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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芬，厂里的转正通知书下来了，是你的。＂大姨把那张薄薄的纸递给我，眼里满是我读不懂的深意。

夏日的阳光穿过车间高窗的玻璃，洒在织布车间的水泥地面上，形成了一道道明亮的光柱。漂浮的棉絮在光线中起舞，像是无数小精灵在空中飘荡。

我叫李志明，一九八九年从市第二职业高中毕业，分配到市纺织厂当临时工。那时候，能在国营大厂干活是多少人羡慕的事。厂门口的红砖墙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是我每天上班必经之路。

临时工和正式工的差别，就像天上和地下。转正，是我们这些临时工日思夜想的事。临时工每月工资比正式工少二十多块，没有福利待遇，更没有分房资格。

我家住在城西的棚户区，一间十几平米的砖瓦房，我爹娘和我挤在一起。每逢下雨天，屋顶总会漏水，我爹就支起脸盆接水，一夜都睡不安稳。

大姨叫王淑芬，比我妈小两岁，是我娘家的堂姐。她在纺织厂干了二十多年，在车间里是小组长。身材瘦小，却有一双灵巧的手，织布的速度在全厂都是数一数二的。

我刚进厂那会儿，什么都不懂，是她手把手教我操作织布机，教我怎么在断线时快速接好，怎么检查布匹有没有瑕疵。

＂志明啊，机器要当亲人对待，它有脾气的。＂大姨常这么跟我说，一边用手轻轻拍着织布机，就像抚摸孩子那样亲切。

车间里的黑板报上贴着各组的生产进度，大姨领导的小组常年保持红旗组的位置。厂领导开会，都会点名表扬她。

那年夏天，单位食堂墙上贴出了一张通知，我和几个临时工围着看了半天。厂里下了文件，说是根据上级指示，要精简人员，提高效益。但同时，为了照顾老职工，每个车间可以有一个转正名额。

按理说，大姨资格最老，这个名额非她莫属。那天晚上下班，大姨捏着那张转正通知书，把我叫到了厂门口的法国梧桐树下。

＂志明，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大姨拍拍我的肩膀，声音很轻，＂我都干了大半辈子了，临时正式的，也就那么回事。＂

夕阳透过树叶的缝隙撒下点点金光，照在大姨布满皱纹的脸上。我看到她眼角有细细的鱼尾纹，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喉咙发紧。那张转正通知书在我手里，轻得像一片羽毛，重得像一座山。

＂大姨，这不合适，您资格老，应该是您转正...＂我结结巴巴地说。

＂傻孩子，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你还有大好前程呢。＂大姨看着我，眼神坚定，＂记住，这事别跟你妈说，就我们俩知道。＂

回家路上，我走得很慢。路过人民公园时，里面的广播站正在放《今天是你的生日》，歌声柔柔地回荡在夏夜的空气中。我想起大姨家的情况，她丈夫是建筑工，常年在外地工地上干活，一个月才回来一次。

女儿王小燕今年上高中了，学习好，家里人都盼着她能考上大学。大姨平时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了女儿。我曾去她家做客，看到她家的饭桌上只有几个简单的家常菜，却总是让女儿多吃鸡蛋和肉。

第二天，我拿着转正通知书去了人事科。办手续时，科长杨叔问我：＂你咋比王淑芬先转正了？她不是资格老吗？＂

我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只能说是组长推荐的。杨叔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没多问，盖了公章，写了我的名字。

车间里的日子还是一成不变地过。织布机的轰鸣声从早响到晚，棉絮在空气中飘浮，落在每个人的头发上、衣服上。我们都戴着白色的工作帽，却总是会沾上细细的棉絮，下班回家的路上，就像一群提前苍老的人。

大姨依然是那个雷厉风行的小组长，检查每一台机器，督促每一个工人。只是我注意到，她的手开始有些颤抖，接线的动作不如从前麻利了。

＂年纪大了，眼睛花了。＂她总是这么说，然后笑笑，从口袋里摸出一副老花镜戴上。那副眼镜是黑边的，已经磨得发亮，镜腿上还用胶布缠了一圈，看得出修补过多次。

转正后，我的工资比以前高了三十多块。三十多块在那个年代，能买十几斤猪肉，够一个普通家庭半个月的菜钱。

我偷偷塞给大姨二十块，她硬是不肯要，推来推去的，最后还是我妈出面，说是让大姨帮忙买些线团，这才把钱留下。

＂好好干，厂里的老同志都看着呢。＂大姨拍拍我的肩膀，＂别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那几天，我看到几个老临时工看我的眼神怪怪的。休息时，他们围在一起嘀咕，看到我过来就不说了。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这事传到了我妈耳朵里。一天晚上，我妈把我叫到堂屋，压低声音问：＂志明，是不是淑芬把转正名额让给你了？＂

