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老三不是小三打一生肖，我是老三不是小三代表什么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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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老大我是老二我是老三
＂既然我都来了，你就不打算跟我说说当年的事吗？＂初秋的下午，我端着搪瓷茶杯，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望着面前这张饱经风霜的脸。
我叫周立民，是周家的老三，也是我那已故养父口中的＂憨子＂。
那年父亲走得突然，葬礼上大哥二哥都来了，三十年的隔阂似乎在那一刻有了松动的迹象。
八十年代初，东北小城的国营纺织厂还是一份令人艳羡的铁饭碗。
父亲周长河是厂里的车间主任，粗犷却心细，寡居多年，一个人拉扯我们三兄弟。
那时候大哥周立功已经十八岁，在厂里当了学徒工，一双手能把生锈的齿轮擦得锃亮，可就是脾气倔，不服管；二哥周立业十六岁，读高中成绩优异，戴着黑框眼镜，总是抱着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我才十二岁，还在上小学，成绩不温不火，整天跟着院子里的孩子们疯跑。
记得那是个寒冬的夜晚，屋外北风呼啸，雪花拍打着窗户，我们家的煤炉烧得通红，屋子里暖烘烘的。
父亲一边给我们盛稀饭，一边念叨着：＂明天你们大伯家的桂花要过来，以后就跟咱们住一起了。＂
＂她不是去年才死了男人吗？干嘛要来咱家住？＂大哥嚼着腌萝卜，满脸不屑。
＂大伯死了，我得照顾大伯母，这是应该的。＂父亲语气平淡，仿佛只是在谈论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再说她带着个闺女，一个女人家不好过，厂里分的那十几平米的平房，冬天冷得要命。＂
二哥放下碗筷，眼镜片后的目光闪烁：＂爸，您是不是想......＂
父亲脸一沉，手里的铁勺重重磕在搪瓷碗上：＂想什么想！收起你那些歪心思！人家丈夫走了才一年，我能那么不懂规矩？＂
第二天，徐桂花和她八岁的女儿小兰真的住进了我们家，占了原本堆杂物的东屋。
徐桂花四十出头，在纺织厂做会计，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头发总是一丝不苟地盘成髻，长得端正大方，性格也好，特别会过日子。
她来了没几天，我们家就焕然一新：发黄的窗帘换成了蓝底白花的新布，家具摆放也调整了，连饭菜都香了许多，从来不见荤腥的餐桌上竟然时不时出现几片红烧肉。
大哥却从她来的第一天就表现出强烈的抵触。
徐阿姨给他盛饭，他偏不吃，自己动手舀；徐阿姨洗了他的衣服，他宁可穿脏的，说是＂不习惯别人摸我的东西＂。
二哥虽然没明着闹，但也是能躲就躲，放学回家第一句话是问＂爸在家吗＂，而不是以前的＂饭做好了吗＂。
只有我，可能因为年纪小，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温柔的阿姨。
她会帮我缝补撕破的裤子，辅导我做算术作业，还偶尔偷偷塞给我两毛钱买冰棍吃，笑着说：＂别告诉你爸，他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享受＇。＂
春节前夕，一家人围在桌前吃饺子，满屋子都是韭菜和猪肉的香味。
父亲突然清了清嗓子，放下筷子，神情严肃：＂我和桂花商量好了，过完年就去登记。＂
他停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以后你们就喊她妈。＂
筷子落在搪瓷盘上的声音格外刺耳。
大哥腾地站起来，胡子拉碴的脸涨得通红：＂我妈死了才三年，您就急着给我找后妈？＂
＂大哥！＂二哥一把拽住了他的袖子。
＂怎么？你同意啊？＂大哥一把甩开二哥的手，＂你忘了咱妈临走前怎么嘱咐的了？＇长河啊，孩子们还小，你可别再找别的女人，好好把他们拉扯大＇，这话您都忘了？＂
父亲脸色铁青，饺子碗重重一放：＂你妈走的时候你才十五，你懂什么！一大家子人的日子哪有那么容易过！＂
＂我懂的可比您想的多！您自己寂寞，找个女人也别急着当后妈啊！＂大哥的最后一句话像刀子似的扎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那天晚上，大哥没回来。
第二天，我们得知他去了东北林业大学的叔叔家。
过完年，他直接去了林场当工人，几乎断绝了与家里的联系，连过年都不回来了。
二哥却开始逐渐接受这个新家庭。
有一天，我发现他和徐妈坐在炕头聊天，徐妈手里拿着他的成绩单，眼里满是欣慰：＂立业啊，你这么用功学习，将来肯定能考上好大学。＂
＂阿姨，这些题对我来说不难。＂二哥少有地害羞起来。
徐妈轻轻拍了拍他的手：＂以后别叫阿姨了，叫妈吧，你爸听了心里也高兴。＂
二哥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嗯＂了一声。
父亲和徐阿姨的婚事还是办了，很简单，就在单位食堂摆了几桌酒席。
街坊邻居都来了，都说老周运气好，半辈子找到个贤惠媳妇。
喝完酒，父亲醉醺醺地搂着我的肩膀对亲友们说：＂我这老三虽然学习不如他二哥，但最懂事，是个憨厚孩子，以后肯定能给我养老送终！＂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么说，或许是因为我从没表现出对徐妈的不满，也或许是他看穿了我本性里那份安于现状的＂憨＂。
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憨子＂这个称呼就跟了我大半辈子。
二哥比大哥要＂现实＂许多。
他不声不响地适应了新家庭，表面上也接受了徐妈，但每次她叫他＂儿子＂时，他总是微微僵硬一下，然后才回应。
高考那年，二哥以全市第三名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录取。
那天全家都高兴坏了，父亲从厂里的柜子底下翻出了一瓶珍藏已久的贵州茅台，徐妈做了一桌子好菜，连小兰都蹦蹦跳跳地唱着：＂二哥要上北大啦！二哥要上北大啦！＂
临行前，父亲拿出了积攒多年的五百元钱塞给他。
