学“学生喜爱的班主任”的14名教师的典型事迹进行集中宣传，吸引和激励更多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培养造就一支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
张玉霞，中共党员，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实验小学数学教师、班主任、年级组长。小学一级教师，担任班主任26年，多次被评为丰台区优秀班主任、丰台区骨干班主任、校级师德先进个人。第十五届全国青少年“春蕾杯”征文荣获园丁奖、北京市中小学数字德育平台——沙燕心理网“友好相处，预防欺凌”专题优秀指导教师一等奖、丰台区“晓月杯”中小学青年班主任基本功展示活动三等奖。《我的教育故事——用爱心滋润心田》获第四届全国教师语言文字优秀论文二等奖；《破茧成蝶——从厌学困境到乐学天地的蜕变之旅》在丰台区中小学、幼儿园第九届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教育机制成果征集活动中获“育人故事”类一等奖。在2024年丰台区开展讲述我（我们）的育人故事活动推进会中，作题为《破茧成蝶——从厌学困境到乐学天地的蜕变之旅》育人故事宣讲。小学数学学科的作业案例《圆》在“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优秀作业案例及作业征集与展示”活动获一等奖；参与的“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获优秀等级；多篇教育教学论文获国家级、市区级一、二、三等奖；主题班会多次在区级获奖。所带中队被评为丰台区“四个一百”活动优秀中队、向日葵小队被评为丰台区“四个一百”活动优秀小队，所带班级被评为丰台区“美好教室”、北京市优秀班集体。
带班理念
细心与耐心并举，爱与智慧并行。
教师座右铭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师者如光，微以致远。
以爱滋养 偕行共进
“爱是教育的基石，只有爱才能唤醒爱。”张玉霞认为，没有爱的教育，只是空洞的说教，只有内心充满了浓浓的师爱，才能够拉近师生间的距离。她常说：“只有学生喜欢你，爱戴你，你的教育才有说服力，才能让学生深深地折服。”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她坚持以爱滋养每一位学生的内心，做学生的好伙伴，与他们同成长。
01
倾爱心——精彩课堂润童心
课堂是师生心灵交汇的舞台，教师唯有在课堂上倾尽全力，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挥洒教育的智慧与热情，方能深深地吸引学生。
多年来，张玉霞投身高年级数学教学，依据学生的思维发展特性，开展众多适宜孩子们的教育教学活动，诸如“数学思维大挑战”“数学知识竞赛”“数学模型制作”“数学难题攻克赛”……课上，对于复杂抽象的数学概念和定理，她常将其转化为实际生活中的案例，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掌握。面对难解的数学题，她会运用巧妙的解题思路和方法进行教学，以此巩固知识点。高年级学生在解决综合实际问题时常常会感到吃力，她便设计“数学情境模拟”的教学环节，使难题轻松化解。为让孩子们提升逻辑推理能力，深切感受数学的严谨之美，学完抽屉问题后，她便与学生一同进行数学推理游戏。当孩子们成功推理出答案，那种成就感让他们兴奋不已。其实，每一节课都是学生获取数学知识的重要渠道，她皆精心设计。有时，为了一个解题步骤、一种解题思路，她都会反复思考十几甚至几十遍，只希望学生在每一堂课中都能收获满满。
记得有一次上完数学课，班里一个学生跑过来塞给她一封信：“张老师您好厉害呀！我最喜欢您的数学课！您总是在我困惑时点拨我，令我茅塞顿开！”又有一个学生跑过来对她说：“张老师，您看看我这次的解题思路对吗？我是不是有进步了？”这皆源于张玉霞常说那句“只要认真审题，积极思考，解题思路会越来越清晰，数学也就不难了。”她在课堂上满怀爱心的付出让孩子们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成长。
02
燃爱心——课余时光绽欢心
课间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只要有空，张玉霞就会和孩子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和他们一起做开心的事情，孩子们也愿意亲近她，更愿意和她说心里话。师生经常在操场一同跳长绳、拔河，课间会围成一圈开展猜谜活动、一起玩贴人游戏……秋天，她会和孩子们到校园的大杨树下找杨树叶进行拔根比赛。碰上天气不好，她就带着孩子们在教室里进行数学知识问答、探讨数学趣闻、讲述数学家的故事。在这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她逐渐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孩子们悄悄找到她，和她勾手指立下“盟约”，要一起探索更多的数学奥秘，与她成为亲密的伙伴。在欢快的交流互动中，班级更加团结、积极向上并多次在数学学科比赛中获得优秀成绩。
她积极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己的舞台，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孩子们多才多艺，有的表演舞蹈、有的唱歌、有的玩魔方、有的展示厨艺……看着孩子们扬起自信的脸庞，绽放开心的笑容，她仿佛也重回童年时光，满怀爱心与孩子们一同奔跑、欢笑。