我不敢承认，只能摇头。我妈叹口气：＂你大姨从小就是个实在人，为了亲戚两肋插刀的主。你可得记着她的好。＂

厂里的集体宿舍是六十年代盖的，红砖黑瓦，四层小楼，每层公用一个水房和厕所。大姨一家住在二楼尽头的一间房，十几平米的房子塞了三张床，还有一个衣柜和一张书桌。

书桌是专门给王小燕买的，上面贴满了各种鼓励学习的标语。我知道大姨一家住得挤，但大姨始终没有要求分新房。

＂等小燕上了大学，家里就宽敞了。＂大姨总是这么说，脸上带着憧憬。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浪潮汹涌而来。单位门口的宣传栏上贴满了改革政策的解读，广播站每天播放着相关新闻。我们厂因为效益不好，开始大规模裁员。

第一批下岗的名单贴在了厂部公告栏上，我一眼就看到了大姨的名字。那天，我远远地看见她收拾自己的铁皮饭盒和搪瓷杯，脊背挺得笔直，像是不愿让任何人看出她的落寞。

＂大姨！＂我想喊她，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转正的事情，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如果当初那个名额给了大姨，也许今天下岗的就不会是她。

我不敢上前。看着她提着那个用了二十多年的蓝色帆布包，在一群同样下岗的工人中，缓缓走出厂门。

天空是阴沉的，好像马上就要下雨。我站在车间的窗口，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听说大姨后来去了私营小厂，做计件工，一个月能挣一百多。那种小厂没有任何保障，干多少活拿多少钱，生病了就没收入。大姨每天得干十几个小时，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

她女儿王小燕正上高中，学习很好，是班上的尖子生。日子虽然紧巴，但她从来不跟亲戚们开口。我妈有时候会借口送些自家腌的咸菜、晒的豆腐干去她家，大姨总是笑着接受，却从不提及自己的困难。

我曾经远远地看到大姨在菜市场买菜。那天已经是傍晚，菜贩子准备收摊，大姨在挑拣一些快烂掉的蔬菜，那些菜贩子平时都不要钱的。大姨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挑选，装进自己的布袋里。

那一刻，我差点冲上去，可是又退缩了。我怕看到大姨眼中的责备，更怕看到她眼中的平静接受。

家里，我妈常常叹气：＂淑芬命苦啊，为了孩子，什么苦都吃得。＂

我爹则揶揄道：＂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儿子，一个转正名额，就把他舒服坏了。＂

我低头不语，心里难受得要命。

大姨女儿高考那年，我托人从绒线厂买了两条最好的羊毛围巾，让我妈送去，说是给王小燕保暖用，怕她考试受凉。大姨收了，却在第二天让我妈捎回一条。

＂一条就够了，你们留着自己用吧。＂大姨的话让我更加难受。

好在，王小燕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高考考出了市里的第三名，被重点大学录取。听到这个消息，我给大姨家送去了一台收录机，说是庆贺小燕考上大学。

这次，大姨没有推辞。她擦了擦眼角的泪，说：＂好孩子，大姨记着你的好。＂

那天，我在大姨家看到了王小燕。她长得和大姨年轻时很像，瘦瘦小小的，却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对我很有礼貌，叫我＂志明哥＂，却透着一股子距离感。我猜她或许知道了什么，但都藏在心里。

＂志明哥，谢谢你的收录机，我会好好学习，不辜负妈妈的期望。＂王小燕的声音很轻，却字字如钟。

一晃十年过去，我在厂里熬成了小主管，赶上了厂里最后的好日子。那些年，虽然国企普遍不景气，但我们厂因为技术改革，勉强维持着运转。我经常下车间检查工作，每次从大姨曾经工作的那排织布机前经过，都会停下来看一看。

那年冬天，厂里给退休职工办欢送会。主会场设在厂里的礼堂，墙上挂着大红的横幅，上面写着＂欢送老同志光荣退休＂几个大字。我在人群里看见了大姨。她的头发全白了，身形消瘦，背也弯了。

