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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刑事律师事务所哪家好

原创 王楠律师作品 法律出版社

执业

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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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归根结底是培养法律思维的教育；法律实践的精髓，归根结底是法律思维。下述推文由金道律师事务所的王楠律师结合自身办理刑事案件的经验体会执笔完成，写作维度蕴含了刑事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具备的故事思维、逻辑思维、证据思维、经验思维、对抗思维以及情理思维等多方面的要求，并寄语新晋的刑事法律人一定要从多角度全面分析案情，抽丝剥茧审查证据，兼顾法理和人情进行辩护和代理，从而实现有效辩护，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值此分享，以飨诸君。

我和刑法的缘分要从20年前的本科课堂说起,那时候有幸聆听过中国政法大学多位知名教授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课程,心中就此种下了从事刑事法律研究和实践的种子。

2004年,我报考研究生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许兰亭老师的刑事诉讼法专业,与律师职业的缘分也许就是在那时冥冥之中注定的。200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考入了某省人民检察院,成为一名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公诉人。2016年,我转型成为一名刑事律师。这一路走来,经办过各种各样的刑事案件,从控方视角到辩方视角,从履行指控职责严惩犯罪守护正义,到肩负辩护职能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我对刑事案件的办理之道深有体会。

我一直认为,做任何事情责任心是第一位的。律师这个职业,尤其需要责任心。刑事案件的委托人往往是通过朋友介绍找到律师,由于时间的紧迫性,委托人往往只能在和律师交流的一两个小时里作出判断,决定是否委托律师代理。一旦签订代理合同,就意味着委托人把亲人的自由甚至生死交给了律师。因此,我时常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也时常提醒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2016年夏天,一位刑事案件被害人家属找到我,称其弟弟被债务人杀害了,公安机关虽已经立案,但认定的罪名却是故意伤害罪。她无法接受,弟弟明明被人用刀捅死了,却没有认定故意杀人罪,她强烈要求凶手受到严惩。仔细分析了案件的细节后,我初步判断这个案件的定性有争取的空间,遂接受了委托。七月酷暑难耐,我顶着烈日来到某市人民检察院,将案卷一页页拍照阅卷。案发当天,委托人与被害人一起去找犯罪嫌疑人讨债,其目睹了案发全过程。为了更直观地感受案发时的情势,我将委托人约到事务所,画出案发时的现场方位图,让她还原当时双方的站位、动作。经过一番仔细地研究,我得出结论:犯罪嫌疑人用锋利的尖刀,随意刺向被害人的胸腹部,没有任何避开致命部位的防范意识,且连刺三刀,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是一种不管不顾的放任心态,对被害人造成何种后果都不超过他的意志范围,这类案件应当根据犯罪结果认定罪名。本案造成了被害人死亡,那么就应当认定故意杀人罪。我还注意到,委托人在笔录中提到她在案发后一周,处理完弟弟的后事,洗澡时发现自己的胸口也有几道尖刀的划痕,她翻出案发当天穿的文胸,发现有两处破洞,当时她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证据并做了笔录,但公安机关并没有将她列为被害人。

经过一个月的工作,针对案件定性问题以及委托人的诉讼地位问题,我向检察机关提交了书面意见,并多次与办案人员见面或电话沟通。最终检察机关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在案件起诉时将罪名改为故意杀人罪,并将我的委托人认定为案件的被害人。

