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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丁念什么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历史“马雍”条（署名作者：余太山、苏于君。https://www.zgbk.com/ecph/words?SiteID=1&ID=402146&Type=bkzyb&SubID=231895，2025年3月2日读取）：
马雍（1931-1985.11.8），中国历史学家。笔名孟池。湖南衡阳人。……著作有《〈尚书〉史话》《苏李诗制作年代考》等。……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马雍”词条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1998年版（640-641页）“马雍”条（署名作者：余太山），就马雍的著作只列出《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未提其他。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1998年版“马雍”词条
那么问题就是：《苏李诗制作时代考》，是历史学家马雍的作品吗？因为这本书的有些情形表明，这样的判定是有问题的。
首先，该书是抗战期间迁到重庆的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出版的书。倘若作者果真是1931年出生、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马雍，那么书出版的当年他仅有十三岁，可谓是神童作者了。
马雍《苏李诗制作时代考》
复检罗庸为该书所作的《题辞》，可知作者的概况：
《苏李诗制作时代考》一卷，鄞马君芳若之所作也。芳若曩肄业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治汉魏文学史甚勤。既卒业，本其心得，以成此编；未敢自足，藏之箧笥数年矣。教课之暇，屡有补缀。今将授梓，属弁一言。
罗庸所作的《题辞》
鄞指鄞县，即宁波。作者马雍的籍贯既然是宁波，则与史学家马雍籍贯湖南衡阳不合。此其一。罗庸题辞已明言，作者姓马，名芳若，更指明了其人的具体线索。此其二。大百科三版词条的作者显然并没有检读原书，就根据作者名字相同这一点做了断定。罗庸的这篇题辞文末署撰写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1942年。文中说，此书为“芳若曩肄业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治汉魏文学史甚勤。既卒业，本其心得，以成此编”，说明其书更是在1942年以前完成。友人栾伟平博士协助查得，《苏李诗制作时代考》一文，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毕业论文，作者名署“马芳若”，时为1938年（清华大学校史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西南联合大学与清华大学1937-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503页）：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这本书，且是作者题赠本，受赠人为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
孟真校长前辈教正
后学马雍敬呈
卅四年十二月于昆明
名字马雍处钤朱文印：马芳若。
作者题赠本，受赠人为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
所以，综上诸证，可以定论《苏李诗制作时代考》是原名马芳若的马雍的著作，不是历史学家马雍的作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历史卷“马雍”条此处误收应加改正。
马雍（即马芳若）的《苏李诗制作时代考》一书的主题是考订苏武、李陵诗的作成年代，作者从词类、句法、意境方面论证“所谓苏李问答早则不越建安，晚亦不过东晋”，并根据诗中用‘子’称谓的特征，推定苏李诗为太和、正始时代成文，质言之，为 “公历二四〇年间之作品”（参马燕鑫《“苏李诗”的用韵特征及《李陵集》成书考论》，《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135页）。此书评价不一，罗庸题辞盛赞于前（“区区小册，于未来之文学史，将有筚路蓝缕之功”），李长之厉评在后（署名谅直，《时与潮文艺》第四卷第一期书评副刊，1944年9月，第145页，收入《李长之文集》第四卷，河南教育出版社，第202页：“以谜证谜”“尤为虎胆”“罗庸氏为是书序，盛推之，何哉”）。
根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十二月编制出版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学生名录》中“马芳若，浙江鄞县，廿三，男，北大，中三”，可以推知，其人生于1914年。马芳若是“北大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和马廉）的同族亲属，具体说是马衡的远房侄孙，《马衡日记》中经常有关于芳若的记述。在进入北大读书前，他已经编纂过《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龙文书店，1935年）。
马芳若（马雍）、施爱群、方盛康合影，《明灯》第二一七期（1935年5月）《青年友社征求社友章程》，“来函请寄上海博物馆路（按：今虎丘路）一二八号九楼广学会内青年友社（请附寄最近照相一纸，以便刊登《明灯》）”
马芳若二十岁时进入北京大学读书，1938年毕业后，留在西南联大担任教师（罗庸《习坎庸言 鸭池十讲》，第138页），1941年10月15日被聘为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助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名录》，《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315页），1941-1942、1942-1943学年担任闻一多教授国文系一年级的“国文壹C（读本）”必修课程助教（西南联大史料（三），233、269页），1944-1945学年担任沈从文教授国文系一年级的“国文壹B（读本）”必修课程助教（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259页；郑家建、施灏《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172页），这段时间他也多次独立担任国文作文课的讲授。他还曾担任过云南大学的兼职讲师，有薪资发放办法档案为证（民国三十四年二月《调整后兼职教员薪俸表》，云南大学、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1922-1949年教职员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298页）。1946-1947年，北大聘用马芳若给予的职称是“讲员”，上有教授、副教授、讲师，下有研究助教、助教（《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第二篇教职员工，171页）。1948年末以讲员资历受到“退聘”（《北京大学三十七年度末教职员名册》，《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第二篇教职员工，197页）。1949年离开北大，应聘山西大学。其生平的后半段不甚清楚。有关情形，可以参看曹彬《 “联大”私人纪事——〈马芳若日记〉及其作者》（《上海书评》2021年11月9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242994）、易彬《马芳若：西南联大文化史上的失踪者》（《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4期）及《〈马芳若日记〉入藏宁波图书馆》（宁波图书馆官网消息，2023年7月25日，https://www.nblib.cn/information/9622）。
