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兵待遇政策，研究生当女兵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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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兵待遇好还是男兵待遇好
“你说，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老叶的声音低低的，透着一丝叹息。
屋里的光线有些暗，我低头翻着一本老相册，手指顿在一张老照片上。
照片已经泛黄，边角卷了起来，模糊的影像里站着几个穿军装的人。
我盯着照片，眼前却浮现出了那个冬天的雪，还有他推着轮椅的身影。
那年，我才十六岁。
1970年的冬天特别冷，冷得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刮一样。
家里的炕早就烧不起了，屋里冷得跟冰窖一样。
征兵通知送到村里的时候，我妈正坐在灶台边往锅里添柴。
她听了一会儿，抬头看了我一眼：“去吧，当兵吃得饱，也能给家里减轻负担。”
她说得轻描淡写，可我知道，她是下了狠心的。
家里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地里的粮食每年收成都不好，弟弟妹妹们饿得脸色发黄，家里连吃顿饱饭都难。
临走那天，村口围了不少人，乡亲们都说：“小张啊，去了部队就争口气，别让家里人操心。”
我妈站在人群后头，手里攥着一条围巾，眼神一直追着我。
上车的一瞬间，我回头看她，正好看到她抬手擦了一把脸上的泪。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心里跟针扎一样疼。
可我不敢回头再看她，怕看一眼我就下不了决心走了。
新兵连的日子，苦得像嚼生姜。
每天五点起床，跑步、站军姿、练队列，拳头磨破了，脚底起泡了，谁也不敢喊一句累。
晚上回了宿舍，脱下鞋，袜子里全是血泡，几个女兵坐在炕上抹眼泪，可我硬是没哭。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活儿再苦，我也得撑下去。
四十多天后，我和几个女兵被分到团医院，开始护理培训。
那时候的我们，谁都没见过针管，第一次摸针头的时候，手抖得像筛糠。
扎假人胳膊都扎得歪歪扭扭，班长看着直摇头：“小张啊，你要是扎病人，这胳膊还不得废了？”
我脸一红，咬着牙天天练，胳膊上扎得青一块紫一块，最后竟练到闭着眼睛也能扎准。
半年后，我被分到外科，当了一名卫生员。
那年，我十七岁。
外科的病房总是挤满了人，走廊里也站着病人和家属，满耳朵都是说话声、咳嗽声，还有孩子的哭声。
空气里混着消毒水和药味儿，呛得人头疼。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拖地、擦床、送饭，白天跟着医生查房，晚上还要值夜班，忙得脚不沾地。
可我不觉得累，心里反而踏实。
那时候，我们女兵的津贴是每月6.7元，比男兵多0.7元。
有个男兵开玩笑说：“小张，你们女兵待遇不错啊。”
我笑着回他：“那你跟部队说说，下回生个女儿。”
心里却清楚，这0.7元是生活补贴，买牙膏香皂就花得差不多了，哪算什么待遇好。
1972年春节前，医院组织了文艺演出队，去病房给战士们表演节目。
我被选去唱《映山红》。
那天，病房里挤满了人，我站在中间唱，唱到一半，看到几个战士眼眶红了。
我差点跑了调，强忍着唱完。
后来，一个战士对我说：“小张，听你唱歌，像回家了一样。”
听完这话，我心里酸酸的，却觉得特别满足。
可热闹的日子没持续多久，命运就给了我一个措手不及的转弯。
1973年春天，我被调去护理一个叫林政的病人。
他是某部的排长，因一次事故导致高位截瘫，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
第一次见他，他躺在床上，眼神空洞得像没了灵魂。
我端着饭进病房，轻声叫他：“林排长，吃饭了。”
他没看我一眼，冷冷地说：“拿走。”
我愣了一下，说：“不吃饭怎么行？身体要紧。”
他突然笑了一下，声音低得像呢喃：“身体？这副身体还能干什么？我是个废人。”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心里堵得慌。
班长看着我发呆，拍拍我的肩：“小张，这种人，心里苦啊。咱们能做的，就是陪着他，让他觉得还有人在乎他。”
从那以后，我每天多待在他的病房里。
开始时，他不理我，我也不气馁，坐在床边跟他说些家常。
一次我讲村里谁家的猪拱了地，他听着，嘴角竟咧出一丝笑。
有一天，我推着轮椅带他去走廊透气。
他盯着窗外的树，突然问我：“小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愣了一下，脱口而出：“因为你是战士啊。”
他没再说话，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眼眶微微泛红。
渐渐地，他的情绪稳定了些，开始学着用双手操作轮椅。
我心里想着，他总算看到一点希望了。
可谁知道，1974年，他突然告诉我，他要出院回家。
我问：“你还没好，回去干什么？”
他笑了笑，说：“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送他走的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背影消失在晨雾里。
那一刻，我心里空落落的，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没说出口。
1975年，我已经是五年兵了，津贴涨到了15.7元。
那年的冬天，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医院的屋檐都被压得快塌了。
一天晚上，我值班时接到电话，说有个病人要转院。
救护车停在医院门口，我看到担架上的人，竟然是林政！
他的脸瘦得没了人样，呼吸微弱得像风一吹就散。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忙跟着医生把他推进抢救室。
原来，他回家后，为了不拖累家人，瞒着所有人去了外地打工，结果劳累过度，病倒了。
抢救室外，我一遍遍回想着他的背影，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
他醒来后，看着我，嘴唇微微动了动：“小张，对不起。”
我眼眶一下子红了：“你傻啊！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他低下头，声音低得像叹息：“我没脸见你们……我是个累赘。”
我握住他的手说：“林政，你是战士，战士永远不会是累赘。”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些。
但医生说，他再也不能做重活了。
这次，他没提回家的事，只是每天安静地坐在病房里，看着窗外发呆。
有一天，我推着轮椅带他去院子里。
他突然问我：“小张，如果我没出事，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
我没回答，只是笑了笑：“林政，咱们都得往前看，不是吗？”
1976年春天，他出院了。
临走时，他递给我一封信，说：“小张，谢谢你。这封信留着吧。”
我接过信，看着他消失在人群里，最后还是没忍住，眼泪掉了下来。
信里是一首诗，最后一句是：“来生若有缘，愿为并肩人。”
后来，我转业到地方医院，再也没见过他。
“你说，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老叶看着窗外的雪，语气平静却意味深长：“小张，这辈子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只有对得起自己就够了。”
我点点头，把那封泛黄的信折好，放回老相册里。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像四十年前的那场大雪，又回来了。
女兵待遇多少一个月
＂喂，林娟，醒醒，今天又要献血了，血库告急啊！＂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班长李翠华焦急的脸。
朦胧中，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70年12月18日，刚满十六岁的我应征入伍。
