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块钱都不给我是什么时候的梗，100块钱都不给我还要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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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块钱都不给我表情包
1982年，我从偏远小山村考进了县城的高中，村里的人都觉得我家走了大运。然而，个中的艰难与酸楚，只有我自己清楚。
自上小学起，父母便对我寄予厚望。父亲有过几年求学经历，明白读书的益处，所以自幼便对我管束严格。他亲自出题，以此锻炼我的思维能力，还规定我每日都要练字。即便在寒冷的冬天，只要我的作业未完成，就坚决不许我睡觉。炎热的三伏天，汗水不住地滴落，我仍在桌案前复习功课。
父母的严格管教，铸就了我坚毅的品性。上初中后，我愈发勤奋刻苦。为了提高我的英语水平，父亲专门跑到县城给我购置了录音机和磁带，让我不断聆听，还尝试跟着磁带练习朗读。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与我的不懈努力下，1982年我考入了县城的高中。
步入高中后，我结识了许多新同学，月茹与我是前后桌。她在语文和英语科目上成绩颇为出色，只是数学成绩不太理想。高二那年，她主动向老师提出申请，想要和我成为同桌，让我帮她辅导数学。在辅导她的过程中，我也能够再次巩固知识点，我很乐意这样做。
慢慢地，她的数学成绩大幅提高，已然达到班里中上游的水准。她心怀感激，提出要请我吃饭。当时许多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我每周仅有两块钱的零花钱，考虑到她也不宽裕，我便拒绝了。有一回，我患了重感冒，老师让我去诊所瞧瞧，可我却没敢去。
月茹或许已察觉到我不敢去的缘由。下午课程结束后，她强行拽着我前往学校周边的诊所，医生为我打了针，还开了药。眼看就要付款了，可我确实囊中羞涩，我垂着头，满脸通红地向医生询问：“费用是多少？”医生告知：“3块钱。”
月茹还没等“能不能赊账？”这句话说出来，就掏出一张五元纸币递给了医生。在回去的途中，我跟月茹讲：“等下次再来时，我肯定把钱还给你。”她回应：“不用。”但我还是从家中取来钱，打算还给她，可她无论如何都不肯收下。
或许她是怕伤了我的自尊心，见我一直把钱往她手里塞，便说：“要不你暑假去我家帮着干点活，就当是还我钱啦！”为了避免场面尴尬，暑假时，我叫上了和我关系不错的同学猛子，一块儿去她家干活。
抵达她家中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她的家庭与我们家有所不同。她的家庭称得上是较为富足的了，她父亲掌握着打井的技艺，家中院子里整齐地摆放着用水泥制成的井管。我和猛子并不具备砌井管的本事，仅仅是给她父亲帮忙，搅拌沙子和调制水泥浆。到了中午用餐时，月茹的母亲特意炒了五六道菜来款待我们。
在月茹家劳作了两天之后，她父亲便外出从事打井的工作了。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她父亲分别给了我和猛子10元钱。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我们委婉拒绝，不想收下，然而她父亲却坚决地把钱塞进了我们的口袋，还表示这是我们应得的报酬。
我爸是个壮劳力，在外面辛苦劳作一整天，也仅仅能赚十块钱。我跟猛子不过是帮忙打打下手，却也有十块钱的收入。我们心里都明白，这都是托了月茹的福。
高三那一年，天气异常寒冷，家里没钱为我购置新棉袄，我的袄袖短了好大一截，半个小臂都露在凛冽的寒风中，手上长满了冻疮，几乎连笔都握不稳了。那天放学后，我正打算离开，月茹却拉住我，向我询问数学题，然而我发觉，她的注意力压根没放在题目上。
平常我给她讲解题目，讲个一两遍，她就能够理解了。然而这道并非十分难的数学题，我给她讲了三遍，她依旧称没听懂。当我开始给她讲第四遍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已经离开了。宽敞的教室变得空空荡荡，仅剩下我和她两人。就在我打算再给她讲第五遍时，她调皮地朝我眨了眨眼睛，接着从课桌下面拿出一个包裹，递给了我。
我满心狐疑，不过，还是在她的示意下，解开了包裹。包裹中整齐放着一件全新的棉袄，还有一条围巾，以及一副手套。“你试试看，看看大小合适不？”月茹一边说着，一边拿起棉袄让我穿上。我内心十分动容，当下就把旧棉袄脱下，换上了新棉袄。她还帮我围上了围巾。