虽然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但刑事案件中最重要的赔偿问题却因为犯罪嫌疑人一直心存侥幸、认为自己不会被判死刑而未提上协商日程。犯罪嫌疑人的想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他在杀人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可以成立自首。有自首情节的情况下,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性较小。为此,我在审判阶段多次与法院沟通,说明本案的社会危害性,以及被害人上有八十岁的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的现实情况。经过和被害人家属的反复沟通,他们下定决心向法院表明不要一分赔偿,坚决要求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时,被告人及其家属、辩护律师送来了“神助攻”:被告人、家属在明明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迟迟不付诸行动,其辩护律师竟然当庭作正当防卫的无罪辩护。庭审中辩方巧舌如簧,庭审主动权似乎被他们控制,以致庭审结束后我的委托人非常悲观沮丧。但我告诉她,法官心里有杆秤,对方越是巧言善辩,越是自陷不利。最后,果然不出所料,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被告人终于意识到要为自己的错误选择付出沉重代价,其遂在上诉期间通过家属积极与被害人家属协商赔偿事宜,最终被害人家属拿到了满意的经济赔偿,二审法院改判被告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凶手受到严惩,死者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家属也聊以安慰,得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作为律师的我也长吁一口气,卸下了肩头的重担。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支撑自己一次次锲而不舍地去争取和努力的正是一颗责任心,我凭借专业判断案件有争取的空间,又以坚持将目标化为现实。唯有责任,才能促使自己穷尽一切办法,为当事人争取每一分合法利益。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司法机关以各类证据还原案发事实,再参照法律规定完成对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因此,证据是案件的基础,“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这句话在刑事案件中同样适用。刑事律师只有仔细反复地研读案件证据,不断地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和逻辑推理,才可能寻找到对当事人有利的蛛丝马迹,从而以四两拨千斤,获得理想的辩护效果。

2019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央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斗争进入第二个年头,不少案件都进展到审判阶段。因为涉黑恶案件往往罪名多,事实繁杂,刑事律师的案头经常堆放着如山的案卷资料。在办理一起“套路贷”案件时,我看到了这样一节事实:被害人陈述2012年8月14日,他因欠被告人钱款未还,经与被告人协商,被害人写下一份《承诺书》,大体内容为被害人承诺于2012年12月先归还被告人50万元。之后,被害人陆续归还了12万元。同年9月27日,被害人的父亲与被告人达成一致,并写下一张借条,由被害人父亲替被害人归还剩余的38万元。后被害人父亲先后两次归还了38万元借款,被告人遂在《承诺书》下方写下“上述借款已还清”的字样。但同年9月30日,也就是被害人的父亲与被告人达成还款协议后的第三天,被害人又向被告人写下了一张35万元的借条,被害人笔录中称该35万元是在被告人的逼迫下所写,系补偿之前50万元借款的利息。对该节事实,被告人一直辩解自己实际交付了35万元现金借款,不存在逼迫或者欺骗的情形,但却苦于没有证据印证。

在反复研读证据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字眼:被害人写给被告人的《承诺书》中有一个“先”字,即被害人承诺2012年12月之前“先归还50万元”。根据一般常理,有“先”就有“后”,“先归还50万元”是否意味着50万元并不是被害人欠被告人的全部债务,归还50万元以后,还要归还余款。带着这一疑点,我再次会见了被告人,让他仔细回忆双方债权债务形成的详细经过。终于,被告人在这一提示下,回想起来双方的债务确实不止50万元,《承诺书》只是被害人作出的还款承诺,不是借条,双方之前另有借条。有了这一事实基础,我们大胆地向法院提出35万元可能是被害人需要归还被告人剩余借款的辩护意见,这样才能与《承诺书》中的“先归还50万元”相呼应,因此不能仅依被害人的单方面陈述认定被告人逼迫被害人写下35万元借条。

终于,一个“先”字的全面解读为我们赢得了辩护的转机,开庭后一周,法官对被告人变更为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虽然案件还没有最终判决,但这一强制措施的变更就是对我们辩护工作的最大肯定。可喜的是,被告人恢复自由后在家中找到了年前被害人写给他的借条,金额有76万元,时间也正好在签署《承诺书》三个月前,我们第一时间将这张借条提交给法院。至此,这一节案件事实终于水落石出。回想起来,可谓是《承诺书》中的一个“先”字拯救了整个案件。

我们刑事律师常说:“细节中藏着千军万马。”在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只有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细节,将证据之间的关联与矛盾呈现出来,才能最终抵达胜利的彼岸。

在刑事案件中,律师要处理好多头关系,有与家属、犯罪嫌疑人的委托关系,有与控方的对抗协商关系,还有与法官的说服与被说服关系。只有将每一层关系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才能办出一件件精品案件。

首先,在与家属、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中,律师要做好专业引导,形成律师与家属的合力。