他后来大概主要使用“马雍”这个名字。西南联大档案曾经记录：马芳若，别号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28页）。
小结一下：现代学术界有两位马雍，年长的马雍是文学史学者，浙江宁波人，其北京大学国文系1938年毕业论文署名马芳若，出版时改署马雍。年轻一些的马雍是历史学家，湖南衡阳人，也曾就读北大，但是在历史系，于1954年毕业。因为两人重名，有关工具书有把二人的著作错误作了归属的情况。
说到“两个马雍”，无独有偶，在杨树达的生活中也出现过这两位同名的人物。在日记里，杨树达有两次记下与“马雍”的通信往来：1952年11月16日，“与马雍”；1952年12月12日，“马雍复”（《杨树达日记》，莫晓霞、刘雪平、饶益波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3076页，3084页）。这位与杨树达通信的马雍，就是昔日的马芳若，此时已落住山西大学九楼六号（据曹彬《 “联大”私人纪事——〈马芳若日记〉及其作者》，杨树达致马芳若信的信封地址）。日记整理者在书后人名索引中没有收入这位通信者马雍，只著录了另一位马雍（184页，标注日期：1954.6.10，见下文）。杨逢彬先生说，两个同名的马雍，录一漏一，是编书中一个“林中落叶，常扫常有”的遗憾（《从《积微居回忆录》到《杨树达日记》》，《上海书评》2021年12月2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38502）。
1954年，杨宅迎来了一对父子客人：
6月10日，马宗霍父子来，马雍新自京归也。据云第一所研究员只约十余人，第二所所长未定，似陈垣之说不确，白寿彝亦是副所长。第一所分三段：一先秦，二秦汉，三魏晋到隋。第二所现由向达负责，所约为何人，向亦不知也。（《杨树达日记》，3209页）
历史学家马雍
《西域史地文物丛考》
马宗霍早年受业于王闿运、章炳麟，“深通经术，尤精小学”，是杨树达的朴学同道；马雍是马宗霍的儿子，也是学问传人，有旧学功底，也通多种外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954年北大历史系甫毕业，进入科学院历史所工作的初期，日记所述属于当时尚在进行中的历史所筹建秘辛。此马雍，即是后来“由经史之学转而为中外关系及中亚文化的研究”，作品以“发明和创见”著称的史学家（张政烺《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序》，《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2页；林梅村《忆马雍》，《南方周末》2010年9月29日）。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 王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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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丁丽
【摘要】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宫苑文物遭到劫掠，包括额敏和卓画像在内的大量紫光阁功臣画像被劫掠带往西方，其中以流往德国的数量为最多。通过对德国官方档案等同时代材料的调查，可以确信，额敏和卓画像由瓦德西的随军医生从北京带回德国，寄存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并被纳入展览。以往认为，1945年柏林大轰炸使该博物馆严重损毁，该画可能已不在人间。但是根据最近俄国学者的报道，苏联红军曾将至少7幅紫光阁画像带回苏联，目前公布出来5幅，所以额敏和卓画像仍有继续追踪的希望。额敏和卓画像的最终下落目前虽不明朗，但新发现的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厅照片，提供了该画像的整体视觉数据，不仅弥补了以往对额敏和卓形象一无所知的缺憾，也为进一步追踪画像的下落给出了线索。
紫光阁功臣画像是乾隆为褒奖颂扬在平定西域准部、回部叛乱战役中功劳卓著的文武官员而降旨制作的系列肖像画，由西方传教士画家与宫廷画师合作绘制。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紫光阁文物遭到劫掠，这部分画像随后星散，其踪迹下落一直是中外学界追寻的目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收藏在德国的一部分紫光阁画像出现在展览会。(1)1近年又有一些据称出自紫光阁的画像出现于国际拍卖会，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要讨论的额敏和卓画像就是紫光阁功臣像中最为重要的一幅，如今下落仍然不明。
乾隆二十五年（1760），西域准部、回部叛乱最终得到平定，乾隆皇帝“嘉在事诸臣之绩，因葺新斯阁，图功臣大学士忠勇公傅恒、定边将军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兆惠以下一百人于阁内。五十人亲为之赞，馀皆命儒臣拟撰”。(2)2这就是紫光阁功臣画像制作的缘起。西域地方头人额敏和卓名列首批得到画像殊荣50功臣中的第12位，也是其中最为年长的一位。
额敏和卓（1694—1777），吐鲁番回部首领，出身于吐鲁番望族，祖父素丕和卓为喀喇和卓阿訇，父尼雅斯和卓为吐鲁番大阿訇。额敏和卓家族世居鲁克沁。康熙五十九年（1720），他率部众内附清朝。雍正年间，额敏和卓积极参与了清朝平定准噶尔的斗争，并于雍正十一年（1733）按照清廷的旨意，率部内徙瓜州。在瓜州时期，额敏和卓受封札萨克辅国公。乾隆二十一年，他返回吐鲁番，随即投身于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大小和卓木叛乱的战役，为统一新疆做出了贡献。由于额敏和卓屡建功绩，三次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赐，并被封为吐鲁番回部札萨克多罗郡王。乾隆因“额敏和卓老成谙练，命其参赞军务”。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巴达克山素勒坦沙献霍集占首级，回乱彻底平定，但劳苦功高的额敏和卓仍然要留在南疆善后，清廷认为：“叶尔羌等城，俱属新附，必得熟悉回俗、老成历练之人驻扎办理，额敏和卓以旧人效力军营，颇著劳绩，深悉机宜，是以暂令留驻。”这样，额敏和卓留在叶尔羌办理善后直至乾隆二十八年。一年后，额敏和卓回到吐鲁番，三年后，又奉诏“入觐，命乾清宫行走。每昼接，辄询诸回部情习”，仍为乾隆所倚重咨议，在京五年，直到他68岁之年才获准回到家乡领地养老。乾隆四十二年，额敏和卓病殁于吐鲁番。(1)3