那时候我叫林娟，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农村姑娘，初中刚毕业就当了兵。
回想起来，那年冬天可真冷啊，北风呼啸着穿过军营，把树枝都吹得咯咯作响，可我心里头却热乎乎的，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爹妈本来不同意我去当兵，爹说女孩子就该在家帮忙，等着找个好婆家，可我就是倔，非要去闯一闯外面的世界。
＂闺女，你这是要跟家里断绝关系吗？＂临走那天，爹红着眼眶问我。
＂爹，我不是要跟家里断，我是想为国家做点事，等我立了功，您和娘就能抬起头来了。＂我忍着眼泪说。
当兵前，我从没离开过家，坐在去军营的卡车上，望着远去的家乡，心里既兴奋又害怕。
经过四十多天的新兵训练，我和三十多名女兵一起被分到了松山师医院。
咱们这批女兵中，年龄最大的二十岁，最小的才十五岁，平均年龄不到十八岁。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那时候我们穿着肥大的军装，瘦小的身板裹在里面，活像几个挂着军装的竹竿。
早上集合时，班长老是说：＂你们几个能不能挺起胸膛？站没站相，走没走样，这哪像个军人啊！＂
不过别看我们年纪小，经过训练后，一个个都像模像样的，从懵懂少女变成了合格的战士。
到了医院后，我被分到护训队继续学习。
那半年真是累啊，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晚上十点多还在背医学知识，手上的针眼密密麻麻，可我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学习。
记得有次学打针，我把手背都扎肿了，疼得直掉眼泪，宿舍的张小梅劝我：＂林娟，要不你休息一下吧？＂
＂不行，我得练好，万一到了病房扎不好针，病人多疼啊！＂我咬牙继续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考试中总是名列前茅。
1971年9月初，我正式成为外科的一名卫生员，那年我才十七岁。
刚开始当卫生员时，每月津贴是6.7元，比男兵多了0.7元。
＂哟，林娟，你们女兵待遇不错啊，比我们还多钱！＂男兵老王逗我。
＂那是，女兵就是比你们值钱！＂我骄傲地回答，其实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挣钱了，能给家里减轻负担了。
后来才知道，这多出来的钱是咱们的卫生费补贴。
那点小钱在现在看来不值一提，可在当时，那可是我的骄傲啊！
我把第一个月的津贴几乎全部寄回了家，只留了一块钱买了牙膏和肥皂。
收到家里回信时，娘写道：＂闺女，你自己留着用吧，别苦了自己。＂
读着读着，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心想着什么时候能多挣点钱，让爹娘过上好日子。
那时候，咱们医院的卫生员工作可忙了。
每天早上六点就得起床，扫走廊、拖地、整理病房，忙得脚不沾地。
医院的地面是水泥的，每天拖地都要弯着腰，用力搓洗，手上常年都是红肿的。
冬天特别苦，医院的暖气不足，水冰凉冰凉的，拖完地手指头都冻得发紫，可没人叫苦叫累。
有一次真是好笑，夜里班长看错了时间，以为已经五点半了，一声吼把我们全都叫醒了：＂完了，睡过了！＂
我们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头发也不梳，就往病房跑。
外面还黑漆漆的，星星闪烁着，冷风直往脖子里钻，可我们顾不上，一路小跑着去医院。
到了那儿，值夜班的护士姐姐笑着说：＂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现在才三点多呢！＂
＂啊？才三点多？＂我们面面相觑，一下子都笑出了声。
＂班长，你该配个眼镜了！＂张小梅打趣道。
＂我这不是怕误了工作嘛！＂班长有点尴尬地挠挠头。
这事成了我们班组的笑话，可也说明大家多负责。
你想啊，明明可以回去再睡两小时，可没人这么做，大家干脆多干点活。
＂反正睡意全无了，不如多为战友们做点事。＂我一边擦床头柜一边想。
这就是军人的担当！
1972年春节前，医院在咱们卫生员中挑选十人组成文艺队，下到各个病房给战士们表演。
我因为会唱几首歌，也被选上了。
那阵子忙得很，白天正常工作，晚上还要排练，常常到深夜。
可看到战友们期待的眼神，再累也值得。
过年那天，我们穿上崭新的军装，拿着自制的道具，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地去表演。
记得我唱的是《红梅赞》，唱完后，一个腿部受伤的战士含着泪对我说：＂小林，你这歌唱得真好，让我想起了家乡的梅花。＂
＂你是哪里人啊？＂我好奇地问。
＂江南人，家乡这时候梅花开得正好。＂他眼中闪烁着思乡的泪光。
＂等你伤好了，明年就能回家看梅花了。＂我安慰他。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不只是在照顾他们的伤口，还能安慰他们的心灵。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医院也向当地乡亲们开放。
他们大多是穷苦人家，来看病时都带着干粮，大多是糙米饭、咸菜，很少见到白米饭。
医院前的小广场上，经常能看到农民们席地而坐，吃着带来的干粮，等着看病。
他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风吹雨淋的脸上布满沧桑，让人看了心疼。
记得1972年4月的一天中午，阳光明媚，我和战友们推着饭车给病人分饭。
医院的走廊窄窄的，饭车经过时总会引来不少目光。
有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胳膊上打着石膏，站在饭车旁，看着我们盛的白米饭，小声地对他爸爸说：＂爸爸，我要吃那个白饭，我要吃那个白饭。＂
他爸爸神情尴尬，赶紧拉他走：＂别胡说，那是给病人吃的。＂
我心里一下子揪紧了。
这孩子大概从来没吃过白米饭吧？
看他那渴望的眼神，真让人心酸。
我偷偷地用勺子把桶底的米饭刮了一碗，递给了他：＂小朋友，这是给你的。＂
孩子接过碗，眼睛亮晶晶的，像得到了什么宝贝。
看着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心里既欣慰又酸楚。
＂林娟，你这样会被批评的！＂同宿舍的张小梅悄悄对我说。
＂没事，反正也是剩下的，扔了多可惜。＂我笑着回答，心里却暗自决定，多省点津贴，下次看到这样的孩子，给他买点鸡蛋。
那时候，一个鸡蛋才四分钱呢！
1973年的一天，天气闷热，我永远都忘不了。
一个三岁的小男孩被送到了我们医院，诊断是＂结核性脑膜炎＂，情况危急。
那孩子脸色苍白，眼睛都不能聚焦了，小小的身体在病床上不停抽搐。
他妈妈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医生，求求你们救救我儿子啊！＂
＂快，准备抢救！＂张主任大喊一声。
病房里瞬间忙碌起来，医生护士们奔走相告，准备抢救设备。
就在医生准备给孩子做胸外按压时，发现钢丝床没有铺板，按压根本没法进行。
那一瞬间，大家都傻眼了，病人危在旦夕，可设备条件跟不上。
危急时刻，我的战友王建军二话不说，钻到了床下，用自己的身体顶住钢丝床，让医生能够有效地按压。
＂王建军，你这样会受伤的！＂我担心地说。
＂别管我，救孩子要紧！＂他咬着牙回答，脸涨得通红，汗水从额头滚落。
抢救持续了近一小时，王建军一直在床下顶着，即使手臂已经被钢丝勒出了血痕，他也没有退缩。
虽然我们竭尽全力，还是没能救回那个孩子。
看着他父亲抱着孩子默默离开的背影，沉重得像一座山，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尽我所能帮助更多的人。
那晚，我们宿舍没人能睡着。
王建军的手臂上满是伤痕，我帮他涂药时，他却说：＂我恨自己没用，如果我力气再大点，顶得再稳点，孩子是不是就能救回来？＂
＂不是你的错，咱们尽力了。＂我安慰他，心里也在责备自己为什么没能做得更好。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战友开始攒津贴，买些鸡蛋、生活用品送给特别困难的乡亲。
当时第四年兵的津贴才10.7元，除去买些必需品，剩下的我都攒了起来。
有一次回家探亲，爹看到我瘦了一圈，心疼地问：＂闺女，是不是津贴不够用，把自己饿瘦了？＂
＂没有，爹，部队伙食好着呢，我这是忙的。＂我笑着岔开话题，没好意思说自己把钱都省下来帮助别人了。
1974年的一个夏夜，闷热的空气里带着雷雨的预感。
我刚值完夜班，正准备休息，医院忽然警报响起，一辆军车呼啸而来，送来了一位重伤的战士。
