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芳简介,张德芬的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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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芳书法家

张德芬身心灵三部曲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冷门绝学“热”起来！

北京，一位手工艺人在创作金漆镶嵌作品。新华社发

游客在河南安阳市殷墟博物馆新馆参观。新华社发

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陶瓷金属文物修复室内，专业技术人员在对彩陶文物进行修复。新华社发

近年来，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自媒体的蓬勃兴起，甲骨文表情包、文物修复短视频、跟着《黑神话：悟空》游山西等话题“破圈”传播，让甲骨文、古建筑学等一批冷门绝学走进大众视野。

冷门绝学，通常是指那些文化价值独特、学术门槛高、研究难度大、研究群体很小，甚至后继无人的小众学科。这些学科虽不为大众所熟知，却承载着人类文明的独特记忆与智慧结晶，对于国家发展、文明传承、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这些学科是如何被“焐热”的？如何提升大众对它们价值的认识？在数字时代，它们迎来了怎样的发展新机遇？听听这些“冷门绝学”的守护者怎么说。

用代码“复活”甲骨文

讲述人：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刘永革

河南安阳是殷墟所在地，也是甲骨文发现地。我常想，3000多年前的商王是否也在这片土地上仰望星空，用甲骨文记录下疑惑与答案？如今，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源代码”，更是一座亟待破解的文明迷宫。

1985年，安阳师范学院成立甲骨文研究团队之初，前辈们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甲骨拓片和文献。那时，甲骨学研究还停留在“纸笔时代”，学者们需要耗费数年才能完成一片甲骨的缀合与释读。2000年，计算机专业背景的我加入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能否用代码“复活”甲骨文？

我们用了3年时间，开发出全球首个甲骨文可视化输入法。这是甲骨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第一次“跨界握手”。但真正的突破始于2019年上线的“殷契文渊”平台。网站集纳了23.9万幅甲骨图像、3.4万种论著，向全球免费开放。曾有海外学者感慨：“过去查资料要跑遍世界，现在动动手指就能‘穿越’到殷商。”

然而，挑战远未结束。殷墟出土的约16万片甲骨中，90%是碎片，有的薄如蝉翼，有的小如指甲盖。传统的缀合工作依赖学者的经验和直觉，效率极低。2021年，团队研发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甲骨文自动缀合系统，两分钟内能从1500片碎片中筛选出300多片候选，再通过边缘、纹理、残辞匹配，精准拼接。目前，我们已成功缀合105组甲骨，其中一对碎片甚至还原了商代的一次日食记录，为商代史和历法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

甲骨文若只停留在学术论文中，终将沦为“博物馆里的化石”。如何让这门“绝学”不绝？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实践。

2024年4月，“了不起的甲骨文”小程序上线，公众可以通过手机感受甲骨文的魅力。在“创造”模块中，还可以用甲骨文“自创”高铁、飞机等现代词语。“甲骨文广播体操”已在河南省中小学校全面推广，其将19个甲骨文字融入肢体动作，孩子们在跳跃伸展中感受“鹿”字的灵动、“射”字的张力……

去年，实验室第一次招满了10名研究生。看着这些年轻人熟练地操作三维建模软件，我仿佛看到20多年前的自己。不同的是，他们的工具从放大镜变成了AI算法，研究场景从库房拓展到数字云端。

有人问我，坐20多年“冷板凳”是否值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值！数字技术让甲骨文不再是学者独享的密码，而是每个人触手可及的文明记忆。当年轻人用甲骨文设计表情包，当海外学者通过云端共享数据，当AI与人类共同破解文字谜题……甲骨文已然在数字时代“热”了起来！

简牍走出“深闺”人争识

讲述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张继刚

出土简牍是国家信史的重要实物佐证。历史上，以简牍为主要书写载体的时代大致为夏商到魏晋，前后约2000年。简牍文献上承甲骨文和金文，下启纸质写本和刻本文献，在中华文明发展、传承脉络中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以来，全国出土的各类简牍已有200多批次、30万枚左右，极大丰富了传统史料，对相关历史时代的研究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西北师范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简牍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高校之一，自20世纪30年代起，黄文弼、阎文儒等先辈学者就已在我校开始西北汉简的发掘整理工作。

