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险性评估报告怎么写，怎么证明没有社会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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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危险性的三种情形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相比于逮捕的刑罚条件和证据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在把握、适用中居于核心地位。为确保逮捕社会危险性审查判断的准确性，推进评估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关键在于推动实质化评估。最高检自2021年12月起指导各地开展了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试点工作。当前，试点探索的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最终目的是解决评估机制形式化问题，实现评估机制的实质化。笔者认为，社会危险性评估工作应当做到“四个融入”。
社会危险性实质化评估应当融入日常办案。对社会危险性的评估和审查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一项法定义务。逮捕的证明在性质上属于“准司法证明”，存在三方结构。无论是从法理还是从相关法律规定上看，侦查机关有责任说明逮捕的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其中包括反映犯罪嫌疑人具有较高社会危险性的材料。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围绕已有犯罪证据、刑期预测、社会危险性等方面提出异议，特别是律师可以就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进行调查和说明，提交相应材料，以争取非羁押措施的适用。检察机关应秉持客观立场审查、决定是否予以逮捕。让社会危险性评估融入日常办案，不能只依靠检察机关一端发力，而要建立协同机制，理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中的职责和定位。其实，在日常治安工作中，公安机关对辖区内的人员情况以及潜在的危险群体是有所了解的。通过讯问和走访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也可以作为社会危险性评估的参考。社会危险性实质化评估融入日常工作，重点就是要将这些日常工作中获取的经验材料形成正式的书面评估意见，作为审查逮捕等环节的决策依据。检察机关通过定性、定量等方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展开社会危险性评估之后，应当在文书中进行说理。
社会危险性实质化评估应当融入诉讼全程。社会危险性评估在各个诉讼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都具有重要价值。社会危险性评估应当贯穿刑事诉讼程序的始终，专门机关应当围绕社会危险性展开“全流程”评估。这种信息聚合效应将使社会危险性评估材料不断丰富，对行为人的画像也逐渐精准，评估结果更为客观。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社会危险性评估覆盖全部诉讼阶段，但在不同阶段，评估的要素和方法有所差异。比如，在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前，社会危险性评估需要关注的是其再犯罪风险；在取保候审期间需要考虑的是其脱管脱逃的风险；在执行阶段，社会危险性评估需要考虑的是其执行完毕后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对于同一因素，在不同阶段和拟采取不同强制措施时，社会危险性评估的重要性也有所差别。比如，同样针对脱管脱逃的风险，审前阶段对该因素的考量权重要大于审判阶段。而在强制措施适用方面，采取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措施时，该风险的权重大于逮捕这一羁押性强制措施。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随着案件进程的推进，社会危险性评估的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以集资诈骗案件为例，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为了控制犯罪嫌疑人和涉案资金，往往选择逮捕措施，而在审查起诉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完成退赔，检察机关就可以变更强制措施，不再对其继续逮捕。
社会危险性实质化评估应当融入社会治理。社会危险性评估本质上是刑事司法的一种风险管理机制，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来行为的预测。通过汇总各类信息，对其是否有继续犯罪风险以及脱管脱逃风险进行预判，以决定是否采取羁押管控措施。因此，准确评估社会危险性，是保障社会长治久安，防范犯罪风险的重要手段。社会危险性条件在审查逮捕中的核心地位，使得社会危险性评估的宽与严，成为检察机关调整逮捕措施成效的重要因素。凭借社会危险性评估，检察机关可以对逮捕措施进行调控，即控制和调整逮捕的犯罪类型、人数等。因此，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的科学构建，以及以此为依据对逮捕措施的合理把控，对社会治理成效都具有重大意义。社会危险性评估不是一味地减少羁押措施的适用率，也不是单纯地鼓励大量采取非羁押措施。科学的社会危险性评估，可以识别潜在的、容易被忽视的社会风险，精准定位危险的个人或群体，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
社会危险性实质化评估应当融入数字检察。审查逮捕中的社会危险性评估，是数字思维和统计方法最早运用于检察工作的领域之一。从域外经验来看，对非羁押措施的风险评估也是精算司法最先开拓的领域。在社会危险性评估试点工作开展之后，我国各地检察机关加大力度将指标量化方法和系统模型技术运用于社会危险性评估之中。社会危险性评估系统的搭建应当建立在科学的测算方法和指标设置上，这就需要大量社会危险性实质化评估的基础数据和样本作为统计依据。需要明确的是，数字系统只是为检察官的决策提供辅助和依据，不能代替人的决定和判断。除此之外，社会危险性实质化评估融入数字检察的一条新路径在于运用数据的互联互通，获取更多可用于评估的信息和数据。一些地方检察机关除了充分利用检察数据、警务数据之外，探索将其他政务、商务等数据纳入评估依据的来源范畴，譬如征信数据、社保数据、特殊医疗记录等。在当前的实践中，已有检察机关通过获取精神病医院的诊疗记录，得到判断犯罪嫌疑人具有自杀风险的证据。除此之外，部分地区利用公安机关接处警记录，判断犯罪嫌疑人再犯罪风险。还有的地方利用征信、社保记录查询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状况，这可作为经济犯罪中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因素之一。数据池的扩大可以使得评估者获取更多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关的信息细节，由此形成更为全面和准确的数字画像，相应地，其评估结果也更有说服力。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2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研究”（GJ2022D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如何判断有无社会危险性