添置了崭新的棉袄、围巾和护手之后，我浑身上下都觉得暖和多了，手上的冻疮也慢慢痊愈。眨眼间，高考的日子来临。我满怀信心地踏入考场，然而成绩公布的那一刻，我呆立当场。我没能考上大学。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正在求学，家里实在没能力供我复读。
妈妈宽慰我道：“殊途同归，你舅舅家的表哥在外面务工，干得也挺不错。她已经跟舅舅和表哥说妥了，让我去找表哥一起打工。”我心里尽管有些不情愿，但出去打工总比在家务农要强。我得知月茹也没考上，便打算去找她，一来是想把藏在心里的话讲给她听，二来是期望她能和我一块去打工。
然而，有些话语我实在难以启齿，于是我把想表达的内容写在纸上，接着将纸折成一只漂亮的千纸鹤，随后把千纸鹤夹进一本故事书里。我骑着自行车前往月茹家，在门口徘徊许久，我依旧不清楚该怎么说，还忧虑会被月茹的父母发觉。
我最终还是去敲响了月茹家院子的门。幸好开门的正是月茹。月茹一瞧见我，脸上马上浮现出了甜美的笑容，我急忙将抱在怀里的故事书拿出来递给她，说道：“我之前借你的故事书，一直忘了还给你。”她一脸困惑地看着我，说道：“你什么时候借过我故事书呀，这书并非我的！”
就在我打算张嘴解释之际，院子里传来月茹父亲的声音：“月茹，是谁来了呀？”月茹的父亲向来严肃，我一面对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心生怯意。我特别害怕被他发现，于是直接骑上自行车跑了。我使劲踩动脚踏板，巴不得自行车能飞起来。
我一口气狂奔出去五里路，才敢停下来稍稍歇息片刻。心里琢磨着应该不会有人追来了，便不经意地回头瞥了一眼，就这一眼，差点把我吓得丢了魂。月茹的父亲正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呢，我赶忙骑上自己的车，朝着家的方向疾驰而去。没想到，月茹的父亲在后面紧紧追赶，丝毫不肯罢休。
我才刚回到家中，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月茹的父亲就来了。我一脸窘迫地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笑着开口：“你跑什么呀，我还能吃了你不成？跑这一趟可把我累坏了。”说着，他一边揉着腿，一边随手拉过一张凳子坐下，看着我说道：“傻站着干啥，不给我倒杯水喝？”
我赶忙倒了满满一大杯晾凉的开水递到他手上。他一口气把水全喝光了，看着我问：“你有什么打算啊？”我表示自己打算到外面去打工。他气冲冲地说：“怎么如此没出息，这时候去打工，能做什么呀，你当下最关键的事情是学习，学习。”
稍作停顿后，他继续说道：“我晓得你喜欢月茹，我跟你明说，月茹也喜欢你。我和她妈妈都挺看好你的。但我期望我的女婿是个有上进心的人。月茹已经打算回学校复读了，你也去，跟她一块儿复读，然后一起考大学。”说完，他把一百块钱塞进我手里，接着就站起身走了。等他走得不见踪影，我才回过神来。
我冲到门外，望着在炎炎烈日下骑着单车的他，朝着他的背影大声说：“您别担心，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我察觉到，他踩单车的脚顿了一下，接着又迅速地踩着单车离开了。等他的背影彻底从视线里消失，我才返回家中。
双亲从田间劳作归来，瞧见我手中的百元大钞，母亲落下了泪，父亲说道：“莫要辜负了人家。”我轻轻颔首，内心默默发誓定要让月茹拥有幸福。
返回学校之后，我愈发勤奋地学习，果真努力终有回报，我和月茹都得偿所愿地考入了大学。不巧的是，我们二人所读的大学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相隔一千多里。然而距离却无法阻挡我们的感情，我和月茹每周都通信交流，就仿佛她就在我身旁一般。
大学毕业之后，我跟月茹都决定回到家乡所在的县城谋求发展。我到一家机械厂从事技术工作，月茹则在县小学当老师。1990年，我和月茹步入了婚姻殿堂，月茹的父亲在县城购置了一套小房子，作为我们的婚房。
时至今日，结婚已逾三十载。但每当回忆起那些过往，我的内心依旧难以平静。倘若没有岳父的资助，倘若没有月茹，就不会有如今的我。我心怀感激，感恩岳父当年的仗义疏财，也感谢月茹始终相伴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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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会诧异，白岩松如何能欠我们这些平头百姓一百块钱，你听我说完就明白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那两年，恰好正赶上东北下岗潮风起云涌之时，我们下岗工人的工作就更是难找了，真是雪上加霜。那时我和妻子双双下岗，靠在市场和集市上摆地摊挣一点微薄的生活费，几乎每个月都需要父母退休金的补贴。那天我们正为女儿学校的一笔什么费用发愁，无意间看到电视里正在讨论是否给老百姓发一百块钱，以刺激消费，我兴奋地喊妻子，说政府马上就要发一百块钱了，孩子学校的钱有着落了。