03
献爱心——贴近学生付真心
每天清晨，孩子们便踏着轻快的步伐踏入这片充满知识的乐园，与老师一同度过充满智慧和欢乐的学习时光。在这片校园里，他们与老师建立的亲密联系有时甚至超过了父母。一些父母因工作繁忙早出晚归，无法时刻陪伴在孩子身边关注他们成长。作为老师，张玉霞深知育人责任重大。她用心留意每个孩子的情绪起伏和身体变化。课间，她会细心提醒孩子们先喝水，再进行户外活动；天气转凉，她会及时提醒家长们为孩子增添衣物，以防感冒……每日忙碌的工作结束后，她的手机仍不时响起铃声——要么是哪个孩子粗心大意，将作业本落在了学校，要么是哪个孩子感冒、发烧……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是她作为老师日常工作的缩影。正是这些不懈的努力和关怀，让她赢得了孩子们的心。她珍惜与他们相处的每一刻，用心倾听他们的声音、陪伴他们成长。因为她相信，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付出，构筑了师生间最真挚的情感纽带。
班里品学兼优、乐观开朗的小X最近仿佛被一层阴霾笼罩，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与光彩。他悄悄找到张玉霞，倾诉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原来他无意间听见父母要离婚。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破碎，更是他心中那份爱与安全感的彻底崩溃。面对小X的困境，她深知自己不仅是一名教师，更是孩子们心灵的“守护者”。于是，她鼓起勇气深入小X的家庭，与他父母进行了一次心灵的对话，倾听他们的挣扎与无奈，也向他们传达了小X内心的渴望与呼唤。通过沟通，她逐渐了解，孩子父母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而是源于对彼此的不理解和沟通不畅。他们的无心之言给孩子带来了深重的伤害。此后，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并承诺为了孩子和家庭的幸福，将努力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他们感谢老师能够及时发现孩子的变化，并给予他们一个重新审视自己行为的机会。当小X得知父母不离婚的决定后，他的脸上重新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他紧紧地抱住了老师，仿佛要将所有的感激与喜悦都融入这个拥抱之中。那一刻，她深深地感受到了教育的力量，也更加明白了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和使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离开了那个班级，但孩子们对她的感情却愈发深厚。即使一年多不常见面，每当在校园内相遇时，他们仍然会一拥而上，紧紧地抱住她。这份深厚的师生情谊不仅代表了感激和尊重，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延续。这让张玉霞更加坚信，教育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孩子们健全的人格和美好的心灵。只有真正关心孩子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时，他们才能茁壮成长！
04
播爱心——教育细节蕴仁心
张玉霞认为，尊重孩子们的天性，是对仁爱之心的坚守与践行。
班里有个智力稍显迟缓的男孩，日常生活中不张扬，也不做出格的行为，只是静静地坐在教室的一隅，与其他孩子一同聆听老师的教诲。尽管他无法完全理解老师的授课内容，但他的专注和坚持却令人动容。因为情况特殊，大部分同学经常会无意间“忽略”他，每当孤独感来袭，无助和失落的男孩便会采取一些过激的方式来寻求关注，比如用尺子轻轻划过手臂。张玉霞知道，这种自我伤害的行为背后是他对温暖和接纳的渴望。偶尔他还会被一些调皮的孩子取笑虽然不出声，但是能看到他闪烁的泪花。
张玉霞对男孩经历和感受看在眼里。于是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她为班里的孩子们讲述了《世界上最孤独的鲸Alice的故事》。当孩子们沉浸在故事里，为那只孤独的鲸难过时，她顺势引导孩子们意识到，这个“特殊的男孩”就像艾利克斯一样，虽然“与众不同”，但是他的努力和坚毅却值得大家学习，不管结果如何，他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课堂的尊重。她告诉孩子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应该学会善待他人，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男孩“虽然特别，并不可怜，不需要我们的怜悯，而是需要理解和接纳。”她鼓励孩子们用开放的心态去接纳这个男孩的不同，用真诚的心去与他交往。自那以后，大家欣喜地发现，男孩很少流露出伤心的神情，也不再随意发脾气。曾经调皮的孩子不再随意取笑他，男孩也开始尝试改变行为，不再用尺子划自己的手臂，每天坚持完成作业。他的进步不仅让自己感到自豪，也让全班同学为他感到高兴。在这样一个充满爱与包容的环境中，男孩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他开始自信地与人交流，积极参与班级活动。他的变化也影响了班级的其他孩子，他们开始学会理解和接纳不同的人，从中学会了包容和关爱。