2007年，我在西北师范大学李宝通先生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那是我首次接触简牍学，并被深深吸引。传统史书偏重于政治制度的记载，关注的是社会上层。但在一枚枚墨迹斑驳的西北简牍中，我们看到在两汉王朝拓土开疆的宏大背景下，边地百姓日复一日辛苦劳作、驿置小吏年复一年迎来送往……这正是被传统史书忽略的平凡而真实的历史细节。

2013年从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后，我回到母校任教，加入了由田澍和张德芳先生组织、带领的简牍学研究团队。这些年，我们先后整理出版《甘肃秦汉简牍集释》《肩水金关汉简》等重要简牍资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我们聚焦先秦秦汉魏晋史、西北边疆、丝绸之路等研究领域，主动服务地方文化建设，先后出版《河西走廊通史》、“简牍学与丝路文明研究丛书”等大型研究成果，力求让“冷门不冷，绝学有继”。

我们还致力于简牍知识共享和文化传播，推出了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简牍学术资源数据共享平台”，将资料库向全球用户免费开放。此外，我们走进西北师大附小的课堂，带着孩子们穿汉服、读简牍，一起了解“仓颉造字”的故事；与甘肃简牍博物馆等博物馆紧密合作，共同挖掘简牍文化的当代价值……

近年来，“简牍热”持续升温，公众对简牍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好奇与热情。甘肃简牍博物馆建成开放一年，便跻身国家一级博物馆，参观人次逾百万。作为简牍研究学者，我很高兴看到简牍逐渐走进大众视野、融入大众生活。

做中国气派的西夏学

讲述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 杜建录

提起“西夏”，人们往往为其打上“神秘”的标签。一度，由于西夏未被列入正史、文字难以辨识、遗存破坏严重等原因，解读西夏文犹如破解“天书”，研究西夏史如同坐冷板凳，西夏学成了公认的“冷门绝学”。

然而，国内外对西夏学的研究从未间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西夏学研究产出了《西夏史稿》《西夏天盛律令》《夏汉字典》等著作，还首次在中国通史中确立了西夏史的地位。西夏学的研究范围从早期的文献整理和文字释读，拓展到对党项民族及西夏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语言文字等全方位研究，这意味着完整意义上的西夏学初步形成。

虽然研究成果很多，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不少。当时，西夏学研究力量相对分散，缺乏系统的学科建设，往往因个别专家退休或调动，这个单位或地区的西夏学研究就停滞了。此外，大量西夏文献沉睡在库房，难以实现跨单位共享。1991年，宁夏大学成立西夏研究所，我于次年调入该所工作。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人手短缺、资料匮乏。

2001年，教育部在宁夏大学设立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这让我看到了希望。我们按照“承担任务进基地、完成任务出基地”的规定，聘请国内外西夏学专家，引进和培养青年学术骨干，并与中国社科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西夏文研修班，面向国内外招收学员。

队伍有了，可依然“无米下锅”。长期以来，大量西夏文献流失海外，特别是俄藏黑水城文献占目前所知西夏文献的大部分，因此就有了“西夏在中国，西夏学在国外”的说法。不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合作的加强，俄、英、法、日和中国藏西夏文献陆续整理出版，为西夏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高效产出科研成果？还得抓大课题、大项目。作为研究基地负责人，我带领团队确立了文献资料整理出版、文献资料专题研究以及西夏社会历史研究的“三步走”战略。我们先后承担了10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牵头组织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等多部大型文献丛书，即将出版400万字的大型历史著作《西夏通志》。有人说，“高冷”的西夏学慢慢被“焐热”了。

下一步，我们将以“绝学”学科扶持计划为契机，带领团队面向世界建设学科，立足一流培养人才，推出更多优秀成果，努力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话语、中国气派的西夏学。

古建筑“跳”出课本

讲述人：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 路易

与古建筑修缮打了近20年交道，我深切体会到冷门学科发展的不易。

古建筑保护研究作为建筑学专业中的冷门学科，吸引力较低，就业压力大，导致人才储备不足，研究力量薄弱，国内能够开设中国古建筑学科且具有研究能力的团队屈指可数。因古建筑相关学科的冷门属性，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研究经费支持，难以开展延续性研究。公众对这些学科的价值认识不足，甚至存在误解，认为它们“无用”或“过时”。部分研究机构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上进展缓慢，未达到普及程度，不能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提升研究效率。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古建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古建筑研究也迎来了新的机遇。