平定西域回部功臣100人像之外，紫光阁后续又增加了平定金川前五十功臣像、平定金川后五十功臣像。到了乾隆后期，又增加了平定台湾功臣像50幅、平定廓尔喀功臣像30幅。这样，仅乾隆一朝，历次绘制并悬挂在紫光阁内的功臣像，总共有280幅之多。义和团运动时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0年至1901年间联军总部驻扎在紫禁城，使清宫遭受一些破坏和前所未有的掠夺，无数珍贵物品被劫载而去，紫光阁画像也大量流往西方国家，近年在境内外拍卖中屡屡有据称出自紫光阁的人物画像现身，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和学术界的关注。(2)4
一、额敏和卓像：柏林的著录情况
本文讨论的额敏和卓像，正是随着八国联军的撤离回国流往德国。1903年德国柏林王家民族学博物馆(3)5助理馆长米维礼（F.W.K.Müller,1863-1930）在德国《民族学杂志》上公布了如下的消息：
一幅绘有出生于吐鲁番的畏吾尔王公的清代绘画，由高级军医希尔德布兰特博士于二十世纪之初出借给柏林王家民族学博物馆，双方约定，至少由博物馆保存一段时间。(4)6
这是额敏和卓像到达德国后最早的一次公开报道。
1．生擒撚首赖汶洸战图
2．平定两金川紫光阁次五十功臣像赞原副都统加赠都统博灵阿
3．绰斯甲布土舍绰尔嘉木灿
4．月光菩萨（右十）（出自中海莲花池畔所谓“猎人寺”(5)7)
5．参赞大臣多罗郡王额敏和卓(1)8
代表博物馆签名接收者也是米维礼。米氏是一位渊博的东方学家，掌握多种语言，他当即对《额敏和卓像赞》的满文标题加以转写（̣hebei amban doroi giyôn wangÄmiṇhodscho，即“参赞大臣多罗郡王额敏和卓”）。
清单所列第1幅，当系描绘同治六年（1867）清廷官军剿灭东捻军首领赖文光所部、于扬州俘获赖文光的一幅得胜图。有关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绘画与紫光阁有何关系，待考。这幅画是否还见在，目前也不得其详。第4件月光菩萨像，似曾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览中陈列。(2)9第2、第3、第5三件，都属于清紫光阁功臣画像：平定金川功臣博灵阿像，下落不明；(3)10绰斯甲布土舍绰尔嘉木灿像，有立轴国画和油画半身像两种，均原藏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目前油画半身像藏亚洲艺术博物馆，立轴不知所在。(4)11
一次拿得出五幅清宫收藏的名贵绘画的这位高级军医，是个什么人物呢？
二、八国联军医生希尔德布兰特与紫光阁画像
这位向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出借中国美术品的希尔德布兰特（见图1），德文名字是August Hildebrandt,1868年5月20日生于汉诺威。他是一位医学博士，服务于德国军队。目前所能查阅到有关他的职业情况的资料，是一本提到其医务工作的德国官方报告———《普鲁士及其他德意志邦国军旅外科医生与野战医生图鉴》，由普鲁士军部医务署学术总办、时任柏林大学军事外科学讲席的柯勒（Albert Köhler,1850-1936）教授编撰。书中提及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1899年前后曾作为红十字会医生随军开赴非洲投身第二次布尔战争，在救治布尔方面的伤员之余，还撰写了相当多有关野战医疗的医学论文，如“小口径火器腹部贯穿伤的野战治疗”“野战枪炮伤的预后诊断”“开花弹是否人道”等，发回德国在学术刊物以及红十字会出版物发表。(5)12根据论文标题内容可以推断他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外科军医。战后于1901年8月归国，1903年完成教授论文，此后任职于柏林大学医学院、埃伯斯瓦尔德维多利亚医院，生涯颇为坎坷，1945年8月15日去世于慕尼黑。(6)13
图1 奥古斯特·希尔德布兰特
1900年他从南非回到德国不久，适逢克林德事件爆发，德国藉口增兵中国，希尔德布兰特报名前往中国，在八国联军总司令部任高级军医。(1)14因为他的这个任职单位属于联军中枢机构，联军总司令、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正驻扎于紫禁城内，希尔德布兰特以近乎“御医”的特殊地位，(2)15理论上说有条件进入几乎任何地方，所以他获得紫光阁画像和上文清单中提到的其他清廷艺术珍品，便不是什么出人意表的事了。
另一种可能是希尔德布兰特这笔清宫收藏得自他人的转让或转卖。因为八国联军于1900年8月14日攻占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之后在京城就地举行过拍卖。瓦德西受德皇之命担任联军统帅是在当年8月初，8月12日任命正式发布，而8月中旬联军业已攻陷北京。待他率援军2万人乘船于9月中旬到达上海，已是他国军队完全控制北京之后一个月有余。我们无法确知希尔德布兰特是否在大军抵达之前已到中国，并曾亲自参与8月中的抢劫活动，但是他作为随军医生，跟随年近70的瓦德西乘坐“帝王级萨孙号”大型铁甲舰（SMS Sachsen）一起开赴中国的可能性应该稍大一些。
无论如何，1900年8月之时，德军也已经有队伍在中国华北地区，在封许普夫纳（Paul von Hoepfner,1849-1924）少将的率领下参与攻打北京的战役。就抢劫京城之事，瓦德西在给德皇的报告（1900年10月22日）中写道：“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3)16同年11月12日日记中，瓦德西写道：
德国军队当时未能参加公开抢劫之事……只有余之住所，尚藏许多宝物，一切犹系无恙。倘若我们一旦撤出，则势将落于中国匪徒之手，最后当然加以焚毁。一八六〇年的夏宫（引者按：指圆明园），其情形正复如此。所有当英、法军队之未曾毁损者。一自彼等撤出之后，旋被当地居民（？）焚毁。(4)17
从1900年10月17日抵达北京，至1901年6月4日撤离回国，瓦德西在北京的“住所”设在中南海仪鸾殿。那里本是慈禧太后的寓所，瓦德西居留期间曾起大火一次。随军医生希尔德布兰特将从中国带回的五件清宫绘画寄藏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尤其是流往德国的紫光阁画像数量在各国比例上看显得突出的高，这一事实表明，不能排除德国派遣军因驻扎紫禁城而得近水楼台之便涉入了后期劫掠清宫文物珍宝的可能性。(5)12
三、额敏和卓画像的展出
至迟到1929年，额敏和卓画像尚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陈列中，对此有如下证据。
领导了德国第二次和第四次吐鲁番探险的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曾在鲁克沁与第八代吐鲁番郡王叶明和卓有过十分密切的接触，在1926年出版的探险记中他这样写道：
鲁克沁王是一个突厥种的年青小伙子，他的直系七世祖是额敏和卓汗，曾于1760年前后统治吐鲁番。我们博物馆拥有一幅大约这个时期的为乾隆皇帝绘制的老郡王画像，画中人物尺寸与真人相仿，他鼻子长，鼻翼窄，鼻梁挺直，眼睛是蓝色的。在这个人身上还存有已经消失了千年之久的吐火罗种的特征！(1)18
勒柯克这里说的博物馆，就是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此时他已经是那里的副馆长。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直接说该画为博物馆所拥有，没有提及是租借展品。不知这是勒柯克的简化说法，还是当时该画已经由原主人希尔德布兰特博士正式让渡给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除了上文引述的米维礼报道、博物馆档案记录、勒柯克探险记记述，笔者还查找到第四个关于额敏和卓画像作为展品公开展出的线索：《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览指南》，内容是博物馆的展品说明。目前看到这个小册子的两个版本，其中1926年的试行本，在“吐鲁番—犍陀罗”部分，有这样一段描述：