五百元在八十年代中期可不是小数目，足够一个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了。
＂拿着，路上吃饭，到了学校买点生活用品。＂父亲生硬地说，生怕被看出内心的不舍。
徐妈二话不说，从贴身的口袋里又掏出三百元，是她这些年做会计时省吃俭用存下的。
＂钱我会还的。＂二哥临走时对徐妈说，声音生硬但还算客气。
＂傻孩子，＂徐妈笑着抚了抚他那被风吹乱的头发，＂上大学哪有还钱的道理？安心读书就是了，有啥需要就写信回来。＂
二哥走后，家里就剩下我和小兰两个孩子。
小兰比我小四岁，我把她当亲妹妹看待，常带她去后山摘野果子，教她做弹弓打麻雀。
徐妈把我们俩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给我们辅导功课。
可我天生不是读书的料，跟二哥完全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初中毕业，我没考上高中，卷子上的大红叉比对勾还多。
徐妈帮我联系了纺织厂的工作，说是先进厂子，学门手艺，以后的日子就有保障了。
可父亲坚决反对：＂不行，立民必须上高中。＂
他站在昏黄的电灯下，脸上的皱纹被拉得很长，＂他二哥考了北大，他怎么能不读高中？周家的孩子，再怎么着也得有个高中文凭！＂
我被送进了全市最差的高中补习班，每天硬着头皮听那些枯燥的课，文言文像天书一样让我头疼，数学公式更是一个字也记不住。
周围的同学都在拼命学习，梦想着考大学，而我只想着赶紧毕业，出去挣钱。
三年后，我毫无悬念地连专科都没考上。
那天，父亲难掩失望，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了一夜的烟，烟头堆满了脚边的痰盂。
＂你看看你爸，＂徐妈叹了口气，递给我一碗热腾腾的面条，＂就盼着你能考个大学，跟你二哥一样出人头地。＂
＂我跟二哥不一样，＂我苦笑着，＂他从小就爱看书，脑子灵光，我...＂
＂你就是心不在学习上，＂徐妈搅拌着锅里的面条，＂不过也没啥，人各有志，只要踏实肯干，样样都能出头。＂
第二天，父亲二话不说给我在厂里找了个修机器的学徒工作。
就这样，我正式开始了工人生涯，跟着老师傅学修理纺织机器，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
1988年，二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一家科研所工作。
那是我们家第一个吃＂国家粮＂的大学生，父亲喜上眉梢，在街坊邻居面前腰板都直了三分。
但二哥却很少给家里来信，更别说回来看看。
父亲的信写了一封又一封，石沉大海。
＂老周，孩子在外地工作忙，别老惦记着。＂徐妈常这样安慰父亲，一边帮他按摩因为长年操劳而酸痛的肩膀。
＂可他连个电话都不打，＂父亲沧桑的脸上写满了失落，＂这孩子，自从上了大学，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我则安分地在厂里干活，虽然是学徒，但手脚勤快，很快就能独立维修机器了。
工友们都夸我是个实在人，有一次周末单位组织看露天电影，我主动排队买票占座位，被推举为班组里的积极分子。
徐妈也总是笑着说：＂咱家立民实诚，将来有的是出息。＂
每次听到这话，父亲就会端起酒杯喝一口，然后点点头：＂憨人有憨福。＂
从来没见过二哥一样的待遇。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
报纸上开始出现＂下岗＂＂分流＂这些新词汇，人人自危。
我们纺织厂效益越来越差，员工工资时发时不发。
有些工友已经开始偷偷去私营企业打零工，有的甚至跨省去南方的制衣厂，打入深圳特区的消息传得神乎其神。
父亲作为老干部被提前退休了，徐妈也因为财务部门缩编而下岗。
好在他们退休金还算稳定，加上我的工资和承包了几台纺织机的收入，日子凑合着过。
那时候，街头巷尾开始出现各种个体摊贩，卖＂土耳其烤肠＂的，卖盗版磁带的，还有刚从香港传进来的＂大富翁＂棋牌游戏。
我和厂里的同事常在下班后去小摊上喝几口散啤，一块钱三两，喝到微醺，浑身的疲惫仿佛都消散了。
徐妈下岗后没闲着，跟着街坊一起到夜市摆了个小摊，卖她拿手的麻辣烫。
初期生意很好，可惜后来城管严了，天天被撵着跑，没多久就收摊了。
1995年的一个冬夜，刚下过一场大雪，院子里的积雪有半尺深。
我和媳妇小丽正坐在炉火旁烤红薯，突然听到隔壁传来徐妈的呼救声。
我冲过去，看到父亲瘫倒在炕上，嘴歪眼斜，说不出话来。
二话不说，我和邻居老王一起用门板把父亲抬到了医院。
医生诊断是脑溢血，情况不太乐观。
我和徐妈轮流照顾，几乎没合眼。
小兰也请了假，来医院帮忙。
我给大哥和二哥都发了电报，但直到父亲病情稳定，才收到二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工作实在走不开，科研项目正在关键阶段。
大哥那边，连个回音都没有。
＂没事，＂徐妈握着父亲的手，眼里含着泪，＂咱们有立民呢，比啥都强。＂
父亲出院后，身体大不如前，左半身有些偏瘫。
我决定把父亲接到我和妻子的新家住。
我刚结婚不久，和小丽住在厂里分的一套四十平米的小平房，虽然简陋，但好在离医院近。
徐妈起初不同意，说不想给我们小两口添麻烦，但我坚持：＂爸都这样了，我不管谁管？＂
那段日子很辛苦，白天上班，晚上还要照顾父亲的起居。
好在我媳妇小丽心地善良，把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
她是市里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工作比我稳定，每天还能带回一些紧俏的日用品。
徐妈每天也会来帮忙，教小丽怎么给父亲做康复训练，怎么按摩防止肌肉萎缩。
父亲卧病在床，话少了很多，但却常常念叨大哥二哥：＂立功那孩子从小就犟，和我一个脾气，离家这么多年，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立业书读得好，眼界高，现在肯定是科研所的骨干了，他们都比立民有出息啊......＂
我只是笑笑，从不接茬。
看着父亲面容上的失落，我知道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谁才是真正留在他身边的儿子。
