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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我的高考

作者：王聚臣

又是一年高考季。

每当看到一张张年轻的脸，意气风发地走进教室，又喜笑颜开地迈出考场，不久，又欢天喜地地捧着录取通知书，踏进心仪的大学校园，我就会隐隐地从心底升起一股醋意：今天的孩子们真是太幸运、太幸福了！他们参加高考是那样的轻而易举，他们上大学是那样的心安理得，只要成绩合格，一切都是了无障碍和顺理成章，丝毫没有我们当年考大学时的磕磕绊绊。

我考大学是在一九七七年 ，距今已经四十多年了。回想起四十年前的那场高考，我不禁心潮起伏，有好多话想说。

这还得从我的高中生活说起。我是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的。那年头，我国的学制很乱，原先高中学习时间是三年，但后来响应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把三年变为两年。我本来是七三年春入的学，该七四年底毕业，可不知为什么又延长了半年，到七五年夏天才发的毕业证，成了七五届高中毕业生。延长的半年我们并没有在学校上课，而是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我总觉得自己的学没有上够，不甘心，便边劳动边企盼着老师来信叫我们到学校去，结果是一场空。

拿到毕业证后，我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在夜里哭醒了好几回。我从心底里哭喊着，我的学上完了，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坐到教室里听老师讲课了，我可怎么办呢？是啊，我该怎么办呢？我又能怎么办呢？平生一无所长只喜欢读书的我，此刻陷入了深深的迷惘。须知，那时候是不兴考大学的！普通农民的子女上完高中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挣每天三四毛钱的工分。从此，我像断了线的风筝失了舵的船，随风飘荡随波逐流，生活完全没有了方向、没有了目标，更没有了乐趣。

一九七七年十月，传来好消息：国家要在今年全面恢复高考，而且只要符合条件（主要是政审），不管是应届生、往届生、高中生、初中生，哪怕你是小学毕业生，人人都能考，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阻挠。这天大的喜讯比去年的那一声惊雷更令人欢欣鼓舞，更叫人热血沸腾。得知消息那天我又一次流泪了，这是幸福的泪水。我承受不了这巨大惊喜的冲击，控制不了激动的心情——天呐，不幸中的万幸，我和所有的往届生们一起，幸运地赶上了这趟高考末班车！我又可以上学了，并且有可能上大学，以前，这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虽然，当时也曾时兴过几年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但对于普通社员的孩子来说，想获得这样的机会简直是白日做梦。

接下来是复习。时间非常紧迫，离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请假。生产队的领导还算开明，准了一个月的假期。这比电视剧里演的，一些基层干部对报考的知识青年横加阻挠可强多了。不过，生产队领导准假时的那句话至今让我心寒：去考一考试一试吧，不过考试也白搭，上大学的事哪能轮到咱呐——一半是同情和无奈，一半是鄙视和不屑。我知道，他话里的“咱”其实是“你”！现在想想他也不全是恶意，因为，高考中断十一年了，村里一二十年也没有听说谁去上了大学。“大学”这个字眼对村民很陌生，“上大学”就更稀奇。况且，以他的经验断定：没有我们贫下中农的推荐，你小子想上大学？别异想天开了！

复习开始了。那真叫个老虎吃天，无从下嘴呀。高中两年一大半时间都去批林批孔了，根本没有系统地学习完高中课程；毕业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天天要出工，又没怎么看书（家里实在也没什么书可看，除了一本《学习字典》就是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所以，面对仅有的薄薄的几册课本，哪里是重点，哪里是难点，先看谁后看谁，心里一概没底。同时请假复习的几个小伙伴也都是半斤对八两，谁也没什么高招，大家像无头的苍蝇到处瞎撞。这期间，新乡师院的老师，曾经来我们公社对考生进行过辅导，但一两千人挤在公社戏院的大房子里听课，尽管大家屏息凝神，依然听不清老师在说什么，台上讲得辛苦，台下听得难受，效果可想而知。去了两次我们失望而归。后来，幸亏姐姐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本复习资料——用的是比今天人家办丧事的草纸好不了多少的纸张，用手工刻印又手工钉在一起的材料，我们如获至宝，读啊，背啊，写啊，算啊，复习总算有了路数。但可悲的是，我们盲人瞎马式的复习有很多是做了无用功，不少内容都不在考试的范围。

然而，不管复习的好坏，时间是无情的。历史的车轮重重地碾过了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月时光！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二日，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就要开始了。“站出来，接受祖国的挑选！”这是我们那代青年人共同的心声。我有幸成为这批青年中的一员，我幸运，我幸福，我骄傲，我自豪！如今，尽管四十多年过去了，可一提起当年的那场高考，我还是难掩心头的激动。