10号展厅，右侧第4隔断……展柜：公元469年汉文碑碣，高昌故城出土。墙柱朝向展厅一侧：吐鲁番郡王画像，约1760年。(2)19
三年后，该博物馆又出版了展览指南的第19版，书名删去“试行本”（vorläufig）一词，内容略有增补：
10号展厅，右侧第4隔断……展柜：公元449年汉文碑碣，高昌故城出土。墙柱朝向展厅一侧：吐鲁番（蓝眼睛的）郡王画像，约1760年。(3)20
所谓蓝眼睛的细节，应来自前文提到的1926年出版的勒柯克探险记中的容貌描写。1929年版负责撰写吐鲁番展品部分说明词的博物馆馆员，是后来做了哥廷根大学教授、以印度学名家的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当时他在民族学博物馆供职，平素与勒柯克合作关系密切。对新疆的“人种学调查”，是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一项计划内的工作，勒柯克在他的书中对他认为属于印欧人种在现代新疆住民中的遗存做了专门的描述，其中不乏当时德国学术界的肤浅狭隘之见，甚至有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泛滥为“雅利安主义”的反科学狂热。对额敏和卓面相特征的关注，再次透露出他在这方面的“敏锐”。勒柯克的这类“调查”，应该是今后研究的一个课题。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当时的另一件展品值得顺便一提：展览指南手册中提到的陈列在同一展厅、放置在展柜中的“公元469年汉文碑碣”———这就是著名的《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简称沮渠安周碑），由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在吐鲁番高昌故城M遗址发现并运回柏林。当年端方利用五大臣赴欧洲考察宪政的机会，曾专门前往民族学博物馆观摩、捶拓，据说，当时在制作拓片的过程中对碑体略有损伤，馆方人士表示不安，婉拒了端方继续拓完第二张。大约在1920年代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段时间，安周碑都陈列在民族学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中。但是这方北凉石碑今已不存，一般认为是毁于1945年盟军对柏林的空中轰炸，整个博物馆基本被夷为平地，碑石难以幸存。唯一令人略能欣慰的是目前有砂岩底座作为劫后的留存。(1)21如此，今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端方孤本拓片就更加弥足珍贵了。铭文中的大凉承平三年（公元445年）是造祠开始的时间，承平七年是竣工立碑之时。“试行本”中说的469年是沿袭了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1907年初次刊布该碑时的错误。(2)22
1926年、1929年两版《柏林国立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展览指南》都没有这两件展品的照片。
十多年前，笔者因为做德藏吐鲁番文献的普查，曾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全面检索、调阅德国探险队的资料，期间在该馆档案室看到过一张大幅黑白照片（图2），尺寸为宽23厘米，高28.5厘米，照片右下角有日期“1926年3月8日”，日期上面还标有数字“25”，大约是当时拍照或洗印的某种序号。这幅照片成为额敏和卓画像曾在柏林的第五个、也是最关键的一项证据。
照片展现的是一个展厅全景，四周是巨幅佛教壁画，应是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木头沟、七康胡和高昌故城佛寺割取并运回德国的壁画精品之一部分。
在展厅的中后景可见一个展柜，展柜旁边比较宽大的墙柱上悬挂着一幅镶装在玻璃镜框中的全身人物像（图3），根据画面的一些特征，笔者推测就是失踪的额敏和卓画像。据同一照片中所见高昌壁画的相对比例判断，画像大约如勒柯克所说“画中人物尺寸与真人相仿”。(3)23画中人物是一个立姿老者，白髯飘飘，头戴尖顶宽檐深色毡帽，身着浅色过膝袍装，右衽斜领（不知是否为新疆和中亚地区习见男装“袷袢”的一种），袖长不见手，足踏云头靴。整个体态是侧首回眸，右手上扬半张于体侧，左手伸向背后，两足侧向。
图2 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厅（1926年摄）
图3 左图展厅局部放大图：紫光阁额敏和卓画像
照片中人物头顶之上诗堂有题字，限于清晰度，无法逐一辨识，不过可以看清行款，文字左右分两部分，右边部分可以确定是楷体汉字，其中汉字部分有三个单元，从右向左分别为2行、5行、2行文字。左侧当为满文。以上三个特征———与真人大小相仿的人物画像、头顶部有较长题词、双语题词分两个部分（左满文右汉文），均符合紫光阁平定西域前五十功臣画像的画面构成体式。特别是这幅画像题词汉文部分的首二行12个字，各6字，字数正合民族学博物馆档案保存下来的米维礼转录的汉字画题：“参赞大臣多罗郡王额敏和卓”。
紫光阁平定西域前五十功臣图的像赞中，12个字的题名，除额敏和卓外，还有另外5人：参赞大臣固山贝子扎拉丰阿、散秩大臣哈坦巴图鲁噶布舒、散秩大臣喀喇巴图鲁阿玉锡、原散秩大臣骑都尉达什策凌、副都统克特尔克巴图鲁由屯。其中由屯画像尚在人间，图像不同（详见下文），可以排除。细审照片，画像题词当中笔画较少、结构比较明确的字，如“参”“大臣”“王”“额”“卓”等基本可以辨认。上述12字题名的其他4人画像，标题文字没有这些字眼重合，也可以排除是展厅陈列的这幅画像。循此线索，笔者查阅了乾隆御撰《紫光阁五十功臣像赞》中的额敏和卓一首：
参赞大臣多罗郡王额敏和卓
土鲁蕃族，早年归正。命赞军务，以识回性。知无不言，言无不宜。其心匪石，弗可转移。(1)24
照片中的题词共32字，可以识读的“土鲁”“正命赞军务”“回性知无不言”“言无不宜”“其心”“石”“弗可”“乾隆庚辰春御题”等字，都见于乾隆御撰的额敏和卓像赞。总之，在文字方面，展厅照片所显示的信息与乾隆额敏和卓像赞无不相合。
因此，上述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厅照片中的立轴绘画，有极大的可能就是紫光阁功臣画像中的额敏和卓画像。
四、额敏和卓画像今在何方
到目前为止，这幅画像是否曾经在书籍图录中有图片形式的公布，我们既没有肯定的线索，也没有否定的证据。在柏林民族博物馆、东亚艺术博物馆没有查询到该画的存档照片。近年，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过一个题为“紫光阁绘画：乾隆时期的功臣画像与战役图”的展览，并由副馆长布茨博士主编出版了一册附有比较详细解题文字的图录《紫光阁画像与西域战图》，当中收有当时仍保存在德国公私藏家的紫光阁功臣画像17幅，也收录了同属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下属柏林国家博物总馆的柏林民族博物馆全部有关藏画。(2)25年轻学者毕格娜以18世纪中国人物画像为研究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于2010年在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系完成答辩，2015年出书。(3)26德国学者魏汉茂公布了柏林民族博物馆（Ethnologisches Museum zu Berlin,Staatliche Musee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重新发现的该馆旧藏16幅紫光阁功臣画像中的15幅画像黑白照片，额敏和卓画像不在其中，但是馆藏号ID 23932有记录。(4)27以上德国学者的两本书、一篇论文对紫光阁功臣画像历史和现状都做了比较全面详细的勾稽，但均不见额敏和卓画像的踪影。