小丽有时会生气：＂爹，您就知道念叨您那两个不着家的儿子，老三对您多好啊！上班累了一天还照顾您，这么冷的天半夜起来给您倒水端屎尿，您怎么从来不夸夸他？＂
父亲就会摆摆手，眼里闪过一丝歉疚：＂憨子嘛，本分！他就这性格，实在。＂
1998年春节前，二哥难得回了趟家，带着他的未婚妻，一个北京姑娘，留着时髦的短发，穿着羽绒服，显得特别洋气。
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让我去市场买了最好的鱼肉，徐妈忙前忙后准备了一桌子菜。
＂立业回来了，多买点好的！＂父亲颤巍巍地掏出了藏在枕头下的钱，＂你二哥难得回来一趟，别让人家媳妇瞧不起咱。＂
我笑了笑，接过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心里却泛起一丝酸楚。
酒过三巡，二哥突然说：＂爸，我打算在北京买房子，手头有点紧，能不能......＂
他没说完，但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
这年头，北京的房子可不便宜，即使是科研所分的福利房，首付也得几万块。
父亲二话不说，拿出了存折：＂有多少你看着拿。＂
那是他退休后的全部积蓄，厚厚的存折上记录着每月省吃俭用存下的钱。
徐妈插嘴道：＂你爸退休工资不高，我下岗在家没收入，你弟弟的厂子也不景气，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我又不是不还！＂二哥语气生硬，打断了徐妈的话，＂等我买了房，工作稳定了，一定把钱还上！再说，这不也是为了给你们养老做准备吗？北京的医疗条件比这里好多了。＂
最终，二哥拿走了父亲积攒多年的两万块钱。
临走那天，他递给我一个小包裹：＂三弟，这是给你的，北京特产，茶叶和点心，尝尝吧。＂
我点点头，没说话。
送他去车站时，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三弟，辛苦你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兄弟之间的距离，远不止千里之遥。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街边的小商品市场格外热闹，各种南方运来的电子产品琳琅满目，放着流行歌曲的录音机一字排开。
我掂了掂口袋里仅剩的几张零钱，最终只给小丽买了条丝巾，是她惦记很久的那种。
转眼到了2000年。
那时候，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厂濒临倒闭，开始大规模裁员。
车间里原本喧嚣的机器声变得稀稀落落，走廊上的大喇叭开始播放《下岗职工再就业政策》，成了最刺耳的背景音。
我因为技术过硬，暂时保住了工作，但工资已经拖欠了半年。
小丽在私营服装厂做缝纫工，收入虽然不高，却比我稳定。
她每天起早贪黑，有时回家手上全是针扎的小孔，我心疼得不得了，可又无能为力。
这一年，父亲的老病又犯了，这次更严重，医生说需要做手术，至少得准备五千元。
我四处借钱，找亲戚朋友，甚至去当了小丽的金项链，凑了手术费，又一次发电报给两个哥哥。
二哥很快回电话，说最近投资亏了钱，公司效益不好，实在无力资助；至于大哥，依然杳无音信。
＂没事，＂我安慰徐妈，＂咱们自己能挺过去。＂
手术很成功，但术后护理很关键。
我请了长假，日夜守在医院。
小丽也辞了工作，来照顾父亲。
徐妈更是搬到医院照顾父亲，硬板床一睡就是一个月。
病房里没有空调，夏天闷热得要命，我们只能用湿毛巾给父亲擦拭身体降温。
医院的伙食很差，徐妈总是自己带锅碗瓢盆，在医院门口的小摊上买菜，趁护士不注意，偷偷在走廊尽头的水房煮些可口的饭菜给父亲补充营养。
一个月后，父亲情况稳定，可以出院了。
回家那天，我们的破院子里停着一辆崭新的吉普车，墨绿色的漆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车旁站着一个魁梧的中年男人，皮肤黝黑，一身笔挺的西装，腰间别着个大哥大。
我差点没认出来，那是大哥！
＂爸！＂大哥快步上前，扶住了父亲的轮椅。
父亲老泪纵横，颤抖的手抚摸着大哥的脸：＂立功啊，你可算回来了，我做梦都想见你一面啊......＂
大哥转向我，欲言又止。
最后只说了句：＂老三，辛苦了。＂
晚饭是徐妈精心准备的，饭桌上，大哥向我们介绍了他这些年的经历：他在林场干了几年后，跟着国家开发大军去了边疆，后来经过系统培训，成了林场的技术骨干，又跟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海经商，在南方办起了木材加工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现在他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周总＂了，手下有好几十号员工。
＂我这次回来，是想接爸去南方住。＂大哥突然说，手里把玩着车钥匙。
我和徐妈都愣住了，筷子停在半空中。
＂那里气候好，医疗条件也好，爸的身体能调养得更好。＂大哥继续道，语气里透着不容置疑。
父亲眼睛一亮，放下了碗：＂真的？那太好了！＂
＂不行。＂我放下筷子，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怒气，＂爸的病需要长期观察，医生说......＂
＂南方的医院比这里好多了！省级医院，设备齐全！＂大哥不耐烦地打断我，＂再说了，我有钱，能给爸最好的治疗。＂
我看向徐妈，她低着头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给父亲夹菜。
房间里一时安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
最后，父亲决定和大哥去南方。
他手指微微颤抖着抚摸我的手：＂立民，爸不在的时候，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和小丽，有困难就给你大哥打电话。＂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点头。
心里却想：这十几年，你生病时是谁守在床前？你摔倒时是谁扶你起来？你难过时是谁陪你说话？如今大哥回来了，你却要跟着他远走高飞......
