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组织有哪些,国际贸易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一样吗

国际贸易组织有哪些，国际贸易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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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组织简称

【文/巴里·艾肯格林，翻译/鲸生】

当经济学家试图解释美元作为唯一真正全球货币的超然地位时，他们通常会归因于结构性因素：美国占全球GDP的份额、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这种分析框架支撑着许多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乐观判断——无论发生什么，只要美国保持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美元就永远是安全的避风港。

但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提醒我们：单凭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正如历史学家所言，对国际货币地位兴衰的解释本质上要看人的行动，而非抽象的经济体量或市场数据。正是人类通过关键决策建立起支撑国际美元地位的制度架构，最终决定这些制度存续与否的还是人类自身。

若要追溯全球美元体系的精神之父，当属德裔美国人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身为汉堡沃伯格银行家族的后裔，他早年曾在汉堡、巴黎和伦敦从事国际金融工作。1895年他入赘库恩-洛布银行家族，1902年移居美国。丰富的国际视野令沃伯格深刻认识到：伦敦作为当时全球贸易信贷和投资金融中心的地位，为英国带来了巨大优势。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美国）的商人与银行家，几乎完全依赖伦敦的英镑信贷体系。

如同许多归化公民，沃伯格对新祖国美国怀有赤诚之心。他担忧美国经济对伦敦英镑体系的过度依赖，会使国家面临无法控制的国际金融冲击。同时他洞察到：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源自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支撑作用，这种机制保障了市场流动性和稳定性。由此他得出结论：美国若想推动美元国际化，缺乏中央银行体系是根本性障碍。

自1906年起，沃伯格不知疲倦地倡导创建中央银行体系。他主张，这个拟议中的央行应肩负一项核心职能：发展以美元计价的信贷工具市场，用于为国际贸易融资。他沿用欧洲的金融术语，将这些银行汇票或票据称为“商业承兑汇票”，并设想央行可通过“承兑”或购买这些票据来推动贸易信贷新市场的发展。

保罗·沃伯格（1868-1932），被认为是美联储的“总设计师”

沃伯格在报纸开设专栏，克服浓重口音带来的怯场心理参加公开论坛。1910年，他参与了位于佐治亚州沿岸哲基尔岛上的一场秘密会议，与一小部分专家共同起草了日后成为《联邦储备法案》的条款。1914年美联储成立时，他是首届理事会成员之一。沃伯格起草的监管条例允许美联储通过购买美元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来培育市场。到1920年代，这个美元商业承兑汇票的市场规模已经与伦敦英镑信贷的规模持平，某些年份甚至实现超越。

美元挑战英镑地位的进程在1930年代遭遇挫折，当时美联储退出承兑市场，美国又接连爆发严重的银行与金融危机。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中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为美元崛起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但真正奠定美元国际地位基础的，则要归功于另一位关键人物——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的推动。

与出身显赫的沃伯格不同，怀特来自普通家庭。他的父母是立陶宛移民，父亲曾当过小贩，后来经营一家五金店。性格孤傲的怀特早年的学术生涯并不顺遂，直到1934年加入亨利·摩根索领导的美国财政部才崭露头角。他最终升任部长助理，全权负责美财政部参与的二战期间所有国际经济与金融事务。经过修改后，怀特在战争期间起草的方案成为美国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蓝图，这些机构为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及美元霸权奠定了基础。

当然，美国仍需在1944年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与其他参会国谈判斡旋。与怀特交锋的是英国谈判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最终“怀特计划”的核心条款直接写入了《布雷顿森林协定》。

具体而言，怀特力图在新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确立美元作为唯一完全可兑换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协议的早期草案曾规定，各国汇率应与黄金或“黄金可兑换货币”挂钩。当凯恩斯的同事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天真地指出，战后可能只有美元能自由兑换黄金时，怀特敏锐地抓住了巩固美元地位的机会。他与团队连夜修改协议草案，将“黄金可兑换货币”一词替换为“黄金......或等值于1944年7月1日实际含金量与成色的美元”。由此，《布雷顿森林协定》将美元确立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其他货币如同行星围绕太阳运转。