然而，曾历尽庚子劫掠、两次世界大战战火的紫光阁功臣画像，又一次经历了颇具戏剧性的转折：根据俄国学者报道，二战结束之时攻占柏林的苏联红军将包括紫光阁功臣画像共7幅在内的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品作为战争损失的“赔偿”（reparation）发运回苏联，1946年运抵列宁格勒，之后很长时间存放在一处秘密仓库，2007年这些绘画作品转给圣彼得堡冬宫艾米塔什国立博物馆（State Hermitage Museum）文物修复部，至2014年其中4幅得到修复。2011年塔吉亚娜·庞（汉名庞晓梅）与尼古拉·蒲切林就这项收藏合作撰文，公布了如下4幅：定边右副将军亲王品级超勇郡王策卜登扎卜、领队大臣内大臣博尔奔察、副都统克特尔克巴图鲁由屯、原二等侍卫哈布台巴图鲁福锡尔，(1)28均属平定西域前五十功臣系列。2017年，这两位作者再次发表论文，用英文详细介绍了以上4幅已经得到修复的紫光阁画像，并对另一幅尚在修复中的画像做了简要的介绍。文章附有修复前后状态的照片。(2)29
另外两幅尚待公布，具体名目两位作者没有说明。不过，作者指出，7幅画像中只有这5幅为满族官员，文章对5篇像赞的满、汉文本均作了英译和注释。(3)30言外之意，剩下的两幅或许不是满族官员的画像。
当年由八国联军军医希尔德布兰特出借给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额敏和卓画像，是否尚在人间，是否转藏到俄罗斯，目前不得而知。本文搜罗百年来的德国档案记载、期刊著录、博物馆导览手册记录以及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存档旧展厅照片，勾连线索，额敏和卓相貌的仿佛已具，其属于紫光阁前五十功臣画像系列的必要特征满足，希望能为落实紫光阁额敏和卓画像的下落提供一些帮助。
注释略。
作者：王丁，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
王丁英
记者 孔雨童
编者按
年年中秋谈中秋。每到中秋，一些惯有的信息都会充斥着我们的周身，天价月饼、中秋礼盒、大闸蟹涨价……
而除了月饼、赏月、团圆、回乡的车流，中秋节还是“什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一传统节日在当代，又有怎样古今之间的张力？
我们邀请了社会学、哲学、戏剧影视领域的专家分别跟我们聊一聊，换一个视角下看到的中秋节。第二期做客的是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王丁。
王丁：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士恒”青年学者。
中秋节和现代社会存在“张力”
齐鲁壹点：中秋节在您眼中是什么样的？
王丁：中秋节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首先，节日是怎样产生的？节日就是万物运作节律的这样一个日子。神话时代，人们看到星星、太阳的运行，看到四季变化、万物枯荣，会产生一种节律感，它给人一种“世界是一个不断的周而复始、死而复生的过程”的认知。中秋节就是在这种认知、思维下，人类“月亮崇拜”的产物。中秋节这一天，月相是最明显的，古代人对于月亮这样一种从亏到圆、“死而复活”的崇拜，在中秋节达到顶点。
那么现代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伴随着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现代社会破除了蒙昧年代自然现象的神秘感，不再相信神秘力量，世界周而复始、死而复生，而是相信历史的不断前进。这样看来，节日的本质建立在一种复反的时间观，和一种节律性重复的宇宙观上；而我们现在相信历史是无限向前推进的，这其实是与节日的那种宇宙观和时间观不同的，所以我们现在同时生活在不断向前的“现代”进步时间理解，和周而复始的“古典”循环时间理解之间。
在这之间，张力就产生了，传统的节日在过节的当代人身上，会存在一种“古今之争”，体现出种种现象。
只有中国的中秋讲“团圆”
齐鲁壹点：您怎样看待我国中秋节“团圆”这个重要主题？
王丁：中秋节在最古的时候，仅仅作为一个月亮崇拜的节庆和仪式，它跟春节是一样的，主题就是“happy”，是一个纯粹的让自己开心的的节日，它不是那么讲究团圆的。为什么后来讲团圆了，它其实是儒家逐渐成为我国古代的统一思想以后，儒家人情伦理根深蒂固的一种表现。
因为“家”的这样一个观念，比如说这个叙齿、长幼，包括五伦，它是需要通过“团圆”来呈现出来的。通过经常仪式性的“团圆”，一种很直观的在场，你才能感受、感悟到“家”和这些伦理的东西。
脱胎于月亮崇拜和月相复返的其他版本“中秋节”在许多其他文明中也有，但我们中国的中秋节是唯一一个有“团圆”意味的中秋节。对比而言，你看西方人就很少讲团圆，他们更多讲个人主义，讲社会契约。中国人是以家为主导，很多人只要离开家，就开始想家了。但在其他文化中，外出漂泊闯荡有的并不被理解为“离家”，而是“闯荡”。所以中国人总是以“家”为中心在聚集意义，以离家的远近来理解自身的真实处境。“家”通过儒家伦理的巩固就成了对每个人来说变化的月相，但它总是在那里，总会有一个圆满呈现的时刻。这就是中国的中秋节从月相的变化与圆满，过渡为家的远近变化与圆满的一个文化机制。
从古至今，这样一种节日“团圆”当中，它在不断地在巩固家的一种文化，不断地重演团圆这个理念，其实也是不断在重演这样一个儒家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这也是我国的一个特质。
这个时代，中秋节越发像“消费日”
齐鲁壹点：在您看来中秋节在今天，有了什么新的特征？
王丁：实际上现在的中秋节，通过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比如“天价月饼”也能看出来，某些时候这个节日越发变成了一个消费节日。
可以说，在现代“买买买”代替了从神话时代开始，所有的节日都有的一个叫做“狂欢”的意义。过去的狂欢比如跳舞啊，游行啊，到现在欧洲还对这种“狂欢”的传统保持得非常好，比如德国人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过一次狂欢节。我们在古代，中秋节这样的大节日，也有大型狂欢活动。
德国狂欢节。
人类要在节日狂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但简单一点解释的话，就是happy，“让自己高兴甚至放肆”，现代人的买买买取代了过去狂欢这种形式。狂欢还有一个可能不被所有人注意，但很重要的点，就是“在今天不理性是可以的”。就是一种让自己就是超脱一下，放松一下，从而获得一种格外的快乐。比如说今天心情不好，我买了一个之前舍不得买的口红，可能就因此获得快乐。
每年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那种新闻，天价月饼啊，大闸蟹券的水分高之类。但是呢，想想为什么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商家也在利用这种心理。
为什么人人爱“过节”？节日是人类的“出厂设定”
齐鲁壹点：节日对人类是一种必需么？
王丁：为什么人类爱过节呢？从另一个角度说，节日像是人类的出厂设定一样的东西。人类的本质就是会自己给自己创造节日的，比如说像非洲一些原始部落，它可能连文字都没有，但只要有那个部落存在，他们就会给自己创造节日。
我们说动物的本能，他们的“出厂设定”跟环境是高度绑定的；但是人类是不一样，人类是可以迁徙到任何环境当中，所以人类需要超越环境制约因素，在自己的观念当中给自己设定一个世界和时间的节奏。