他在演习中不慎受伤，大出血，情况十分危急。
病房里乱作一团，医生护士们忙碌穿梭，仪器的滴滴声和急促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
＂血库告急，现在需要O型血！＂刘护士长大声喊道，声音中带着焦急。
＂我是O型血！＂我第一个举起了手。
其实在此之前，我从没献过血，心里有点发怵，但看到战友生命垂危，哪还顾得上害怕？
＂林娟，你刚值完夜班，要不就别献了？＂张小梅担忧地拉住我。
＂没事，我身体好着呢！＂我坚定地说，卷起了袖子。
献血室里，我躺在简陋的床上，看着鲜红的血液从自己手臂流出，心里有种奇怪的满足感。
那天晚上，我和另外几个战友一共献了1500毫升血，我一个人就献了400毫升。
救援很成功，那位战士终于脱离了危险。
可谁知道，我因为失血过多，直接晕倒在了值班室。
醒来时，我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看到医院领导和战友们围在床边，脸上都是担忧的表情。
＂小林，你这孩子太拼了！＂医院领导叹气道。
医院检查发现我有轻度贫血。
领导严肃地对我说：＂小林，你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献血了，以后这种事别参加了。＂
我点点头，心里却不以为然。
在我看来，自己的一点不适算什么呢？
能救人一命，值了！
从那以后，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战友秘密组建了一个小组，我们把它叫做＂红烛连心计划＂。
每当有紧急情况需要献血时，我们就会偷偷地去。
战友们都替我保守秘密，每次我献血后，他们就轮流替我值班，让我有时间恢复。
＂林娟，你这样对身体不好。＂张小梅担心地说，她看着我越来越苍白的脸色。
＂没事，我这不是好好的嘛！＂我笑着回答，把自己的疲惫藏得严严实实，＂咱当兵的，不就应该随时准备为别人付出吗？＂
那段时间，我经常感到头晕目眩，爬楼梯都会喘，可我从不声张。
有次查房时，我突然眼前一黑，差点摔倒，幸好被王建军扶住了。
＂林娟，你到底怎么了？＂他严肃地问。
＂可能是没休息好。＂我随口搪塞。
＂你是不是还在偷偷献血？＂王建军盯着我，＂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就献了几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什么大不了？你看看你，脸色像纸一样白！＂他生气地说，＂你这样不是帮忙，是添乱！＂
他的话让我愣住了，是啊，如果我倒下了，反而会给大家添麻烦。
就在我反思自己行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传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精神感动了上级，1975年11月底，我终于提了干，成了一名护士。
那时每月津贴增加到了15.7元，我可高兴坏了。
提干那天，我兴奋地给家里写信：＂爹娘，我提干了！以后每月有15.7元津贴，我能帮上你们了！＂
收到回信时，爹写道：＂闺女，你争气了！爹娘在村里头都抬起头来了，都说林家有个好闺女在部队当干部了！＂
读着这封信，我眼睛湿润了，这么多年的坚持，总算没白费。
提干后，我负责带教新来的卫生员。
有一天，医院来了个新的军医，听说是军医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正巧那天我在配药室整理药品，听见背后有人叫我：＂林护士。＂
我转身一看，竟然是那个当年我们抢救过的重伤战士！
＂你是...＂我努力回忆着。
＂郑远山，还记得1974年那个夏夜吗？＂他微笑着问。
我一下子愣住了，脸有点发烫：＂记得，你现在好了？＂
＂多亏了你们，特别是你。＂他认真地说，＂医院里都传遍了，说你为了救我，献了那么多血，还差点晕过去。我这条命是你们救的。＂
＂哪有那么夸张，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有点不好意思。
＂所以我决定学医，能救人的感觉一定很好。＂郑远山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看着眼前这个精神抖擞的年轻军医，很难想象他曾经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
＂欢迎你回来！＂我由衷地说。
之后，我和郑远山成了很好的战友。
他经常帮我解决工作中的难题，我也会给他介绍医院的情况。
我们一起组织医疗队下乡为乡亲们看病，把＂红烛连心计划＂发展成了＂红烛爱心基金＂，用自己的津贴帮助那些特别困难的乡亲。
有一次下乡，天公不作美，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的医疗队被困在了一个小村庄。
雨水顺着破旧的屋檐滴落下来，屋内潮湿阴冷。
＂这可怎么办？还有很多病人等着看呢。＂我担忧地看着窗外倾盆大雨。
＂继续看吧，我们不能让乡亲们失望。＂郑远山说。
就这样，我们在简陋的村委会办公室里，用蜡烛照明，继续为乡亲们看病。
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医生，救命啊！我爹突发心脏病了！＂
我和郑远山对视一眼，立刻拿上急救箱冲进雨中。
雨水打在脸上生疼，泥泞的小路让人寸步难行，可我们顾不上那么多，跟着那个年轻人一路狂奔。
到了病人家里，只见一个老人躺在床上，脸色发青，呼吸微弱。
郑远山立即进行检查和急救，我在一旁配合。
经过一番紧张的救治，老人终于脱离了危险。
＂谢谢医生，谢谢护士！＂老人的家人感激地说，要给我们鞠躬。
＂别这样，这是我们的职责。＂我拦住他们。
回去的路上，郑远山忽然问我：＂林娟，你还记得当初为什么当兵吗？＂
＂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想让爹娘过上好日子。＂我回答。
＂那现在呢？＂他看着我，眼神真诚。
＂现在...我想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我笑了，心里豁然开朗。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有一次下乡，我们碰到了那个曾经想吃白米饭的小男孩，他已经长大了不少。
看到我们，他激动地拉着他爸爸说：＂爸爸，就是这个阿姨，当年给我白米饭吃的阿姨！＂
我心里暖烘烘的，这孩子还记得我呢！
他爸爸不好意思地说：＂那年多亏了你们啊，孩子的胳膊伤得重，要不是你们，现在怕是残了。＂
＂现在好了吧？＂我蹲下来摸摸孩子的头。
＂早好啦！＂孩子自豪地挥挥胳膊，＂我现在上学了，老师说我字写得好！＂
当我们离开时，那孩子拉着我的手说：＂阿姨，我长大也要当医生，救人。＂
＂好啊，阿姨等着你来当医生！＂我笑着回答，心里满是希望。
1985年底，在大裁军的浪潮中，我脱下了军装，转业到了青山市人民医院。
离开部队那天，我站在军营门口，久久不肯离去。
十五年的军旅生涯，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林娟，车要走了。＂郑远山提醒我，他也转业到了同一家医院。
＂嗯，走吧。＂我擦干眼泪，挺直腰杆，向前走去。
虽然环境变了，但我的初心没变。
我继续在医护岗位上默默耕耘，直到2014年退休。
退休那天，医院举行了一个小型欢送会。
让我惊讶的是，会上出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那些年轻时我们帮助过的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们。
更让我感动的是，那个曾经想吃白米饭的小男孩，现在已经成了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
＂林阿姨，我实现了当年的诺言。＂他激动地说，＂是您点燃了我心中的那盏红烛。＂
听到这话，我眼睛湿润了。
四十多年的医护生涯，我只是做了一个医护人员应该做的事情，没想到却影响了这么多人。
会上，院长宣布将设立＂林娟红烛基金＂，专门用于资助贫困患者。
＂林护士四十多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医者仁心。＂院长动情地说。
我站在台上，望着台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心里满是感动。
