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个人简介,刘清平广州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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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先进
5月2日,省高速公路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党委书记、总队长刘清平深入长治、晋城基层一线,走访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执法人员,并对“五一”期间两地的高速公路综合执法保障工作进行调研督导
刘清平先后来到长治支队一大队、三大队,晋城支队三大队、四大队,实地查看了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和日常巡(检)查等工作落实情况。刘清平与基层执法人员进行了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认真倾听一线人员在执法保障、后勤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刘清平
对基层执法人员长期以来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并强调要持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优良作风,严格落实节日期间执法服务措施,全力保障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假期。
慰问期间,刘清平还来到车流量较大的二广高速长治服务区、高平服务区和高平收费站,向一线执法人员详细了解旅游包车执法检查工作和“一路三方”执法协作情况。
刘清平要求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扎实做好节日期间的高速公路综合执法工作,为人民群众假日出行提供安全畅通的执法保障。
二要强化责任落实,优化各项措施,各级领导要发挥带头、带领作用,坚守执法一线,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三要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水平,落实好值班备勤、应急处置、纾困解难、物资保障等各项措施,确保节日期间辖区内高速公路畅通无阻,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责任编辑:杨斌
来源于:山西交通综合执法
刘清平山西省高速公路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总队长
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闫中立,现任省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拟任省属事业单位副厅长级职务。1974年12月生,河南项城人,大学学历,1990年11月参加工作(参军),199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省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处处长、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2020年7月任现职级。
郭海,现任山西广播电视台技术中心主任,拟任省属事业单位副厅长级职务。1968年11月生,山西平遥人,大学学历,1990年8月参加工作,201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西广播电视台技术中心主编,山西广播电视卫星传输中心主任,2018年8月任现职。
刘清平,现任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拟任省属事业单位副厅长级职务。1966年8月生,山西武乡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88年8月参加工作,199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大运高速公路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综合处处长,省交通厅重点公路工程建设领导组办公室党委书记,省地方海事局局长,2020年4月任现职。
孙岩,现任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院长,拟任本科院校副职。1969年8月生,江苏徐州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副院长,2016年12月任现职。
马杰,现任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院长,拟任本科院校副职。1980年2月生,山西长治人,研究生学历,2009年7月参加工作,200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2017年5月任现职。
李卫平,现任太原市小店区委副书记、区长,拟任县(市、区)委书记。1969年9月生,山西阳曲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92年7月参加工作,199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太原市迎泽区副区长,晋源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小店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6年8月任现职。
扈新起,现任临汾市人社局局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1968年2月生,山西洪洞人,大学学历,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临汾市委副秘书长、市委保密委常务副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市委秘书长,2020年4月任现职。
刘惠民,现任柳林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书记。1969年5月生,山西岚县人,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8年8月参加工作,199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岚县副县长,吕梁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城乡规划局局长,柳林县县长,2020年8月任现职级。
公示时间从2020年12月4日至2020年12月10日。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
联系电话 :0351-12380,0351-4045211(传真)
省委组织部电子邮箱:sxswzzbgbgsxx@189.cn
12380举报网站:www.sx12380. gov.cn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
2020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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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医生
时下,随着刘清平教授事件进一步发酵,引起了以当代儒家学者和以刘教授维护者为基础的两大核心集团的大讨论。不仅如此,刘教授拒不道歉的态度也引发了孔氏宗族的极大不满。当前的争论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刘教授对儒家的谩骂这一焦点上。原本,作为晚辈,我不应该也不想对此事发言,但事已至此,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故不得不出来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晚清以来,随着中国在西方强大的科学技术面前显得十分弱小,屡屡被动挨打,一代代有识之士,不断向外求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直至思想文化。然而,一战、二战给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所带来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这一批人看到了东方文化的作用。而二十世纪初,围绕着科学与玄学所展开的三方论战似乎也没有得到最后的结果。
共和国初期反右、批孔使得无论是西方思想还是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这一现状直到文革结束才得到改变。然而,改革开放伊始,国人皆奉西方文化思想为圭臬,认为只要是西方都是好的,只要是中国的都是坏的,虽然这些年中国的崛起使得很多人逐渐改变了这种看法,但是如上述那样妄自菲薄的心态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儒家文化中国流传了两千余年,伴随着中国两千年文明的兴衰,见证过中国站到世界的巅峰,也见证过中国跌落到历史的底谷,它有杰出的贡献,任何草率否定这一点的人显然都是自以为是和无知的。但是儒家文化也有着许多的问题,正像其他的文化一样,亦有其病态和不适合时代的一面,学术思想要进步,时代要进步,就必须对于这些病态与不合时代的部分作出相应的批判。另外,在儒学与其他学术上所存在的一些价值观上的不同也是可以讨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儒学和其他学说一样,都是可以被批判的。
时下中国各种思想潮流涌动,大陆新儒家、自由主义、左派、女性主义、新诸子学派等等,可谓群峰竞秀,各有成就,也各自有自己的问题。然而,人总是看别人容易,承认自己的错误难,承认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可是大家争来争去,究竟有谁能够客观看待自己学派的问题呢?柏拉图直到晚年还在修改自己的学说、朱熹临死之前还在修正《四书章句集注》、康德博纳多种学问、孔子亦是收束了三代文化,这些大学者,无不是广博地学习各种学问,而不是偏执一家之说,以门缝之见,自鸣得意。所以才能成为引领数千年思想潮流的大学者。这不应该让我们现在正在争论的各方学者扪心自问吗?