2023年，我和同事负责对山西省太原市崇善寺大悲殿进行研究修缮。这座明代官式建筑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三子晋恭王为母亲祈福而建，但由于年久失修，又受水患影响，出现了病害。在修复前，我们使用了三维扫描、无损探伤、环境监测等技术手段，发现大悲殿所在区域地下水位较高，柱基存在不均匀沉降，且建筑整体向南歪闪。为了保护殿内的一尊塑像，我们布设了三个不同位置的传感器，对它表面的含水率进行监测。

去年国庆假期，佛光寺东大殿和文殊殿安装了9个室内型无线二氧化碳、温湿度合一监测终端，对文物保存环境进行实时在线监测。人流量对文物究竟有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周期的监测，在科学数据分析下进行判断，平衡文物保护与文化旅游，真正实现“让文物活千年”。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技术也让古建筑“跳”出了课本。首款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爆红，不仅让山西古刹、牌楼、石窟等建筑元素突破次元壁，更推动相关取景地旅游热度飙升。敦煌莫高窟数字化项目则通过VR/AR技术，让全球观众得以“亲临”石窟欣赏古老的壁画。

从数字文创开发到社交媒体传播，从3D建模复原到无人机测绘，技术革新持续拓展着古建筑保护的维度。未来，应继续加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推动跨界合作，提升公众参与度，为冷门学科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项目团队：记者 方曲韵、王胜昔、张文攀、王冰雅、尚杰、李建斌 通讯员 薛静迪、何睿、张俊军）

张德芳个人资料简介

悬泉置遗址鸟瞰图 资料图片

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资料图片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的概念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于1877年在柏林出版的德文著作《中国》第一卷中最早提出的。其定义是“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道路。”对这一定义，李希霍芬的学生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1886—1945）于1910年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把丝绸之路西段延伸到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另外，关于“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最近又有学者考证，在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之前，在德国相关的地理文献中就已出现过13次之多。而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是李希霍芬的老师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早在1838年，李特尔在柏林出版的《地球科学》第8卷中就已提到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比李希霍芬早了四十年之久。（王冀青《“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应为李特尔》《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0月27日）。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悬泉汉简，就是当时丝绸之路历史的原始档案和实时记录。纪年简的时间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至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时间上同李希霍芬定义大致吻合。空间上除了记载西域诸国（天山南北）外，还记载了如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等中亚国家（大月氏的主要地区在今天的阿富汗，有人以地缘政治和宗教因素，将其归入西亚。也有人以古代文明的联系和地理生态因素，将其归入中亚）以及罽宾等印度地区（罽宾在今天的塔克西拉，属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在1947年独立前，属印度）。也就是说，从空间范围看，悬泉汉简关于丝绸之路的记载也与李希霍芬的定义相吻合。因此之故，不管“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谁提出，但就定义而言，李希霍芬的定义同悬泉汉简记载的情况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十分契合。

过去，由于传统史料的阙载和模糊，我们对西北史地和丝绸之路的整体认知一直处在朦胧状态。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大批西北汉简的发现，为秦汉史的研究、为西北史地的研究、为丝绸之路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尤其悬泉汉简的发现，更使我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信史阶段。

01 河西四郡的设置与边疆治理

《汉书》中有“设四郡，据两关”的记载，还有汉末元始二年（公元2年）4郡35县地理和人口的记载。但对河西走廊的军事设防、行政管理、经济开发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内容比较粗疏。出土汉简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军事方面，根据汉简的记载，敦煌地区有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宜禾都尉和阳关都尉，居延地区有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都尉是比二千石的军官，负责边疆地区的军事驻防。都尉以下有若干候官，秩比六百石。敦煌地区玉门都尉下属有大煎都候官和玉门候官；中部都尉下属有平望、破胡、吞胡、万岁等四个候官（王国维认为还有步广候官）；宜禾都尉下属有宜禾、鱼泽、昆仑、美稷、广汉等五个候官，阳关都尉下属有博望候官和雕秩候官。居延都尉下属有殄北、甲渠和卅井候官，肩水都尉下属有肩水、广地、橐他、仓石、庾等五个候官。候官下属有若干候部，候部下面有若干烽隧。根据李均明《甲渠候官规模考》（《文史》第34、35辑）研究，甲渠候官所辖部隧的戍卒总数在240~300人之间，其他候官亦可据此推知。留存至今的汉塞烽隧在河西走廊蜿蜒1500多公里，被誉为“露天长城博物馆”。从最西面榆树泉盆地的广昌隧、凌胡隧、厌胡隧到居延地区最北面的殄北隧、鉼庭隧，相当一部分汉代烽隧都可指认其当年的名称、驻防戍卒和发生过的相关事件。《塞上烽火品约》还详细规定了不同敌情下如何燃放烽火、升降各种预警信号，以确保边防军事信息的准确传递。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出土汉简得到的新知。