美元霸权时代的到来，并非仅归功于怀特及其打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为欧洲提供了恢复国际支付所必需的美元资金，助力其经济重新融入全球体系。当美国国会抵制加入“国际贸易组织”（ITO）时，美国政府另辟蹊径，通过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绕开了国会抵制。

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这一立场使欧洲决策者确信：依赖一个坚定盟友的货币是明智选择。北约的存在让欧洲各国意识到，自己不仅拥有经济伙伴，更获得了地缘政治盟友——这个盟友的承诺（以及货币）都值得信赖。美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则彰显了其兑现承诺的实力。

1946年，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怀特（左）与英国财政部荣誉顾问凯恩斯（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届理事会会议期间交谈。

因此，即使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瓦解，美元的全球核心地位依然延续。这种韧性源于沃伯格、怀特及其同仁构建的制度遗产：独立运作的美联储、美欧共同维护的开放世界贸易体系、与一个牢不可破的地缘政治同盟。美元的持久主导地位既源于自身占全球GDP比重与金融交易规模等硬指标，也同样植根于一个互惠互利的国际关系网络。

唐纳德·特朗普仅用数月时间就给这些关系网络与互惠机制造成重创（哪怕尚未彻底摧毁）。特朗普及其任命官员质疑的，正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支撑美元霸权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制度安排。有史以来第一次，维系美元霸权的制度架构存续面临实质性威胁。

首先，美国的经济例外主义遭到质疑。近年来，美国的经济表现优于其他发达国家，坐拥全球顶尖科技企业，领跑人工智能研究的前沿，拥有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与成熟的风投体系，并持续吸引全球人才——但这些优势并不能保证延续。

美国公共部门与高校的科研能力正被掏空。技术移民是否仍将美国视为机遇的乐土尚未可知。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对法治的疑虑更可能削弱美国的投资吸引力。

自1950年代初以来，美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已从18%显著下降至11%。这种趋势本身并无不妥——它反映了二战后全球经济的成功重建，而美国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若因政客实施高耸的关税壁垒（他们坚信国际贸易是一场零和博弈）导致美国贸易份额进一步萎缩，则必然危害深远。历史反复证明：一国商业网络的广度支撑其货币的国际地位，而贸易纽带的断裂将侵蚀其货币的全球信用。

这个内在逻辑很容易理解。贸易主导大国的货币天然是其进出口商的结算选择，这些企业在全球市场举足轻重。当其他国家的企业与该经济体开展贸易时，考虑到对客户与供应商的便利性，他们自然会倾向使用该国货币。外国实体在该主导国金融市场融资时亦有类似的动机。因此，当某个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与金融中的权重下降时，推动其货币广泛流通的市场力量必然相应减弱。而具有破坏性的“美国优先”关税政策将加速这一进程。

美元地位还面临美国滥用制裁工具导致的风险。早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美国已越加频繁地使用这一金融武器：受制裁的个人数量从2000年的912人激增至2021年的9400余人。2022年的对俄制裁尤其凸显了风险——当俄罗斯的美元资产不仅被冻结，更可能被没收并转用于乌克兰重建时，各国为规避风险而加速去美元化的动机陡增，这为其他国家敲响警钟。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制裁多是美国与盟友协同实施，令俄罗斯在国际支付中难以寻觅美元的替代品。然而在这件事上，历史经验也未必能延续——欧洲国家曾明确反对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及单边制裁。

当地时间4月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联合提出对俄制裁法案草案，威胁对购买俄石油、天然气、铀等产品的国家征收500%的二级关税。 参议员格雷厄姆个人网站

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里，跨大西洋合作的衰退将大幅增加双方政策分歧的概率。特朗普毫不避讳地威胁使用经济武器（关税、制裁等），在实施的时候更习惯单打独斗，而不是与盟友配合。若美国持续地独断专行，那些未参与制裁的国家的货币，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对美元多元化尝试的受益者。