考试的前一天下午，妈妈破天荒地在非年非节的日子里为我和姐姐烙了白面油饼，作为我们两天考试的干粮，但没有煮鸡蛋，大概在她朴素的思想里怕是我们给她考个“鸡蛋”回来吧。太阳偏西的时候，我带上饱含母亲恩情和希冀的白面油饼，兴冲冲地和几个伙伴出发了。我们要去参加人生中的第一场战役。考场设在距我们家东边十五里远的公社高中，那里是我的母校。那年头没有车，连旧自行车都没有一辆，大家照例坐“11路”到学校去。这条路我曾经走过两年，但今天不同往常。一路上，我们不觉得劳累，只有兴奋。大家七嘴八舌谈论着戏文里进京赶考的秀才，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我看到，小路两旁的田地里，麦苗已经绿油油一片了，那满眼的苍翠预示着来年的丰收；打谷场上，庄家的秸秆在冬日的照射下泛起温润的晖光，全没有了往常冬季的枯瘦和苍白；我仰望天空，天空是暖暖的橘黄色，而太阳，则像一面金色的战鼓，高挂在西边天幕上，默默地为我们演奏着前进的鼓点……我心里快活极了，脚步格外轻松，那条乡间小路，今天竟也出奇的平坦，十五里的路程，竟比平时早到了半个小时。当天夜里，我们借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亲戚家里。

第二天，九点开考。我们提前几十分钟赶到学校。母校宽敞的校园里，教室依然简陋，课桌依然破旧，但气氛却比平时严肃了许多。我看到，几乎所有的墙壁上都贴着有关考试的标语，距教室门前三米远，用白灰划出考场警戒线，每个教室门上都用红纸写着考场号，课桌上贴着考生座位号。院子里，带着红袖标的保卫人员在站岗、巡逻，公社卫生院的几个医生挎着药箱严阵以待……活脱脱一幅大战在即的模样。开始进考场了。门外，有民兵站岗；门口，两位监考老师表情严肃地检查着各位考生该带和不该带的东西……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越发觉得这场考试的非同一般。我们放轻脚步，按秩序进入考场，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如今条件好了，每人一张桌子，而我们当时是两人一张桌子，因为考生太多，课桌不够用啊。

随着答题铃声的响起，这场姗姗来迟的高考终于开始了。考场里，除了人们的呼吸声和监考老师轻微的脚步声外，就只听见笔尖叩击考卷的“笃笃”声。两位监考老师，一个站在讲台上察看全场，一个在台下来回巡视。两位的神情都很庄严、很专注、很小心，毕竟这样的场面他们也不曾经历过啊。我知道，他们担负着国家赋予的特殊使命，他们生怕出事，他们在恪尽职守！然而，会出什么事呢？我幼稚地想，是怕我们作弊吗？可敬的老师啊，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机会参加高考，就已经感激不尽了，谁还会去作弊！说真的，当时的我们确实心地单纯，全没有今天的一些人那样的花花肠子。其实，我和同桌既是同村又是同学，彼此熟悉得很。就这样，在考试的时候，谁也没有往对方的卷子上瞥一眼。不久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们俩还开玩笑说，如果当时我们俩稍微“那个”一点，就都有可能上一所好得多的大学。但是我们没有。如果那样做了，岂不亵渎了神圣的高考！……

由于底子太薄，又加上头天晚上没有休息好，我的考试发挥得并不理想，回到家后，听到姐姐也有类似的抱怨。但不管怎样，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勇敢地站了出来，接受了祖国的挑选，这是永远让我引以为荣的事情。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终于，一九七八年元月底喜讯传来，我和姐姐双双被预选上了！不啻一颗惊雷在村中炸响——在大多数村庄高考录取呈现白板的情况下，我们家同时考上了两个人，这在全县也是为数不多的。据后来的报道得知，当年全国参加高考的是积攒了十一年的考生，共有570多万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这是就本科而言，加上其他各类学校招生，录取率可能要高一些）。接到通知，我又一次喜极而泣。感谢命运的眷顾，感谢党和人民给了我如此宝贵的机会！

消息不胫而走，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他们夸我们有志气，有本事，为村里争了光，为家族添了彩。我的父亲也成了方圆几十里的名人，大家夸他教子有方，有的人还大老远地跑来向他取经。当后来得知我只是被一个师范学校录取时，大家还是夸我是大学生。淳朴的乡亲们认为，只要是国家正式录取的，就是大学生，而以其他方式上了学的，他们不认可。