临行前，我去医院开了药，详细记录了服药时间和注意事项，写了满满三页纸。
徐妈准备了父亲爱吃的咸菜和家乡特产，装了满满一大包。
她教大哥如何帮父亲翻身，如何察觉病情变化，如何按时给他量血压。
送别那天，大哥握着我的手说：＂老三，这些年委屈你了。＂
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我在南方有个加工厂分厂，需要技术人才，你要是......＂
我笑着摇摇头：＂我就在老家挺好，厂子虽然不景气，但总能混口饭吃。再说，我媳妇工作也在这，走不开。＂
大哥点点头，又对徐妈说：＂大嫂，这些年，谢谢您照顾我爸和我弟。＂
徐妈眼圈红了，擦了擦手上的面粉：＂你爸是我丈夫，立民是我儿子，这都是应该的。＂
汽车渐渐远去，扬起的尘土在晨光中闪闪发亮。
我心里五味杂陈，十几年来第一次感到如此空落落的。
父亲一直觉得大哥二哥有出息，我只是个＂憨子＂。
如今，父亲终于如愿以偿，能和他引以为傲的大儿子生活在一起了。
半年后，我接到大哥的电话，说父亲住不惯南方，气候湿热，吃不惯那边的饭菜，整天念叨着想回老家，非要回来不可。
我立刻请了假，去火车站接他们。
站台上，我一眼就认出了父亲佝偻的身影。
他瘦了一大圈，枯黄的脸上却带着掩盖不住的喜悦，拄着拐杖一步步向我走来。
＂立民啊！＂他远远地就喊，声音有些颤抖，＂爸回来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叶落归根＂。
回到家，父亲摸着斑驳的院墙，深深吸了一口气：＂还是咱东北的空气好啊！南方那边太闷热了，吃的东西也不对胃口，天天吃米饭，馋得我做梦都想吃你徐妈蒸的大馒头！＂
大哥只待了两天就匆匆返回南方。
临走前，他塞给我一个信封：＂老三，这是这半年爸的医药费和生活费。以后我每个月都会按时打钱过来，你帮我照顾好爸。＂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了。
望着大哥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一丝释然，父亲回来了，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父亲回来后，日子又恢复了从前的平静。
我每天上班，照顾父亲，和小丽过着简单而充实的生活。
徐妈几乎天天来看望父亲，给他做可口的饭菜，陪他下棋聊天。
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总能看到父亲和徐妈坐在一起，一个捧着保温杯，一个拿着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常。
有时候，小兰也会带着她的小男朋友来看望父亲。
小兰已经在师范学院毕业，成了一名小学老师，找了个老实本分的对象，父亲很满意，常说：＂这孩子有出息，比立民强多了！＂
虽然是夸奖小兰，但我总觉得刺耳。
2002年冬，我们厂终于撑不住了，彻底倒闭。
我和许多工友一样，成了下岗工人。
大院里的人一下子散了，有的去了南方打工，有的在市场上摆小摊，有的干脆回农村老家种地去了。
我拿到的补偿金不多，勉强够维持半年生活。
我开始四处找工作，但年龄和技能所限，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
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意外的电话打破了平静——二哥从北京打来的。
他在电话里说，他所在的研究所准备在我们市建立一个技术服务中心，需要熟悉纺织设备的技术人员，问我有没有兴趣。
＂可是二哥，＂我犹豫了，＂我就是个修机器的工人，懂的不多......＂
＂正因为你有实际操作经验，才适合这个岗位。＂二哥说，声音比以前柔和了许多，＂再说了，咱爸身体不好，我总得为他做点什么。＂
就这样，我成了研究所技术服务中心的一名技术员，工资比在纺织厂时高了一倍，而且稳定。
父亲知道后，笑得合不拢嘴：＂我就说嘛，你二哥读书人，有本事！这下咱们周家可出头了！＂
那天晚上，小丽悄悄地对我说：＂老周，你看你这么会修机器，干活这么踏实，要不是你二哥，谁知道你有这本事？你憨是憨了点，可心思比谁都细。＂
我笑了笑，心里却五味杂陈。
是啊，没有二哥的关系，我可能还在四处碰壁找工作。
可这十几年来，我不也是凭着这双手养家糊口，照顾老人吗？
生活逐渐好转，我和小丽开始考虑要个孩子。
2003年春，小丽怀孕了。
父亲比我还高兴，每天变着法子给小丽补身子。
＂要多吃鸡蛋，＂他叮嘱小丽，＂我当年还在厂里当车间主任那会儿，每个月都能从食堂领到几个鸡蛋票，都给你们妈留着，你们仨不都长得高高壮壮的嘛！＂
徐妈也常来帮忙，教小丽一些孕期注意事项，还给她织了一件毛衣，说是＂老一辈的经验，冬天肚子不能着凉＂。
那年冬天，小丽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我们给他取名周平安。
＂平安＂二字，寄托了我们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的所有期望。
父亲抱着孙子，老泪纵横：＂好啊，好啊，我周家终于有后了！＂
他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平安的小脸：＂憨子，你干得不错！这孙子长得像你，额头方方正正的，将来肯定是个实诚人！＂
转眼平安三岁了，牙牙学语，古灵精怪。
父亲的身体渐渐好转，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动了。
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教平安认字，讲故事。
每天早晨，只要天气好，父亲就会坐在院子里的老柳树下，怀里抱着平安，指着天上的云彩，编织一个个奇妙的故事。
＂爷爷，那朵云像什么？＂平安奶声奶气地问。
＂像一头大象，＂父亲眯着眼笑道，＂你知道大象在哪里吗？＂
＂在动物园！＂平安拍着小手。
＂对，以后爷爷带你去看！＂父亲满足地笑了。
虽然我们都知道，以他的身体状况，恐怕很难实现这个承诺。
2007年春节，大哥二哥难得同时回家过年。
大哥的木材生意越做越大，已经在南方买了别墅；二哥也升任了研究所副所长，事业有成。
我们兄弟三人围坐在炕头，喝着二哥带回的茅台，聊着各自的生活。
＂老三，你这工作还行吧？＂大哥问我，语气里带着一丝微妙的优越感。
＂挺好的，＂我淡淡地说，＂稳定，离家近，能照顾爸和孩子。＂
二哥笑了笑：＂我听分中心主任说你干得不错，技术过关，态度也好，很受工友欢迎。＂
我只是笑笑，没接茬。