在行政管理方面，郡县乡里完整的机构设置和治理体系，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直接控制，防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根据汉简的记载，我们几乎可以罗列出历任敦煌太守和玉门都尉的任职名单和任职时间，为研究相关的历史事件和治理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根据汉简中的材料可以列出如效谷县下属的乡、里组织和相关名称，详细了解对基层社会的精细化管理，确保了中央政令的畅通和地方事务的高效处理，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负担，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还有，通过大量的汉简材料，可以了解官僚体制下的文书行政。严密的文书管理制度，确保了行政运作的准确高效。所有这些，在传统史料中没有详细的记载。同样，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出土汉简都提供了一些翔实记录。

02 西域都护府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发展

西域，是汉匈长期争夺的战略重点。“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汉书·西域传》）。后来日逐王先贤掸率众降汉，成为汉匈关系史上的大事。关于日逐王归汉，汉简中的记载从出土文献档案的角度，实证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从此后，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汉简中关于历届西域都护的记载、西域都护下属官员和戍卒路过悬泉置的记载以及西域都护给朝廷上书的记载，提供了大量微观、具体、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更为详细地实证了西域与中央王朝的隶属关系，说明自古以来新疆地区就是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西汉王朝先后在西域的轮台、渠犁、伊循、车师和乌孙赤谷城屯田积谷，以发展生产和保障西域驻军的后勤供应。汉简中对西域屯田的记载弥补了传统史籍的不足。从规模、区域、管理、人员等方面可以看到，西域屯田是汉王朝加强和巩固西域统治的重要措施。屯田戍卒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迅速转化为战斗力量，既减轻了内地军队的负担，又增强了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使汉朝在西域的军事存在更加稳固，有力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域地区的安宁。《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如果按36国（此处的“国”沿袭史书的记载，不同于现代“国家”的概念）计，悬泉汉简记载了其中的24国到京师朝拜、进贡、受封、纳质、通使、和亲的活动。来京师长安的人员有国王、王后、质子、贵人、官员、使者以及商人和其他人员。这样的记载，反映了西汉王朝同西域各国的密切关系。

03 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的丝绸，在张骞出使西域前的几个世纪就曾出现在多个西方国家的记载中，考古发现亦有证据。比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托勒密的《地理学》以及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大墓中的出土文物。但中西对接的正式标志，还是从张骞开始。上文提到，悬泉汉简中记载的两汉丝绸之路，同李希霍芬定义的“丝绸之路”在时间、空间以及内容上完全吻合，因而我们的讨论从汉简的记载开始。

居延汉简有一枚里程简，记载了20个地名，从长安出发一直到河西走廊中部。悬泉汉简中也有一枚里程简，记载了从古浪峡到酒泉的14个地名。两者行进的路线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可以把东到长安、西到敦煌的这段丝绸之路连接起来。里程简中记载的驿置机构、停靠站点、行走方向、沿途经过以及里距长短，为研究丝绸之路东段路线提供了准确细致的描述，从空间范围实证了丝绸之路的诸多细节。根据悬泉汉简的记载，仅敦煌郡东西三百公里的地面上，如悬泉置这样的驿置机构就有九座。每座相隔30公里左右，横贯敦煌全境，进入西域地区。