“破”总比“立”来的容易。一个多世纪以来,志士仁人一直在寻找并且尝试重建适合中国的文化形态,民国没有成功,共和国还在探索。那些对儒家也好,还是佛教、道教乃至中国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批判和比较,前辈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探讨的都很深入了,应该说,“破”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现在要彻底否定谁不过是儿戏而已。时代需要学者的是如何去“立”,立起一个能适应现在中国国际地位和中国国内实际情况的文化来。
我们再看看,国内流行的文化潮流,有谁在关注中国真正需要被关注的人群呢?大家都一样地躲在自己的书斋里,读着西方的或者古代的各种学问,然后自以为有所得,再出席各种报告会,各种讲座、论坛,结果所论完全是于世无关的学问。中国的农民问题、社会道德问题、社会贫富日益扩大问题、妇女儿童老人问题、西部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都有谁能拿出切实的方法来?一旦遇到上述问题,不论哪种思潮都会陷入黔驴技穷的地步,这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学术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为了现实,而我们对现实却束手无策,那还要学术干什么?如果为了纯粹的学问,又何以在这里吵个不停,甚至语言极尽下流卑鄙之能事?这是学问吗?难道几个人凑在一起,或者拿个几十万的课题,然而躲在书斋中,躲在计算机屏幕之后写几本书就是学术吗?
在学术讨论的过程中,总是有很多的学者语言肮脏污秽,这一次刘清平教授被抓出来,其他人呢?事实上各个学派中都不乏这样的人。很多人总是强调什么学问与做人是分开的,没错,人可以没有学问那样高大,但是人总是要有个道德底线的,超过了这个道德底线岂不是人不能为人了?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目下很多人管“教授”叫作“叫兽”的原因吧!作为学者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公开的场合,语言污秽之极,难以耳闻,这一点恐怕是谁都不能进行掩盖和解释的。学术可以百家争鸣,可以坐在一起争一个面红耳赤,但是,为什么学问总是存在着那么多的语言暴力,乃至是人身攻击呢?所以,作为学生,我希望这样的教师、学者都从教师的神圣岗位上下去,还学术与讲台一个干净,也还“教授”这个职位以正当的名誉。
现在不少维护刘教授的学者实在是有些不知所云,而呼吁者也未能辨清自己究竟为何而辩。刘教授引起儒家学者乃是其他学者与学生的反感和驱逐之声的原因,他们根本就比较迷糊,这种盲目的维护,只能将刘教授推到更加不道德的境地。下面我试着剖析一下几个说法。
1、孔子是不是野合而生的?
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孔子是野合而生的,这在史书中有明文记载。但是,这又怎么样?且不说先秦时期,本来男女关系就没有后来那样严格,就便是野合而生的,这与孔子有什么关系?就便是野合而生难道就能说明孔子和孔子的学问就是错的吗?西方学问讲求逻辑,倒是请哪位先生出来好好解释一下这有什么逻辑联系?还有刘教授的微博中,在“野合”一词前面是用了“**的”这样一个形容词,也请哪位先生到复旦校园或者上博亦或者上图里面大声地把这个形容词说出来,学生只想看看听的人还有说的人会不会脸红。如果这样的话也值得某些人去维护,那也算是虽有眼而如盲也,无耻之极了。而刘教授所谓我们社会缺乏一个“底线”,莫非这也是在刘教授所划的“底线”之上的?
2、刘教授这是不是书生情怀?