大姨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棉袄，是那种最普通的款式，袖口和领子有些磨损。她站在角落里，和几个老工友聊天，脸上带着笑，但我看得出那笑容下的疲惫。

＂大姨！＂我喊了一声，声音哽咽。

她转过身，眼神还是那么亮。＂志明啊，听说你现在是主管了，真不错。＂

欢送会上，厂长讲了一番鼓舞人心的话，发了些纪念品和慰问金。大姨作为老工人代表上台发言，讲述了她在厂里的二十多年。她的声音有些颤抖，但字字句句都透着对厂里的深厚感情。

＂纺织厂是我的第二个家，我把青春都留在了这里...＂大姨说着，眼眶红了。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我鼓掌的手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

那天晚上，我把大姨送回家。她还住在厂西边的老宿舍里，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王小燕穿着学士服的样子。

＂小燕考上北京大学了，现在在一家外企工作，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大姨说起女儿，眼睛里有掩不住的骄傲。

客厅里摆着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是崭新的，还有一台电话机。大姨说，这都是小燕买的，让她能看看电视，也方便联系。屋里很暖和，有暖气，不像以前冬天冷得受不了。

我突然问：＂大姨，您后悔过吗？那个转正的名额...＂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后悔什么？咱们是一家人啊。＂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十年前她眼神里的深意。不是施舍，不是牺牲，而是信任和期许。她相信我能走得更远，能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站稳脚跟。

＂志明，你记着，人这辈子，不能光想着自己。当初我把名额让给你，是看你年轻，有出息。现在看来，我没看错人。＂大姨倒了一杯热水给我，杯子是那种最普通的搪瓷杯，边缘有些磕碰的痕迹。

＂但如果当初您转正了，也许就不会下岗...＂我低声说。

＂下不下岗的，命里都有定数。＂大姨摆摆手，＂该来的躲不掉。况且，要不是当初下岗，我也不能照顾小燕上学，现在她不也挺好的吗？＂

我知道这是大姨的安慰之词。下岗后，她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就是为了供女儿上学。有时候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还要强撑着笑脸给女儿做饭。

＂志明，你还记得当年我教你接线吗？＂大姨忽然问。

我点点头。那种动作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大姨的手指灵活得像会跳舞一样。

＂人这辈子，就跟织布一样，断了线就得接上，不能留疙瘩。＂大姨慢慢地说，＂你心里有疙瘩，我知道。可这么多年过去了，该放下就放下吧。＂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退休后，我开始每周接大姨到家里吃顿饭。我家已经从棚户区搬到了单位分的新楼房，三室一厅，宽敞明亮。我教她用电脑，跟远在北京的小燕视频聊天。看着她在屏幕前手足无措又满脸欣喜的样子，我心里又酸又甜。

＂哎呦，这电脑真神奇，能看见小燕说话呢！＂大姨像个孩子一样兴奋，手指颤抖地指着屏幕。

王小燕在电话那头笑着解释各种操作方法，耐心得不得了。她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但在妈妈面前，还是那个乖巧的小女孩。

＂志明哥，谢谢你照顾我妈。＂王小燕每次都这么说，声音很诚恳。

有一次，我问小燕：＂你知道当年的事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知道一些。妈妈从不抱怨，反而总说幸亏当初做了这个决定，才让我能安心读书。＂

＂你恨我吗？＂我忍不住问。

＂不恨。＂小燕的回答很坚定，＂妈妈教导我，人要往前看，不要纠结过去。她把最好的都给了我，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她晚年过得好一点。＂

听到这话，我更加惭愧了。王小燕比我年轻那么多，却比我看得透彻。

我和爱人没有孩子，家里就我们两口子。大姨常来我家住几天，帮着收拾收拾家务，教我爱人做几道拿手好菜。她的手艺很好，特别是那道清蒸鲈鱼，鲜嫩可口，我爱人学了好几次都没学会。

＂淑芬姐，你真是我的好师傅。＂我爱人常这么夸她，大姨就笑，露出几颗已经不那么整齐的牙齿。

有天吃完饭，大姨犹豫了一下，从包里拿出一个布包。＂这是当年我们厂发的纪念章，我一直留着，想送给你。＂

我打开一看，是一枚小小的纺织厂建厂三十周年纪念章，上面的红旗和织布机图案已经有些褪色，但依然能辨认出当年的模样。

＂大姨，谢谢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枚纪念章是大姨工作生涯的见证，比金子还珍贵。