入学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号。开学典礼的场景有点奇特：同学们有的是兄妹，有的是叔侄，有的是夫妻并且已经有了孩子，听说还有父女同班的……这样的情形，恐怕在中国乃至世界高考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了！把这些说给今天的孩子们来听，他们一定会觉得匪夷所思，难以置信。但我却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真的！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这种现象今后不会再有了，也不应该再有了！

作者简介 王聚臣，封丘县教师，喜欢读书，爱好文学，有“豆腐块”和广播稿发表，有十余篇教学论文获奖。

我的一九七九小说笔趣

我的一九七八

一九七八年是我最难忘记的一年。这一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是我命运的转折点。

这一年的四月份，我结束了五年零四个月的军旅生涯，复员回到当时的黑龙江省阿城县永源公社东华大队。我当兵前虽然是中学物理老师，但因为是民办教师，挣工分，属于农民身份，按当时的政策农村入伍的不安排工作，还回到生产队当农民。当时和我一起当民办教师的两个人，一个被推荐到呼兰师范读书，毕业后当了公社干部，一个参加内招考试，转为公办老师，后来调回了山东老家的一个城市当老师。我如果不当兵，即使不能被推荐上大学，内招考试我是应该能考上的。当时我对当农民也没有什么抵触，因为祖祖辈辈都是干这个的。再说当五年多兵自己也努力了，当时部队所有的政治活动自己都是理论骨干，还在沈阳军区的报纸《前进报》上发表过文章，军事训练也是尖子，当炮长时，学习射击理论和武器构造都是小教员，被评为三级射手，后来当了车长，还到齐齐哈尔接兵一次，因为种种原因没提干，也没什么遗憾，现在又当了农民，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也没觉得吃亏，也没找门路，就打算当一辈子农民了。何况当时我们的生产队还搞得不错，每个劳动日值能达到一元五六角钱，再加上自留地，饲养家畜，生活也不是很差。到家第二天我就下地劳动。当年我26周岁，还没有对象，和我年龄相仿的都好几个孩子了。

那时生产队正刨茬子，用专用的刨茬锹，把玉米或高粱这种大棵植物留在地里的茬子刨掉，一则这些东西可以做烧柴，二则便于耕种。我当了五年多兵，也参加过不少劳动，但这活一直没干过，虽然这不是什么复杂的劳动，也有个熟练过程，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长的地垄，社员们上下翻飞的磨得铮亮的刨茬锹，听着铁锹斩断根须的嚓嚓声，我深一锹浅一锹的奋力紧跟，但还是不知不觉的就落在了后面，第一天下来手就磨出了血泡，但坚持几天手上磨出了茧子，也掌握了技巧，就再也不拉后了。

当时在大队包队的是公社武装部的王洪军部长，他是转业干部出身，对转业兵有好感，再看我踏实肯干，又有文化，还是党员，就把我提拔为大队干部，担任大队团总支书记，并吸收到大队党支部当支部委员。五月下旬，公社在红军大队开现场会，那时正是玉米间苗，施化肥封垄的时候，他们的做法是三个人一组，两个人各自一条垄，在前面除草间苗刨坑，后面一个人给这两条垄点化肥，又有犁杖在这块地，接着趟地，把垄封上，工作效率高。现场会就是推广他们的经验，我作为大队干部参加了这个现场会。红军大队离公社所在地永源村很近，开完会就到了永源村吃中午饭。那时出去开会有旅差费一元钱，我到供销社买了一斤炉果，到供销社对面的饭店买了一碗汤，就着汤吃了几块炉果，剩下的要拿回去给身体不好的父亲吃。那天有大队供销社来公社供销社上货的胶轮大车，我们开会的等车装完货坐车回去。等车期间我在供销社大门外溜达，忽然看见大门柱子上贴着1978年高考招生简章，仔细一看，才知道像我这样的身份也可以参加高考，其实1977年就考一次了，我竟然不知道我是可以参加高考的，看了这个招生简章才知道。要是早知道，在部队期间就可以复习了，四月份复员还参加啥劳动，就直接复习备考了。当时距离报考结束没几天了，我喜出望外，上大学是我已经破灭多年的梦想，这次终于有机会了。回去之后我就和包村的王部长说了我要参加高考，他和我说你就别费事了，去年都考一年了，很多没考上的都在复习备考，还有在校的应届生，人家都做了充分准备，你这当兵这么长时间，那点文化也扔的差不多了，这马上要开始初考，你又没复习，根本考不上，白浪费时间。他还和我透漏，我们的大队书记是哈尔滨下乡青年，不久就要返城，公社想让我接他的大队书记。我还是坚持要考一考，说即使考不上，我也要过过高考的瘾，也了却一份心愿。于是我找了几张照片，到公社招生办就报了名，根据我的情况，我报了文科，没几天就参加了初考。当时高考考生较多，为了减少统考压力，在统考前省里先安排一次初考。文科初考考三科，语文，政治，历史。稀里糊涂的考完初考，觉得没什么戏，于是就撂下这个事，该干啥干啥了。