＂我没什么本事，就是想用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真诚地说，＂如果这能带给大家一点光亮，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现在，我已经退休多年，但每当看到身边年轻的医护人员忙碌的身影，我就会想起自己当年穿军装的日子。
那段岁月虽然艰苦，却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有时候，我会梦见自己还是那个年轻的卫生员，穿梭在医院的走廊上，为病人端水送药。
醒来后，会有一阵莫名的怀念。
＂林奶奶，您还记得当年的＇红烛连心计划＇吗？＂一次聚会上，已经是医院院长的郑远山问我。
＂当然记得！那时候年轻，不知道害怕，只想着能多救一个人。＂我笑着回忆，记忆中那些难忘的面孔又浮现出来。
＂现在医院里的年轻人建立了＇红烛志愿者协会＇，就是受您当年的启发。＂郑远山告诉我，＂您点燃的那盏红烛，一直在照亮着后来人。＂
听着这些话，看着这些年轻人，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传承。
那天聚会后，我回到家，翻开了尘封已久的老相册。
泛黄的照片里，是一群穿着军装的年轻人，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
那时候的我们，无忧无虑，满怀理想，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心里却充满阳光。
照片下面，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当年的梦想：做一名好护士，救死扶伤。
简单的几个字，却是我一生的坚守。
虽然我已经退役三十九年，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十五年的部队医院生涯，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医护人员的分量；十五年部队医院生涯，我在打不完的针，发不完的药，走不完的长廊中，也懂得了＂白衣天使＂的真正含义。
白衣大褂衬着永不褪色的绿军装，那是我最青春、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
我点燃的那盏红烛，原来一直都在，从未熄灭。
＂喂，林娟，醒醒，今天又要献血了，血库告急啊！＂
2年女兵待遇
＂听说小雯已经考上军校了？＂李班长的一句话让我放下了手中的武装带，抬起头，有些惊讶地看向她。
我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那个山区的小姑娘。
＂真的吗？她才多大啊，这么快就考上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千真万确，她托人带信来，特意问候你呢！＂李班长笑着递给我一封信。
1969年12月，我刚满十五岁就应征入伍了。
那时候正赶上国家大力发展通信事业，我怀着对军营的向往和对绿军装的向往，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家里人原本不同意，特别是我奶奶，一直拉着我的手说：＂小梅啊，你才十五岁，连姑娘家的事都不懂，咋能去当兵呢？＂
我倔强地回答：＂奶奶，我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再说了，当兵能学本事，以后回来也能找个好工作。＂
就这样，我带着家人半信半疑的目光，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通往军营的路。
因为年龄小，我整整当了八年兵，直到1978年3月，二十三岁时才退伍回地方。
当兵第一年，每个月的津贴才6.8元，到退伍时已经涨到每月38元，差不多快赶上一名排级干部的工资了。
那个年代，能在部队待八年还拿这么高津贴的老兵，确实不多见。
记得刚到四九二通讯连报到那天，连长孙德忠是个四十出头的老军人，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岁月刻进去的。
他看着我的档案，笑着说：＂小杨啊，你这年纪在我们连里可算是最小的了，刚脱离了＇黄毛丫头＇的称号啊！＂
我有点紧张地立正，大声回答：＂报告连长，杨小梅一定会好好训练，不给连队丢脸！＂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觉得声音有点发抖。
那时候，我们女兵连平均年龄才十六岁，一群懵懂少女就这样开始了军旅生涯。
初到军营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
部队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45元，饭菜十分单调，通常一顿饭只有一个菜。
土豆、白菜、萝卜轮番上阵，吃到后来，看见萝卜都能闭着眼睛说出它被切成了什么形状。
我们这群小姑娘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能吃上饺子和大包子，那是逢年过节才有的＂待遇＂。
炊事班的张师傅最有意思，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满脸褶子笑起来像个核桃。
大白菜在他手里变化多端，横着切叫＂炖白菜＂，竖着切就成了＂醋溜白菜丝＂，切成小丁就是＂五丁白菜＂。
＂张师傅，今天又是白菜啊？＂我们经常这样打趣他。
＂小同志们，这可不是普通白菜，这是＇今日特供白菜＇！＂他总是笑呵呵地回答，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苦中作乐。
为了改善伙食，我们连队在炊事班宿舍后面开辟了小菜园。
每到开春，晚饭后小菜园就热闹起来，冬天积攒的活力仿佛一下子爆发了。
我们扛着锄头，拿着铲子，翻地、上肥、播种，田间充满欢歌笑语。
有时候几个人蹲在地里播种，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说说家乡的事，说说自己的梦想，天色渐暗也不觉得累。
干旱时节最辛苦，我们得挑水浇菜。
连队水井离菜地有一段距离，需要挑着水桶走一段坡路。
刚从城里来的女兵大多不会挑水，我第一次尝试，左摇右晃，水全洒了。
＂哎呀，小梅，你这是在给路面洒水降温呢？＂战友笑着打趣我。
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谁让咱是城里姑娘，连水都不会挑。＂
经过老兵们的指导和自己的反复练习，我终于掌握了挑水的诀窍，腰板挺直，步子不能太大，重心要稳。
尽管如此，满桶水挑回来有时候还是只剩半桶。
年轻的我们从不抱怨，总是笑嘻嘻地接着挑下一趟，仿佛那不是劳动，而是一场比赛。
菜园里种了各种蔬菜，有黄瓜、茄子、豆角，但西红柿是我们最期待的。
从春天看着小苗破土，到夏天顶着大太阳给西红柿秧固定支架、打岔掐头、施肥浇水，我们盼望着每个枝头都结满果实。
等青青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我们就天天去查看它们变红的进度，就像守着自家的宝贝一样。
＂小梅，你说咱能不能偷偷摘一个尝尝？＂王小红经常这样怂恿我，她是个比我大一岁的北京姑娘，性格活泼，总爱开玩笑。
我故作严肃地说：＂等它们全红了再摘嘛，现在吃多酸啊，再说了，这可是集体财产，不能乱来。＂
嘴上这么说，我心里却也馋得不行，看着那红彤彤的果实，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我们会偷偷摘几个半红的尝尝，酸甜中带着一丝麻涩，却吃得津津有味。
＂这西红柿还带着太阳的温度呢！＂小红总是这样形容刚摘下来的西红柿。
最让我们＂羡慕嫉妒恨＂的是隔壁报务中队的菜地，他们全是男兵，干活有力气，菜地打理得特别好。
他们的西红柿又大又红，熟得特别早，远远望去一片红艳艳的，像是挂满了小灯笼。
＂小梅，你看那边的西红柿，比咱们的足足大一倍！＂小红指着男兵菜地说。
偶尔，我们会＂不小心路过＂他们的菜地，然后＂顺手＂摘几个尝尝。
＂这可不是偷，这是＇友情互助＇！＂小红总是这样给我们的行为找借口，逗得大家笑作一团。
1971年春天，连队进行岗位调整，我被分配到炊事班当饲养员，负责养猪和养鸡。
刚开始，我有点不情愿，心想当通信员多威风啊，怎么要我去养猪？
连长看出了我的心思，找我谈心：＂小杨啊，后勤保障和前线作战同样重要，没有好的后勤，哪来的战斗力？＂
我渐渐明白了连长的用意，开始认真对待新岗位。
那年我们连队养了七头猪和两百多只鸡，这在部队可是＂财富＂啊！
每天除了烧猪食、喂猪、打扫猪圈外，我还要组织大家去山坡上打猪草。