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华翔项目配套设施望翠路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操作规程（试行）》(内稳发〔2016〕1号)相关要求以及办理项目建设用地相关要求，现将本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情况
建设单位：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管理局。
建设地点：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园。
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道路工程中心线全长537.46米，建设长度为537.46米，道路红线宽为9米，道路西侧防护绿带宽度4米。工程建设范围包括道路工程及配套交通、雨水、污水、给水、再生水、电力、照明、通信工程的建设。
总投资及资金来源：1222.91万元，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
建设时间：2024年--2025年
二、项目评估及影响范围
1.影响范围
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围绕项目建设运营期生态环境污染、交通问题等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事件的因素进行分析。本项目影响范围为：项目周边居民、周边企事业单位。
2.评估要素
本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范围为项目在建设期及运营期可能发生的社会稳定风险事件、判断风险影响的范围，可能产生的原因及潜在的后果，从项目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四个方面重点进行分析。
三、项目可能存在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概述
1.当地群众对重大工程项目预期排放废水、废气、噪音、粉尘等污染影响有无质疑；
2.项目可能造成的交通风险；
3.是否会给当地群众带来不安全感，是否影响当地的社会安定和周边社会治安秩序；
4.拖欠农民工工资风险;
5.施工过程中安全事故风险;
6.团征地引发的矛盾纠纷。
四、征询事项
1.您是否支持本项目的实施？
2.您认为本项目的实施是否有利于提高本地区居民生活水平？
3.您对本项目的实施有何意见或建议？
4.您认为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哪些社会稳定风险因素？
5.本工程项目是否影响公众利益，有何诉求？
五、意见建议反馈渠道、方式、期限
公示期为：2025年4月29日至2025年5月14日。欢迎利益群体社会各界人士及组织对本项目有任何意见及建议在公示期内反馈至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管理局。
联系人：付守春
电话：15134902345
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建设管理局
2025年4月29日
原标题：《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
阅读原文
来源：鄂尔多斯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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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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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鱼儿
编辑|小鱼儿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场隐秘却震撼人心的社会巨变——4500万工人集体下岗，规模之大，远超美国大萧条。
城市的街头巷尾，曾经热闹的厂区一夜沉寂，千家万户跌入未知的深渊。
这场沉重的冲击，究竟是怎样被默默承受，又如何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90年代初期的中国国企状况可用"危机"二字形容。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多年的国有企业，管理僵化、效率低下问题日益突出。
据统计，当时全国国有企业中仅有三分之一能够实现盈利，大多数企业陷入亏损泥潭。
浙江某纺织厂的情况颇具代表性：上千名工人每月按时领工资，但工厂库房里堆满了无人问津的布匹，货款难以回笼。
这些企业不仅要负担生产经营成本，还要为职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
一个中型国企往往要维持自己的幼儿园、学校、医院、住宅区等配套设施，甚至连职工子女的就业安置也要由企业解决。
这种"企业办社会"的模式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显得力不从心。
虽然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但国企改革的真正启动却是在十多年后。这期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在农村和轻工业领域。
1983年，国家颁布《试行劳动合同制》，开始尝试打破终身制用工模式。
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标志着城市经济改革正式启动。
转折点出现在1993年。这一年，全面推广劳动合同制的政策落地实施，国企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开始从计划经济下的"行政隶属"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契约关系"。
更重要的是，企业责任制和股份制改革陆续推行，国企开始面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严峻现实。
1995年至1997年，随着改革深入，大量亏损国企开始实施"减员增效"措施。下岗浪潮从东北老工业基地逐渐向全国蔓延。
据统计，1998年是下岗高峰期，仅这一年就有近千万职工离开工作岗位。到2001年，累计约4500万国企员工经历了下岗。
这一数字远超美国大萧条时期（1929-1933年）约1500万人的失业规模。
面对史无前例的下岗潮，国家迅速建立起一系列保障措施。各地设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职工提供就业信息和技能培训。
上海市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通过多种渠道帮助约100万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
武汉一位下岗女工的经历颇具代表性。她原本是一家国营纺织厂的挡车工，下岗后经过再就业中心的培训，学会了美容美发技术，最终在一家私营美容院找到了新工作。
政府还推出了创业支持政策，为下岗职工自主创业提供税收优惠和低门槛贷款。沈阳一位原机械厂工人利用这一政策，开办了一家小型汽车修理厂。
"最初只有两个人，就在路边搭了个棚子开始干。现在已经发展到十几个员工，还专门做起了进口车维修。"这位老板回忆创业初期的艰辛时说道。
与此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在加速推进。失业保险制度逐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企业保障向社会化保障转变。
国企改革带来的不仅是就业结构的变化，还深刻影响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大量下岗工人短期内生活水平下降，一些家庭甚至陷入贫困。
