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判死刑赔偿多少钱，误判死刑的法官会坐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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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判死刑谁负责
4月25日，大河报《看见》记者从知情人处获悉，山西10岁男童被继父和生母虐死案庭审延期，具体原因暂不了解。从24日开始，《看见》记者多次拨打男童生父张先生电话，一直是关机状态。
此前报道，该案将于4月25日在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检方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起诉生母谢某某和继父王某某。
在23日的采访中，张先生多次说心情不好，事发以后，他精神备受打击，记忆力下降，不少事情的细节都想不起来了。他向《看见》记者介绍，他和谢某某婚姻期间育有两子，离婚时，法院判决大儿子由他抚养，小儿子跟了妈妈。张先生说，小儿子侨侨是个活泼开朗的孩子，离婚后，因为谢某某不想让见孩子，就给孩子转了学，有一年多也没见过孩子。孩子在谢某某那边的情况他不知道，但以前没见过谢某某打孩子。
张先生告诉《看见》记者：“希望法律能给孩子一个公道。按我们农村人的说法，杀人偿命，希望判处二人死刑。”
当地警方曾发布警情通报，2023年5月4日，临晋镇居民谢某某向临猗县公安局报案，称其10周岁的儿子张某某5月3日凌晨离家出走，请求临猗县公安局帮助寻找。于当年5月23日找到失踪人员张某某，已确认死亡。犯罪嫌疑人谢某某、王某某被临猗县公安局抓获。
另据媒体报道，该案起诉书显示，被告人谢某某、王某某于2022年2月份登记结婚，在此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二人对其子张某某进行了长期虐待。案发当天，张某某被生母谢某某、继父王某某先后长时间殴打。经鉴定，被害人张某某符合腰背部、臀部、四肢等部位被钝性外力长期反复多次击打致软组织缺血、挫伤、变性、坏死引起肾脏等器官功能减退合并创伤性休克而死亡。检方认为，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并且均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对两人提起公诉。
对于两名被告人涉及的罪名，张先生表示自己曾有异议，觉得应该是故意杀人罪而不是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有何不同？
对此，《看见》记者咨询了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文滔，他表示，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区别在主观和客观表现上均有所不同，故意伤害罪的主观上是意图伤害他人的身体健康，而故意杀人罪的主观上是意图剥夺他人生命，故意杀人在客观上往往表现为使用致命性工具或击打被害人要害部位，而且行为往往没有节制，手段非常凶狠或残忍，故意伤害的行为则相对节制，也不会击打或攻击对方要害部位。
他补充，二者量刑区别很大，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如果给他人造成轻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如果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故意杀人罪的起刑就是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虐待罪，黄律师也进行了相关解读，他告诉《看见》记者，虐待罪主要是指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情形，犯虐待罪的，会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如果虐待致人重伤、死亡的，也仅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只是一般的虐待罪，比如没有造成重伤或死亡的情况，那么就属于自诉案件，也就是说要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自己到法院起诉，公安机关一般不会介入。”黄文滔表示，在实际生活中，未成年人遭父母两方虐待的，其很难去寻求法律救助，相关的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也很难发现和帮助未成年人维权，“比如本案就是一个例子，亲生母亲和继父都虐待孩子，却无人发现，导致被害人长期得不到救助，最后演变成更严重的故意伤害行为，并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陈曼
（来源：大河报·豫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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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判死刑但人已经死了
今天（25日）上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在庭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被余华英拐卖的杨妞花表示，自己紧跟其后提起了上诉。
杨妞花表示，整个庭审过程中，余华英没有抬一次头，手还在时不时发抖。“我见了余华英5次，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她垂头丧气、双手发抖，整个过程中她头没抬一下，我能感觉到她心里是害怕的。”