她摆摆手：＂别谢来谢去的。咱们厂里人，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这三个字，温暖得让我心头发颤。

大姨八十岁生日那天，我和爱人特意准备了一个小型聚会。王小燕从北京赶回来，带了一堆礼物，其中有一台最新款的按摩椅，说是给妈妈缓解腰腿疼。

我送了一张全家去海南的旅游套票，大姨高兴得合不拢嘴。她说她这辈子还没出过远门呢，要好好准备准备。

＂大姨，您这是笑出褶子来了。＂我打趣道。

＂老太太高兴呗，有啥不好。＂大姨笑得更欢了。

酒席间，我举杯向大姨敬酒：＂大姨，我敬您一杯，感谢您当年的信任和期许。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大姨摆摆手：＂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外道话干啥。＂

她虽然这么说，眼睛却湿润了。我知道，她是高兴的，为自己的决定，为我的成长，更为这份多年的亲情。

席间，王小燕忽然对我说：＂志明哥，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

她说，大姨下岗后的那段日子，其实很艰难。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们娘俩一日三餐都是窝头就咸菜，肉都舍不得吃。冬天冷得受不了，大姨就用报纸糊窗户，晚上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取暖。

＂但妈妈从来不在我面前露出一丝难处，总是笑呵呵的。＂小燕说，＂她怕影响我学习。＂

我听着，心如刀绞。那些年，我虽然知道大姨生活不容易，却没想到会艰难到这种地步。

＂志明哥，你别自责。＂小燕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妈妈常说，她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把名额让给了你，看着你一步步走到今天。＂

我转头看向大姨，她正和我爱人聊着家常，脸上满是岁月的痕迹，却依然温暖明亮。

是啊，一家人。无需言谢，无需愧疚。在那个物质匮乏但人心温暖的年代，我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传递着最真挚的情感。

那张转正通知书，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工作岗位，更是一份信任和责任，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相互扶持的见证。

最近，我时常梦见年轻时的大姨，站在织布机旁，灵巧地接线，对我微笑。梦醒后，我总会想起她说过的话：＂人这辈子，就跟织布一样，断了线就得接上，不能留疙瘩。＂

人生如织，我们都是那一根根线，相互交错，编织成坚韧而温暖的生活图景。无论过去多少年，那份深厚的情感，仍在时光的经纬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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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圆的粉笔字

那年冬天，父亲——陈守信捧着转正通知书，坐在我家简陋的餐桌前，粗糙的手指抚过公文上鲜红的印章，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在那张薄薄的纸上。

我不明白，一纸公文，何以让这个坚韧如山的男人泪如雨下。

＂爸，您怎么了？＂我轻声问道，将手搭在他肩上。

父亲擦了擦眼角，声音哽咽：＂二十五年啊，整整二十五年。＂这一刻，我似乎听到了时光倒流的声音。

我出生在七十年代末的小县城边缘，那时的父亲已经是民办教师第八个年头。

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家的土坯房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一张缺了腿用砖头垫着的方桌，几把年久失修的竹椅，还有一个放满书籍的木箱子。

父亲最珍贵的财产是那个挂在墙上的旧式收音机，每天晚上，他都会静静地听完新闻联播，然后认真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要点。

1971年，高中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离县城十五里的杨树屯小学任教。

那时的民办教师，一月只有十八元工资，比生产队里出满工的社员还要少三五元。

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父亲喜滋滋地带回一块上海产的手表，说是教书先生总得知道时间。

那块表，直到我上初中时还挂在我们家堂屋的墙上，虽然早已不走了。

母亲常说，父亲的一生都和粉笔、讲台分不开。

在我模糊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披着星光出门，顶着月亮回家，单薄的身影在乡间小路上拉得老长。