仁爱之心是教育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它要求教师摒弃分别心，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孩子，以应有的气度和纯真的见识，欣喜地面对每一个不同的生命体。要常怀期待和希冀之心，永不绝望，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无限的可能和潜力需要发掘和培养。
师者，以德而耕，收获山河。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工作中，身为教师，张玉霞将始终怀揣着对孩子们无尽的热爱，用心去呵护、去滋养、去点亮他们求知的道路，以坚定的信念和毅力在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
喜爱班主任的关键词
责任心，严厉与宽容并存，知人善用，赞美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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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如母，教诲如歌
记得六年前的九月，我拉着妈妈的手忐忑不安地走进了小学校园。在教室门口，一位留着乌黑齐耳短发，眼神明亮如火花的老师牵过我的手，带我走到课桌前。她的声音欢快又温柔，像小熨斗一样瞬间把我的不安和胆怯熨平了。她就是陪伴了我六年的班主任老师——张老师。
每天，她总是第一个到学校，最后一个离开，不是在备课，就是在批改作业；不是在给同学讲解难题，就是在教育小调皮；不是在操场上与我们疯跑，就是在和我们促膝谈心。她经常提醒我们多喝水，可她却经常忙得没时间接水，水杯空空的；她经常提醒我们吃饭要按时，可她却常常因为课后要回答同学们的问题而错过吃饭时间。
记得有一次她刚走进教室，我就觉得哪里怪怪的。只见她脸红扑扑的，眼神中透着疲惫，走路也没有力气。上课铃响了，张老师却没有站起来，仍旧靠在讲台旁。看着同学们狐疑的眼神，她抱歉地说：“今天老师不舒服，只能坐着给大家讲课了。”那节课，虽然老师的声音很轻，大家却听得格外认真。那天晚上我问妈妈：“为什么您生病了就会请假不上班，而张老师生病了却不休息呢？” 妈妈静静地搂着我说道：“我想是因为张老师是你们三十多个孩子的‘妈妈’吧。”
记得三年级下学期刚开学的时候 ，我的状态不是很好，上课听讲不专心，不积极思考问题，碰到有难度的题就逃避。“火眼金睛”的张老师很快就捕捉到了我的这些变化，她一方面反复与我沟通，鼓励我迎难而上、树立信心，一方面提醒妈妈在家里督促我。
她知道我一直有竞选大队委的梦想，于是激励我为实现目标奋斗，要从现在开始就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在张老师的教导下，我迅速从低迷的状态中调整出来并在四年级竞选大队委时以最高票数当选。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张老师眼中的光是我看到的最美的景象。
弱小的人才喜欢嘲讽和否定，内心强大的人，从不吝啬赞美与鼓励。我们就这样在张老师的鼓励与严格要求下，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绩。虽然她只有三尺讲台，却在我们心中描绘出广阔世界，虽然她只教我们在小小的田字格中写字，却教会了我们走人生之路的道理。
我爱她，张老师，那个不是父母也并非亲人，却默默守护我，盼我成才的人。
[易芊浔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实验小学 六年级（2）班]
张玉霞律师咨询热线
导读：随着“团圆”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与《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先后找到了自己被拐多年的孩子。认亲现场，骨肉团圆的场景感人至深。而在团圆之外，公众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没有买卖，可能就不会造成这么多人伦悲剧。等待人贩子的是法律的严惩，而对于涉嫌犯罪的买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养父母”，法律该如何给予制裁呢？对于拐卖儿童案，是否能在司法层面实现“买卖同刑”？围绕这些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张玉霞律师。
观察者网：对于拐卖儿童案，不少网友呼吁买方（也就是被拐孩子所谓的“养父母”）和卖方应该“同刑”处理，通过打击买方市场，从源头上杜绝悲剧的发生。也有一些反对意见认为，“买卖同刑”可能更容易导致“养父母”为了躲避法律制裁，想方设法隐瞒孩子来历、不配合警方调查，不利于警方解救孩子。对于拐卖儿童案，您是否支持“买卖同刑”？在司法层面实现“买卖同刑”，是否可行？
张玉霞：我是同意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从重甚至加重处罚的，但是我并不赞同买卖完全“同刑”。因为买卖完全“同刑”就意味着对于不同的犯罪行为一律处以重刑，这看似出于正义，但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条规定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是指犯罪人所犯的罪行与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是相当的。