此外，美国的财政与金融前景同样堪忧。美元之所以能吸引各国央行作为外汇储备，得到企业财务主管、主权财富基金经理及国际投资者青睐，核心在于其供应充足且价值稳定。长期以来，美国既能持续供应美元以满足扩张中的全球经济流动性需求，又不至于因滥发货币而动摇市场信心。

若当前趋势持续，美国的财政和金融困境可能在未来数年内将美元推下悬崖。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长期预测显示：美国公众持有债务占GDP比重将从2024年的99%攀升至2034年的116%、2044年的139%、2054年的166%。即将出台的立法（包括延长特朗普2017年减税政策）可能加速债务膨胀。虽然不存在某个触发信心崩塌的“债务/GDP临界值”，但无休止的减税、不切实际的削减支出承诺及高度的政治极化，终将在某个时刻动摇国际投资者对美元前景的信心。

如果美元的吸引力源于其价值稳定的预期，那么特朗普政府削弱美联储独立性的举措将重创这一优势。特朗普今年2月签署行政令，宣称“掌握重大行政权力的官员必须接受民选总统的监督”，要求所有“所谓的‘独立监管机构’”在法规颁布前须提交给白宫审查。美国司法部代理总检察长莎拉·哈里斯向参议院表示，司法部将不再支持“总统须引述‘正当理由’才能罢免独立机构负责人”的法律条款。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政令是否会直接挑战美联储的独立性，或是鲍威尔主席职位的安全性，但特朗普已经解雇了独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委员。国际投资者会自行做出判断。

此外，美国国债的海外持有者能否继续获得公平待遇存在疑问。据报道，特朗普的财长斯科特·贝森特曾考虑无视投资者的意愿，强制将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五年期和十年期美债转换为低利率的百年债券。2024大选期间，特朗普的顾问莱特希泽等人更提议对外国购买美债征税，以压低美元、增强出口竞争力。

特朗普提名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早年任投资策略师时，曾公开支持此类政策并设计操作路径。他提议，通过截留部分的利息支付，向持有美债的外国官方机构征收“使用费”。以“使用费”的名义规避国际条约中对“预提税”的限制。这实际上违背了“国内外投资者平等待遇”的原则——也是构成美元国际地位的基石。被特朗普团队视作“良方”的限制外资购债政策，恐将迅速引发不可控的后果。

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国债收益率走势。 英国《金融时报》制图

最后，若美国被视作抛弃盟友，美元的全球地位必将受损。各国选择将盟友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并用于国际支付，不仅因为他们视盟友为外汇资产的可靠管理者，更因为持有盟友货币本身就是互信的象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与三国协约（法国、英国、俄国）成员国均持有盟友的货币作为储备。更多国家则选择与自身有安全谅解关系的国家货币作为储备。

1930年代，不仅英联邦国家，英国的诸多盟友也通过“英镑区”机制将储备存放在伦敦、汇率与英镑挂钩。1960年代，德日政府之所以支持美元、协助维护其国际货币地位，在于他们珍视与美国的防务联盟——尤其是美国军队直接驻扎在他们的领土上。今天，韩国、日本持有的美元占外汇储备高到不成比例，也是因为他们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随着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泽连斯基爆发激烈争执，加上他的对俄绥靖政策，这个“货币国际地位依赖盟友政治”的命题即将迎来现实的检验。

归根结底，美元的命运既取决于美国领导人是否愿意维护法治、尊重权力制衡、兑现对外承诺，也取决于美国的国会、法院与民众能否对领导人形成有效约束。谁曾料到，事情竟会走到这一步呢？

（原文发布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评论版面，原标题：“美元还能维持货币之王的地位吗？”译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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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组织成立时间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上，多位与会代表指出，当前全球贸易正面临单边关税壁垒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挑战，呼吁国际社会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美国频繁滥用关税手段，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担忧。分析指出，世贸组织正面临“生存性危机”。世贸组织该何去何从？请看专家解读。

成就

世贸组织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规则和制度，将全球贸易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转向基于规则的合作体系，尽管不完美，但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了全球化发展。