特别是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这种情况更为严重。长春市一项调查显示，1998年该市下岗职工家庭的月均收入仅为正常工薪家庭的60%左右。
同时，社会价值观也在悄然改变。"铁饭碗"的神话被打破，人们开始接受"能上能下"的就业理念。
许多年轻人不再将进入国企视为人生首选，而是更加重视自身能力的培养和职业发展的多元化路径。
这场改革还催生了大批民营企业的崛起。一些有远见的下岗工人抓住机会，通过创业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腾飞。
浙江温州、江苏无锡等地涌现出不少由下岗工人创办的小微企业，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为缓解就业压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长远来看，这场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改革，大量生产要素从低效的国有部门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更有活力的领域。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显现，企业经营机制更加灵活高效。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国企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大批国有企业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竞争力显著增强。
据统计，到2001年底，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从90年代初期的70%左右下降到60%以下，盈利企业比例提高到60%以上。
改革还推动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从企业保障到社会保障的转变，使得社会风险分担机制更加合理。
到2000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已覆盖城镇1亿多职工，医疗保险覆盖率也大幅提升。
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年均GDP增速保持在9%以上，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回望那段历史，4500万下岗职工的命运转变见证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历程。
这场改革带来的阵痛和成就都刻骨铭心，它不仅改变了无数家庭的生活轨迹，也重塑了整个国家的经济面貌。
在充满挑战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种经验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经济模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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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历史数据、《中国国企改革历程研究》、《转型时期的中国就业结构变迁》等历史档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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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危险性情况说明表
4月30日，省委书记尹弘深入抚州市临川区、南昌市进贤县，检查调研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风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筑牢安全防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省领导李红军、陈敏、袁勤华参加。
尹弘来到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实地了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效能。尹弘察看信访接待窗口、司法所、综合执法队等，详细查阅有关台账，深入了解矛盾纠纷受理交办等情况，要求高质量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基层治理力量有效聚合，对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在网格化管理中心，尹弘通过电子屏了解网格化管理情况，要求乡镇、社区(村)党员干部和网格员履行好管理服务职责，积极探索完善“多格合一”机制，“面对面”做实群众工作，精准掌握“活”情况，努力把问题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来到上顿渡派出所，尹弘察看行政服务窗口、矛盾纠纷调解室、接处警大厅和综合指挥室，深入了解便民服务、治安防控等情况，看望派出所一线民警，并通过他们向全省广大基层民警致以问候。尹弘说，广大基层民警长期坚守一线岗位，面对面服务群众，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大家牢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职责使命，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忠诚履职尽责，以实际行动为辖区平安稳定保驾护航。在听取抚州市、临川区社会面治安防控工作汇报后，尹弘强调，要以有力有效举措抓好社会治安管控，强化科技赋能，科学配置警力，把发挥公安优势与基层治理工作结合起来，更加高效防范风险、化解矛盾，全力维护社会面平安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在李渡烟花集团，尹弘察看了解烟花生产流程，仔细检查生产、仓储等环节各项安全措施，叮嘱企业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牢守住安全发展生命线，严格规范管理，自觉接受监管，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做到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常抓不懈。李渡烟花享誉海内外，产品已经远销60多个国家。尹弘希望企业坚持创新驱动，积极开拓市场，采用先进工艺、工序，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本质安全水平。
尹弘在调研时强调，“五一”假期在即，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维护安全稳定的政治责任，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和维护稳定等工作，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应急预案，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以实打实的成效全力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守护群众幸福安宁。 (全媒体记者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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