就像收赃的行为，我们在《刑法》上面有个罪名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它就不能等同于盗窃罪。虽然说盗窃之后的物品有人收赃导致了有人去偷，但其实这是一个相对行为，并不能说收赃是犯罪的唯一原因或者由头。
这个原理在拐卖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儿童罪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并没有办法去认定收买的行为是拐卖的唯一源头，所以两者不管是从主观恶性上，还是社会危害性上，其实都是有轻重之别的，所以我认为如果这两个罪名完全“同刑”的话，其实并不可取。
其实在实践中，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对于收买行为，也就是对买家，严格入刑。因为《刑法》中已经设立了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之前，根据法律的规定，如果说买方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后，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解救的，是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之后，把这一条修改为“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也就是说，取消了“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条。这也就意味着收买行为同样是一种犯罪行为，应当是严格入刑，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孙海洋夫妻与被拐孩子孙卓的见面现场
观察者网：随着相关案件的后续发展，在追责“养父母”这个问题上，我们往往会看到许多纠结的情况：有些是追诉时效的问题；有些是出于情感伦理层面的考虑，比如亲生父母考虑到“养父母”对孩子的投入与付出选择谅解；也有被拐孩子不希望“养父母”被追责而请求亲生父母出具谅解书的情况。在相关案件中，亲生父母出具的谅解书能使“养父母”不被追责吗？
张玉霞：《刑法》中确实是有一个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在孙卓被拐案中，这个犯罪行为其实已经有10多年了。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它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所以它的追诉时效仅仅只有5年。但其实在《刑法》第88条又规定了：“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在本案中，当时孩子一丢失之后，从监控里面就看到了是有一个大人把这个孩子给抱走的，所以这个孩子的父母当时应当是予以立案的。虽然说当时立案之后没有能够具体锁定犯罪嫌疑人，但是这件事情当时是予以立案的，而立案应当针对的是事而不是具体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的。
买家在这个孩子带回来之后，也帮他办理了异地落户，而且声称这个孩子是自己的。这一系列行为其实也可能涉嫌逃避侦查，所以这个案件不应当受到法定追诉期限的限制。
至于被害人的谅解书，也并不是犯罪嫌疑人的“免死金牌”。因为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谅解书只是一个影响量刑轻重的情节，也就是可以从轻量刑的一个情节而已，并不能够根据谅解书就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予以免责。
郭刚堂与被拐孩子郭新振德见面现场
在有些情况下，如果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情节轻微，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种不起诉决定称为“相对不起诉决定”，但“相对不起诉决定”不代表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只是认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刑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况才作出“相对不起诉”。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的变化，其实《刑法》中对于这种收买的行为，已经取消了“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这样一个条款，所以在买方这里，在收买被拐卖儿童这个行为上面，是必须去追究刑事责任的。
只是如果他对于被拐卖的孩子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解救的话，可以从轻量刑。而且这里用的表述是“可以”，而不是“应当”，也就是说可以从轻，也可以不从轻，这并不是一个必然从轻的情节。