可是我的兴奋劲还没有过，道貌岸然的白岩松出现在电视屏幕中，他振振有词地信口开河，说什么不要给老百姓发钱，老百姓有钱就会存银行吃利息，一样不会消费······当时气得我七窍生烟，真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你一个月挣着上万的工资，享受着国家给的各种福利，每天吃着山珍海味，你可知道那时一百块钱对于我们这些底层百姓的价值所在！王朔说你是肉喇叭，其实都是说得太文雅了，我看你就是一个斯文那什么，你知道曾经有多少老百姓在骂你吗？
现在我们这些那个年代的顶梁柱都已经退休，都挣着几千元不等的退休工资，已经不再为温饱发愁，一百块钱对我们没有那么重要了，只是当年这一百块钱或许就是我们的口粮钱，或许就是我们孩子的学费钱，或许就是我们去医院的看病钱。当然，这一百块钱也不是你说给就能给，你说不给就不给，但作为公众人物，你说的话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你冠冕堂皇的一番谬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舆论走向，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带节奏。
白岩松，你开始在焦点访谈中出现，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加以抨击时，你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那样高大，可当你以专家学者的面目出现，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时，你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那样的丑陋和令人生厌。
白岩松，你睡不着觉的时候，是否可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做点什么，我们已经不需要那一百块钱了，我们只需要你一句真诚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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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每个月给我一千块生活费，女儿却一分不给。可我为女儿带了八年孙子，为儿子却什么都没做过。＂那天我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眼角泛着泪光，向来拜访的邻居道出了这句话。
我叫徐桂芝，今年六十有八，是东北小城一位普通的退休工人。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了，风卷着落叶，吹皱了老厂区的水泥路。
我在纺织厂干了二十多年后退了休，每月退休金不过一百来块，勉强够买米面油盐。
丈夫王德明在国营机械厂当了一辈子车工，那时候还没退休，每月一百七十多的工资是我们家的主要收入。
儿子王建国在市里的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刚结婚不久，分到单位一间十几平米的宿舍，和媳妇挤着过。
女儿王丽从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了城郊的一所小学当老师，女婿姓陈，在邮电局修电话线。
一九九二年初春，丽丽怀孕的消息传来，我和德明高兴得一宿没睡好。
＂妈，我这工作走不开，婆家又是农村的，您能帮我带孩子吗？＂丽丽站在我家的老式缝纫机旁，搓着手问我。
那会儿年轻人都忙，单位又卡得紧，请长假就意味着丢饭碗。
＂有什么不能的，你安心去上班，孩子交给我和你爸。＂我一口应下，心想着闺女不容易。
一九九二年深秋，小孙子小航出生了，皱巴巴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像个小猴子。
满月那天，丽丽把孩子抱来我家，屋里飘着红糖水的甜味。
＂妈，真是麻烦您和爸了。＂丽丽把小航轻轻放在我怀里，眼里带着歉意和不舍。