女兵们扛着锄头，背着筐子，沿着山路走上半小时就到了草地。
那里的野草茂盛，我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有时候还会唱起家乡的小调，山涧里回荡着我们清脆的笑声。
秋天时，山坡上的酸枣变得火红，挂在枝头像一个个小灯笼。
＂小梅，看那边，酸枣熟了！＂战友们会兴奋地喊着，然后放下工具冲向酸枣树。
我们脖子上挂着绿挎包，爬上树摘酸枣，脸上、手上都沾满了树叶和泥土，却乐此不疲。
有次我被马蜂蛰得鼻青脸肿，一只眼睛都睁不开了。
＂哎呀，小梅，你这是被谁揍了？＂战友们看到我这样，忍不住笑话我。
我摸着肿胀的脸，也跟着笑了：＂打不过马蜂，算我认栽！＂
通讯处的刘指导员经常开玩笑：＂你们这帮馋丫头，根本不用怕走丢，顺着地上的枣核就能找到你们，比面包屑还管用！＂
有一天，我在《解放军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全军养猪模范王海生用发酵饲料养猪的方法。
看完文章，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好，感觉找到了养猪的＂秘诀＂。
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去找连长，激动地说：＂连长，我看到一个好方法，咱们可以用发酵饲料养猪，省粮食还能让猪长得快！＂
连长有点迟疑：＂这方法靠谱吗？咱们没试过啊。＂
＂报纸上说很多部队都用这个方法取得了好成绩，我想给王海生战友写信问问详细情况。＂我坚持道。
连长看我这么热心，点点头：＂那你试试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我立马写信与王海生战友取得联系，详细询问发酵饲料的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没想到他很快就回信了，还寄来了菌种，并附上了一份详细的操作指南。
收到回信的那天，我激动得在宿舍里跳了起来，战友们都被我的热情感染了。
＂小梅，你这是中彩票了？＂小红笑着问我。
＂比中彩票还高兴，这可是能让咱们连猪长得又快又好的法宝！＂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那封信。
我把想法报告给连长后，他立刻召集了班子成员开会讨论。
会后，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杨，你这个提议很好，咱们连全力支持你，明天就开始建发酵池！＂
很快，在猪舍旁边建起了一个水泥发酵池。
我严格按照王海生教的方法试验，每天记录发酵温度，观察饲料的颜色和气味变化。
几天后，清香的发酵饲料成熟了，混入粮食和酒糟后，七头大猪果然爱吃，长膘也特别快。
看到成效，连长专门在连务会上表扬了我，这可把我乐坏了。
为了方便喂养，我给每头猪都起了名字：大壮、二牛、小花、胖胖、黑点、花脸和小不点。
每次喂食时，我都站在旁边确保每头猪都能吃到，还会跟它们说话：＂大壮，慢点吃，别抢二牛的。＂
日子久了，我发现猪其实很聪明也很爱干净。
它们能听懂我叫的名字，听到我喊＂来吃饭啦＂，全都会哼哼着跑过来，排成一排等着吃食。
小不点是最小的一头猪，总是吃不到食，我就特意给它单独准备一份。
战友们看到我这样对待猪，都笑我：＂小梅，你这是养猪还是养孩子啊？＂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它们也是有感情的呀，对它们好，它们长得也好。＂
1971年秋天的一个深夜，窗外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
我被雨声惊醒，心里突然担心发酵池可能会出问题。
穿上雨衣，拿着手电筒，我冒雨跑到猪圈。
果然，发酵池的篷布被大风掀翻，里面的发酵饲料被雨水浸泡着。
看到这情景，我心急如焚，这可是我们辛苦准备的饲料啊！
我顾不得思考，爬上发酵池想把篷布拉回来盖好。
就在我伸手去拉篷布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电线杆。
瞬间，一股强大的电流穿过我的身体，我被击倒在地，浑身发麻，意识一片模糊。
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务室的床上，李班长正担忧地坐在床边。
＂小梅，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们了！＂李班长紧紧握住我的手。
原来是值班的战士发现我不在宿舍，出去找我时发现我倒在猪圈旁边。
第二天，连长来看我，严肃地说：＂小杨啊，你这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先报告值班员，不能一个人冒险。＂
我点点头，心里却想：这不是怕耽误事嘛。
李班长知道后吓得脸色发白：＂小梅，你这丫头，命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以后这种事情多叫几个人一起去。＂
这件事后，连里专门对电线进行了检查和加固，还在全连进行了安全教育。
1972年3月初，我们从当地老乡那买来两百多只小鸡。
那些毛茸茸的小家伙刚到连队时，弱小得像团黄色的绒球。
天气还很冷，小鸡被冻得挤成一团，发出＂唧唧＂的叫声，让人心疼。
＂怎么办啊，这么冷，小鸡会不会冻死？＂我有点着急地问炊事班长。
＂咱们在鸡窝里安上灯泡，用灯泡的热量给它们取暖。＂班长想了想说。
我们立刻行动起来，在鸡窝里安装了灯泡，还用旧军被做了保温层。
小鸡在温暖的灯光下渐渐活跃起来，不再挤作一团，开始四处走动觅食。
看到它们活蹦乱跳的样子，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这些小鸡在我们精心照料下健康成长，开始下蛋，连队的＂病号饭＂也终于有了鸡蛋的身影。
每当有战友生病，我就会特意煮上一碗鸡蛋面，那香味飘得老远。
＂小梅，你这碗面里有鸡蛋吗？我怎么没看见？＂战友们经常这样逗病号。
＂那是因为鸡蛋已经融入汤里啦，每一口都是鸡蛋味！＂我总是这样回答，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因为鸡舍建在半山腰，常有黄鼠狼光顾，偷鸡吃蛋。
有次早上去收鸡蛋，发现少了好几只鸡，我气得直跺脚：＂这该死的黄鼠狼，太可恶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养了一条大狗＂黑虎＂看护鸡群。
黑虎是个忠实的＂守卫员＂，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大叫起来。
每次母鸡下蛋＂报喜＂，黑虎都会跟着值班员一起去收蛋，好像那也是它的任务一样。
我们也会时不时给它煮两个鸡蛋犒劳，它吃得津津有味，然后摇着尾巴表示感谢。
1973年夏天，我们连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被派往边远山区执行通信保障任务。
那里山高路陡，天气变化无常，还时常有大雾笼罩，通信条件极为恶劣。
我们十几个女兵扛着设备，背着干粮，穿越崎岖山路，只为保证线路畅通。
记得第一天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傍晚，山里气温骤降，大家冻得直哆嗦。
＂姐妹们，咱们先搭帐篷，生火做饭，明天一早开始工作。＂我作为老兵，安排着大家分工。
夜里，我们挤在帐篷里，讲着笑话驱赶寒冷和恐惧。
星星从帐篷的缝隙中窥视，山风呼啸而过，带来了一丝孤独和不安。
＂小梅，你说我们能完成任务吗？＂一个新来的女兵小声问我。
＂当然能！咱们是四九二连的女兵，什么困难没见过？＂我坚定地回答，心里却也有些忐忑。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开始了工作。
爬高上低，架设线路，调试设备，每一步都充满挑战。
山路崎岖，有时候要手脚并用才能攀爬上去。
我的手被锋利的岩石划破了，鲜血渗出来，但我顾不上擦一下，继续工作。
中午时分，天空突然阴沉下来，大雨随时可能倾盆而下。
＂快，把设备盖好，找地方躲雨！＂我大声指挥着。
就在这时，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小姑娘，站在雨中看着我们。
她大概十二三岁的样子，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把破旧的雨伞。
＂小妹妹，快来这边避雨！＂我招呼她。
她怯生生地走过来，躲在我们搭建的临时棚子下。