他骑着那辆嘎吱作响的旧自行车，后座总是绑着厚厚一叠作业本和教案。

那时我不懂，为何父亲的衣领总是落满白色的粉末，为何他的手指关节常年开裂渗血。

我只知道，每到冬天，他的手上都会涂满我母亲自制的香油膏。

＂粉笔灰太干，手皮都磨破了。＂父亲总是这样解释，语气平淡，仿佛那不是疼痛，只是教书生涯中的一个不值一提的小插曲。

记得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雪花纷飞，温度骤降到零下十几度。

村里人说，这是三十年不遇的寒冬，连井水都结了厚厚的冰层。

放学后，小顺子突然发起高烧，脸烫得吓人，嘴唇发紫，浑身发抖。

其他孩子们都被家长接走了，只有小顺子孤零零地站在教室门口，望着飘落的雪花发呆。

＂陈老师，我爹娘进城卖红薯去了，家里没人。＂小顺子小声说，脸上挂着两行清泪。

父亲二话不说，脱下自己的棉袄裹住小顺子，背起他，踏着及膝的积雪，走了十里山路，将孩子送回家。

当他敲开小顺子家的门时，已是深夜。

小顺子的父母刚从城里回来，见状吓得不轻，连声道谢，硬是留父亲吃了顿热乎饭才让他走。

回到家时，已过了子夜，母亲守在门口，见父亲回来，赶紧烧水给他暖脚。

当父亲脱下冻得硬邦邦的裤腿时，我看到他的脚踝已经肿得老高，发紫发青。

＂老陈，你这是何必呢？＂母亲心疼地说，＂你又不是公办教师，人家又不会给你记功。＂

父亲笑了笑：＂巧云，教书不分公办民办，孩子就是孩子啊。＂

第二天清早，父亲照常站在讲台上，只是我注意到他走路时有些跛，后来才知道，他的双脚被冻伤了。

＂陈老师，您歇两天吧。＂校长走进教室，看着父亲苍白的脸色，担忧地说。

＂孩子们等着上课呢，耽误不得。＂父亲摇摇头，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春风化雨＂四个大字。

那字写得端正有力，每一笔每一划都透着一股坚毅的力量。

记得有一年，县里来了检查团，评选优秀教师。

父亲精心准备了一堂课，把平日里攒下的粮票换成纸张，给每个学生印了课堂练习题。

那天的课上得精彩纷呈，学生们积极发言，气氛热烈。

检查团的领导频频点头，父亲满心期待着能够得到肯定。

。

父亲站在学校的告示栏前，盯着那张名单看了好久，然后轻轻叹了口气，转身走进教室，继续他的课堂。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父亲的背影比平时更加佝偻，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

＂爸，您真的不甘心吗？＂我忍不住问道。

父亲停下脚步，望着远处的夕阳，轻声说：＂甘不甘心有什么用呢？咱们农村的孩子也得有人教啊。＂

一年又一年，父亲的同事们陆续转为公办教师，只有他和另外两位老教师依然是＂民办＂身份。

每到评选公办名额的日子，父亲总会早早准备材料，认真填写申请表，然后满怀希望地等待通知。

可结果总是失望而归，有时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陈老师，你也别太难过，＂学校的老张安慰他，＂现在提拔干部讲究＇又红又专＇，你家成分不太好，再加上没有关系，难啊。＂

父亲的爷爷曾是个小地主，虽然解放后早已归顺了新政府，但这个＂出身不好＂的帽子却一直压在我们家头上。

每逢政治运动，父亲总是第一个被批评的对象，尽管他从不曾有过任何政治问题。

＂守信啊，别想了，没门路、没后台，这公办的帽子戴不上的。＂同村的王大爷劝他改行，＂现在办个体户挺赚钱的，你文化高，去干点别的不比教书强？＂

父亲只是笑笑：＂教书育人是我的责任，名分什么的，随缘吧。＂

但我知道，父亲心里苦。

夜深人静时，常见他在煤油灯下翻阅教育理论书籍，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全是心得。

那盏老式煤油灯是父亲最忠实的伙伴，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灯芯发出噼啪的声响，黄豆大的火苗摇曳着，在墙上投下父亲巨大的影子。

他苦心编写的教案获得了县级表彰，被张贴在学校的荣誉墙上。

但因为＂民办＂身份，无缘更高级别的评优，那份荣誉证书只能悄悄地夹在他的日记本中。

俗话说，清水衙门难当差。

在那个凭票证生活的年代，教师这个职业本就清贫，更何况是没有编制的民办教师。

每逢年关，看着别人家杀猪过年，我们家却只能买些猪头肉，改善一下生活。

父亲从不在我们面前表露出半点不满，总是笑呵呵地说：＂能吃上肉就不错了，比起老家那时候饿肚子强多了。＂

日子如流水，母亲——李巧云默默支撑着这个家。

她在公社的缝纫社做工，那台上海产的老式缝纫机踏得咯噔咯噔响，常常从早到晚不停歇。

回家还要侍弄几分责任田，种些蔬菜瓜果补贴家用。

母亲的手常年泡在水里，指尖冻得通红开裂，却从不喊一声苦。

父亲的旧衣服总是被她一针一线地缝补得整整齐齐，补丁叠着补丁，却总能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有次我撞见母亲在灯下掩面而泣，问她怎么了，她只说是灯油熏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她听说隔壁李家的公办教师拿到了分房指标，而我们家可能这辈子都住不上砖瓦房了。