全球贸易额从1994年的约5万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33万亿美元，增长了足足5倍多；通过多轮谈判（如乌拉圭回合），推动全球平均关税从1947年的约40%降至目前的5%以下，工业品关税降幅尤为显著；截至2023年，争端解决机制（DSB）累计处理600余起争端案件，避免了单边报复的恶性循环；新冠疫情期间，推动《贸易便利化协定》实施，缩短医疗物资通关时间，缓解供应链中断……

世贸组织成立以来，通过提供开放、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保障了全球贸易总体平稳有序运行，促进了成员间经贸合作，支持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和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促进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世贸组织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二战后部分国家达成的临时性、非正式的关税和贸易安排。随着成员越来越多，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世界迫切需要一个更加正式和规范的贸易制度安排。1986年，乌拉圭回合谈判拉开序幕。8年的艰苦拉锯后，世贸组织问世。如今，世贸组织共有166个成员。

阿联酋《国民报》网站文章指出，世贸组织的优势在于为实现透明度和对话提供了框架。在一些关键的贸易领域，只有多边或世贸组织的办法才可能有效或者高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数字贸易，其标准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制定，因为区域标准可能导致相互竞争的系统之间缺乏互操作性。

“世贸组织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规则和制度，将全球贸易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转向基于规则的合作体系，尽管不完美，但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了全球化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从5个方面总结了世贸组织对全球贸易发展的巨大贡献：其一，建立多边贸易规则，降低全球关税壁垒，并统一了贸易规则，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政府采购等；其二，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贸易秩序；其三，推动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化加速，促进全球供应链整合；其四，通过“特殊与差别待遇”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贸易，允许发展中国家逐步开放市场，通过“促贸援助”帮助非洲等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和贸易能力；其五，协调各方应对危机与保护主义。

“二战后形成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后来的世贸组织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规则体系，基本上构建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公平竞争环境，这一规则体系的建立为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说。

挑战

世贸组织正面临“生存性危机”，其最大障碍并非技术性问题，而是全球化退潮下的政治意志缺失。当某些大国更依赖“权力而非规则”时，多边主义便成为牺牲品。

2017年起，美国以“越权裁决”“法官超期任职”为由连续否决新法官任命，导致上诉机构在2019年因缺员彻底瘫痪，世贸组织三大职能之一的争端解决机制难以正常运转；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持续20余年未达成全面协议，仅勉强通过《贸易便利化协定》（2017年生效）；美国政府滥施关税违反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原则，世贸组织权威性和有效性遭质疑；数字税、跨境数据流动等议题因各国监管差异难以协调，气候变化关联贸易缺乏统一标准……

“世贸组织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和现实障碍：多边谈判机制失灵，协商一致原则成障碍，‘一票否决权’导致效率极低；争端解决机制瘫痪；地缘政治与贸易阵营化；规则滞后于新经济形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信任危机等。”丁一凡说，“这些问题的累积甚至威胁到了世贸组织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美国政府的所谓“脱钩”政策与“友岸外包”以及当前的滥施关税，违反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原则，架空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严重损害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霍建国说：“美国滥施关税冲击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巨大混乱和不确定性，引发多国资本市场巨震，加大全球经济衰退概率。”

正如世贸组织前副总干事易小准曾经指出的：“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放弃了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承诺，从以前维护多边贸易规则的‘世界警察’，180度转弯成了违反世贸组织纪律的‘带头大哥’。”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前成员珍妮弗·希尔曼和英国第三代环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埃米莉·克尔斯滕斯也在阿联酋《国民报》网站刊文指出，在一个地缘政治集团越来越强大的世界里，人们开始质疑世贸组织的作用和意义。

“世贸组织正面临‘生存性危机’。诞生于1995年的世贸组织难以适应21世纪‘权力分散化’（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崛起）和‘价值观贸易’（人权、环保条款嵌入贸易协定）的新现实。要求世贸组织改革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是目前处于僵局。”丁一凡指出，“世贸组织的最大障碍并非技术性问题，而是全球化退潮下的政治意志缺失。当某些大国更依赖‘权力而非规则’时，多边主义便成为牺牲品。”