＂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友好地问她。
＂我叫王雯。＂她小声回答，眼睛却一直盯着我们的军装和设备。
雨停后，我们继续工作，没想到这个小姑娘一直跟在我们后面，默默地看我们工作。
后来才知道，她是当地一位老乡的女儿，因为家境贫困没能继续上学，整天在家帮着干农活。
每次看到我们训练或工作时，她都会远远地站着看，眼里满是向往。
＂小梅姐，你们当兵是不是特别光荣啊？＂小雯经常这样问我。
＂是啊，保家卫国，没有比这更光荣的事了。＂我总是笑着回答，然后给她讲我们在部队的故事。
慢慢地，小雯成了我们的小帮手，帮我们拿工具，递水壶。
空闲时，我和战友们教她识字、念书，她则帮我们熟悉当地环境，告诉我们哪里有泉水，哪里的野果能吃。
有一次，我们遇到了困难，需要在两座山之间架设一条通信线，但中间有一条湍急的小溪阻隔。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小雯说：＂我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绕过去，跟我来！＂
她带着我们穿过一片密林，果然找到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成功解决了难题。
一个月的任务期间，我们与小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她聪明好学，对我们的军旅生活充满向往。
＂小梅姐，我长大了也要当兵，像你们一样保卫祖国！＂她经常这样对我说。
临走前一天晚上，小雯送给我一条自己织的小围巾，上面绣着＂军民一家亲＂五个歪歪扭扭的字。
＂这是我自己织的，不太好看，但是很暖和。＂她红着脸说。
我抱着她，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眼眶湿润。
离开时，我把自己的笔记本和几本书留给了她：＂好好学习，总有一天你也能穿上军装。＂
她认真地点点头，眼里闪着泪光和坚定：＂小梅姐，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一定会考上军校！＂
看着她瘦小的身影，我心里既心疼又充满希望。
回到连队后，我时常想起小雯，不知道她是否坚持学习，是否还记得当兵的梦想。
1975年冬天，我们连队遭遇了一场突发暴雨，山区常有的事情。
营地被洪水围困，通往山下的小路被冲毁，我们的无线电设备面临被淹的危险。
情况紧急，我提议用营房里的床板和木箱搭建简易桥梁转移设备。
＂这太危险了！万一桥塌了怎么办？＂连长担心地说。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再说了，设备要是被淹了，咱们这次任务就彻底失败了。＂我坚定地回答，＂我先过去探路。＂
连长看我态度坚决，思考了一会儿，最终同意了我的提议。
在大家的配合下，我小心翼翼地踩着简易桥走了过去，确认安全后，其他战友也跟着过来。
我们成功将所有设备安全转移到高处，避免了损失。
事后，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杨，你不是最小的那个新兵了，你是我们连队的骨干啊！这次多亏了你的果断决策。＂
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豪和责任感。
转眼到了1978年春，我即将结束八年的军旅生涯，退伍回地方。
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很复杂，既期待回家见到亲人，又不舍得离开生活了八年的部队。
就在离开前一周，意外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竟然是小雯寄来的！
她在信中说，这些年她一直努力学习，参加了高考，并且考上了军校。
＂小梅姐，是你当年给了我梦想和方向。如果没有你的鼓励和帮助，我可能还在山里种地，过着看不到希望的生活。我永远记得你说过的话：穿上军装是最光荣的事。现在，我终于可以追随你的脚步了。更让我高兴的是，我将被分配到你们曾经服役的单位，继续你们未完成的使命。＂
看到这段话，我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那个山里的小姑娘，真的实现了她的梦想！
退伍那天，战友们依依不舍地送我到车站。
连长送了我一枚四九二连的连徽，李班长塞给我一个小盒子：＂这是大家给你的礼物，回家再打开。＂
上车前，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站台上的战友们，八年的军旅生涯，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火车缓缓启动，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我的心却好像留在了那个熟悉的营区。
回到家，我打开李班长给我的盒子，发现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每页都写满了战友们的祝福和回忆。
最后一页是连长写的：＂小杨，你的兵龄虽然结束了，但军人的品质将伴随你一生。期待你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我紧紧抱着笔记本，眼泪再次涌出。
回到地方后，我被分配到了一家国营纺织厂工作。
部队生活培养的纪律性和责任感让我很快适应了新环境，成为了厂里的模范工作者。
但我心里始终惦记着部队的战友们和那个叫王雯的小姑娘。
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我从一名十五岁的女兵，变成了七十岁的老人。
2023年夏天，我正在小区花园里散步，突然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
是已经退休的李班长，她说在军区大院遇到一位女将军，聊天时偶然提到了我的名字。
＂你猜那位将军是谁？＂李班长神秘地问我，＂就是当年那个小丫头王雯啊！她现在可了不得了，是军区医院的院长呢！＂
李班长的话让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那个山里的小姑娘，竟然成为了一名将军！
我激动地问：＂她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她说要不是你当年的鼓励，她可能就不会有今天。她特别想见你。＂李班长说。
两周后，在李班长的安排下，我和王雯在军区招待所见面了。
已是满头白发的我和身着军装的王将军相拥而泣，四十多年的时光仿佛在这一刻被浓缩。
＂小梅姐，你还认得我吗？＂王雯紧紧握着我的手，眼睛里闪着泪光。
＂怎么会不认得，我们的小雯现在可是大将军了！＂我激动地说。
她向我介绍了她的成长经历：从军校毕业后，她选择了医疗岗位，在边远地区服务多年，最终成为军区医院院长。
＂这一切都要感谢你，小梅姐。如果没有你当年给我的那些书和鼓励，我可能永远走不出那个山村。＂王雯动情地说。
她还带着她正在训练的新一代女兵来见我，个个英姿飒爽，让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看到这些孩子，我就想起当年的我们，＂我感慨道，＂虽然条件艰苦，但那份单纯的快乐和奋斗的精神，是一辈子的财富。＂
＂小梅姐，这些孩子们就像当年的我们，他们会把我们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王雯握着我的手说，＂你不知道，你当年留给我的那本笔记，我到现在还珍藏着，那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如今，我虽然已年近七十，两鬓斑白，但每每回想起当兵的日子，仍会情不自已。
那些艰苦岁月里的欢笑与泪水，那些并肩作战的战友情谊，那份传承下去的军人精神，都成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们的精神已经通过王雯传递给了新一代军人，这是一种看不见却最为长久的传承。
一天，王雯带着她的小孙女来看我。
那个小姑娘扎着两个小辫子，眼睛亮亮的，充满好奇。
＂小梅奶奶，您能给我们讲讲您当年在部队的故事吗？＂她仰着脸问我。
我笑着抚摸她的头，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当然可以，我当兵第一年时，每个月的津贴才6.8元，等到...＂
女兵待遇参照表
＂你说当年那个津贴才多少钱来着？＂战友聚会上，老政委拍了拍我的肩膀问道。