＂自家孩子哪来的麻烦，你安心工作吧。＂我接过满月的小航，心里说不出的欢喜。
就这样，小航在我们家住下了，院子里老槐树的影子见证了他一天天的成长。
那时候，条件不比现在，没有尿不湿，我得用纱布尿布一天洗好几次。
冬天寒冷，水冰得连手都伸不进去，我只能把水倒进大铁盆里在煤炉上烫热了再洗。
有时候洗完尿布，我的手冻得通红，裂开一道道口子，抹上炉灰油都疼得直掉眼泪。
最初，丽丽和女婿三天两头来看孩子，带些鸡蛋、水果，有时候还塞给我几十块钱。
后来，他们来的次数渐渐少了，也许是工作太忙，也许是渐渐习惯了孩子不在身边的日子。
德明从单位回来，就抱着小航哼唱着小时候教儿女的童谣，那粗糙的大手居然能那么轻柔地拨弄小航的小手小脚。
德明有时候会把厂里发的工作服带回来，让我改小给小航穿，省下买新衣服的钱。
＂你看这布料结实，改一改，小航穿两年没问题。＂德明总是这样笑着说，眼角的皱纹里都是疼爱。
我们这一辈人不懂得什么教育方法，只会用老一套的方式疼孩子。
我给小航织毛衣，赶在冬天来临前总要织好两三件，红的、蓝的、灰的，穿在小航身上，像个小花蛋。
春天，我带他去小河边看柳芽冒尖；夏天，我教他用蒲公英做项链；秋天，我陪他捡各种形状的落叶；冬天，我领他在雪地里踩出一串串小脚印。
日子就在平淡中过去，煤炉的火苗一年四季不断，收音机里的评书陪伴着我们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夜晚。
小航三岁那年，丽丽升了职，工资比以前多了一些，却很少来看孩子。
＂妈，您知道的，我这工作走不开。＂每次我提起这事，丽丽总是这样回应，语气里带着歉意却也有不容质疑的坚定。
我和德明也不多说，只是默默地照顾着小航，好像他真的是我们的孩子。
德明退休后，我们有了更多时间照顾小航。
早上五点多起床，煮小米粥、做小菜饼，然后叫醒小航，给他穿衣服、洗脸刷牙。
天冷的时候，我们提前半小时起床，把煤炉烧热，让炕暖和起来，孩子醒来不觉得冷。
雨雪天，德明背着小航上幼儿园，生怕他踩到泥水里着凉。
晚上，我们轮流给小航讲《西游记》和《水浒传》的故事，讲到孙悟空大闹天宫，小航总是兴奋得直拍手。
＂德明，你看小航多像丽丽小时候，那双眼睛，亮晶晶的，看什么都充满好奇。＂夜深人静时，我常对丈夫说。
＂是啊，连个性都像，倔强，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德明笑着摸摸小航的头，眼里满是慈爱。
时光飞逝，一晃八年过去了，小小的婴儿已经变成了一个调皮的小学生。
九岁的小航上了小学二年级，瘦瘦的身板，却有用不完的精力。
小院里的老槐树下，放着我用砖头和木板搭的小课桌，每天放学后，我督促他在那里写作业。
那年的一个周末，丽丽突然来访，说要把小航接回去。
＂妈，小航该回我们身边了。他需要父母的教育，而且您和爸也该休息了。＂丽丽站在我家客厅，盯着那台老式黑白电视机，语气坚决。
我心里一阵刺痛，却也明白这是迟早的事。
孩子终究是他们的，我和德明只是暂时的照料者。
含着泪，我从柜子里取出给小航积攒的压岁钱和平时省下来给他买的新书包、新文具。
＂奶奶，我不想走。＂小航抱着我的腰，眼泪汪汪地说，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衣襟。
＂乖，爸爸妈妈需要你。奶奶和爷爷会常去看你的。＂我强忍泪水，轻轻抚摸着他的头，把他的手一根一根地掰开。
小航走后，家里一下子空荡荡的，连隔壁李大妈家的公鸡叫声都显得格外刺耳。
他用过的小碗、小勺，我始终舍不得收起来；他的房间，我每天都去打扫，好像他随时会推门而入。
德明看出我的心思，常拿起那个小风车，小航最爱玩的玩具，在手里转啊转。
＂孩子总要回到父母身边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说这话时，声音比平时低沉许多。
我点点头，心想：是啊，孩子本就是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不舍得。
可当夜深人静，仍能听到小航的笑声从房间的每个角落传来，我的眼泪总是不由自主地流下。
转眼间，又过了三年，小院里的老槐树又高了一截。
建国结了婚，媳妇是百货公司的同事，人挺精明，两人合计着买了一套二手房，贷了款，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一九九七年，他们也有了儿子，取名小强。
但他从来没有要我们帮忙带孩子，说是他媳妇父母住得近，身体也好，由他们照顾更方便。
我和德明也就没多说什么，毕竟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安排。
这些年，德明的身体每况愈下，起初只是抱怨腰疼，后来发展到双腿不听使唤，走路时常常绊倒。
接着是手抖得厉害，连饭碗都端不稳，喝水时常常洒在衣服上，让他懊恼不已。