悬泉置是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驿置机构。占地面积2500多平方米，有房屋28间左右。定员有官卒徒御37人，传马40匹，传车10多辆，包括了厨、厩、传舍、驿等多个单位。作为驿置机构，悬泉置承担着公文、邮书的传递任务。汉简中邮书传递的记录涉及邮书传递的方向、种类、数量、发文单位、收文机构、传递时间、经手人、邮书保存状况以及传递过程等诸多方面，确保了汉代政令的快速传达和信息的及时沟通，保障了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的有效联系。作为官方接待机构，还负责过往人员的食宿接待。设有专门的传舍，供客人住宿；设有厨房，以不同标准的饮食，满足不同身份、不同规模过往人员的需求。从简牍文书中可以了解过往人员的身份、同行人员、所带牲畜和物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具体任务、吃了几顿饭、吃了什么食品、花了多少钱等。此外，还要根据不同情况，为过往使者、官吏、商旅更换和补充交通工具，如驿马、传车等，以方便他们继续前行。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各类过往人员在丝绸之路上的流动和往来，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在这条道路上与汉朝互通使者的中亚国家，首先是大宛（现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属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区）。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求取汗血马不果，便派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最后订城下之盟，岁献天马二匹。汉简中有大宛使者进献天马的记录。此外还有车骑将军长史多次出使大宛的记载和大宛贵人、使者来汉的记录。如“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Ⅰ91DXT0309③:97）来汉的记载以及“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县泉置”（Ⅱ90DXT0214②:53）等记载，说明汉朝与大宛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丝路交往的主流形态。

其次是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地区，中心驻地卑阗城，在今塔什干或奇姆肯特。张骞出使西域造访的第二个国家就是康居，康居的态度极为友好，派车派向导把张骞送到大月氏。在汉简中，有汉朝送康居质子的记录，说明当时康居王纳质于汉王朝。还有一条比较完整的记载：“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太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太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楗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Ⅱ90DXT0213③:6+0214③:83）这是甘露二年（前52年）派使者、贵人来汉朝进贡的记录。一个76人的外交使团，浩浩荡荡进入中原，充分说明两国关系的密切。还有汉简中的《康居王使者册》，全册七简，编绳尚存。内容是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使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使沙囷、贵人为匿等5人，从康居国东往汉朝京师贡献骆驼。结果一行人入关后发现与以往不同，从敦煌到酒泉一路上无人照应。到达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对其进献的骆驼单方面作出评估，本来是膘肥体壮的白骆驼却被评定为羸瘦体弱的黄骆驼。使者认为“不如实，冤”，因而上告中央。朝廷要求沿途地方彻查此事。文件下达到敦煌后，敦煌太守府再下达到效谷县，效谷县依次下达到悬泉置，要求悬泉置将相关经过在三天之内上报县廷。就是这样一份文件，让后人看到了康居与汉朝关系的起落。此时的敦煌、酒泉地方当局之所以轻慢康居，估计同北匈奴郅支单于西逃后与康居结成联盟、互为翁婿的事件有关。

月氏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活动在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势力强大，为匈奴劲敌。但到匈奴冒顿单于时，势力反转，约在公元前174年左右为匈奴所败，被迫西迁伊犁河流域。经过40多年后又再迁阿姆河流域。至公元前后，五翕侯中的贵霜翕侯统一全国建立了贵霜帝国，势力发展到印度西北。汉简中保留了贵霜帝国建立前，大月氏和汉王朝来往的丰富记录。1978年，阿富汗北部朱兹詹省席比尔甘发现的黄金大墓，出土了21000多件精美文物，其中包括希腊神灵雕像、罗马金币、安息银币、中国西汉铜镜与丝绸、叙利亚或埃及的玻璃器、印度象牙雕件以及草原风格的黄金饰品。学界一般认为，这些墓葬填补了从大夏灭亡到贵霜王朝建立的历史空白，展示了大月氏与周边文化的广泛互动，为我们理解古代中亚地区的文化和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悬泉汉简中记载大月氏历史的简文年代先后与此吻合，两者互相映照，成为照亮这段“黑暗时期”的星光。

乌弋山离位于今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一带，包括德兰吉亚那和阿拉科西亚。这里原来是大夏的领土，后被安息（帕提亚波斯）吞并。其政治中心在锡斯坦，即今阿富汗与伊朗之间的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大月氏西迁迫使安息北部的塞人南迁，占据了德兰吉亚那和阿拉科西亚。安息王为驱逐塞人收复失地，便派贵族苏林前往镇压。苏林经过十年战争降服塞人，却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独裁政权，名义上属于安息，实际上完全独立。《汉书》把苏林家族统治下的安息人与塞人杂居地区称为乌弋山离。“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如此“绝远”的地方，汉简中记载的乌弋山离资料十分珍贵，说明当时的丝绸之路已延伸到了伊朗高原的东南部，接近波斯湾。汉简中有一枚折垣王献狮子的记载。有学者研究，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弋山离“有桃拔、师子、犀牛”。汉简中的“折垣”就是对乌弋山离别名Zarangiana或首都Zarin的译称，所谓折垣王献狮子就是乌弋山离向汉朝进献狮子的记载，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经典一幕（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