古人喜欢过节，现代人也很喜欢过节，它其实都透露出一个“节点感”。比如说我过元旦、春节的时候，我就感觉，一年过去了，我又可以重新开始。但是如果你从科学或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你没有从新开始对不对，你还是接着向前的。所以说现代人像古代人一样，它需要这种节奏感，给自己一种喘息的机会。要不然我们会活得很累。人是很苦的，我们要经常给自己放假。当我们平时想让自己缓口气，翻新一下，我们也不可能等过年对吧。所以平时可以搞点小的节日，先让自己稍微喘一下。
古人也是跟我们一样，比如在宋代中秋节就是一个很大的假期。
古老的节日在现代，都会有一种“古今之争”
齐鲁壹点：您觉得关于传统节日的“古今之争”还会有怎样的发展变化？
王丁：不只是中秋节，所有延续下来的古老的节日都面临“古今之争”的问题。
传统这个东西，它不仅要主观观念上面认同，它还要一种客观上面生活方式上的认同。一旦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允许我们继续保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那就会产生一些我们所说的问题，比如说老年人会指责年轻人“你怎么不尊重传统节日”“你怎么不过传统节日了”。在有些年轻人心中，一些传统节日的观念可能会变淡。他可能就觉得今天这是个节日，我可以放松开心一下，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节日你叫中秋节也好，你叫端午节、情人节也好，都是一样的。
其实世界各地也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周末去教堂参观做弥撒。老年人就非常虔诚，而一些年轻人嬉皮笑脸的。一些新教的牧师们，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搞得很潮，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来吸引年轻人。
这样一种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张力，现代生活和传统节日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我觉得是一种人类的普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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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丁一
王丁
德国汉学家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8.1-1979.3.5），柏林人，大学就读于柏林东方语言学校（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学习汉语，当时汉语课程的教师为佛克（Alfred Forke，1867-1944）和两位中国教员薛葠（Karl Shen Hsüeh）、曾垂祺（Tsui Chi Tseng）。后转入柏林大学，师从高延（Jan Jacob de Groot，1854-1921）、米维礼（F. W. K. Müller，1863-1930）、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郝爱礼（Erich Hauer，1878-1936）等，主修汉学和汉语，并学习东部突厥语及满语。从1923年起师从福兰阁（Otto Franke，1877-1953），撰写博士论文，1925年以《唐代以前的吐鲁番地区历史沿革》（Das Turfangebiet. Seine äusseren Geschicke bis in die T’ang-Zeit,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N.S. III, 1926, S. 124-166）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口试科目是汉语（主专业）、满语、民族学、哲学（必修副专业）。就学期间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担任米维礼的助理。1926年前往沈阳，接替雷兴（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的职位，担任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附属的满洲医科大学（The Manchuria Medical College）的教师，教授德语、拉丁语，业余从事研究，利用假日时间在东北以及大江南北游历、访古，踏勘山川风土，了解民情国情，同时开始购藏中国古书。
福克司
福克司于1938年转往北京，执教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同时任职于德国学院（Deutschland-Institut，中国方面称之为“中德学会”），经德国外交部认可担任过会长一年（1940-1941）。1941年慕尼黑大学设立汉学教授讲席，向福克司发出聘任邀请，福克司有意接受，但因战事日殷，国际交通困难，未能成行。福克司继续留京任教、研究，居京期间与人合作主编《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使之很快成为一份驰名国际的东方学学术期刊。该杂志还编辑出版《华裔学志丛书》（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在华期间除发表很多论文外，福克司撰写出版的重要著作有：《满文书目与文献考》（1936年）及《补考》（1942年）、《慧超五天竺与中亚行纪译注》（1938年，Huei-ch’ao’s Pilgerreise durch Nordwest-Indien und Zentral-Asien um 726. Sonderausgabe aus den Sitzungsberichten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XXX 1938）、《康熙时代耶稣会士地图集》（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s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ße.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IV. Peking: Fu-Jen-Universität, 1943，又译《康熙皇舆全览图研究》，见于陈垣为该书所书题签）、《朱思本广舆图版本考》（1946年，The “Mongol-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ü-t’u with Facsimile maps dating from about 1555.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VIII. Peking, 1946）。
福克司《慧超五天竺与中亚行纪译注》
《康熙皇舆全览图研究》