等到初考发榜时，我一看，考了184分，当时初考录取线是180，我被录取了。这时距离统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放下了工作，到我的母校永源中学插班参加复习。这个班主要是应届高中生，还有十来个社会青年，其中有我高中的同学，他七七年没考上，在这个班复习一个学期了。他帮了我很多忙，给我借来了全套的复习材料，还给我辅导课程。在这一个月语文，政治除了听课之外没特意复习，就靠吃老本了。主要时间用来是背历史和地理，再有就是复习初中数学，因为七七年数学主要考初中课，我觉得初中数学我还能拿点分。就觉得那段时间头脑非常清醒，记忆力也超常发挥，这一个月简直就是突飞猛进，心里渐渐地有底了。

到了统考的时候，数学翻了车，因为七八年考的都是高中课，一百分的卷子我只考了18分。但其他学科都考的不错，满分500的卷子，我总分323，其中语文考了84分，是我们全县文理考生的最高分。其实语文考得好和我当兵时的第一任指导员有关，我们的指导员叫徐连海，黑龙江讷河人，人很正直，有才华，他对我很器重，让我出黑板报，连里有什么材料也让我写，还让我当理论骨干经常参加团里的学习，特别是批林批孔时，当时有一本孔子言论的材料，全是文言文，他让我给连队宣讲，这些都无形中对我的文言文和作文做了最好的提高。那年高考我的文言文和作文都接近满分，不能不感谢我的老指导员。因为填报志愿的问题，我最后被我没有填报的绥化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录取了，后来听说我的考分超过了本科录取线。当时对专科本科的概念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很计较，上了专科学校反倒很高兴，因为当年专科学校的学制只有二年，我当时26周岁，大龄青年，希望早点参加工作。上学之后发现，我们班级有好几个同学都达到了进京的分数，甚至都够北大的分数，但他们的报考志愿就只填了守家在地的绥化师范专科学校，因为他们都拖家带口。入学之后还有两个同学分别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和齐齐哈尔师范大学转学到绥化师范专科学校到我们这个班，就是为了早点毕业。

在我录取之前还有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因为我在部队的时候得过肺结核，住过院，体检过后我怕有问题，就到哈尔滨第五人民医院做了胸透，医生说你这种情况别说升学，当兵都没有问题。于是我就放心了。结果还真出了问题。给我体检的一个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在我的体检表上写了一大堆问题，结论是不合格。当时管招生的老师非常负责任，他看我报的志愿很高，觉得我考的应该不错，因为体检下去太可惜了。就辗转的通知了我，让我做做工作，换一张体检表。我赶紧拿着哈市医院的结论从农村赶到县里，正好我的表哥在县里工作，也有一些熟人，就帮我一起去找，先是在招生办要了一张空白体检表，然后在医院找有关医生按项目重新填写。但到不合格这项的x光科又卡住了，主管体检胸透的县医院的X光科主任就是不答应更改，因为给我的体检大夫是他儿子，老子不想否定儿子，但他找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他说你虽然有我们上级医院的结论，但也要凭事实说话，他要求拍片，看片子再做结论。但时间来不及了，又谁说都不好使，期间都找到了县卫生局长，面对这个顽固的老主任也束手无策。眼看着明天招生办就要往上报材料了，我这也就只好放弃了，接近中午了，我和表哥就垂头丧气的走出了县医院，我安慰表哥，明年我再考吧。

本来已经没有挽救了，但在县医院门口表哥碰到了他的一个姓关战友，说起了这个事。没想到这个战友说这好办，他和那个乡镇卫生院的透视的医生是钓鱼认识的好朋友，他说谁都不用找，就找他，拿二十块钱就行，找他把体检报告重新填一下就完了。结果正如他所说的，他找到这个朋友重新写了结论，一天的乌云就全散了。我长出了一口气，真是苍天有眼！

问题都解决了，就等着录取了，那时根本不懂怎么填报志愿，就挑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填报，这导致了我错过了应该能去上的学校，最后被专科学校收容了，但我胡乱填报的志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在我体检出问题时引起了招生老师的注意，他以为我志愿报的这么高成绩一定错不了，动了惜才之心，才辗转周折通知了我。

