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中赃物是否作为基本证据认定

法律普法百科 编辑：滕颖

毒品犯罪中赃物是否作为基本证据认定,2000年11月17日以来，被告人袁某先后5次在四川西昌、绵阳等地贩卖毒品给邓某、王某，后在绵阳市城郊一居民点贩卖毒品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并现场扣押赃款及交易的毒品。在公安机关，袁某供述了先后5次贩卖毒

2000年11月17日以来，被告人袁某先后5次在四川西昌、绵阳等地贩卖毒品给邓某、王某，后在绵阳市城郊一居民点贩卖毒品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并现场扣押赃款及交易的毒品。在公安机关，袁某供述了先后5次贩卖毒品69.5克。但案件移送起诉后及庭审中，袁对前3次贩毒事实予以否认，且以从不认识邓某为由进行辩解，称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是在他毒瘾发作时，公安人员以给吸食毒品为诱铒，让他在事先写好的笔录上签的字，笔录的具体内容他并不知道。　　合议庭经审理认定袁贩卖毒品罪名成立，依法判处袁有期徒刑十五年。　　评析　　在本案中，对袁前3次贩卖毒品罪名是否成立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意见主张，袁前3次贩毒既无毒品，又无毒资作为定案的依据，且袁又翻供，应不予认定为宜。第二种意见认为：对袁前三次贩卖毒品应予认定，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是：　　首先，在本案中，袁有贩卖毒品犯罪的故意，其吸毒成瘾，又缺少吸食毒品的资金来源，为了解决毒瘾，故铤而走险。　　其次，袁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一是有袁本人先后3次的供述；二是有王某、邓某的证言，证实袁某贩毒的时间、地点、销售价格、收买毒品人等与袁的供述相互吻合；三是有袁的存折，证实袁在2000年11月17日后存款有几次大的进出项，且袁无其他合法收入来源，间接证明了该存款系贩卖毒品所得；四是有王某等人在西昌的住宿登记，证实前3次贩毒发生时，王某确实住宿西昌某宾馆。　　第三，袁某在庭审中翻供，否认自己有前3次的贩毒事实。但根据以下证据可以证实袁的翻供纯属狡辩。一是公安机关第一次询问袁是从2000年12月9日上午9点40分始，下午4点结束，而袁在被公安机关抓获时刚吸食了毒品，其吸食毒品时间，距公安机关首次询问开始不到1小时，不是毒瘾发作周期，毒品对他没有诱惑力。袁称公安机关以吸毒为诱铒骗取其在作好的笔录上签字、盖章的辩解是不客观的。二是他称从不认识参与前3次收买毒品的邓某，但邓某是袁某之母在劳教所的狱友，是袁某5次贩毒的牵线人，邓某在8个相貌不同的人中指认出了袁某，袁某否认前3次贩毒事实的供述应属谎言。　　第四，“两基”方针是当前开展严打的重要政策武器，在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足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应快审快结，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依法从重判处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基本证据包括本人供述、证人证言、赃款、赃物等。但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用作毒品犯罪的赃物即毒品和毒资可作为基本的证据。在毒品犯罪中，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经常采用“少量、多次、流动”的交易手段从事贩毒活动，侦察人员在犯罪现场往往只能发现和查获少量的毒品，大多数所卖之毒品很快被收买毒品者吸食，故除现场抓获以外，很难查获到毒品；毒资也由于贩毒者用于贩卖毒品，很快耗尽，故在其他证据充足，足以认定的条件下，赃物可不纳入基本证据的范畴，否则，对打击毒品犯罪、遏制毒品犯罪、蔓延不利。同时，对于贩卖毒品的认定，是基于贩毒行为的特殊隐蔽性和巨大危险性而作出的，具有实践上的合理性，而且在一些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德国，为了打击日益猖獗的毒品犯罪，在90年代制定的《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就打破了传统的无罪推定和利于被告人原则，只要所谓先遣罪成立，后继罪即被推定，要想免于追究，必须由被告人举证。在袁案中，袁因诈骗、吸毒被劳教，在所外执行期间不思悔改，放纵吸毒，为筹措毒资，不惜以身试法，多次参与贩毒，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均较大，如片面追求“人赃具获”的证据完整，则将使袁前3次的贩毒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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