邻居王大姐的儿子在市医院当医生，抽空来看了德明，说像是帕金森病的症状，建议去大医院检查。
一检查可不得了，医生说确实是帕金森病，需要长期用药控制，还要定期复查。
药费不少，一个月下来就得三四百，我们两个人的退休金勉强够日常开支，加上医药费就捉襟见肘了。
就在我发愁的时候，建国来了，二话没说，转头去药房把药给买了。
＂妈，以后爸的药钱我来出，您别操心了。＂建国递给我一个药袋，里面整整齐齐装着一个月的药量。
从那以后，建国开始每月给我们一千块钱的生活费。
＂妈，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和爸养育我这么多年，现在该我尽孝了。＂建国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整整十张百元大钞。
＂这...这太多了。＂我推辞道，眼泪几乎要涌出来，＂你自己也有家庭，也不容易。＂
＂不多，爸需要用药，您们的退休金不够。这是应该的。＂建国坚持道，眼神坚定得让我说不出拒绝的话。
我含着泪接过钱，心里既感动又惭愧。
感动的是儿子懂事了，惭愧的是当初没有为他付出更多。
我暗自决定，一定要把这笔钱用在刀刃上，不能辜负儿子的孝心。
日子一天天过去，德明的病情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能自己洗脸刷牙，到院子里遛弯；坏的时候，连翻身都困难，我要扶着他起床、吃饭。
有时候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我心里比刀割还难受。
＂桂芝，辛苦你了。＂德明常常这样对我说，眼里满是歉意。
＂说什么呢，我们是夫妻，本就该相互照顾。＂我总是这样回应，心里却在想：人老了，真是不中用了。
与此同时，丽丽的日子过得很不错。
陈家在市中心买了新房，丽丽也从城郊的学校调到了市重点小学任教，工资比以前翻了一倍多。
小航已经上初中了，成绩优异，是班里的三好学生。
每次丽丽带着小航来看我们，都是匆匆一两个小时就走。
我心里明白，他们生活节奏快，不像我们这些老人，时间多得用不完。
丽丽和女婿经常去外地旅游，朋友圈里晒的都是山珍海味和名胜古迹。
我从未向丽丽要过一分钱，在我心里，为女儿带孩子是应该的，不图回报。
但有时候，看着德明因为药物副作用而颤抖的双手，我也会暗自叹息：丽丽就不能像建国那样，主动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吗？
想起小航在我们家的那八年，我和德明起早贪黑，任劳任怨，既当爹又当妈。
那时没觉得苦，现在回想起来，却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二零零零年的春天，德明住院了。
那天他在厨房里突然倒下，我吓得六神无主，赶紧叫来邻居帮忙，把他送到了医院。
医生说需要做个全面检查，前期费用就得三千多。
我给丽丽打了电话，告诉她爸爸住院的事。
＂妈，您别担心，爸会没事的。我这边刚好有个教研活动脱不开身，等忙完了就去医院看爸。＂丽丽在电话那头安慰我，却没有提出要来看望或者帮忙付医药费。
我挂了电话，心里一阵失落，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正发愁钱的事，建国得到消息后匆匆赶来，二话不说掏出三千块钱交了住院费。
＂妈，您别担心，有我呢。＂建国拍拍我的肩膀，眼里满是关切。
我看着儿子忙前忙后的身影，想起了小航在我们家的那八年，心里不是滋味。
＂妈，您别想太多。＂建国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处境，丽丽可能有她的难处。＂
我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德明住院一周后出院，我更加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建国每月给的一千块钱，我都用在德明的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上，自己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连小区门口的早点摊都不敢去吃一碗热腾腾的豆浆。
我的棉袄穿了十几年，领口都磨白了，还是舍不得换新的。
＂妈，您也该换件新棉袄了，这都穿成什么样了。＂建国看着我的旧棉袄，心疼地说。
＂还能穿，不冷。＂我摆摆手，心里想着：钱得省着点用，德明的药不能停。
时光匆匆，转眼又是一年秋天。
院子里的梧桐叶子开始泛黄，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