＂七块七毛五！＂我脱口而出，＂那时候咱们可把这点钱看得比啥都金贵。＂
这一晃，从我穿上军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
那是1972年的寒冬，我离开山东老家，踏上了开往西北的绿皮火车。
那时的我，才十八岁，扎着两条粗粗的麻花辫，头一回出远门，心里又怕又期待。
村里人都说我是疯了，好好的农村姑娘跑去当什么文艺兵，吃那份苦头做啥。
连我爹都说：＂丫头，你就安安稳稳在村里待着，找个好后生嫁了，比当什么兵强。＂
可我就是不听，自从招兵的同志来村里放了场电影，我就被那些穿军装的女兵给迷住了。
站在火车站台上，爹娘红着眼眶，妈塞给我一个布包：＂里头是咱家种的花生，路上饿了吃点。＂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可又不敢掉下来，怕他们更担心。
＂闺女，到哪去啊？＂同车厢的一位大姐问我，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去北疆某部文艺队报到。＂我低声回答，还有点不好意思。
＂哟，你也是去文艺队的？我是老文艺兵了，叫我刘大姐就行。＂
刘大姐面相和善，扎着干练的短发，说话中气十足，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人。
就这样，我认识了刘大姐。
一路上，她给我讲了不少文艺队的事，听得我心里直痒痒。
＂小妹子，文艺队可不是唱唱跳跳那么简单，比种地还累呢！＂刘大姐语重心长地说。
我不以为然：＂我在家掰过玉米，割过麦子，不怕累。＂
刘大姐笑了：＂行啊，倔脾气，到了你就知道了。＂
火车一路向西，窗外的风景从华北平原变成了广袤的黄土高原，再到荒凉的戈壁滩。
三天三夜后，我终于到了目的地。
下了火车，远处黄沙漫天，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刮着，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这地方咋这么荒凉？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到处都是黄沙和碎石。
站台上，一个戴着大檐帽的女兵冲我挥手：＂你是王梅吧？我是来接你的！＂
那女兵叫李小红，比我大两岁，已经在文艺队呆了一年多。
她开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车轮碾过戈壁滩，颠得我直想吐。
＂这风景有啥好看的，全是沙子石头。＂我小声嘀咕。
李小红笑了：＂刚来都这么想，住久了你就会爱上这片戈壁的。＂
我撇撇嘴，心想：这辈子都不可能爱上这鬼地方。
就这样，我来到了驻守在戈壁边缘的文艺队。
第一次穿上崭新的军装照镜子，我差点认不出自己来——哎呀，这还是那个山东农村的丫头吗？
军装穿在身上，我的腰板不由自主地挺直了。
记得发第一个月津贴那天，指导员把一叠票子分给大家。
轮到我，他数着：＂七块钱，七毛，五分。＂
我小心翼翼地把钱放进贴身的小布袋里，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笔自己挣的钱啊！
晚上，我在被窝里偷偷数了三遍，生怕少了一分钱。
七块七毛五，在农村能买不少东西呢，够我爹干一个多月的活得来的工分。
我决定每个月省下五块钱，寄回家给弟弟交学费。
谁知道，文艺队的生活比我想得可苦多了。
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训练，嗓子哑了还得练声，手指弹得起泡也不能停。
我学二胡、学舞蹈、学表演，手上磨出老茧，脚上起了水泡，晚上偷偷抹了雪花膏，也不敢哭出声来。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早操，大冬天的，戈壁滩上寒风刺骨，我们还得穿着单薄的训练服跑步。
跑完回来，手指头都冻得像萝卜一样红肿。
＂小丫头，咋了？想家了？＂一天晚上，李琴阿姨看见我红着眼睛，走过来问我。
李琴阿姨是五十年代就入伍的老文艺兵，大家都叫她＂铁嗓子＂。
她个子不高，脸上皱纹不少，但那双眼睛炯炯有神，唱起歌来嗓音洪亮得能穿透整个戈壁滩。
她拉着我坐下，掏出一块干馍馍塞给我：＂吃吧，我当年比你还小呢，哭过的地方，能绕营区三圈。＂
＂阿姨，我不是怕吃苦，就是怕学不好，给文艺队丢人。＂我抽抽搭搭地说。
其实我是真想家了，想念妈妈做的热乎乎的山东大馒头，想念家里的老黄狗，甚至想念那片让我日晒雨淋的玉米地。
＂傻丫头，没人天生就会。我当年连字都认不全，不照样熬出来了？＂李琴阿姨拍拍我的肩膀。
＂再说了，你嗓子条件好着呢，就是舞蹈底子差点，多练练就行。＂
有了李阿姨的鼓励，我咬牙坚持下来。
那段日子，每天都是摸黑起床，踩着星星训练，顶着月亮睡觉。
我的手磨出了血泡，嗓子哑得说不出话，脚上的茧子厚得能磨刀。
队里有人开玩笑说：＂王梅这丫头，是块当文艺兵的料，皮实。＂
那一年冬天，我跟着文艺队第一次去边防哨所慰问演出。
卡车在戈壁滩上颠簸了一整天，我的屁股都快颠成八瓣了。
突然，天空变了脸色，沙尘暴说来就来。
风沙漫天，能见度不到三米，卡车被迫停下。
＂同志们，离哨所还有五公里，咱们等风小点再走！＂队长喊道。
可谁知风越刮越大，天色也黑了下来。
我们九个人挤在卡车车厢里，冻得直哆嗦。
我偷偷抹眼泪，心想：这破地方，我认栽了。
正当大家发愁的时候，远处隐约有手电筒的光亮。
＂是哨所的战士来接咱们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果然，几个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战士，顶着风沙找到了我们。
他们每人背了一卷绳子，一端系在腰上，一端递给我们：＂系好，跟着走，千万别走散了！＂
就这样，我们排成一列，在漫天风沙中艰难前行。
风沙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我的眼睛都睁不开，只能紧紧抓住前面战士的绳子。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哨所。
那是个小得可怜的营房，十几平米的屋子，冬天靠一个小煤炉取暖，战士们却让出了自己的床铺给我们女兵。
哨所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兵，脸上的皱纹像戈壁上的沟壑一样深。
＂你们来一趟多不容易啊，我们都盼着好久了！＂哨所长感动地说。
他给我们端来热腾腾的米饭和咸菜，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给战士们表演了一场演出。
我唱了一首《军港之夜》，战士们都听得入了迷。
唱完后，一个年轻的战士红着脸递给我一块手绢：＂同志，这是我妈妈绣的，送给你。＂
我接过来一看，上面绣着＂为祖国站岗＂几个字。
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歌声对这些远离家乡的战士们有多重要。
风沙把我们困在哨所整整三天，这三天却成了我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日子。
我和战士们一起站岗，一起做饭，一起唱歌。
那些战士眼中的坚定和满足，让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奉献。
就是在那次慰问回来后，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戈壁母亲》。
大队部贴出来后，没想到引来不少战士围观。
＂这诗写得真好，把咱们的心思都写出来了。＂一个老兵这样评价。
我心里美滋滋的，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付出有了价值。
那首诗后来成了我的成名作，被改编成了歌曲，在部队里广为传唱。
第二年春节，队里组织慰问演出，我们来到了通讯连。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通讯连指导员张军，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瘦高个儿。
他文质彬彬的，说话轻声细语，跟戈壁滩上的大老粗战士完全不同。
演出结束后，张军走过来对我说：＂你唱的《绣金匾》真不错，有没有兴趣看看这本诗集？＂
他递给我一本郭小川的诗集。
我心里高兴坏了，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能找到书看，简直是天大的福气。