虽然是现在看不上眼的专科学校，但在那时也是一步登天了，我当了一年教师，是民办，没脱了农民身份，当了五年半的兵，脱下军装还是农民，也没有跳出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但这一纸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从此走出了祖祖辈辈安身立命的农村老家，结束了抱着垄沟找豆包的生活。

毕业后被分配到县城的一所中学，二年后这所学校来了一位新校长，名叫李振国，正是当年管招生通知我体检有问题的老师，我不认识他，但他这个名字早已刻在我的脑海中。一次和他提起这个事，他说没什么印象了，因为类似这样的事在他管招生时做了很多。在他来说这是不经意间做的一件事，但在我来说却是决定命运的大事。后来李振国老师做到县教育局局长，在职期间获普遍赞誉，官声很好，现在已经八十多岁，耳聪目明，身体健康，安享晚年。他惟一的儿子是著名科学家的研究生，估计现在也是科学家了。好人好报，此言不虚。

我的一九七九生活

文 | 马进祥

高考的1979年，对我来说，那真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决定命运的三天哪…… 1977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后，各省匆忙自行出题，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此后，从1978年开始转入正规的全国统一命题考试，确定每年7月7、8、9高考日，持续了二十多年。

这个时间，家乡处在夏收前短暂的农闲期。我高考的1979年，是文革后回复高考的第三年。记得利用这个时间，大人们去远山拉柴禾去了……父母一辈子做庄稼不识字，不知啥叫大学啥叫高考，所以，虽然处于临近高考决定一生命运的日子，但不像如今、尤其是城里人那样全家都处于临战状态。一切都似乎很平常，家里没有什么不一样。家里人只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考试，考过后我就算把书念完了，该回家来了。

考点就设在我就读的县城一中，离家大约十华里。但我并没有把这三天考试的日子当成特别，没奢望能住下来有个特别的条件去考试，甚至给父母都没有说。可是，突然间意想不到的好事降临了：我得感谢好同学SZ。他主动邀请我去他爸当所长的县政府招待所，和他一起吃住考，并借给我当时特别稀罕的手表用于考试时把握时间。他说，你家太远了，不住下来，都跑在路上了，如何考试？

那真是难于忘怀的、决定命运的三天两夜；也是我的人生中不仅第一次住在县城里，吃城里人的饭，而且第一次戴奢侈的手表并学会了如何识别手表上的时针分针和秒针……

一

我原来就读的甘肃省和政县三合学校，即现在的三合小学，当时设了“戴帽”的初中、高中，意即只有小学的校舍师资条件，临时增加了初、高中班，类似五层的楼房上临时加盖了两层。乡里人把它形象的比喻为“戴帽”中学。我从尕新庄大队小学5年级毕业后升入该校，在那里读完了初中的2年和高中的3个学期。按照毛主席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指示，那时有相当一部分课程安排的是劳动课。所以，那时，文化课并不是对学生的唯一要求，不像现在的孩子这样八股式的考试和课本学习成了唯一，有山一样的作业压力、泯灭了幻想的没有意思的童年。

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信，我们的拼音是上高中时才学的。高一年级时，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从山里小学调来的韩国荣老师给我们当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听说韩老师曾当过国民党马步芳军队里的师爷。他的国学水平非常好，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小楷、板书非常漂亮。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新庄公社的黑沟，一个叫中良的偏远山村里当了9年的小学老师。在那里，韩老师和山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乡亲们中间威望很高。韩老师离开山里多年后还有乡亲们背着砍好晒干的柴禾步行几十里往他家里送。他戴一副白色框架的近视眼镜。因为当时农村戴眼镜的人很少，一般都是有身份的知识分子或戴石头镜的有钱人。所以，农民对于戴眼镜者一般都是敬而远之。为了和农民拉近距离，放下架子，他和人说话时习惯性摘下眼镜，显得很平易近人；他说的虽然不是普通话，却是一字一顿，应该是当地官话，易理解，很好听；韩老师走路腰板直挺，昂着花白的背头，一副军人派头。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发现我们到了高一年级还不会拼音，他感到诧异，正要批评，我们却理直气壮的回答，小学里老师没有教过，意思是这不是我们的错。韩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将来高考和走入社会时可不管给你教过没有呀！于是，代高一课的韩老师给我们从a、w、o开始，教起了拼音。如今我用拼音操作电脑、手机，打字飞快就靠了那时韩老师打的基础。显然，这样的状态下，我们这班同学高考是没有指望的。为了能在高考时不被剃光头，学校从我们上年级高二班选送了三名同学，联系到州上的中学“加工”，“吃小灶”，结果一个也没有考上。大家觉得考大学与我们太遥远啦。