某些人认为刘先生这是书生情怀,请问这是书生情怀吗?历史上的书生情怀是怎么样的?唐诗宋词、中华两千年文章中比比皆是。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岳飞“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方孝孺誓死不亏节气……这才是书生气,试问如此而相提并论,论者不觉得羞耻幺?刘教授干什么了?保卫国家了?弘扬正义了?还是说做了什么高尚的事情?如此粗话连篇,猥琐不堪的谩骂也算得书生气的话,恐怕“书生气”将会变成下一个跟“教授”一样被侮辱了的词汇了。
3、孟子是“接近于禽兽的下三滥”吗?
我们看看这句话是多么的恶毒,请问什么是“下三滥”?这个词原是指理发、捏脚、按摩三种职业,后来衍伸为贪欲、卑鄙之意。学生实在不知道孟子哪一条够得上三个字。我记得,孟子初见梁惠王便说“王亦何必曰利,义而已矣”,这个不讲利却要跟统治者讲“义”的先生不正是我们这个由于急功近利而带来诸多问题的社会所亟需学习的幺?又哪里来的“下三滥”之说?比起那些为了博眼球或者追名逐利之辈,岂不是莫大讽刺?
4、刘教授应该道歉吗?
学生认为刘教授欠社会一个道歉。首先,刘教授如此污秽地谩骂孔子、孟子首先是对孔氏与孟氏祖先的侮辱,这无异于对中国上百万孔孟后裔的侮辱,骂人骂及别人的祖宗又如何不应该道歉?我想任何一个人被骂了祖宗都是不会忍受的。其次,孔孟是儒家学说中学术之祖,这在学术系统传承中,就好像是佛祖之于佛教、耶稣之于基督教、默罕穆德之于伊斯兰教、老子之于道教,请问,如果任何一个人骂了这几个人,不应该道歉吗?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谩骂,更是对一个学派的侮辱,也缺乏对他人与别的学派最起码的尊重。其三,勇于道歉是一种品格,也是一种气魄,如果刘教授拒绝道歉,那不是勇敢也不是固执,更不是在坚守自己的学问,而只是一种胆怯,我相信刘教授是研究道德哲学的,也一定不会认为这种污秽的语言是理所当然的吧?
5、刘教授应该被赶下去吗?
“不教而杀谓之虐”。观刘教授的文章虽然对儒家进行批判,却未有如斯这般激烈与猥琐卑下的用语的,作为一个学者,刘教授有自己的信仰,也有自己的价值选择。对于这个事件,正如他在微博中所说的为求“扩大影响”,也确实达到目的了,如此剩下的便是反思自己的言行了。目前学术界还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名义上是自由主义、儒家或者左派等等,但是语言肮脏,粗鄙不堪,如此便不堪为学者,但是我还是希望孔孟后人和社会其他各界可以拿出博大的胸怀,给刘教授一个改过的机会,也希望刘教授可以站出来勇敢地道歉,更希望那些维护刘教授者不要老是在儒家的问题上纠缠不清,试图转移话题,偷换概念,而忽略了为人师表言行是否应当自我注意,这个根本问题。
作为一个或许会走上学术道路的学生,我心目中的学术界至少是相互尊重的。各家学派可以相互争论,甚至可激烈到面红耳赤,但至少大家都在讲道理,在说学者该说的话,做学者该做的事情,如果研究道德不讲道德、学法律的不守法律、自称儒家的却违背儒家真意,那么又有何学问可言?学问虽说可以与做人分开,但是正如刘先生所言,做人也是要有底线的,这个道德的底线,我先他比我们都更清楚。当然,如果学问与做人能够一致,那就再好不过了。
其次,学问之间的争论要以理服人,语言暴力或者身体暴力都解决不了问题。我十分憧憬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以及晋代的清谈,以理服人,心到激越处,但是却恪守做人的品格和学问宗旨,这不是很值得学习幺?即便是学生和其他同学争论问题时,至多是大家不再讨论这个问题,又何曾用上这等语言呢?我想一个理想的学术争论必须是以理服人,既不是谩骂,也不是某些人那样随意扣一些大帽子。
最后,我期望这个事情最后能够以互相尊重的方式结束。至于学术界中的那些名利争夺、尔虞我诈的行为,我希望统统可以扫地出门,还学术界一个干净、道德和自尊。各自尊重才是各种学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此即“忠恕”之道。(据儒家网,文/翁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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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山西
一个人随机而就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在于坚持;坚持一阵子也不难,难的是坚持到底。这句话,用在大余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直机关工委书记刘清平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在党务工作中,他一干就是26年,像“老黄牛”一样辛勤耕耘着这片热爱的“土地”。
创新的流动党员“双联双管”机制获全省党务技能大赛三等奖,城市基层党建“一体四翼、五共联动”机制入选“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案例”,“六小工作法”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刘清平用20多年的心血和汗水,交出了一份份优秀的“答卷”。2020年,他被评为“新时代赣鄱先锋”之“党务工作好能手”。
潜心基层党建
“责任比能力更重要”,这是刘清平的座右铭。20多年如一日,他将自己的责任、热情和心血倾注在党务工作中。他一直注重知识的储备和更新,成为基层党建的“多面手”。历经多年耕耘,大余县农村、城市社区、非公经济等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都取得显著成效。
在大余县委组织部挂点的新城镇王屋岭村,一畦畦齐人高的枳壳树苗长势喜人。这块1200多亩的中草药基地,仅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一项,每年就可以为王屋岭村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逾7万元,并吸纳20多名贫困群众就业。这是刘清平近年来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模式,拉动农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之一。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刘清平就注重“因村施策、一村一策”,着力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热情,增强脱贫攻坚内生动力。