父亲坐在太师椅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看看，我周长河的三个儿子，都有出息了！立功当了老板，立业当了科研所长，立民也找到了好工作。我这个老头子，真是享福了！＂
酒过三巡，大哥突然说：＂爸，我想过了，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不能老是麻烦老三。我在南方买了套三室的房子，距离医院很近，您和徐妈搬过去住吧。＂
二哥也附和：＂是啊，爸，南方气候好，适合养老。再说，有大哥在身边照顾，也放心。＂
我没说话，看向父亲，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父亲摇摇头，眼神坚定：＂我就住在老三家，哪也不去。＂
大哥有些急了：＂老三家条件有限，再说他还要照顾孩子，工作也忙......＂
＂我就住老三家！＂父亲突然提高了声音，苍老的脸上浮现出少有的固执，＂你们有本事，在外面闯出了名堂，我为你们高兴。＂
他顿了顿，环顾四周，目光在简陋的家具和斑驳的墙壁上扫过，＂可是这些年，是谁日日夜夜守在我身边？是谁不嫌弃我这个半身不遂的老头子？是老三！你们说他是＇憨子＇，可正是这股＇憨劲＇，让我这个老头子有了依靠！＂
屋子里一片寂静，连火柴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爸......＂大哥欲言又止，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愧疚。
＂我不是怪你们，＂父亲缓和了语气，布满老茧的手摩挲着茶杯，＂你们有自己的生活，我理解。但我这把老骨头，就想安安稳稳地在老家度过余生，看着平安长大成人。再说，你妈的坟在这，我走了也好入土为安......＂
徐妈端着饺子进来，打破了尴尬的气氛：＂饺子好了，都来吃吧！我包了三鲜馅的，立功爱吃的！＂
那个春节过后，大哥二哥似乎有了改变。
大哥每个月都会按时给我打电话，询问父亲的情况，有时还会寄来一些南方的补品；二哥也比以前常回家了，每次都带着北京的特产和新出的书籍给父亲解闷。
父亲的房间里，渐渐堆满了大哥二哥带回来的礼物：一台彩色电视机，一个按摩椅，还有各种补品和药材。
但父亲最喜欢的，还是平安每天放学后带给他的那份简单的陪伴。
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蝉鸣声此起彼伏，院子里的老槐树投下浓密的阴凉。
父亲坐在藤椅上乘凉，突然对我说：＂立民，你这一辈子，吃亏了......＂
＂爸，您说啥呢？我挺好的。＂我把凉白开倒进他的搪瓷杯里，杯壁上结了一层雾气。
＂你大哥二哥，从小就聪明，我觉得他们有出息，就偏心了些。＂父亲的声音很轻，仿佛在自言自语，＂你妈去世早，是我没把你们仨都教育好......＂
父亲的眼睛湿润了，他抬起布满老年斑的手，轻轻擦了擦眼角。
＂爸，您别这么说。大哥二哥确实比我有本事，我就是个普通人，安安分分过日子就行。＂
我蹲下身，帮父亲捶了捶腿，他的腿骨因为长期卧床，有些萎缩。
＂憨子......＂父亲喃喃道，目光望向远处，仿佛穿越了时光，＂我以前叫你憨子，其实你比谁都聪明。你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他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就像小时候那样，粗糙的手掌透着温暖。
＂人这一辈子啊，到头来才明白，钱再多也带不走，官再大也得退，只有儿女在身边，才是真的福气。＂
那年秋天，银杏叶铺满了院子，金黄一片。
父亲平静地走了，走得很安详，没有痛苦。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握着我的手，微弱地说：＂立民，爸对不起你......＂
我流着泪摇头：＂爸，您别这么说，您对我最好了。＂
他微微一笑，闭上了眼睛，仿佛只是睡着了。
当我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旧皮箱，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我这些年写给他的所有信件，还有我每次体检的报告单，我儿子平安的成长照片，全都保存得完好无损。
最让我惊讶的是，箱子底部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沓厚厚的日记。
我随手翻开一页，是父亲颤抖的笔迹：
＂今天立民下班回来，给我带了一包槐花。他知道我爱吃这个，特意下班路上采的。憨子就是懂我的心思......＂
＂立民的儿子平安今天会走路了，一摇一晃的，像极了小时候的立民，倔强又可爱。看着他，我就想起立民小时候，总是第一个把饭碗递给我，问我＇爸，您吃饱了吗＇......＂
＂今天我腿疼，立民背着我去医院，这孩子瘦，但背着我一点不喘。回来的路上，他给我讲厂子里的笑话，逗得我直乐。这孩子，嘴上不甜，心里比蜜还甜......＂
而大哥二哥的信件，寥寥无几，大多是逢年过节的客套话。
葬礼上，大哥二哥都回来了，我们三兄弟并肩站在父亲的灵柩前，各怀心事。
徐妈哭得几乎晕厥，小兰搀扶着她，也泪流满面。
院子里挤满了前来吊唁的邻居和父亲的老同事，他们个个红着眼眶，说着父亲生前的好。
＂你爸是个好人啊，＂隔壁的王大爷拍着我的肩膀说，＂当年厂里困难，他自己不拿奖金，把机会让给别人。你像他，实诚！＂
＂三弟，＂大哥声音哽咽，脸上写满了自责，＂这些年，辛苦你了。＂
＂是啊，老三，＂二哥红着眼睛，拍着我的肩膀，＂爸临走前，还念叨着你呢。＂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整理着父亲的遗像。
那是父亲六十大寿时照的，穿着我和小丽给他买的新中山装，笑得一脸慈祥。
读遗嘱那天，我们兄弟三人和徐妈坐在一起。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父亲的遗产分配极其简单：他那套老房子和积蓄，全部留给了徐妈；唯一给我们三兄弟的，是一人一封信。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父亲颤抖的笔迹：
＂立民，我这辈子最大的欣慰，就是有你这个小儿子。人们都说你憨，可在我眼里，你比谁都聪明。你懂得什么是家，什么是责任。我给不了你大富大贵，但愿你的憨厚善良，能得到上天的厚报。爸有时对你严厉，是因为怕你吃亏。现在我明白了，这世上最大的智慧，不是锋芒毕露，而是懂得珍惜眼前人......＂
读完信，我泪如雨下。
一旁的大哥二哥也默默流泪，不知道父亲给他们写了什么。
葬礼后，大哥提出要接徐妈去南方住。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徐妈婉拒了：＂我和你爸在这住了大半辈子，习惯了。再说，立民一家就在附近，有什么事也好照应。＂