从1978年开始，延长学制，改春季招生为秋季招生，各年级增加了一个学期，所以我们这一届高中读了两年半。从这年的秋季到来年7月的高考，是我高中的最后一个学年。面对这种“戴帽中学”图大求全质量上不去的现状，县教育局进行整顿。于是，我们在懵懂中被撤销三合的“戴帽”高中，全班十几个高一同学被并入和政县一中；其中我们学习好些的四个同学被介绍到了县城一中的高二（5）重点班。

现在看来，这是突然降临于我们的良机，不然，如果还在“戴帽”中学，没有得到县城一中正规而系统的、几乎是从小学课程开始的补习速读，考大学与我是天方夜谭——尽管当时两百多分就可上大学。

但是，当时的三合“戴帽”中学却给人留下了永志不忘的美好的童年。我们被组织上去学校附近的广通河畔“治河造田”；我们还到生产队里帮社员挖洋芋、掰苞谷。吃晌午时，我们被安排到农民家里，那时农民家里没啥好吃的，就在大铁锅了焪一锅的洋芋让我们吃。

更值得一提的是韩老师、赵老师给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知识的大门：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赵翠峰老师让我经常代表全班同学在学校大会上发言；让我用毛笔抄写班里评《水浒》、批宋江之类的大字报、办黑板报；我写的一篇河滩里劳动的作文赵老师还在班上当范文念使我激动得脸红心跳；高一时，韩老师发现我们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则要求我们用小楷写作文。 他刚来的第一周就给我们布置作文；还把我写的一篇章回体故事作文当作范文拿到别的班级展览并在班上给同学们朗读点评——这种鼓励方法以从未有过的力量激励着那时的我愈加上进努力；更平衡、鼓舞和滋长着我这个从偏远山村小学转来的一个弱势胆怯的少数民族孩子的自信心。我明白了：通过学习可以获得山里娃应有的尊严，改变卑微的出身。后来考上大学后的第一学期放假，我用寒假里生活费兑换的现金买了礼品，除了小学的启蒙老师王心忠外，我能够去看望的就是对我人生起过关键作用个这两位三合“带帽”中学的韩老师和赵老师，感恩他们对我的培养教育。我常常想念他们，自那以后的日子里一有机会我都去看望。

从山里到川里；从简单的会写毛主席万岁，到正规的a、w、o作业——虽然我们那时物质上是匮乏的、贫困的，甚至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课桌和板凳是两块白杨木板板，搭在垒砌的土坯上，无法固定，动不动板板掉下来，要么土坯碎了，还怕老师发现批评，赶紧自己和泥巴糊住垒砌上。最要命的是三个同学一张桌子，因为太拥挤互不相让恶语相加，便在桌上划线为界，但凡谁的胳膊肘不小心跨界，旁边同学猛一胳膊肘子捣过去，使对方猝不及防……

但是，那时的我们没有学习上的压力，尽情的玩耍，享受着童年的快乐。我们用木头自制手枪状的水枪，在校园里追逐嬉戏；我们砍下榆树枝杈自制了弹弓在山里追逐打麻雀；我们刀削了“小毛猴”：从山里拉来的一个叫“乌龙头”的木头截面的芯子里，镶进架子车上淘汰下的滚珠，然后削成锥状后锯下，在地上鞭打着飞转；我们还把旧木车轱辘上的退下来的铁箍当滚环；我们找来报废的自行车链子，用铁丝制作火枪，装上火柴头的磷，撞针引爆；我们还找来形似自行车把的树根，栓了一个木棍，吊在两腿间当作自行车疯跑……哦，遍地的野花，可采摘的野果，汩汩流淌着的泉水，广阔的田野是那么美和那么使人留恋。我们发挥了童年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憧憬着貌似美好的未来。

有个叫马林的小学同学很调皮，拳头硬，别人打不过，是个娃娃王，同学们有几分怕他。但他搜集了很多的娃娃书（即连环画，或称小人）和小说，大概多是被抄图书馆混乱时捡来的，什么《地道战》、《黄继光》、《青春之歌》之类，许多书被撕扯得残缺不全。但他不太爱学习，很少读过。下课了我们都围着他去借，他给我们吹他的什么书多好多好，来吊我们的胃口，但光许诺就是不给借，搞得我们心里痒痒的。秋日里，下着毛毛细雨，田野里到处湿漉漉的，房前屋后的园子里挂着成熟的玉米、大豆、和向日葵。放了学的我们不愿回家，要么寻思着怎么去偷人家的果子葵花，或是地里的胡萝卜，要么我们追着马林跟前跟后求情下话。有一次我拿一天的晌午馍和他换书看，饿了一天的肚子，回家还不敢给家里人说。

