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政策型特别民法之有名化进路，本身就是要通过该类型合同的功能构造实现特定的政策目的，而这是固守体制中立的民法典进路难以做到的。理由有三：其一，在社会转型时期，法律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即法律关注的对象不再是中性的、无差异的市民，而是一些特定的团体及其利益。对该类团体利益的保护需要由特别法而非民法典来支持。其二，民法典所固有的一般原则、话语体系及解释方法与特别法领域不相适应，后者往往需要建立一套专门的话语体系来应对特殊领域的调整需求。这套话语体系由有着具体政策目标的“目的性”规范构成，它们超越和背离了民法典的一般原则，而且在特定领域衍生出一些与民法典原则相区别甚至冲突的新原则。其三，遵循体制中立的民法典与具有特定政策目标和功能的非常态规则，在体系上是不协调、不兼容的，而就合同类型有名化而言，特别法模式从民法典模式中分离出非常态缔约规则，反而通过维持常态缔约规则的技术因素，确保了民法典的体制中立。
当然，对于社会生活中业已定型化的合同，通过特别的法律规范使之有名化，虽能维持民法典的体制中立，但包含此等特别合同规范的特别民法在民法典之外的蓬勃生长，事实上使世界范围内的诸多民法典在一定意义上沦为“剩余法”或补充法。面对这些解法典化的现象，一些国家通过法典的重构来重新处理民法典和特别法的关系。但无论采用何种进路，由于特别民法各自构成规范自足的微观体系，故其纳入民法典不过是一种“嵌入式外挂”，而且正因为这种体系化的脱节，民法典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杂乱无章，法律适用不仅没有提高效率，反而更为复杂。因此，即便是将某种本来由特别民法规范的定型化合同纳入民法典，也不是在两种传统的有名化进路之外创设了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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