未来

只要国际市场存在，就需要有一套竞争的规则体系。世贸组织作为全球贸易“基石”的作用仍不可替代。未来能否适应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等新议题，将是关键考验。

全球贸易会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吗？这样的担忧普遍存在。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对当前保护主义抬头表示严重担忧。她撰文指出，如果全球贸易体系延续当前道路，全球经济将无法实现增长，世界将会更加贫穷、更加分裂。

不过，“美国以为自己还是丛林中的‘狮子’，但其实他已经不是了。”丁一凡说。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指出，现在全球还有74%的贸易按照世贸规则运行。

“美国政府单方面发起关税战，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滥施关税，同时不断升级对华关税。美方这一行为，逆世界潮流而动，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霍建国指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数国家会坚决维护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权威。世贸组织的生命力并不是由美国一家决定的。当务之急是，世贸组织应果断地站出来，坚决谴责美国的破坏性行为，团结更多经济体共同反对美国的霸道行径，全力维护世贸组织的尊严与权威，也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抑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还世界一个公道。”

世贸组织及其多边协议框架长期以来一直是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支柱。世贸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曾表示，世贸组织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就像是空气一般，虽在平时并不容易引起注意，但是绝对不可或缺。

“世贸组织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历史经验证明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全球市场的存在是历史的延续，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都必须参与国际竞争，并实现在竞争中发展，在竞争中壮大。只要国际市场存在，就需要有一套竞争的规则体系。”霍建国说，“尽管当前的世贸组织面临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需要，但这种改革绝对不是打乱了重来，而是一种渐进式的完善，否则对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是不利的，处理不好将使全球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各成员经济体应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形成广泛的共识，实现真正的大联合，共同抵制美国的无理行为，更加坚定地维护国际多边规则体系。”

伊维拉也鼓励成员珍惜世贸组织平台，通过贸易促进发展和安全，以创新思路推进世贸组织改革。

“世贸组织作为全球贸易‘基石’的作用仍不可替代。未来能否适应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等新议题，将是关键考验。”丁一凡说。

国际贸易组织总部

如果要说我国经济开始腾飞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节点，相信“加入WTO”这一历史性大事应该没有人会反对。

世界贸易组织（WTO）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帮助成员国促进经济发展，为国际贸易争端提供解决平台。

曾经我国经过多年艰苦谈判，甚至还付出了巨大代价，才顺利加入该组织，但现在为何很少听到WTO的消息了呢？是我国退出了还是这个组织没有了？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世今生

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该组织最重要的职能是调解国际经济纠纷，推动经济全球和成员国经济发展。

该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1944年。当时临近二战末期，如何沟通战胜国合作，推动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大国关注的焦点。于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各国提出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初步想法。

1946年2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呼吁起草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进行世界性削减关税的谈判，推动经济全球化合作。

1947年，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签署《哈瓦那宪章》，同意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不过后来因为美国从中作梗，这一决议最终作废。

美国反对《哈瓦那宪章》，并不是不想推动经济全球化，而是想以自己为主导，成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组织。

同一年，美国发起拟定关贸总协定，作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临时契约。因为该协议由美国主导，其中条款自然对美国更有利。

1947年到1993年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以关贸总协定为框架，在多国参与的情况下，先后举办了8轮关税与贸易谈判。1990年，欧共体和加拿大分别提出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议案。

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上，参会国决定成立更具全球化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全球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到2024年2月，该组织拥有166个成员和23个观察员。

世贸组织职能是确保各个成员国遵守其签署的贸易协定，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为各成员国提供一个商贸谈判的平台，以达成对双方更有利的新贸易协定。

当然，世贸组织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任务，那就是通过其设置的争端解决机制，为成员提供解决贸易争端的途径，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性，监督全球经济政策的一致性，也就是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我国艰难的入世谈判

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促进成员国经济合作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贸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想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加入世贸组织是最佳选择。

我国最终在2001年12月11日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消息传出之后立即轰动世界，在国内更是全民沸腾举国欢庆，因为我们的未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其实，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谈判团队15年努力的最终结果。早在1986年，世贸组织还叫“关税贸易总协定”时，我国就开始进行加入该组织的前期工作了。