福克司是一位善于发现新材料的学者，对满文材料他独具只眼，收获甚多。其他语言材料如乾隆时代新编定的《华夷译语》西洋馆丁种本，便是他于1931年在故宫寿安宫访得，1936年再次前往鉴定，前后两次撰文，将这批珍贵的多语种文献的价值公之于世（“Remarks on a new ‘Hua-i-i-yü’.”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8, pp. 91-97[1-10]. 参李雪涛《〈华夷译语〉丁种本与额哷马尼雅语》，《中国文化》第五十三期，2021年春季号，197-218页。李雪涛《德国汉学家福克司与〈华夷译语〉丁种本之发现》，沈国威、奥村佳代子编《文化交涉と言语接触——内田庆市教授退职记念论文集》，东京：东方书店，2021年，179-196页）。
福克司1961年访问台北南港时与胡适合影（嵇穆摄）
驻京期间，福克司与中国学界的交往面宽广了许多。在一个晚年口述回忆（Wei jiao 21-39）中，他提及的名字有胡适、傅斯年、袁同礼、萧一山等。与赵万里、闻宥、容庚、王世襄，他也有密切的交往。战后季羡林回国后，两人有经常性的交往，见于季的日记。当时住在北京的西方学者很多，其中德国的艾克（Gustav Ecke）、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鲍润生（Franz-Xaver Biallas）、马丁小姐（Frln. Ilse Martin），法国的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石泰安（Rolf Stein），比利时的田清波（Antoon J. Mostaert），美国（主要是哈佛燕京学社的成员）的恒慕义（Helmut Wilhelm）、芮沃寿、芮玛丽夫妇（Arthur Frederick Wright, Mary Clabaugh Wright）、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前文提到的柯立夫等，以及爱沙尼亚人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苏联人齐赫文斯基（Sergej Tichvinskij），这些人都与福克司有密切的交往，其中十余人曾组成一个清史研究的小圈子，经常活动，轮流做东。对供职于《华裔学志》编辑部的方志浵（Achilles Fang），他的评语是“欧中文化结合、很有学问的朝鲜人”，“说着一口流利的希腊拉丁”，“编校文稿，核对译文”，“脾气有点暴躁，时不时喷发一下，但总体而言是一位好同事，为人慷慨大方”（Wei jiao 37）。
可以说，福克司住华的二十一年（1926-1947年）是他的事业辉煌期，就他这一时期的著述成果和学术组织力这两方面来判断，称他为当时德国汉学的第一人也不为过。人到中年，遭逢坎坷。在人生的后半段，福克司回到德国，重新创业。最初阶段因纳粹甄别程序（Entnazifizierungsverfahren）经历过长达数年之久的学术空窗期，其间曾受饥寒之苦、重体力劳动之累，最后于1949年7月14日结束审查，慕尼黑甄别总署（Hauptkammer München）正式做出结论，定性为“免予处罚者（第五类）”（Entlasteter, Gruppe V，Heu, S. 19）。由此福克司重获在公务机关工作的资格，旋即任慕尼黑大学私人讲师，先后在汉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担任代理教授，1956年在他五十四岁之年获得柏林自由大学的正式教职，创建汉学系，1960年转任科隆大学教授，1970年退休。福克司从1954年起与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合作创办并主编东亚研究学术期刊Oriens Extremus（《远东学报》），从1972年起与嵇穆合作主编《科隆大学汉学丛书》（Sinologica Coloniensia）。他编制的《德藏汉文、满文写本与珍本图书总目》作为《德藏东方写本目录》的一卷出版于1966年（Chinesische und mandjurische Handschriften und seltene Drucke nebst einer Standortliste der sonstigen Mandjurica[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Deutschlands, hgg. von W. Voigt, Band XII, 1].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1966）。这个德国汉满籍目录珍本不多（近年对二战损失、失落的德图藏品摸底、编目工作陆续有一些新发现，可以增补福氏的目录），不唯跟英法美等西方其他大藏家相比黯淡逊色，即是与福克司这样的有质有量有特色的私藏来比，也相形见绌。难怪福克司把自己的私人藏书戏称为“敝家老北京国图”（meine alte Pekinger «Staats» bibliothek, Ume 17）。
福克司是出色的汉学家、满学家、地图学家、书志家，学风朴茂，下笔不苟，语言简洁，行文明快。他的论文多系专题考证，短章尤为精彩。他在批评拖泥带水、以假时髦的社科理论词藻虚张声势的学术论文时，曾经引用法国人布丰的名言“文风即人”（Le style, c'est l'homme，Heu 105）。在方法上，福克司谨守欧洲传统东方学以文献研究为依归的客观主义传统，从不涉笔纯理论性的问题，在选题、发掘史料上带有乾嘉学派和日本东洋学（尤其是满蒙研究）的影响，在西方学者中独具风格。福克司以清代研究名家，但入门却在中古中亚研究，这对他后来精研蒙古地图、耶稣会地图无疑是一个坚实的底子。上课方面，他在汉堡大学时期的三门课是：《史记・大宛传》、韩愈文、清初中欧关系（Ume 81）。
对国际东方学界的大宗师伯希和，福克司钦佩无似。他曾对弟子说过，“未能与伯希和促膝论学，为人生一大憾事”。他的挚友、美国学者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 1911-1995）曾在巴黎随伯希和读书，后来在蒙元史有重要建树，某些方面较伯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柯立夫在《元至正二十二年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考》发表后，由哈佛寄送抽印本给在德国的福克司。福克司在回信中写道：“这是一篇杰作，完全可以是出自伯希和本人手笔。”（Ume 41）伯希和的小弟子塞诺（Denis Sinor，1916-2001）在与福克司通信讨论学术之初，就得到福克司的高度赞赏：“大作有马夸特（Josef Markwart, 1864-1930）、伯希和之风。”（Wei jiao 43）塞诺对福克司的伯希和崇拜心中有数，在1973年12月致福克司的信中提出一个特别的请求：希望得到福克司的一张大幅肖像照片，“就挂在伯希和的肖像旁边”，以陈设塞诺本人创立的印第安纳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名人堂（Wei jiao 72）。同道惺惺相惜，取则的标准，无不唯伯希和马首是瞻。对乾嘉学派，福克司有很深的了解，即使在他生活最为潦倒的1949年，自叹“无书居士”的福克司从慕尼黑图书馆借回钱大昕的《潜研堂集》，利用体力劳动的工余时间阅读（1948年11月9日致傅吾康信，BioWF 141）。在教学中，他重视目录学，强调语言基础训练，他的学术常用词是“史料学（Quellenkunde）”“工具（Handwerkszeug）”“下判断时的分寸感”（Fingerspitzengefühl）。这些也是后来他的弟子辈教授们的课堂和聊天时的口头禅，笔者曾有幸与闻，记忆犹新。
福克司在德国的门下弟子有嵇穆（Martin Gimm，生于1930年，科隆大学教授，满文、音乐史专家）、冯孟德（Erling von Mende，生于1940年，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满文、东亚史专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生于1944年，柏林国家图书馆馆员，担任国际标准书号ISBN管理局、国际标准音乐号ISMN管理局局长，书志学、目录学、学术史专家）等。嵇穆认为，福克司是汉学的“柏林科隆学派”的开山之人（Wei jiao 11）。