大哥不再坚持，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说：＂老三，爸的事，多亏了你。我在南方的厂子，随时欢迎你去。我不强求你，但门永远为你开着。＂
二哥也拍着我的肩膀说：＂三弟，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我和研究所几个同事准备开个科技公司，有你的一份股份，不管你来不来，分红每年都有你的。＂
我笑笑：＂谢谢，不过我在这挺好的。＂
他们离开后，徐妈坐在父亲生前最爱的那把藤椅上，看着我，眼中含泪：＂立民，你爸生前常说，他三个儿子，就数你最像他。＂
我怔住了：＂爸不是常说我是＇憨子＇吗？＂
＂是啊，你爸外表硬，内心软，嘴上嫌弃你，心里最疼你。＂徐妈擦了擦眼泪，微微一笑，＂他总说，立功有能耐，立业有出息，但要是他老了病了，只有他的＇憨子＇会守在身边。你知道吗，你爸最后一次发病前一天，还对我说，＇桂花啊，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教出了立民这样的好儿子＇。＂
听着徐妈的话，我心里又酸又甜。
原来，父亲嘴上说我是＂憨子＂，却把最重的担子交给了我，因为他相信我能挑起这副担子；他嘴上念叨大哥二哥有出息，却把最后的日子留给了我，因为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理解他的儿子。
如今，父亲走了，但我依然会像过去那样，照顾好徐妈，抚养好平安，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我想，这大概就是父亲所说的，＂憨人有憨福＂吧。
晚饭后，我和平安在院子里放风筝。
秋风把金黄的银杏叶吹得满地都是，七岁的平安蹦蹦跳跳地追着风筝跑。
＂爸爸，爷爷去哪儿了？＂平安突然问我。
我蹲下身，平视着儿子的眼睛：＂爷爷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但他会一直看着我们。＂
＂爷爷说我和你一样，是个＇憨子＇，＂平安歪着头问我，＂什么是＇憨子＇啊？＂
我笑了，摸摸他的小脑袋：＂＇憨子＇啊，就是心眼实在，不会耍小聪明，对家人最好的人。＂
＂那我愿意做＇憨子＇！＂平安笑着说，露出两个小虎牙。
一阵风吹来，我手中的风筝一下子飞上了天空，在夕阳下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平安欢呼着奔跑，而那个被父亲称为＂憨子＂的我，终于明白了人生最珍贵的财富是什么——不是大富大贵，不是功成名就，而是在平凡的日子里，懂得珍惜眼前人，尽一份简单的孝心，守一段不渝的情义。
这，或许就是我的＂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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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二哥都搬城里去了，就剩我在老家种地。老头子腿脚不利索了，天天拄着拐棍在院里转悠。昨儿个下地回来，看见他蹲在灶台前烧火，烟熏得直咳嗽。我赶紧过去把火灭了，他抬头瞅我一眼："憨子回来啦？ "饭桌上就一碗咸菜，俩馒头。大哥上个月回来，带了一箱牛奶，老头子藏柜子里舍不得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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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也觉得父母偏心，家里三个孩子我最小，爸妈总说我不懂事。后来大哥结婚买房花光了家里积蓄，二哥工作不稳定还要家里补贴，只有我每月按时给家里打钱。现在父母生病了，陪在他们身边的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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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兄弟三人，我是老三，是父亲眼中的憨子，也是给他养老的人。大哥二哥都搬去城里了，就我留在村里照顾老爹。他们总说我傻，可老爹生病的时候，都是我在床前端屎端尿。去年老爹走了，他们回来争遗产，我才知道在爹心里，我才是最孝顺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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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兄弟三人，我是老三，从小父亲就说我憨。大哥精明，二哥机灵，就我老实巴交。去年父亲生病住院，大哥说工作忙，二哥说孩子小，最后是我请了三个月假在医院陪护。出院那天父亲拉着我的手说："老三啊，还是憨人有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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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二哥都聪明能干，父亲最看重他们，可每次生病住院，都是我这个憨子守在床前。他们总说忙，连电话都很少打，父亲嘴上不说，心里都明白。现在父亲走了，他们把房子车子都分了，就给我留了个破院子，还说我最孝顺，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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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兄弟三人，我是老三，从小就被父亲说憨厚老实。大哥精明能干，二哥能说会道，只有我笨嘴拙舌。父亲总说老大老二有出息，但最后留在老家照顾他的却是我。每天给他做饭洗衣，陪他看病拿药，他生病时整夜守在床边。大哥二哥在外地事业有成，逢年过节才回来看看。父亲现在常说："还是老三最贴心。"其实我不傻，只是觉得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