＂你爸是个好人，太实在了，不会钻营。＂母亲常这样评价父亲，语气中既有心疼，又带着深深的敬意。

＂在这个世道，太实在的人吃亏啊。＂她叹口气，眼神却依然坚定。

记得那年邻居家办喜事，请来了露天电影。

整个村子的人都聚集在打谷场上，兴高采烈地等待电影开始。

父亲带着我坐在最后排，给我讲解电影里的情节。

＂爸，我们什么时候也能住上楼房，买上电视机啊？＂我天真地问。

父亲摸摸我的头：＂等爸爸转了正，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当时不明白＂转正＂意味着什么，只知道那是父亲多年来的梦想。

转机出现在1995年的教育改革中。

那一年，全国掀起了基础教育改革热潮，民办教师的待遇问题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杨树屯小学来了新校长张建国，他是父亲教过的学生，如今已是县教育局长的得力助手。

记得他第一次来我们家做客，母亲忙前忙后，甚至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罐头招待他。

＂陈老师，您还记得我吗？当年要不是您，我早就辍学了。＂张建国握着父亲的手说，眼里闪烁着感激的泪光。

父亲愣了片刻，打量着眼前这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建国？是那个总爱问＇为什么＇的建国吗？＂

＂对，就是我！您还记得您当年送我回家那个雪天吗？您还记得给我补课到深夜的日子吗？＂张建国激动地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您说过的话：＇再苦再难，也要把书念下去，知识能改变命运＇。＂

父亲一时哽咽，只是不停地点头，眼角微微泛红。

＂陈老师，您知道吗？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民办教师的问题，现在终于有机会了。＂张建国严肃地说，＂这次改革，我一定尽全力为您和其他老教师争取转正名额。＂

母亲听了，悄悄走到厨房，抹了抹眼泪。

。

每天晚上，他都要在那盏老旧的台灯下复习到深夜，桌上堆满了各种教育理论书籍。

邻居王婶见了，摇头叹气：＂老陈啊，你这么大岁数了，折腾什么呢？转不转的正，还不是一样教书？＂

父亲微笑着回答：＂不一样的，王婶。转了正，就能拿退休金了，孩子上学也有补助，更重要的是——＂他停顿了一下，眼里闪着光，＂我这辈子总算对得起＇教师＇两个字了。＂

县里组织了一次严格的考核，包括笔试、面试和教学展示。

父亲认真准备了每一个环节，甚至将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笔记重新整理了一遍。

考试那天，他穿上了那件发黄的白衬衫，戴上了母亲特意熨平的领带，一大早就出发了。

全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就连村里的老人们也纷纷念叨：＂老陈这回可得行啊！＂

就这样，新一轮民办教师转正评审开始了。

等待结果的日子无比煎熬，父亲每天都会去村口的广播站听有没有最新通知。

那段时间，他连续做了好几个梦，梦见自己站在讲台上，学生们叫他＂陈老师＂，而不是带着几分轻视的＂陈民办＂。

终于有一天，村里的大喇叭响了起来：＂陈守信同志请到大队部领取文件...＂

那一刻，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父亲的名字终于出现在了公示名单上，二十五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曙光。

1996年12月的转正仪式上，父亲穿着平日里舍不得穿的那件深蓝色中山装，面容严肃又激动。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如此郑重其事的模样，仿佛要去参加什么重要的国事活动。

会场设在县教育局的礼堂里，墙上挂着大红的标语：＂热烈庆祝民办教师转正大会＂。

五颜六色的彩带从天花板垂下来，老式风扇呼呼地转着，吹动彩带轻轻摇曳。

父亲紧张地搓着手，眼神不停地在会场扫视。

当主持人宣布仪式开始时，他的身体明显抖了一下。

站在讲台上发言时，父亲的声音依然平静，就像他每天在教室里讲课那样。

但当他说到＂二十五年如一日，无怨无悔＂时，全场都安静了，只听见此起彼伏的抽泣声。

＂我始终相信，教育是最神圣的事业，哪怕没有编制，没有高薪，我也无怨无悔...＂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但他很快调整过来，继续说道，＂今天，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不是为了那一纸文凭，而是为了心中那个未完成的梦...＂