对家属、犯罪嫌疑人来说,他们对刑事程序以及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都是“门外汉”,有时会凭借自己的想象认为应该如何办案,这时律师要发挥专业作用,将他们带回正轨。比如,我曾办理的一起由拆迁引起的寻衅滋事案件,这类案件因为有特殊的背景,处理起来需要综合考量案外案内各项因素。当时,家属因为比较着急,每天都给我发来大量的“参考资料”,并围绕他认为的案件焦点发来几十条微信语音。和家属的解释沟通工作占据了我绝大部分时间,导致我无法集中精力办理案件。于是,我和家属进行了一次深谈,告诉他这个案件的关键节点不在他认为的那些事实上,而在于如何协调拆迁与案件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上。如果他要继续和我争论这些问题,那么将会影响我的正常工作,也会导致他们错过案件的处理时机。经过这次深谈,家属终于厘清思路,此后不再将他的那些非专业观点灌输给我,而是合理配合我的工作,最终经过共同努力,案件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其次,在与控方的沟通中,律师要保持有理、有利、有节。

在刑事案件中,辩方和控方是天然对立的两方,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侦查阶段。我碰到的最极端的情况是:前一天,公安机关对我作为辩护律师提交的取保候审申请书答复不予准许;后一天,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取保候审决定。究其根本,公安机关就是想表明,取保候审是其依职权作出的,与律师无关。我非常理解公安机关的这种心态,因为我之前在反贪局工作过一年,自己办理的案件就像自己精心培养的孩子一样,希望他各方面都符合健康合格的标准,不允许其他人在其中指手画脚。所以,在侦查阶段律师与公安机关的关系处理很微妙。但案件到批捕或者审查起诉阶段就会有所不同,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要保持客观中立,既要收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也要收集对其有利的证据。所以,辩护观点在检察机关这里可以充分表达和交流。笔者办理的很多刑事案件都是在与检察机关的沟通中取得了不批准逮捕或者减少指控罪名、事实的实效。当然,与检察机关沟通的“敲门砖”就是证据,如果你能够指出案件中存在证据不足或者证据之间相互矛盾的问题,那么就很容易与检察官达成共识。尤其在检察机关大力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背景下,量刑协商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律师只有在精研案件事实和量刑制度的基础上,才能提出高质量的辩护意见,将问题解决在审判前,为委托人争取利益最大化。

最后,在与法官的沟通中,律师要学会换位思考,选择最容易说服法官的路径。

在案多人少矛盾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每个刑事法官几乎每天都有开庭任务,大量的案头工作甚至需要法官牺牲休息时间来完成。如果我们律师提交的辩护意见长篇累牍,谈古论今,法官很难有时间和耐心读完。因此,在与法官的交流中要重点突出,条理清晰。刑事律师要抓住在庭审中集中表达辩护观点的机会,尽量用明白易懂的短句表达观点,语气与内容相辅相成,让法官听得清、听得进;发表辩护意见要围绕案件焦点,切忌跑题偏题;阐述事实要有证据支撑,论证法律适用要有法条依据;庭后提交的书面辩护意见中,律师要善于运用图表等可视化工具。比如,在一起聚众斗殴案中,人多眼杂,每个人对事实经过的描述都有出入,那么该如何认定事实就是案件的焦点、难点。检察机关指控我的当事人金某某系聚众斗殴的组织者,这意味着她的量刑在三年以上。在会见金某某时,她多次强调她只想一个人去和对方把事情讲清楚,根本没有叫人,甚至还和其中一个人讲到“我的事情自己解决,不用你插手”。带着这条线索,我将案件中各个被告人的供述作了系统梳理,围绕“谁叫我去的”“金某某讲了什么话”“金某某做了什么事”这三个问题,制作了一份表格。这样一来,赶到现场的人究竟是受谁纠集一目了然:其中一部分人是想追求金某某的李某某自作主张纠集的;另一部分是看别人都去了,自己磨不开面子就跟风去了。法官看到这张表格后,很自然地作出了判断:认定金某某为聚众斗殴的参加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自从转型到律师行业以来,我时刻感受到来自当事人及家属的期许和来自案件的压力,律师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职业,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案件。每个案件、每个当事人都各有特点,刑事律师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个当事人是谁、涉嫌什么犯罪。也正因如此,我热爱这个充满新奇和挑战的职业,我将用自己的初心、恒心和信心迎接未来,以自己的专业、专注和专长走好每一步。