我坐在藤椅上，看着这熟悉的景象，不禁想起了小航小时候最喜欢在落叶中奔跑的样子。
那时候，他会扑进一堆落叶里，咯咯笑着，然后抬起小脸，叫我：＂奶奶，您看，我像不像一只小刺猬？＂
回忆中的笑脸那么清晰，可现在的小航已经是个小大人了，每次来都是端端正正坐着，话也少了许多。
这天，邻居王大姐来串门。
她比我小几岁，但我们年轻时就在一个厂里上班，厂里分房时成了邻居，交情不浅。
＂桂芝，听说前几天是德明住院一周年？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王大姐端着一碗刚出锅的莲子羹，关切地问道。
＂好多了，就是还得吃药，手抖的情况比以前好些。＂我接过莲子羹，笑着回答。
＂你们两口子真有福气，建国每月给钱，丽丽又帮你们带过孙子这么多年，子女都这么孝顺。＂王大姐感叹道，眼里带着羡慕。
我愣了一下，突然鼻子一酸，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儿子每个月给我一千块生活费，女儿却一分不给。可我为女儿带了八年孙子，为儿子却什么都没做过。＂这句话像是被憋了很久，一下子脱口而出，再也收不回去了。
王大姐一时语塞，只是拍着我的手，安慰道：＂桂芝，别难过。孩子们各有各的想法，你也别太计较。＂
我点点头，擦干眼泪，勉强笑了笑：＂我没事，就是突然有点感慨。你说得对，不能计较这些。＂
王大姐离开后，我独自坐在院子里，思绪万千。
我在想，是不是我对丽丽的期望太高了？
毕竟，带孙子是我自愿的，从未要求过回报。
可心里那股委屈，却怎么也抹不去。
后院的老槐树上，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好像在讨论着人间的是非对错。
日子还是要过，我依旧每天早起，给德明准备早饭，然后去菜市场买最便宜的蔬菜。
有时候，还会接些家政零活，多赚点钱补贴家用。
市场上的菜贩子都认识我，常常会多给我几棵青菜或者几颗葱。
＂大姐，这白菜今天特新鲜，给您挑个好的。＂菜贩子麻利地挑了一颗水灵灵的大白菜，还主动帮我掰掉了老叶子。
我感激地点点头，心里暖暖的，想着：人间处处有温情。
德明的病情时好时坏，医药费依然是个大负担。
建国每月的一千块钱，成了我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有时候看着德明颤抖的手，我会悄悄地擦眼泪，心想：人老了，真不如一阵风。
二零零一年春天，小区里的梨花开得正盛，飘落的花瓣像是一场小雪。
这天，丽丽突然来了电话，说要来看我们。
我有些意外，因为自从小航回去后，丽丽很少主动来家里，除非是过年过节。
＂妈，我和陈明商量了，以后每月也给您和爸一千块钱生活费。＂丽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递给我一个信封，眼神中带着愧疚。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手微微颤抖着接过信封。
＂我知道我这些年对您和爸照顾不够。＂丽丽低着头，声音有些哽咽，＂小航长大了，懂事了，常跟我说起您和爸是怎么照顾他的。＂
＂他说，奶奶天没亮就起床做早饭，爷爷下雨天背他上学，不让他的鞋子湿了。他说，奶奶的手冬天裂得像树皮一样，却还是给他织毛衣、做棉袄。＂
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原来，小航还记得那些日子。
＂昨天，小航问我，为什么建国叔叔每月给您钱，而我们却什么都没做。他说，奶奶为他付出了那么多，我们却好像都忘记了。＂丽丽抬起头，眼中含泪，＂妈，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
我摇摇头，伸手握住女儿的手：＂傻孩子，妈从来没有怪过你。带小航是妈心甘情愿的，哪有父母跟子女计较这些。＂
＂不，妈，这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丽丽擦了擦眼泪，语气坚定，＂我忽略了您和爸的晚年生活，忽略了您们的需要和感受。以后，我和陈明会多来看您们，也会定期给您们生活费。＂
我没有再拒绝，因为我明白，这不仅是一份经济上的支持，更是一份情感上的弥补。
＂妈，这周末我准备带小航来看您和爸。他说很想念您做的糖醋排骨和炸油果子。＂丽丽笑着说，眼里的愧疚渐渐被温情取代。
＂好啊，我这就去准备材料，给他做个够。＂我擦干眼泪，心里像是开了一朵花。
周末很快到来，丽丽带着小航来了。
十四岁的小航已经长高了许多，眉眼间依稀能看出小时候的影子。
＂奶奶！＂他一进门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把我抱得差点喘不过气来。