福克司《清代地图学史料考（一）》（《华裔学志》第一卷第2期，1935年）抽印本，有“雨读斋藏”印（高山杉藏）
福克司还有另一个汉名：福华德，经常见于他的书信签名。有时他写“华德福克司”，相当于他的德文全名。在跟熟人的通信中，他自称“Laofu”（Ume 119）、“伪Fucius”与“Sine-Sina Fucius”，极尽幽默之能事。福克司有斋号“雨读斋”，全称为“晴耕雨读斋”，他在书信中时而署“晴耕雨读老人”（Heu123）。此外他还使用过的“安善楼主人”（Heu, 96）、“安香山人”（Heu, 124）等斋号。初回德国、乞食东西中的他有一次在书信中用德文签名：alter verhinderter Sinologe Fucius（Wei jiao 93），义为“落难老汉学家福夫子”；从大藏书家变为一书不名的寒士，他经常写信向西方汉学家朋友求复本，信末自题“无书居士”（Ume 81），意思苦涩。
福克司在中国时购藏的汉满书籍以及其他语言文字的藏书、期刊，当年未能带走，因为纳粹德国是战败国，福克司又曾担任过中德学会的行政职务，相当于当时所称的“伪职”，其财产包括图书被定性为“敌产”而予以没收。福克司旧藏图书量比较大，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福克司一生单身。传世的是他的学术，其著作目录，见Martin Gimm编Verzeichnis der Schriften von Prof. Dr. Walter Fuchs, Oriens Extremus19 (1972), S. 1-7.补充：Martin Gimm, NachträgezumSchriftenverzeichnis von Prof. Dr. Walter Fuchs. In: Michael Weiers (ed.)，Florilegia Manjurica in memoriam Walter Fuch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2, S. 3-6.
本文引用的四种福克司与友人书札及生平资料集，使用简称如下：
BioWF = Hartmut Walravens, „Zur Biographie des Sinologen Walter Fuchs (1902–1979).“ 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Bd. 177-178 (2005), S. 117-149
Heu = »Heu, me beatum!« Der Kölner Sinologe Walter Fuchs im Briefwechsel mit Wolfgang Franke und Martin Gimm(Sinologica coloniensia 33).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Hartmut Walraven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3（《喂伙计，我很快活——科隆汉学家福克司与傅吾康、嵇穆通信集》）
Ume = Ume heoledere »Vernachlässige (deine Pflicht) nicht: « Der Ostasienwissenschaftler Walter Fuchs (1902-1979). Band II (Sinologica coloniensia 30).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Hartmut Walravens unter Mitarbeit von Martin Gim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1（《勿荒尔业》）
Wei jiao =Wei jiao zi ai为教自爱»Schone dich für die Wissenschaft«. Leben und Werk des Kölner Sinologen Walter Fuchs (1902-1979) in Dokumenten und Briefen(Sinologica coloniensia 28).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Hartmut Walravens und Martin Gim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为教自爱》）
附录：有关福克司生平的材料
福克司去世后，科隆大学发布了讣闻，文稿出自福克司的职位接任者嵇穆教授，由校长署名（Wei jiao 10-11）。译文如下：
科隆大学校长沉痛宣布，汉学系荣休教授福克司博士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去世，事出意外，正值他精神矍铄、勤于笔耕之时。
福克司，一九零二年八月一日出生于柏林。就读东方语言学院和柏林大学期间，从学于高延、福兰阁、米维礼等名师，一九二五年以《唐代以前的吐鲁番地区历史沿革》获得博士学位。从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八年任教于沈阳的满洲医科大学，此后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一九四零年接受中德学会会长之职，同年接到慕尼黑大学新设的汉学讲席教授聘约，因战事原因未能赴任。二战结束后，受到遣返，痛失多年积累的图书收藏，其中汉文、满文图籍为当世欧洲私人收藏中的翘楚，后来他对此仍追怀不已。一九四九至一九五零年福克司在汉堡大学担任代理教授，一九五一年由海尼士教授主持通过教师资格论文。此后四年任职于慕尼黑民族学博物馆。一九五六年以编外教授受聘柏林自由大学，为新设立的东亚研究所建设擘画贡献甚多。一九六零年五月一日受聘科隆大学汉学讲席教授，直至一九七零年定年退休。
福克司是德国汉学上一代的代表人物。多年的驻华经历和深入的旅行，让他得以从容接触当时尚在新旧嬗变之际的中国风土人情，获得传统学问修养。因此之故，他的兴趣特别集中于有清一代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学术旨趣尤其以康乾盛世为主要领域。满文文献与书目是福克司的最大学术贡献，自一九三零年代即领先国际学界，平生不断追寻、完善，洵为世界满学第一人。中国古地图学与版画书籍、汉学目录学、东西交通史及汉学史，也是他耕耘的学术园地。
就学术风格而言，福克司是一位绵密考证大师（ein Meister der präzisen philologischen Methode）。他的著作以细节可靠著名，解释史事，注重以文化传统环境条件为依归。他信奉读书得间之法，善于发掘不为人知的史料，使研究出新而扎实。对仓促形成理论，他慎之又慎；对概而言之，放胆推论，他敬而远之。
作为教师，福克司胜任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个疆土。培养学生，他注重传授工具方法，乐此不倦。对问道的同行，他总是慷慨相告，不吝分享他的经验宝藏。诚恳、好义、乐观、质朴之于性格，爱好条理头绪之于行事，这些方面透露出福克司受中国文化的浸染之深。
科隆大学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学者、友善的同事、广受尊敬的教师。福克司教授的部下、门生弟子、友人，无论校内外，都将永远感念他。
校长 卫乐克（R. Willeke），一九七九年四月二日于科隆
责任编辑：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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