王楠，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杭州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杭州市律师协会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委员，执业专长为刑事辩护与代理、刑民交叉领域法律服务及刑事合规。本硕均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师从许兰亭副教授。2007年至2016年就职于检察机关，从事公诉工作，2015年获得第十届浙江省检察机关“十佳公诉人”荣誉称号，2016年转岗至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执业期间曾办理多起涉黑涉恶案件、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并取得良好的辩护效果，曾有多起案件被公安机关撤案处理；有多起案件被司法机关降格处理；代理被害人控告故意杀人犯罪获检察机关、法院认可，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案外人申请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新类型案件中取得突破，获得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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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杭州刑事辩护律师事务所排名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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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拘留后进入了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

此时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当事人无论涉嫌什么罪，只要未经法院判决定罪，都不能称为罪犯，请律师最好介入的时间是公安侦查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公安机关不允许家属或亲属探望，只有律师可以见到当事人，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什么罪？是否受到刑讯？在这个阶段律师会见过当事人后，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案子的复杂程度和当事人是否要负刑责。

如果轻节轻微，可以直接办理取保侯审，有利于保护当事人不受人身侵害，所以刑事案件最好及时聘请律师。

杭州刑事律师事务所

编辑：晶晶

来源：今日律司，关于法律的那些事儿

打官司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件难事，首先是对诉讼过程不熟悉，其次是对法律条文不了解。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对最终的审判结果造成影响，因此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请一个专业律师代为诉讼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但是在我们一贯认知中，律师收费那是很高的，除非是特别要紧的案子，否则大家都不会去考虑请律师。那么请律师真的这么贵吗？2022年在杭州请一个律师需要多少钱呢？

首先我们国家的律师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法律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不过一般除了按时收费外，一个案件的代理价格在几千元不等。下面是参考标准：

1、不涉及财产关系案件

基准收费标准为5000元-30000元/件，看律师水平和地区可以增高。

2、涉及财产关系案件

收费额不足5000元的按5000元/件收；

10万元以下部分(含10万元)收费比例为8%-10%；

10万元至50万元部分(含50万元)为7%-9%;

50万元至100万元部分(含100万元)为6%-8%;

100万元至500万元部分(含500万元)为5%-7%;

500万元至1000万元部分(含1000万元)为4%-6%;

1000万元至2000万元部分(含2000万元)为3%-5%;

2000万元至5000万元部分(含5000万元)为2%-4%;

5000万元以上部分为1%-3%。

3、刑事案件收费

侦查阶段(含检察院自侦)：6000-18000元；

审查起诉阶段：6000-30000元；

审判阶段：8000-50000元；

代理刑事自诉、附带民事诉讼6000-60000元；

涉及国家安全罪、涉黑涉毒犯罪以及其他重大疑难案件，代理费按上述标准的2倍收取。

相信不少人都遇到过咨询律师收费，但是对方却说无法直接报价，要面谈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律师收费主要是按照市场定价，而律师提供的服务类型和标准都会影响定价；其次律师法律服务是一个定制类产品，需要按照客户的需求进行定制。

综上所述，律师收费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是要根据律师个人能力、案件类型、案情复杂程度等来确定的。一般来说收费标准，还会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挂钩哦，所以杭州的律师收费可能就相对二线城市来说更高。

— END —

编辑：晶晶

来源：今日律司，关于法律的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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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刑事律师推荐

记者/杨宝璐

编辑/李显峰 宋建华

△ 党琳山说：“我认为这个案件要查明事实真相”

12月21日，蓝色钱江纵火案在杭州中院开庭，不到半小时之后，莫焕晶的律师党琳山就管辖权和取证过程提出异议，并在四次提出抗议后宣布退庭，该案延迟审理。

12月23日，广东省司法厅对“杭州保姆纵火案”律师党琳山作出行政处罚立案决定。

早在开庭的前一天，党琳山在接受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的采访时便表示，自从自己接受这个案子后，就一直有压力，但他决定接下来，是因为“这个案子应该有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但21日，为了保住这“深远的意义”，他选择了退庭。