新形势下,为提升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刘清平探索建立了“一体四翼、五共联动”机制,打造以城市社区党工委为核心,社区党组织、驻社区单位党组织、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同驻共建,驻社区单位与社区组织共建、资源共享、队伍共管、活动共融、事务共治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构建起党组织统一领导、各类组织积极协同、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
针对非公经济领域的短板,刘清平推动建立了5个“两新”党建联盟,搭建党员和职工“梦想屋”“党员驿站”等服务载体。同时,以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先行区为契机,在有色金属新材料、汽车零部件等8个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上建强党组织,产业链与党组织协同联动,实现党建全面进步和产业发展加速的双赢局面。
勇于担当作为
肩担责任,心系人民,关键时刻他更是冲在最前面。2020年1月24日,大年三十,本来是阖家团聚的日子,刘清平突然接到返岗的紧急通知。他连夜从老家赶回县城,奔赴岗位值守,此后两个多月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
在县委领导下,他和县委组织部同事一起组织开展“我是党员我带头”示范行动,协调、配合各部门单位组建起312支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置党员“先锋岗”,倡议全县党员干部在抗疫一线担当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旗帜,始终在大余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一线高高飘扬。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如何发挥“两新”组织的作用,巩固脱贫成果?这是刘清平经常思考的问题。他引导非公企业积极作为,坚决扛起社会责任,深入开展“百企帮百村”行动。大余县非公企业因地制宜,以签约结对、村企共建等形式,选择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等途径,助力帮扶村脱贫攻坚。
为进一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刘清平以党组织引领,组织1800余名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开展志愿服务,提供扶贫帮困、卫生保健、环境维护等10类志愿服务5.6万人次,共协调解决群众诉求327件,解决信访问题39起,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国家森林城市凝聚起强大力量。在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下,2020年,大余县先后摘取“国家卫生县城”和“全国文明城市”荣誉。
大胆探索创新
新时代党的建设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作为一名党务工作者,刘清平充分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紧跟时代要求,大胆探索推进党建形式、载体、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全面提升基层党建水平。
在往年,利用经商务工人员中秋、国庆等返乡时间,集中培训流动党员,为他们“充电”“补钙”,是他的工作常态。什么时候上课,安排什么课程,怎么上好课程……这些都是刘清平要花很多心思琢磨的问题。正因如此,每次的集中培训,都有300人以上主动报名参加,课程深受学员的好评。
面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最近,刘清平又在认真思考线上举办春节流动党员培训班的举措,以便让流动党员能利用春节的空闲时间继续“充电”。
早在10多年前,刘清平就开始关注流动党员的长效管理问题。为确保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刘清平曾十几次带队到广州市番禺区、江门市新会区、杭州市江干区等地,与流动党员所在地党组织合建了17个流动党支部,632名流动党员在远方找到了自己的“家”。通过党组织与党员、党组织与党组织双向联系,建立流入地日常管理、流出地跟踪管理“双联双管”的方式,构建全方位管理体系,有效破解流动党员联系沟通、组织学习、开展活动等管理难题。
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社区“一个不能少”。刘清平以党建为引领,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探索建立“六小工作法”,即讲清“小道理”凝聚大共识、宣传“小榜样”积攒大能量、开展“小活动”促进大融合、管好“小网格”撬动大治理、推行“小会商”解决大难题、做好“小事情”彰显大作风,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架起了党群连心桥,有效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彰显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与亲和力。(曹芸 特约记者 袁荣德 记者 萧森)
【新时代赣鄱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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