在这类案件里，对于谅解书的真实表意，也要做不同情况的区分。在大量的相关案件中，被害人的谅解书很有可能是被亲情绑架后不得已而出具的。
像有些案件中，亲生父母如果不出具这样的谅解书，这个孩子可能反而会责怪他们。因为亲生父母和自己的孩子由于常年的分离，本身感情就不是非常深厚，在刚刚找回孩子之后，通常没有人愿意去违背孩子的意愿。
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亲生父母可能会出具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一个谅解，但这种谅解书是一个情感绑架的结果，不是真正表示愿意谅解犯罪嫌疑人，所以对于谅解书的效力也要予以区分，要考量谅解书具体是在何种情况之下出具的。
观察者网：与亲生父母相认后，被拐孩子往往需要在“血缘至亲”和“养育之恩”间做出选择。如果被拐孩子选择与“养父母”继续生活，亲生父母的权益又该如何得到保障？相反，如果孩子选择回归原家庭，他与“养父母”的关系该如何界定？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赡养义务？
张玉霞：在有犯罪行为的前提下，被拐孩子与所谓的“养父母”之间的收养关系明显是不合法的。
而且在民事上，根据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规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以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应当向民政部门登记。如果是送收养应当订立书面协议，办理收养公证。在1999年修正的《收养法》中，又做出了明确规定，如果是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收养关系，不管是弃婴、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还是送养，都必须是经民政部门的登记才能够成立，没有经过登记的收养关系统统是不成立的。如果在实际生活中，有人说他是在路上捡到了一个婴儿，带回家抚养，这也是一个非法行为，根本就不构成合法的收养关系。
另一起案件中，被拐儿童杨家鑫和与其生母夏先菊在警方的安排下见了一面后，决定目前还是和养父母一起生活
在收养关系不合法的情况之下，这个孩子自然应当和亲生父母一起居住生活。但是在实践中，这个时候又要区分被拐卖孩子被解救和发现时的年龄问题了。
如果说这个孩子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那么他应当跟随着自己的亲生父母生活，这不由他自己去做出一个主观的选择。因为亲生父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而所谓的“养父母”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合法关系。
如果说这个孩子被发现和解救的时候已经年满18周岁了，那么他可以自主做出选择，决定他要和谁共同居住生活。这个时候，其他任何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干涉的，哪怕他和买方之间其实没有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但是他自愿和他们共同生活，他人也无法干涉。
但是由于他和买方之间的关系是不合法的，所以他即便是不跟自己的亲生父母共同居住生活，他在法律上的父母仍然是他的亲生父母，那么他仍然需要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履行赡养义务，而他对自己所谓的“养父母”，也就是买方，是没有赡养义务的。
因为这个孩子和买方共同生活那么多年，他们之间缔结的这些温情与记忆，其实都是建筑在自己亲生父母的血泪之上的，所以这样的违法收养关系，它是自始无效的。我们不能因为它裹着一件看起来温情脉脉的外衣，就去承认这种不合法的关系。
对于所谓的“养父母”所做的一切，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是真心爱这个孩子也好，是为了延续香火也好，还是重男轻女也好，都是犯罪行为，而被害人就是这个孩子以及孩子的亲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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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霞中国好声音
导读：疫情之下，由居民自发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成为上海各大封控小区中的抗疫中坚力量。搬运物资、组织团购、清运垃圾、核酸检测、传递通知……他们凭借着热情与干劲，承担起了巨量的工作。当然，在千头万绪的社区服务中，他们也需要应对质疑，处理矛盾，互相磨合。 本文受访人张玉霞律师有着丰富的基层志愿服务经验，此次，她也再度投身到了所在社区的抗疫行动中。
观察者网：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小区的志愿者团队是如何组建起来的，以及您主要参与的志愿工作是什么？
张玉霞：我们小区的志愿者团队是在3月24日第一次封控的时候，当天通过居民群报名自动建立起来的。由于在3月24日之前，我就已经在静安区的其他封控小区内连续多天担任核酸检测志愿者，熟悉流程，所以在自己小区建立志愿者队伍后，我负责协助医护人员核酸检测，扫描检测二维码，协助维持秩序以及后续楼内出阳实行楼栋封控之后担任运送物资的志愿者。