从那以后，每次见面，张军都会借给我一些书，有时还会给我看他自己写的诗。
慢慢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咱们一起写个小节目吧？＂有一天，张军提议道，＂就写咱们边疆战士的故事。＂
就这样，我和张军合作创作了《边疆守卫者》，这个节目在部队里广受好评，还被选送到了军区汇演。
军区汇演那天，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舞台上的灯光比平时亮多了，台下坐着好多首长。
我唱到动情处，看见台下的首长都抹眼泪。
演出结束时，掌声持续了好久好久。
我的表演获得了不少赞扬，甚至有地方文工团向我伸出了橄榄枝。
＂王梅，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地方文工团条件好多了。＂文工团的团长这样对我说。
回到宿舍，我把这事告诉了李琴阿姨。
＂去吧，机会难得。＂李琴阿姨说，＂地方上条件好，你也能离家近点。＂
张军知道后却沉默了好久：＂你真想走？＂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心里乱糟糟的。
地方文工团待遇好，环境也好，不用受戈壁风沙的苦。
可是这些年，我已经爱上了这片黄沙大地，爱上了这里的战友们。
更重要的是，我舍不得张军。
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文艺队的老团长陈洪福病逝了。
陈团长从建队开始就在文艺队，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兵。
他平时对我们要求严格，但私下里却像慈父一样关心每个队员。
追悼会那天，戈壁滩上飘着小雪，天色灰蒙蒙的，就像大家的心情。
我唱起了陈团长生前最爱的《我的祖国》。
唱着唱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陈团长曾经说过：＂真正的艺术来自火热的生活，来自对土地和人民的热爱。＂
他还说过：＂文艺不是为了出名，是为了服务，为了让战士们有精神食粮。＂
追悼会后不久，我随医疗队下乡，来到了边境的一个牧区。
那里的蒙古族牧民住在毡房里，过着游牧生活。
他们的孩子从没见过专业文艺演出，看见我们来了，一个个眼睛亮得像星星。
＂姐姐，给我们唱首歌吧！＂一个小姑娘拉着我的手恳求道。
就在那个简陋的牧民帐篷里，我唱了一首又一首，直到嗓子哑了。
孩子们的笑脸，让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回去的路上，我碰到了即将退伍的老战士王大叔。
王大叔在部队干了三十年，脸上的皱纹都能夹死蚊子了。
＂丫头，听说你有机会去地方了？＂他问我。
＂是啊，大叔，我还在犹豫呢。＂
＂我在部队三十年了，要说后悔的事，就是没能在最艰苦的地方多干几年。＂王大叔意味深长地说，＂真正的艺术啊，来自于火热的生活，来自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他的话，和陈团长说过的如出一辙。
回到连队，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决定。
妈回信说：＂闺女，既然你选择了那条路，就好好走下去，别回头。＂
爹也在信末加了一句：＂丫头有出息，爹为你骄傲。＂
不久后，张军送了我一个礼物，是一块怀表，背面刻着＂扎根边疆＂四个字。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他说，眼神坚定而温柔。
我知道他的心意，也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
就这样，我做出了留下来的决定。
回绝了地方文工团的邀请，我继续在戈壁滩上唱我的歌，跳我的舞。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张军一起在边疆文艺战线上奋斗，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1976年，文艺队去新疆慰问时遇上了强震。
我们刚到一个连队，地动山摇，房子都裂了缝。
＂快撤！＂张军一把拉住我往外跑。
我却挣脱了他的手：＂小李还在里面！＂
小李是我们队里的新兵，刚入伍不久，正在宿舍休息。
我不顾一切冲进摇晃的房子，把昏过去的小李背了出来。
刚出门，墙就塌了。
那次我伤了腿，在医院躺了一个月。
张军每天都来看我，给我讲外面的事，给我念报纸上的新闻。
＂你这傻丫头，下次可别这么拼命了。＂他数落我，眼里却满是疼惜。
出院那天，他跟我表白了。
我红着脸说：＂你这人怎么这样，连个花都不送就说喜欢我。＂
他挠挠头：＂戈壁滩上哪有花啊？＂
第二天，他真的找来了一朵野花，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挖来的，蔫蔫的，但我觉得比任何玫瑰都好看。
1978年，我们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就在队里的小礼堂举行，战友们都来祝福我们。
婚礼上，我穿着借来的白色礼服，头上别着那朵早已干枯的野花。
张军紧张得直冒汗，念结婚誓词时还结巴了。
战友们起哄：＂团支书也有今天！＂
我们的蜜月是在去慰问的路上度过的，坐着颠簸的卡车，唱着欢快的歌。
结婚第二年，我有了身孕，但还坚持演出到七个月。
队长劝我休息，我不肯：＂我肚子里的娃娃也爱唱歌，听，它在踢我呢！＂
女儿出生那天，张军正在边境执行任务，回来时，孩子已经会笑了。
我给女儿取名叫梦瑶，希望她像她的名字一样，有梦想，也有坚韧。
小梦瑶从小在戈壁滩上长大，三岁就能唱《戈壁母亲》，五岁就跟着我们去慰问演出。
战友们都说她是＂文艺队的小百灵＂。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82年，我已经是文艺队的副队长了。
这十年里，我从一个懵懂少女成长为文艺骨干，创作的《戈壁组歌》在全军文艺会演中获了奖。
看着新来的小文艺兵，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王队长，教教我这段二胡怎么拉啊？＂新兵小刘和当年的我一样，有着一双渴望的眼睛。
＂慢慢来，别急，当年我学这段可费了不少劲呢。＂我耐心地教她，就像当年李琴阿姨教我一样。
小刘聪明，学东西特别快，没多久就能独挑大梁了。
她有次问我：＂王队长，您不后悔留在这儿吗？＂
我笑了：＂傻丫头，后悔的事多了，但选择留下来，从来都不在其中。＂
这些年，我见证了边疆城市的发展变化，曾经的戈壁荒滩上，如今已经建起了新城。
营区里已经有了树，春天能开花，秋天能结果。
战士们的生活也比以前好多了，有了电视，有了电话，甚至有了录像机。
我和张军的日子越过越好，有了自己的小家，有了可爱的女儿。
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用艺术为边疆战士和人民服务。
198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张军的生命。
他去慰问一个偏远哨所的路上，车子坠崖了。
噩耗传来时，我正在排练新节目。
我瘫坐在地上，不相信这是真的。
第二天醒来，头发就白了一大片。
战友们都劝我回老家休养，我摇摇头：＂张军走了，我更得留下来，替他完成未竟的事业。＂
于是，我继续留在戈壁滩，一待就是几十年。
女儿梦瑶长大后也当了兵，不过她去了南方的海军。
临走前，她对我说：＂妈，您为啥这么爱这片戈壁啊？＂
我说：＂因为这里有我和你爸的故事，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梦想。＂
记得退役前的最后一次演出，我选择再次唱起《戈壁母亲》。
台下坐满了这些年我服务过的官兵和牧民，他们中间甚至有一些已经头发花白。
唱到动情处，我看见观众席上许多人都红了眼眶。
那一刻，我感到无比满足——这些年的付出，都值得。
聚会上，我的思绪被老政委的声音拉回现实：＂七块七毛五，这笔钱可真不少啊！＂
＂可不是嘛，这点钱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笑着说。
＂啥道理？＂老政委好奇地问。
＂人生最值钱的，从来都不是钱。＂我看着窗外那片曾经的戈壁，如今已是绿树成荫，＂而是在那片黄沙中，我们种下的绿色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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