深一度：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行政处罚立案？

党琳山：23日我还在杭州，24日才回广州。这个行政处罚立案，还没有正式处罚，我也是从网上看到的。22日下午我就看到了律协的公告，说有人来调查了，我以为他们找我或者跟我联系一下，但广东律协和广州律协一直都没有找我。23日上午我看到了立案决定。

这个立案的程序还是比较严谨的，他们会先搜集证据，然后给我发立案通知书。给我答辩时间，就这些事情作出解释，我还可以申请听证会。

深一度：你当时接受采访时就表达很有压力，但是出于更重要的考虑而接案，是不是当时就考虑到这个策略了？

党琳山：当时我说的压力是案件复杂，我这边只有我一个人，对方有六个律师的。我自己一个人，觉得从业务上压力有点大，工作量大。在公检法方面，我一直保持礼貌的沟通。

这不是策略，是没办法的办法，我可能因为这个，连律师都做不成了，不叫策略。有人说我是舍身炸碉堡，还有人说我会火，我说我这不是火，这是自焚啦。真的是没办法的办法。

△ 杭州保姆纵火案犯莫焕晶

深一度：之前你给最高法寄出要求异地审理的申请，当时是觉得可能这个案子不会这么快就开庭吗？有想到可能采用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吗？

党琳山：之前有过这个念头，但真的要下决心去做，内心斗争也是很多的。19号的时候我去见莫焕晶，见了有5个小时。为什么会这么久，是因为她自己就是个保姆，没有经历过庭审，心里也很害怕，我一是给她介绍法庭的布局、庭审的流程、注意事项啊什么的。

我说这个案子这样搞的确没什么希望，也的确对你很不公平，有可能会采取退庭的方式。所以我就写了那个声明，那个声明只是备用，没决定一定要用。

但随着庭审的时间一步步逼近，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样审下去的话，检方证据就两部分，一部分是莫焕晶的口供，另一部分就是死亡鉴定报告。其他问题全部回避了，这样对我的当事人实在太不公平了，案子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深一度：你认为这个案件的意义是什么？

党琳山：之前我就说过，刑事案件的审判意义不只追求要让嫌疑人受到相应的惩罚，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开公正的审判，挖掘导致案件背后所有的因素，然后能给社会提出改进的意见。推动社会发展，不仅仅是只是杀一个人就完了。

作为律师第一层任务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律师要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承办的案件，能够推动社会进步，我认为这个也很重要。如果按照这样审理，就是把莫焕晶杀了，让大家出一口恶气，这个事情就算完了。我自己的工作的价值就被降低了，案件本身的社会价值就被降低了。

深一度：什么时候决定要退庭了？

党琳山：我最后下定决心的时候是在20号晚上，我把发言稿写好，输到电脑里都晚上两点多了。也做了其他准备，估计庭上会遇到什么情况。早上我起来晚了点，到了法庭都8点50了，也没打印出来，开庭的时候我就对着电脑念。

我估计到我会被打断。我在法庭上说，我已经向最高院提出申请，请不要急着开庭，听取最高院的答复，我跟法官说，我知道法庭审理时想要公平公正不受干扰，但现在的情况是，之前的部分已经受到干扰了，其实这对你们的职业生涯也是一种损害。我专门写了一封信，我当时已经表明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好，哪怕是我最后一个案子也得把它办好。

一般在开庭前，法院都会跟律师沟通一些诸如“你最近忙不忙，什么时候准备开庭”之类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时间排不开。结果12月17日通知我开庭的时候，就是很正式的官方语言，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那我只能说好的我知道了，所以最后出现这种情况。

深一度：你在庭审过程中提出，对取证过程有异议，认为只取证了第二批进火场的两个消防员而没有之前的38个，为什么？

党琳山：这个在后来媒体发布时有点误解。这38人不全是消防员，只有五六名消防员，还有十几名保安，还有邻居、医生加起来38人。我当时是说，消防员一共出动了84人，但录笔录的只有两人，还是第二批进火场的。