此次重审是因为发现了余华英遗漏的罪行，经查明，被余华英拐卖的人数增加了6人，共涉及四起案件。重审过程中，更多的案件细节被披露。
余华英，1963年出生，21岁时她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1990年，王加文因犯盗窃罪被判刑，余华英开始外出打工，并结识了龚显良。在此次追加起诉的的四起案件中，其中有两起，为余华英与龚显良共同实施，另外两起是余华英与丈夫王加文共同实施。
余华英案重审追加犯罪事实一：
拐卖谌江华、谌江海案件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1993年2月28日，被告人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已故）在贵州省安顺市熙郊公园附近以带被害人谌江华、谌江海去游戏机室玩游戏为由，将谌家二兄弟从安顺带至贵阳。
因认为谌江华年龄较大不好卖，就将其安排在贵阳的一家游戏机室打游戏，将谌江海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以3500—4500元的价格卖给当地一户人家。
因余华英放弃了对哥哥谌江华的拐卖，检察机关建议以“拐卖儿童犯罪中止”定罪量刑。而对于案件的亲历者、被害人谌江海来说，公诉机关查明的这一犯罪事实的每一个情节，都有着刻骨铭心的回忆。
“我想念父母，想念哥哥，没有记忆就是没有痛苦，有记忆才有痛苦。后来，连妈妈的模样也记不清了，记不清楚家在哪，叫什么名字，父母叫什么，我怎么能找到家，像大海里捞针。我恨自己什么也不记得。”
长大后，在家人的帮助下，谌江海开始采血、比对DNA、加入寻亲群。2023年11月，经过比对，谌江海终于找到了身在贵州的家人，并已与家人团聚。
余华英案重审追加犯罪事实二：
拐卖王艳龙、王能能案
公诉机关指控：1994年10月7日，被告人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安顺市西秀区汪家山附近，趁被害人王艳龙、王能能两兄弟无人看管之机，以带两兄弟去买好吃的为由，通过先乘坐汽车至贵阳后转乘火车，将王家两兄弟从安顺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
张荣仙是王艳龙、王能能兄弟俩的亲生母亲，案件重审时，她就坐在庭审现场，对余华英以3500元和4000元的价格，卖掉她的亲生骨肉这一情节，感到痛心不已。“这让我与亲生骨肉分离了整整30年。这30年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度过的。”
当年，张荣仙的丈夫在两个儿子被拐走后，精神上遭受了巨大打击，曾两次跳河轻生，虽被好心人救起，却始终走不出来，频频借酒消愁，最终导致重疾卧床，只剩张荣仙一人在打工之余，带着海报到全国各地奔走寻找儿子。
张荣仙说：“直到现在，我梦到的都是他们小时候的模样，我没有看到他们长大。”
2023年，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张荣仙陆续寻回了失散三十年的两个儿子。遗憾的是，她的大儿子至今还未与她相认。但张荣仙觉得，孩子一定有自己的苦衷。三十年，留给这一家人太多的伤痛，张荣仙愿意给孩子时间，也盼望着有一天，她不是在梦里，而是能当面与孩子说说话，听孩子讲讲离别三十年的经历。
余华英案重审追加犯罪事实三：
拐卖李聪案
此次追加起诉的四起案件中，有两起与余华英的丈夫王加文相关。
1990年，王加文因犯盗窃罪入狱，1992年脱逃，脱逃期间，王加文与余华英取得联系，多次实施了拐卖儿童的行为。卿素华的儿子李聪就是其中之一。
2023年9月，王加文被抓捕归案，目前已另案处理。
案件重审现场，卿素华了解到儿子李聪被拐的更多细节。2002年2月21日，王加文在云南大理李聪家的住处，趁李聪无人看管，将他带至大理下关镇新桥附近交给余华英，余华英乘坐火车将李聪带至河北省邯郸市贩卖。
卿素华回忆，李聪失踪不久后，王加文也搬家了。从此以后，卿素华一直没有停止寻亲的脚步。直到王加文落网，卿素华才在警方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失散了22年的儿子。
余华英案重审追加犯罪事实四：
拐卖陈才勇案
公诉机关指控，2003年12月8日，王加文在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陈才勇家附近，把陈才勇拐带至昆明火车站与余华英汇合后，二人一起乘坐火车将陈才勇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以4000—5000元的价格将陈才勇卖给当地一户家庭。王加文现已另案处理。
截至目前，在余华英案件中，共有来自12个家庭的17个孩子被拐卖，他们日日夜夜承受着骨肉分离之痛。重审余华英案，查清案件事实，既是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也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一种抚慰和补偿。
综合《法治在线》
总台央视记者/张李彬 赵岩 庞海波 信宇 张译丹
来源： 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误判死刑国家赔偿
近日，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官方公众号“交通言究社”发布了《智慧领航，安全护航——智能网联汽车辅助驾驶功能使用须谨慎》文章，强调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人需谨慎使用。
文章表示，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GB/T 40429-2021），驾驶自动化分为0至5级。0-2级为辅助驾驶，驾驶人是责任主体；3-5级为自动驾驶，系统是责任主体。目前，国内量产车辆的辅助驾驶系统大多处于2级，尚未达到3级及以上。