放学回家的山路上，在一个叫做七架沟的河堤柳树下，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一眼泉水。泉眼不大，但如筷子粗的泉水在上翻冒泡，我们急忙过去，捡石头培泥土把泉水围了起来。等不长的时间，一泓清澈的泉水出现在眼前了，使我们放学回家的途中有了水喝。下午放学了，艳阳高照，嗓子冒烟，七架沟沟沿上柳树下的那泓泉水就是我们的驿站，走了几里山路的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抢先到达那里，脚、手点地，身体爬展，一头伸进泉里，如牛般酣畅痛快的吸水……

真的，我们的童年是那样的无忧无虑，充满着快乐。我们一天天在长大，一天天在快乐的憧憬着美好的人生。从山里小学刚到川里的三合学校上初中的时候，发现川里的校园里是那么宽敞新鲜、满脑子都是小说里的天真烂漫的幻想，孩子们都像朵朵花儿向着太阳，一切是那么美好。川里同学们、尤其是吃商品粮的同学穿戴四季分明，花枝招展，有的还骑着时髦的全包链子的轻便黑色飞鸽自行车，车架用废旧的电影胶片缠绕包裹着，锃亮发光。比起农村人用的破旧而笨重的加重自行车，这种高级的轻便自行车车显然是城里人才能用得起的，显得很耀眼。放学后，当我们山村来的穿着四季不分的青色棉袄、饿着肚子满脸菜色，三三两两地在马路边树荫下步行回家的时候，骑自行车的同学从身边“嗖”一下超过去，如一股风从身边刮过；如鸟儿一样轻盈的飘向远方，那链条发出的声如美妙的音符，在耳边“嘎咂嘎咂”地作响。那种高雅，那种贵族般的气质与神气令人艳羡与神往。在那里开始自然而生的一种异样的兴奋羞涩和青春的萌动，开启和照亮了人生的旅程。尽管将来难于预知，未来难于琢磨；但显然，在青春年少的我们面前，新的生活开始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一面。哦，生活多么绚丽，人生多么美好啊!

二

“离城一丈，都是乡棒”。从农村初来县城读书，我们整个一个乡里人进城。到了县一中重点班不久，面对高考决战，县一中又对高二年级的五个班200多名学生进行了统一考试筛选，我被荣幸地留在了那个著名的高二（5）重点班里。

除了学习上的差距外，我们是融入不了班里的主流环境的。因为进入这个所谓重点班的大都是干部子弟和所谓吃商品粮的城里人的孩子。当时农村户口和商品粮的居民的生活条件简直是两重天。比起我们，他们穿的新，吃的好。他们从骨子里是瞧不起我们乡里娃的，而况我还是个少数民族，是弱势中的弱势。因为和政县虽然是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多半，但他们大多分散在山里，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于弱势，适龄儿童读书者甚少，我们班45个人，只有4个少数民族。下了课，他们城里人一堆，我们乡里人几个；阵营泾渭分明，如同洮河于黄河的入口。有些高傲优越感强的城里同学甚至不愿和我们乡里人说一句话。前不久还和一个当了局长，跻身于主流社会的家在农村的同学谈起过这些往事。他愤愤不平的说，在那个高二五班里，我一位同桌某某，是城里人，一年了都没有正眼看过他。

这种山里和川里；城里和乡里；强势和弱势的反差于少年留在记忆里的人间冷暖和底层感受，在我以后的漫漫人生中刻骨铭心。从那时起，我深深地体会到底层的农民生活得多么的弱势和艰难，多么的不体面；而且更多的是对于初识社会的孩子于幼小心灵上的造成的伤害是多么严重。

中午，等县城的同学们都回家吃饭去了，我们几个乡里娃才能围坐在教室里取暖的火盆旁——这个火盆，其实不是炉子，是个铁盆里扣上一个铁皮箍的圆圈，铁皮筒的里面架煤生火，腰部开了几个五角星状的眼用来通风——就在这个火盆里，我们从书包里取出结了冰的杂面馍馍和洋芋去烤。当馍馍和洋芋的外皮烤焦了的时候，里面的冻冰尚未融化，一口咬下，冰冻的杂面馍馍显出一片白色的牙印；城里人好奇的看着我们的晌午，后来才知道，有两个女同学还偷偷尝过我装在书包里的杂面馍馍。喝着排队从食堂周师傅那儿打来的、写有“大海航行”字样的陶瓷缸的开水，甚至有的还没有缸子，便你一口我一口的喝。当然，那时学校里也有简易的食堂，每顿饭都是白菜洋芋和馒头，因此必须交白面，还要加工手续费，而我们家里白面是稀罕物，大量吃的是杂粮，所以食堂与我无缘。实际上也没几个人上灶。