老话说得好，憨人有憨福，傻人有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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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老三押韵句子
(本文是纯文学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切勿过度解读。文章已开通，全网维权，切勿抄袭，违者必究。)
我是70后，我家兄弟三个，我是家中的老三。我们生活在北方的一座大山里，山高林密，主要以种地和采伐为生。我们那里有一个林场，我父亲是林场的工人。
我母亲是传统的家庭妇女，很柔弱。父亲当家做主，母亲没有话语权。再加上奶奶在世时，很强势，所以母亲生活的很卑微，处处小心。
我们兄弟三个，大哥长得高大威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父亲很喜欢大哥，一直说大哥最像他。等他干不动了，退休的时候，就让大哥来接他的班。
二哥身材修长，高挑白皙。嘴巴很甜，家里的人都非常喜欢他。尤其是奶奶，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偷偷留给二哥。二哥读书也很好，全家都希望二哥能端上公家的饭碗。
我却是个例外，长得又黑又瘦。还不爱说话，小时候，人家问我一句，我就答一句。有时候，人家问我，我都答不上来，这样我就成为众人眼中的憨子。
我念书不咋地，成绩老在班里的后10名徘徊。奶奶看我的眼神很是嫌弃，父亲更是冷着脸，只有母亲会在没人的时候，摸一下我的头，偷偷给我一颗糖或一个鸡蛋。
可是母亲终年忙碌，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偶尔关心我一下，还要趁没人的时候，我从小心里就挺自卑。
父亲骂我的时候，会连母亲一起骂。说我是遗传了母亲，外形不好，人又不聪明，长大只要饿不死就行，只是不要一辈子都拖累着他，他就烧高香了。
不过，好在一点，父亲在10里外的林场上班。平时不住在家里，偶尔才回家。在没有父亲的家里，我觉得，我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呼吸。只要父亲一回家，我觉得空气都是凝固的，呼吸都会觉得很困难。
尽管奶奶不喜欢我，经常在家里对我翻白眼，甚至骂我。不过她毕竟年纪大了，年幼时，裹过脚，就是那种三寸小金莲。不想听她辱骂的时候，我可以很远很远地跑开。
我每天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帮母亲喂鸡，收鸡蛋。喂那些鸡，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在老母鸡趴卧时，我都会细心地给它喂食，盼着鸡宝宝脱壳而出。
由于我精心地关照，我家的小鸡成活率很高。连邻居的婶婶们都夸我是养鸡的好手，越被人夸奖，干劲越足。
看着母亲把那些鸡蛋换成钱，用于自家的开销和孩子们上学用。我心里的成就感十足，家里的两头小猪也被我照顾得很好。我经常给他们挖野菜，煮猪食。
我的勤劳只有母亲看在眼里，全家人都看不见。尤其是二哥还说我，天生就是个劳碌命，一辈子只配待在农村。
我大哥念书成绩一般，初中毕业之后，没有再继续读下去。在家里晃了两年，就去林场做了个临时的伐木工。等父亲退休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就接了父亲的班。
父亲很以他为骄傲，大儿子不但有了正式的工作，还能守在自己的身边，将来养老肯定靠他。
大哥娶了同在林场上班的同事，也就是我大嫂，她也是接她父亲的班。两家可以说是知根知底，父亲在老家给大哥盖了三间瓦房。可因工作关系，他们平时都住在林场，偶尔回家住一住。
二哥是我们三兄弟当中念书最有出息的，他在县城上了高中。又考上了我们本市的一所师专学校，毕业之后，留到了县城边儿上的一所中学当老师。
走出农村，又端上了公家的饭碗，成了全家人的骄傲。二嫂是一个小学老师，二哥结婚时，二嫂要求在县城有一套房。县城买房可比农村盖房贵多了，二哥看上了一套80多平米的楼房。
那时候的楼价不贵，那也要6万块钱。那是94年，6万块钱对于全家人来说，也是个天文数字。为了给二哥买楼房，父亲不但拿出了所有的积蓄，还和亲戚朋友借了不少。终于凑够了买楼的钱，二哥也如愿结婚了。
只是结婚后的二哥，一直向家里抱怨，两口子都是老师。工资很低，自顾不暇。二哥说，自己结婚时，为了凑彩礼还借了一部分钱，两口子还要努力还钱。反正只要一回到家，二哥二嫂就是哭穷。
父亲听了没办法，家里毕竟也要还外债。走的时候，只能给他们带一些粮食、疏菜、土特产。尤其是土鸡蛋，更是他们最喜欢的，有多少，拿多少。
我初中毕业之后，成绩不好，我想上职高，父亲说，虽然上职高不要什么学费，但要到县城去上。伙食费，住宿费，车费也会花不少钱。正碰上那时，要给二哥凑结婚的钱，父亲就断了我读书的想法。
他也给我安排好了后路，大哥，二哥都有工作。家里那五、六亩地，正好没人种，父亲说老房子和地就归我了。这四间老房子，还是爷爷在世时盖得，土墙灰瓦。都有些歪歪斜斜了，这时候，奶奶还在世。就这样，奶奶住一间，父母住一间。父亲让我用剩下的两间结婚。
到了给我说亲的时候，已经是2000年了。谁家娶媳妇不盖新瓦房？这在当时，都是最基本的。
听了父亲的话，心就像坠入冰窟，冰冷的令人窒息。父亲说，你不要指望，我给你娶媳妇，我的工资要还你二哥结婚时，落下的饥荒，养活你的奶奶，作为我们老两口的生活费。不让你养老就不错了，别指望着我给你娶媳妇，你要靠自己。
娶农村的女孩子彩礼高，我这人不善言辞，长相又一般。再加上当时的家庭条件，根本也没有人看上我。
全家人就母亲很着急，到处托人给我说媒。母亲说，哪怕长相差点，身体有点残疾也行。
后来，邻居二婶真的给我找了一个媳妇。就是她远方的侄女一一彩云，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走路一瘸一拐的。不要彩礼，只要找个健康的人就行。后来，她就成了我的媳妇。
彩云虽然身体有残疾，但是人长得也很漂亮，而且也很聪明，做事头脑灵活。
嫁给我之后，虽然她人很勤快，但并没有得到父亲的认可。总是用冷眼待她，还说娶了这么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媳妇，地里的活怎么干？
这时候，奶奶已经去世。父亲执意要和我分家，我知道，父亲怕我惦记他的退休工资。就按父亲的意思，痛快的分了家，各过各的。
彩云对我说，咱俩虽说是凑合着过到一起。但也不能过得比别人差，咱们这里的山林多，咱们可以承包一块，用来养土鸡，柴鸡和鸡蛋可是城里人们最喜欢的。