＂瞧你，都这么大了，还像小时候那样撒娇。＂我假装嗔怪，心里却甜滋滋的。
＂爷爷！＂小航又转身抱住了坐在轮椅上的德明，德明的眼睛立刻湿润了。
那天，丽丽亲自下厨，做了几道我们爱吃的家常菜。
德明看着满桌菜肴，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甚至伸手想要自己夹菜，虽然还是抖得厉害。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着各自的生活，气氛温馨而和谐。
饭后，丽丽洗完碗，坐到我身边，轻声问道：＂妈，您和爸这些年，有什么心愿没实现的吗？＂
我想了想，说：＂我和你爸年轻时总想去北京看看，看看天安门、故宫，可一直没机会。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怕是去不了了。＂
＂妈，这有什么难的。等天气再暖和些，我和建国一起带您和爸去北京旅游。＂丽丽坚定地说，眼里闪烁着光芒。
＂真的吗？＂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手下意识地抓紧了椅子扶手。
＂当然是真的。＂丽丽笑着说，＂我已经和建国商量好了，他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爸的身体没问题，我们可以租轮椅，慢慢逛。＂
这一刻，我感到无比温暖，多年来积压在心里的那点委屈，在这温暖中融化了。
二零零一年五月，我们全家去了北京。
建国和丽丽都请了假，陪我们在北京玩了一周。
五月的北京，天高云淡，阳光明媚。
我和德明坐在轮椅上，孩子们推着我们穿过天安门广场。
当看到电视里常见的天安门城楼时，德明激动得手都不抖了，紧紧握住我的手。
＂桂芝，我们真的来北京了。＂他哽咽着说，眼泪顺着皱纹流下来。
＂是啊，都是孩子们孝顺。＂我也忍不住哭了，六十多年的人生，终于圆了这个小小的梦想。
广场上，我们拍下了人生中第一张全家福。
照片上，德明坐在轮椅上，我站在他身后，建国和丽丽分立两旁，还有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们。
所有人都笑得那么灿烂，仿佛阳光直射进了我的心里。
回家后，我把这张照片裱起来，挂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感到无比满足和幸福。
如今，建国和丽丽每月都会按时给我们生活费，还经常带着孩子们来看望我们。
德明的病情也在精心调养下逐渐稳定，手抖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
我们的晚年生活，因为子女的关爱而变得充实而温暖。
有一次，德明对我说：＂桂芝，咱们这辈子，值了。＂
我点点头，心里明白他的意思。
我们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儿女孝顺，家庭和睦，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前几天，小区里的李大妈羡慕地对我说：＂桂芝啊，你们家儿女都这么孝顺，真是有福气。＂
我笑着点点头：＂是啊，我很幸福。＂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那年秋天在院子里对王大姐说的那句话。
现在，我可以坦然地告诉所有人：我有一对好儿女，他们都孝顺，都懂得感恩。
那天傍晚，我和德明坐在小院里的老槐树下喝茶。
我给德明倒了一杯热茶，他居然能稳稳地拿起来喝了，手几乎不抖了。
＂你看，我的手好多了。＂德明得意地向我展示。
＂是啊，都是孩子们的功劳。＂我笑着说，心里比蜜还甜。
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把影子拉得老长。
远处，传来了邻居家孩子的笑声，一如当年小航在院子里奔跑时的欢笑。
岁月如梭，生活起伏不定。
但在这变幻中，亲情始终是最坚固的纽带。
或许，每个家庭都会经历这样那样的磨合与成长，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共同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在十月的阳光下，我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着远处飘落的梧桐叶，心里满是宁静与温暖。
儿孙绕膝的幸福，不正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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