吃完了简单的晌午，我们几个平常被压抑着、在城里人面前默默无闻又深怀自尊的乡里娃开始粉墨登场，在教室里扮演主角了。空旷的教室里，我们登上讲台，用老师用过的粉笔头在黑板上比赛板书；用乡音很浓的普通话大声朗诵毛主席的诗；我们忿忿不平的抱怨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我觉得种粮食的庄稼人粮食打下来把做好的粮食当做“公购粮”第一时间交给粮库供应给城里人吃，自己连杂粮洋芋都吃不饱，而城里人不种庄稼却以便宜的价格买到供应的商品粮，吃的是白面，存在着那么大的生活差距。我甚至偏激的提出你们城里人剥削我们乡里人，而不知道这就是后来经济学家说的什么城乡结构二元剪刀差，是国家政策上对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不公平的等级划分；我们放肆的坐在课桌上“三谝两侃”。

所以，我没有奢望真能考上大学；老师与同学也没有在意我这个刚刚从乡下转来、一年四季穿着青色棉袄的老实巴交的同学，有的老师甚至还叫不上我的名字。所以，那天考试时，我大概是最放松的考生。因为此前，1978年，我们整个和政县考上了大学的也只有屈指可数的、被老师课堂课下当作榜样反复灌进脑子里的，就那四个人：J、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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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农民的后代，往上查到山东洪洞县老槐树下那一代也是农民。

我的父母生养了我们姊弟六个，大姐因为母亲奶水不足，一周岁多，因病饿夭折。好在下边我们姊弟五个命大，在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里慢慢长大。

不仅是父母，那个时候绝大数的农村人都是过着窘迫的日子。他们不是无能，而是这样那样政策，束缚了他们的手脚，限制了他们的能力。因此，他们的子女也好象宿命一般，一代又一代，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要改变这种状况，农家孩子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上大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各个机关事业部门，成为拿固定工资，凭粮本到粮所买平价粮食吃的“公家人”；二是当兵入伍，在部队好好服役，混个官职，当上军官，也可以吃上“粮本”，变成“公家人”。

但这两条路，基本上是行不通的。

那时候，上初中、高中、大中专学校都要靠“推荐”，凭的不是文化课成绩，而是出身、关系。我们村是个一千多人口的村子，在我记忆中，到大中专学校读书的农家孩子有几个，都是上边有人，或是村干部的孩子。普通农家孩子是沾不上边的。

当兵入伍，那时，我们村每年也会走一个、两个的，但农家孩子都要往这条道上挤，同样要靠人脉、关系。我的两个哥哥，想当兵入伍，先后体检合格，因关系不硬，都没去成。

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了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

而我，和两个哥哥相比，是幸运的，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再也可以不用一辈子务农了，再也可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那时，我刚上高一。

当时，我就立下誓言，一定要刻苦学习，考上大学，改变自己做农民的命运。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除了跟大人搞运动，瞎起哄，没有认真学习文化课的一天。我们所有文化课的知识是贫乏的。

写不出一篇通顺的文章，A、B、C、D认不全，物理定律一个不知道，化学分子式一个不会写，历史、地理一窍不通……

没办法，一切只能从头开始。

于是，我千方百计找来小学、初中课本，从基础知识开始学起，一步一步往上赶。

多少个日日夜夜，别人都已入睡，而我还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道又一道地做着数理化习题；有时，我家门囗放电影，怕影响学习，我会拿着油灯，带着课本，去同学家学习。

为了寻找学习资料，我会放下自尊，央求有资料亲朋好友、同学借我一用。借到资料后，我会挑灯夜战，或摘抄，或快看，总是尽快看完。

那时，我对知识的追求，用如饥似渴是毫不为过的。

生活是艰苦的。煎饼、咸菜伴随了我整个高中过程。穿的是哥哥们退下来的旧衣服，吃的是每天定量的六张煎饼，零花钱更是一分没有。

一九七七年的七、八、九日，我参加了那年的高考。

成绩出来了，不太好，但也说得过去。我考入了我们地区的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当时，我收获了多少人们羡慕的眼神啊！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虽然没大富大贵，但也吃穿不愁，比起我那些农村的同学们，可是幸运多了。

谢谢，改革开放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

一九七九年，永远难忘的那一年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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