文章强调，驾驶人使用辅助驾驶时， 需清楚当前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仍处于“人机共驾”阶段，不能完全依赖系统。驾驶人应熟悉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操作方法，全程保持对路况的监控，不得“脱手脱眼”。在恶劣天气、道路施工、系统异常等情况下，应关闭辅助驾驶功能。
并且，车企应帮助新用户熟悉辅助驾驶功能的使用方法，减少因误用导致的事故。企业不得夸大或误导宣传辅助驾驶功能，避免驾驶人误以为车辆具备自动驾驶能力。
在法律法规方面文章强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若车企通过广告或宣传材料虚构、夸大辅助驾驶功能（如将2级辅助驾驶描述为 “自动驾驶”），误导消费者购买，市场监管部门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对虚假宣传行为处以广告费用5-10倍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若虚假宣传造成严重后果（如引发交通事故致人伤亡），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可对责任人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关于驾驶人滥用辅助驾驶的相关法律责任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机动车驾驶人始终对车辆运行安全负主体责任。当前我国道路通行环境下，市面量产汽车仍处于2级辅助驾驶阶段，系统仅提供有限的辅助驾驶功能。
因此，驾驶人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必须持续履行观察路况、预判风险和及时接管的义务。若驾驶人在辅助驾驶功能激活期间未尽上述义务，存在“脱手脱眼”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认定其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并记分。
一旦因此类行为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将承担主要责任，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若事故导致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还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不仅如此，文章指出，对生产、销售者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智驾神器”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如干扰车辆安全监测系统），若造成严重后果（如交通事故致人伤亡），生产者和销售者可能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销售金额50%至2倍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如多人伤亡），刑期可至5年以上有期徒刑，罚金同上。
若设备设计或宣传直接诱导驾驶人脱离监管（如 “解放双手”“免接管”），导致重大交通事故，可能被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最高可判处死刑。
最后，关于驾驶人酒后使用辅助驾驶的相关法律责任方面，文章表示，驾驶人在明知自身因醉驾等原因导致风险控制能力下降，且车辆的情况，仍然放弃驾驶责任，放任不具有自动驾驶能力的车辆自主行驶，具有充分的社会危害性，既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3款规定的分心驾驶行为，亦属于酒后驾驶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帮助处于醉酒状态的驾驶人设定终点、启动车辆、规避驾驶员监控系统（DMS），再由辅助驾驶汽车根据预先设定好的线路行驶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在明知驾驶人处于醉酒状态，且不会对车辆进行驾驶的情况下，仍然为其设定路线、启动车辆，实质上纵容并帮助了车主实施分心驾驶、醉酒驾驶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应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潇湘晨报记者胡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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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岁少年误判死刑
4月20日，受害者家属告诉记者，广西来宾男子用射钉枪杀害夫妇案宣判，被告人被判死缓。
受害人儿媳称，2023年12月何某某幻想她公公婆婆“做法”，持射钉枪杀害她公公和婆婆。
2025年3月底，法院一审判决何某某构成故意杀人罪、非法制造枪支罪，鉴于何某某作案时属于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有自首情节，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4月16日，来宾市检察院向广西高院提起抗诉，认为量刑不当，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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