在这15年时间里，最开始的6年主要是统一思想的阶段。那时我国刚确定改革开放的政策，对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犹疑不定，毕竟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

直到后来国家领导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体制”的论断，国内思想才逐渐统一，加入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这个问题才有了突破口。

入世谈判，要和世贸组织的各个成员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和美国之间的较量，毕竟很多国家都唯美国马首是瞻。

只要我们搞定了美国，以这个协议为蓝本，与其他国家的谈判难度就会大幅降低。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我国一直努力推动谈判，期望成为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

美国就是这条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它仗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冠居全球的军事实力，在和我国的谈判过程中异常强势，通过各种手段逼迫我国就范，牺牲中国利益来保证美国利益。

新中国不允许动物成精，更不允许签订不平等条约，为了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中美之间的谈判最终破裂，我们不能为了创始成员国的虚名而出卖国家利益。

此后4年，中美之间针对入世问题举行多轮谈判，直到美国克林顿政府认为我国入世，可以给美国带来更多利益，才让谈判进程逐渐加速。

1999年11月，中美签订双边协定，我们终于迈过“入世”最艰难的一关，谈判团队倍感振奋，全国上下也是一片欢呼。

此后两年，我国和其他成员国进行多轮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到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入世”之后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我国经济开始腾飞，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综合国力，都得到快速发展，直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

违背美国利益，世贸组织停摆

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主导成立了世贸组织，自然也想让这个组织为自己的全球霸权服务，但中国加入后，这一切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美国克林顿政府当时之所以转变态度，同意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推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本原因是美国觉着我国加入对美国发展更有利。

就当时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言，美国政府的这一判断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着巨大的人口红利，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全球的廉价产品供应商。

很多轻工业产品，在我国生产成本极低，把我国拉入世贸组织，美国就可以通过双边经贸协定，降低关税大量获取我国廉价的工业品。

美国自己的制造业逐渐没落，通过金融、高科技等手段赚取着高额利润。然后拿出很小的一部分来购买我国的廉价产品。

因为国际分工，我国企业只能赚着微薄的利润，这也是当时我国“血汗工厂”饱受抨击的原因所在，付出大量劳动却赚不到应有的钱。

如果我国一直局限在低端制造业领域，成为美国廉价产品的供应基地，美国也不会在意我国。但问题在于，我国显然不满足只做“血汗工厂”，我们也想在高端产业分一杯羹。

借着经济全球化的东风，我国产业不断向高端延伸，“中国制造2025”让欧洲担心，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威胁美国，限制中国发展成为美国政府的共识。

于是美国想尽办法，利用规则漏洞不断打压世贸组织。在美国的干预下，2015年，世贸组织陷入了实质上的停顿。

2019年12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只剩下1位成员（原本至少需要3位），低于有效运行的人数下限，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正式停摆。

影响日渐衰弱，世贸组织名存实亡

如今这个时代，我国大力主张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美国则开始闭关锁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两国好像拿错了剧本。

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之前，如果成员国之间产生纠纷，可以向该机构提起诉讼，依照上诉机构的裁决来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

以前，美国是该机构的常客，是世界上被起诉次数最多的国家，比第二名的欧盟高出太多，成为断崖式的第一。

因为被告得次数太多，上诉机构又多次做出不利于美国的裁决，这导致美国政府想彻底取消这一机构，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另一方面，在世贸组织体系下的国家分工，已经限制不住中国的发展，反而让中国借着这一平台迅速壮大，美国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

本想让中国做它的廉价供货平台，结果最后中国不但逐渐淘汰了落后产能，甚至还要在金融、科技领域超越美国，这让美国如何能忍？

世贸组织没有清退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只能通过各种手段瘫痪世贸组织，既然对美国没用反而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工具，这必须制止。

在美国的干预下，世贸组织已经失去了经济全球化推动者的地位，变成一个什么事都决定不了的傀儡机构。

国际贸易组织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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