我一听有道理，这样我俩除了种地，还承包了一片山林。在里面养起了土鸡，为了防止鸡生病，我买回了好多有关养鸡方面的书，加上自己的养鸡经验。
第一年，我们就收回了成本。第二年，我们加大投入，我除了自己的几亩地全部种玉米，又租了邻居家的几亩地，全部种玉米，用来做鸡的饲料。
我两口子忙得是没白天，没黑夜。有时候，忙得一天就吃一顿饭。母亲实在是心疼我们，就悄悄地做好饭送到养鸡场来。母亲种了一亩菜地，把吃不了的蔬菜，一担一担地运往山上，给鸡吃。
而身体还不错的父亲，一天三顿小酒。吃完饭后，就是拿个小收音机，往炕上一躺，听他最喜爱的山西棒子。如果街里有老人，他就出去和人侃大山。
生活过得那叫一个逍遥，必须按时按点吃饭，如果母亲的饭，做得稍微晚了一些，就会被父亲辱骂一顿。
不管我干啥，父亲从来没有看上我。说我天生就是土里抛食的命，顶多挣两个辛苦钱。
所以我每年收入多少？也不会和父亲说，他也懒得过问。主要是实在看不上我，他没想到的是，我们两口子取长补短。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懂得养鸡的技术。我媳妇虽然体力劳动不行，但她头脑灵活，能说会道。
我们的土鸡和鸡蛋，都被县城的各个商店和超市抢着订购。养鸡的第四年，就在父亲不可置信的眼光下，我们另批了一块宅基地，盖了五间大瓦房，家里的家电一应俱全。
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一起和我们住到大房子里？其实我们就等着父亲开口。我那五间房子是两间一开门，三间一开门。那两间一开门的，就是为父母准备的，我就是不想自己提出来。想让父亲主动提出来，让父亲也高看自己一回。
我欣然答应了，父亲可以一起住进来，搬家的那天父亲很高兴。生平第一次对我进行表扬，那天，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和父亲坐在饭桌上面对面喝酒。自此以后，父母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反观，父亲最看好的大哥和二哥，大哥两口子，一、因为我们这里的树木被砍伐的差不多了；二、是因为要植树造林。他们被派往了别的林场，到了另一个山沟里，不知道过得怎样？反正很少回家，回家也是很少拿东西，总和父亲诉说自己养家困难，两个孙子还准备娶媳妇呢？
父亲听了也很为难，至于父亲给没给他钱，我不知道。父亲手头应该有钱，他有不菲的退休金。平时吃穿用度都是我们在管，我也不在意，那是他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二哥两口子是标准的城里人， 二嫂很嫌弃农村。偶尔回趟家，基本上也不过夜。会给父母买些营养品，但是从我家带走的东西更多。
随着父母年纪大了，涉及到他们的养老问题。我找两个哥哥商量，大哥说他有心无力。二哥说农村的房子和地都归我了，财产谁得了，谁给老人养老。说句实话，农村的老房子都塌了，地确实是我这几年一直种着。
既然你们都不管，那就我管。随着父母年龄越来越大，他们两个回来的次数屈指而数。这时候的父亲才幡然醒悟了，他最看好的人，却指望不上。不管是生病还是平时的照顾，只有我和妻子在身边。
后来，母亲去世了，父亲不能自理。我们也伺候了父亲几年，让他干干净净地走了。父亲在走之前，拿出了他的存折。说上面有6万块钱，是为我们攒得，他以前攒的钱都给大哥的儿子们娶媳妇了。并且还说，对不起我们，小时候最看不上我，我娶妇后，又看不上我媳妇。没想到是他最看不上的人给他养老送终，从心里觉得愧对我们。
在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才得到了父亲的认可。那天我哭得肝肠寸断，一是为失去父亲而痛苦；二是父亲终于看得起我了。
(图片来源于免费网络库。)
我是老三,不是小三,明白,准确生肖
#自拍我的故事#大家好，我是“老三拍天津”的小编。虽然名字叫老三，但其实我不老，作为一名90后，是这个时代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中的一员。时时刻刻处在高速发展的中国，作为年轻人，也会迷茫，感觉房子不够大，钱不够花，对未来缺乏安全感，但是一旦找到自己的目标，就会发现：我们虽平凡，但是再小的努力也能发光发热，照亮别人。（图为参加电台节目）
研究生毕业后我跟老婆都选择了体制内的工作，在别人看来是稳定的，值得羡慕的。作为新闻科班出身的我们，对时代的变化有一定的敏感度，时常感叹自媒体的四两拨千斤，但却没有勇气涉入其中，因为按部就班的工作消磨了热情和斗志。偶然从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网站上知道了感光计划，在导师的鼓励下，我开通了头条号，重新拿起被我束之高阁的相机和镜头，经过两个月的拍摄，2019年2月18日，战战兢兢地上传了第一篇图文。
这是一个2 岁多的小女孩，有着漂亮的大眼睛，却经历了太多痛苦。也是通过她，我们认识了太多可怜的人，开始关注儿童患癌这个群体，每个幼小的生命都有活下去的权利，但背后是一整个家庭的苦难的负重前行。有时候，以旁观者姿态拍摄他们，我们会思考太多。有时候我们在眼前的名利和烦恼中沉浸太久，却忘了自己已经拥有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财富，那就是健康。
自从开始做自媒体，我们就没有业余时间了。除了工作、加班之外，所有空闲的时间都用在拍片、选片、采访、写稿上面了，健身和睡眠的时间被压缩，周末全没了自己的时间，日常的约会都改成了深夜电影，同在一个区的同学想见一面都难。尤其是我老婆，最爱的日剧一部都不看了。（图为采访中）
图为拍摄的最小的孩子，仅有几个月。
有付出也有收获。从2019年2月22日，第一次发布头条号文章，2月28日，第一次发布救助文章起。我们到目前为止，利用感光计划，共拍摄35个人，发布29篇感光稿件，救助金额高达350万。（参加感光计划培训班）
有新的小伙伴加入，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壮大。
我虽不是生在天津，但也算长在天津，跟天津的缘分很深。以前在河北区上学学画，从小对美食颇有兴趣的我，十几岁就吃遍了天津美院周围几公里的每个小馆子，也喜欢跟服务员闲聊打发午后时间，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至今还有很多店没有变，偶尔去店老板还能认出我。如今在河西区工作和生活，希望天津越来越美，也越来越好。（图为医院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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