火灾救援不比其他救援，几分钟就要人命的。所以《消防法》里规定，1分钟之内第一台车要出动，而且早上五点，没什么车，应该很快就能到的。消防队这次过程中就是出警迟，到达现场迟，现场也比较混乱。前前后后一共出动了14台消防车，但只有一台喷水的，还有好多台泡沫车。我不知道他们是根据什么判断这个火灾只需要一两喷水车几台泡沫车，我不知道他们打算怎么把泡沫弄到18楼。

包括从电梯上去以后怎么侦查火情的，这些都不知道。第二批进入火场的，是五点半以后，从五点到五点半，过了半个小时，当然是第一批最重要了。而且朱小贞两次打电话报警，说的很清楚，“我们在最北边的房间，我们出不去，你们赶快来。说的很清楚。”消防队到了现场为什么没有及时搜救人？过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把他们搜出来。

我当然相信现场救火队员的职业精神，他们肯定是想救人的，但朱小贞说的很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信息传达出现了问题，只有把这些证人证言都采集了才知道。这些只有在法院上申请相关人员出庭作证才可以做到了。

△ 杭州保姆纵火案中遇难母子四人祭奠照

深一度：如果你被吊销律师执照，那法院可能会强制给莫焕晶换律师吗？

党琳山：现在只是行政处罚立案，从立案到最后做出正式吊销律师证，得两三个月都是有可能的。只要一天没吊销，我的律师证都是有效的。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有委托律师，法院不能强行给她指定。律师的辩护权来自当事人的授权，我愿意继续给她当辩护律师，莫焕晶愿意继续聘请我当辩护律师，根本就没有法院所说的那种“视作拒绝辩护”的说法的，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21日下午我要见莫焕晶，但看守所不让我见，说是法院通知他们的，我已经不是辩护人了。这是在滥用职权，因为按规定律师只要出具所函、律师证、委托书，看守所就应当安排会见。

深一度：莫焕晶家人知道你退庭的事吗？

党琳山：他们也在网上看到了，非常感谢我，他们还是支持我的。

深一度：你所说的抗争其实是对公众的意义更大，但对莫焕晶是有利的吗？对她是什么意义？

党琳山：对她肯定是有利的，我在争取相对公平的审理。她在杭州，林生斌希望她判死刑，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人家确实很惨，但还想让她死的还有其他方面啊，想让她死的势力比林生斌大得多，她是完全没有机会的。用这种方式抗争，我觉得或许还有5%、10%的机会，如果我不抗争，那她百分之二百死刑。

深一度：你为什么觉得她还有一线生机呢？

党琳山：我为什么说她有一线生机呢，因为定罪量刑有多种考虑因素。主观状态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你的目的是什么手段是什么、作案地点和时间是什么；你认罪态度、补救措施；能不能得到家属谅解、能不能积极赔偿。

所有的因素里，莫焕晶的动机就是借钱，这个动机检察院也是认定的，这个动机明显比故意要烧死人要轻啊。再一个时间点，她选择4点55放火，因为朱小贞5点就起来了，她这时候放火，朱小贞很快就能起来带着孩子出去。她放火点还在客厅角落里，她就没想放大火，本身放火的时候是用书点的，比起用汽油点火，从手段上讲相对没有那么恶劣；而且她认罪态度非常好。

对她不利的，一个是她没有能力赔偿，第二是林生斌是不可能谅解，也确实没法谅解；再一个就是性质的确比较严重。这是不利的，但这种不利，从另一方面来讲，后果是非常重要的定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有人说我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她就是要被判死刑的，只是走个过场，她还有什么权益可被我损害？

深一度：退庭之后社会舆论也比较分化，对你来说压力是不是更大了？

党琳山：无所谓了，即使它是我最后一个案子，我也要给它办好。律师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是追求公平正义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它不仅仅是谋生的饭碗，我要做个什么其他的生意可能赚的钱更多一些，所以我知道有处罚，但我不怕处罚。

深一度：为什么删掉了微博？

党琳山：当天中午，我们律所主任就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删除微博。我就没删，第二天我们主任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删掉，我不想给律所添麻烦，删就删了。

△ 党琳山关于退庭事件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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