罽宾的大致范围在今阿富汗东部至巴基斯坦西北部，包括喀布尔河中下游地区和克什米尔西部。其首都为循鲜城（在今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附近）。张骞第二次西使曾派副使到过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后来关都尉文忠出使罽宾，联合希腊裔军阀阴末赴推翻乌头劳之子，扶立阴末赴为新王，接受汉朝的册封。《汉书》中记载的罽宾使者“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悬度……实利赏赐贾市”。可以说明罽宾与汉朝的来往主要是在贡赐名义下的商贸往来。另外，塔克西拉一直是印度西北的佛教圣地，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就产生于此，悬泉汉简关于罽宾的记载是丝绸之路通往南亚次大陆的实物见证。“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属董并、叶贺所送沙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24）。记载中每顿饭都有酒招待，反映了当时接待外宾的礼遇。

总之，出土简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始档案，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它既可以发挥纠史、补史的功能，还是国家信史的实物佐证，其所提供的详细、具体、微观的诸多细节和史实，刷新了我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具有极为珍贵、不可替代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作者：张德芳 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张德芳女士

2月24日，湖北省纪委监委通报9起违反疫情防控工作纪律规定、履职履责不力典型问题：1.省司法厅原巡视员陈北洋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和防控工作规定，在本人及其家人确诊新冠肺炎后，不服从集中隔离、入院治疗等措施，并违规出入公共场所，影响恶劣。其还存在违反廉洁纪律、违规多占政策性住房问题。陈北洋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并降为一级调研员退休待遇；对其违规多占的政策性住房，由相关主管部门依规处理。

（此前报道：

原本居住在武昌区张家湾省直机关小区。2月3日，陈某某一家三口核酸检测显示3人均确诊。因当时医疗资源有限，陈某某三人采取暂时居家隔离。从2月4日后，陈某某与其妻儿三人陆续搬至无感染病例的茶港社区的桃山村小区。
社区先在居民微信群中通报，桃山村小区有三名发热人员，并对陈某某三人采取隔离限制出行措施，并通知居民做好自我防护，但仍有居民发现陈某某家人外出。
后社区和其所在单位多次劝说三人就医隔离，但三人以病情好转为由拒绝，并将上门劝说的副区长拒之门外。防疫人员只好上门服务，隔门为三人做核酸检测，取样之后社区在陈某某家门前贴上封条。

2.武汉市洪山区副区长王在桥严重失职失责，导致该区大量密切接触者未被及时集中隔离、大量确诊患者未被及时收治、部分确诊患者送医救治过程中长时间滞留，影响恶劣，受到政务撤职处分。

3.鄂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方勇利未按规定要求带头深入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对本单位部分党员干部未深入社区等问题不抓不管，并提供虚假情况应付检查，受到免职处理并被党纪立案审查。

4.武汉市洪山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司洪对所属单位和行业管理单位疫情防控工作不重视，管控措施不力，导致多人感染新冠肺炎。司洪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

5.武汉市青山区政协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张德芳未经组织批准擅自离汉，并隐瞒外出去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6.孝感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冯艳在从武汉归来、明显感觉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然多次违反防控工作规定参与聚餐活动，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而导致多人被隔离观察，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公安县夹竹园派出所原所长黎建国违反疫情防控规定外出聚餐，殴打小区防控工作人员，影响恶劣，受到留党察看处分，降为科员，并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0日。

8.汉川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田华、仙女镇街道办事处党工委组织委员梁利容对干部监督管理不严，导致派往社区工作的部分干部作风不实并对社区工作人员态度恶劣。田华受到诫勉处理，梁利容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9.黄石市黄石港区胜阳港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国胜违反防控工作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同意延长居民外出采购物资时间，引发群众聚集性事件，影响恶劣。吴国胜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和政务撤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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