观察者网：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当时您也参与到抗疫志愿服务中。与那次相比较，您觉得这一次的志愿服务有哪些难点？
张玉霞：2020年那次的志愿者集结也很紧急，作为静安区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会长，团区委和我们用一天时间就紧急集结了一百名青年志愿者，由于是第一次面对疫情，我们对于病毒还有许多未知，所以志愿者们的内心也很忐忑。
我们要前往的火车站又是人员聚集的场所，当时大家普遍认为那次志愿服务的风险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提供志愿服务之前，我们在线上和线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培训，既有关于防护服穿脱的培训，也有关于志愿服务的培训，然后年初四的时候就开始排班，由各个志愿者值守火车站开展抗疫工作，那次的志愿服务是非常专业和完整的。
这次不同的是，情况发生得非常突然，而且基本上各个社区都是居民自行报名参加志愿服务。不少社区对于志愿者的报名条件审核并不严格（比如是否打过两针以上疫苗等），对于志愿者防护穿脱也缺乏培训（志愿者不清楚什么情况下需要采取几级防护，甚至出现了志愿者裸防护就上门为居民分发抗原，甚至还有仅戴一只医用口罩就帮居民用抗原采样的情况，只能说精神可嘉，风险极大）。
由于志愿者组织和培训的不系统，初期出现了组织和管理上的无管理者或多管理者的情况，志愿者想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包括出现了一些违规或不人性化的操作。但是这些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获得改善，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开始重视防护问题，也逐渐形成一定的组织，制定规则，开始有条理地提供志愿服务。但是这次仍然有信息不畅通的问题，还有通知既临时又多变，志愿者操作方式紊乱和态度不当等现象。
为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4月4日，上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图为医务人员在流动采样车上进行核酸检测采样。（新华社发）
观察者网：在上海的各个小区，很多需要在家办公、或是居家辅导孩子学习的热心居民，甚至许多老人都投身到了志愿服务中。您这里是否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能分享一些您在志愿服务中印象深刻的事儿吗？
张玉霞：由于这次的志愿者团队是通过自己报到和自发参与的方式进行临时建立的，几乎每个成员都是业主，工作日需要线上办公，包括我自己也需要线上开庭，很多人家里的孩子也需要上网课，所以大家经常遇到时间上需要协调的问题。
有一次我临时接到检察院进行未成年人线上帮教的通知，而该时间正好是我值班运送物资的时间，我在群里和其他志愿者换班，很快就有人答应了。
我在线上帮教的时候也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告诉了帮教对象——一个因为攀比心而行差踏错的孩子。我建议这个孩子有机会也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用踏实的行动帮助别人来感受付出的收获和快乐。
我们在核酸检测的时候，也会优先安排上网课的孩子先做，在叫业主下楼核酸的时候也会为了避免打扰业主而提前告知，如果家里有孩子在上网课不希望敲门，在群里回复即可。一次又一次的志愿服务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也更为人性化。
观察者网：从物资筹措、组织核酸检测，再到日常的垃圾清运。一线的志愿者和居委承担了巨量的工作。采访其他志愿者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到，长时间奋战之后感觉压力很大，而且居民的不理解、不配合有时候也会让他们觉得寒心。遇到这些情况，您是怎么处理的？您觉得该如何更好地保护志愿者的权益？
张玉霞：确实有居民不理解，因为居民一开始把志愿者当成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要求志愿者公开一些志愿者并不知情的信息，也对志愿者的敲门感觉到不耐烦。因为安排更合理的团购，志愿者会发出倡导并且制定团购规则，负责团购的志愿者也会受到很多“团长”的质疑，这其中会触及到某些不正当的利益链，所以不止一次看到有志愿者说寒心。
可能因为做了十几年志愿者，对志愿服务更熟悉，心理也更强大一些的缘故吧，我从来不觉得志愿服务是付出就要得到所有人的尊敬甚至崇拜的。我知道任何志愿服务中都会产生委屈，但是心态必须调整，不能以“我为你提供服务，我是无偿的，你就必须听我的”这样的心态去做事。
我曾在志愿者群里说过，没有寒心不寒心，没有一个志愿者没有受过委屈，我们的参与和奋战是为了我们自己和家人，问心无愧即可。用平常心去当一名志愿者，就会少很多委屈感和戾气。
志愿者努力在维护的是自己楼栋、自己小区的安全，但是有时会遇到居委会的做法同官宣的通知、实际采样医生的操作不一致的情况，志愿者就成了夹心板。
这个时候我会告诉志愿者，志愿者同样是有权利的，但这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比如我们并不具有执法权，不能强制执行，不能强行要求居民怎么做，更不能去恐吓吓唬居民。志愿者需要服从组织方的安排和任务，但是对于违法或违规的命令是完全有权利拒绝的，因为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并没有基本的法治观念，志愿者不能盲从，更不能成为帮凶。