更令人意外的是，会场后面站满了父亲曾经教过的学生，他们有的已是县里的干部，有的是乡村医生，还有的是返乡创业的能人。

他们每人手捧一束野菊花，那是父亲最喜欢的花，朴素而坚韧，如同他的一生。

当父亲发言结束时，这些学生齐齐向他深深鞠躬，场面感人至深。

领导为父亲和其他转正的老教师颁发了证书，那一刻，我看到父亲的手在微微颤抖。

这张薄薄的纸，承载着他大半生的期盼和坚守。

仪式结束后，父亲的老同事们围上来，拍拍他的肩膀，说着几十年前的往事。

＂老陈，记得那年你背着发高烧的学生走了十几里山路吗？＂

＂老陈，那次你把自己的口粮分给贫困生的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呢！＂

＂老陈，你是咱们这批人里最该转正的，这些年可苦了你了...＂

听着这些话，父亲只是笑，眼中却盈满了泪水。

那天回家，父亲破天荒地喝了两杯米酒，脸上泛着红光。

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看到父亲喝酒，他平日里最反对饮酒，总说那是＂浪费钱财的事＂。

可那天，他却主动要了酒，还给我倒了小半杯。

＂儿啊，今天爸爸高兴，陪爸爸喝一杯。＂他举起杯子，眼中含着泪光。

酒过三巡，父亲拉着我的手说：＂儿啊，爸爸这辈子没出息，就教了一辈子书，可我心里踏实。＂

＂爸，您是最好的老师。＂我哽咽道，泪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你知道吗？。可我选择了当老师，就是觉得，教书育人，虽然清贫，但能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懂事，这比什么都值。＂

我看着父亲粗糙的手指，上面布满了粉笔灰留下的痕迹，刹那间泪流满面。

这双手，写下了多少人生启蒙的字句，点亮了多少孩子的未来。

＂爸，您的手...＂我轻轻抚摸着那些伤痕累累的手指。

父亲笑了：＂这是勋章，比任何奖状都珍贵的勋章。＂

夜深了，父亲醉意朦胧地走进他的小书房，从抽屉深处拿出一个布包。

＂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父亲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截断了的粉笔和一本发黄的笔记本。

＂这是我当年教的第一堂课用的粉笔，＂父亲轻声说，＂我一直留着，想等到转正那天，再重新拿起粉笔，完成当年没写完的那个字。＂

他翻开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每个学生的名字和成长轨迹，密密麻麻写了几十页。

＂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父亲抚摸着那些字迹，仿佛在抚摸自己的孩子。

第二天一早，父亲起得比平时还要早，穿戴整齐，带着那截珍藏多年的粉笔，走向学校。

我悄悄跟在后面，看着他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站在讲台前，拿起那截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春风化雨＂四个字。

那一刻，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的身上，仿佛给他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父亲站在那里，背影挺拔如松，不再是那个佝偻着背的＂陈民办＂，而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

如今，我也站上了三尺讲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每当我拿起粉笔，总会想起父亲那布满老茧的手指，和他在黑板上写下的一个个工整有力的方块字。

有时，我会在晚自习后，独自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感受着那份父亲留给我的宁静与坚守。

教室里还是那股熟悉的粉笔灰味道，黑板上的字迹依然像父亲当年写的那样，一笔一划，不苟言笑。

前不久，我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他珍藏多年的那本教师日记。

翻开泛黄的扉页，第一行字就让我泪流满面：＂教书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那些未圆的粉笔字，是父亲一生的写照，也是无数默默耕耘的教育工作者的缩影。

他们如同春蚕，吐尽一生的丝，只为编织他人美好的未来；他们如同红烛，燃烧自己，只为照亮他人前行的道路。

这是平凡人的坚守，也是平凡人的伟大。

每当我走进教室，面对那一张张求知若渴的脸庞，我都能感受到父亲的目光和期许。

。

那些未圆的粉笔字，终将在我和更多后来者的手中，一笔一划地写下去，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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