观察者网：在别的小区，居民抱怨比较多的是：阳性病人转运不及时；信息公示滞后；生活物资、药品补给不及时；还有核酸检测太频繁，且不提前通知……您这边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面对居民的质疑，志愿者和居委又是如何处理的？
张玉霞：这些情况我们都遇到过。主要是根本没有人来向志愿者或居民做基本的信息和政策的告知解释工作，居委的电话也打不通。居委会书记跟我的唯一一次通话是通过其他人的手机告诉我，让我必须叫居民下楼测核酸，要告知居民法律后果，他会把我今天的表现如实汇报。
我作为一名基层律师，平时一直为基层提供法律援助，也认识很多一线的街道工作人员以及居委会的书记、主任。这次也看到了各个社区管理上因为管理人、负责人不同而产生的参差。
对于居民的合理诉求采取回避并不是好方法，对于居民的不满和阻抗一味施压和强制也只会适得其反。我们小区的志愿者跟居民沟通的时候，是把自己摆到和居民同等的位置，在自己和居民的切身立场上将心比心地回复居民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志愿者也逐渐获得了居民的理解，居民们还自发为志愿者筹集了各种防护用品，之后也有更多的居民参与到志愿者服务中。
4月3日，在上海闵行区七宝镇一个封控居民小区内，社区志愿者们摆放清点刚卸下车的生活物资。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观察者网：很多人都在呼吁社区在防疫工作中要兼顾更细致、更人性化的管理。同时居委面对的巨量工作也让大家意识到，补充社区防疫力量、志愿服务力量的重要性。具体该如何实现这一点，您能提供一些建议吗？
张玉霞：志愿者确实是社区服务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这次的抗疫过程中就让所有人明显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有激情有热血，但也需要规范。在任何时候，人性和良知都是需要遵守的，志愿服务也不例外。
各个社区有必要组建系统而相对稳定的志愿者队伍，应当定期听取和吸取志愿者的意见建议，不能光用传统的模式，找几个年纪大的楼组长，定期发发毛巾肥皂拍拍照片……通过这次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补充社区各个年龄阶层和各个专业志愿者的重要性。
个别基层组织也应当摆脱身上的官僚习气，更接地气地走近居民，真正从居民的角度出发，为居民解困，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施压。我想身为一个上海人，我们都无比怀念小时候那种对自己小区的居民如数家珍，一户户都熟悉认识，清楚小区内每户困难老人特殊家庭的基层干部。
其实我现在工作中，也遇到过这样的居委会干部，说起社区里的谁和谁，他甚至能知道居民的绰号，对于居民之间矛盾的历史原因也了如指掌，对于居民的求助，他也会一口答应立马操作。
但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发展，考虑到现在小区的居住环境，我们无法要求每一个基层干部都再像当年那样，但是本小区志愿者是最了解和熟悉居民的人，因为他们也是居民的一份子，所以有理由善待和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人为本，以良知和人性为底线，在任何时候都应当被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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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霞律师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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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传因为追星引发争吵，百度副总裁谢广军女儿陷入“开盒”与被“开盒”的质疑。3月17日，针对网络传闻，百度副总裁谢广军发布微信朋友圈表示深感愧疚，并向所有受影响的朋友郑重道歉。
针对此次事件，谢广军表示已与女儿沟通，并严肃批评其行为，也恳请网友停止扩散相关内容，给未成年人改正和成长空间。
律师张玉霞指出，根据《民法典》，“开盒”属于侵犯他人隐私权。涉事人员13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相应民事责任由监护人来承担。我们在现实中也会碰到一些监护人，把自己孩子的校园欺凌行为定性为恶作剧、开玩笑，监护人往往不愿意从严重的程度上去定性自己被监护人的行为。但是，作为这起事件中的监护人，他的确存在失职行为，道歉应该更有诚意。这个道歉声明也没有体现出他的反思或者对已经发生后果的处理解决方案。甚至这个道歉声明是发在朋友圈的，而不是一个公众平台。更没有对百度数据库信息泄露的隐患作出任何的回应。
编辑: 贺晓冬
责编: 潘桑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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