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盛，李宗盛个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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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成个人简介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群峰
发于2025.5.17总第118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伪造虚假证明、冒充借款人、恶意投诉、引诱催收公司违规，为无还款意愿的借款人逃避债务，自己还能敲诈到一笔钱财。当下，随着“黑灰产”在全国蔓延，非法组织“反催收联盟”也因此兴起。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破了一起“反催收联盟”团伙案件，这是全国首起以敲诈勒索罪逮捕和判决的“反催收联盟”团伙案件。
警方后来发现，他们查扣的该团伙成员笔记本，记录了100多名借款人的姓名及借款信息，这些借款人遍布11个省份，金额超过1亿元(欠款本金、利息等)。济南经侦已将相关线索上报公安部，申请发起集群打击。
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纪东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反催收联盟”打着金融维权的名义，敲诈金融机构，拒不偿还贷款，严重影响金融安全。该案的成功侦破不仅为金融机构追赃挽损，也为公安机关打击这类犯罪提供了借鉴意义。
冒牌的“债务人”
两年多过去了，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孙晓蔷仍对55岁的张霞投诉该行印象深刻。“她不断给我行投诉施压，我们部门工作人员有受理客户投诉与消保服务工作职责，因此被折腾得焦头烂额。”
张霞的投诉与其曾通过“某团生活费”贷款有关。2021年，孙晓蔷所在分行与某公司合作一款名为“某团生活费”的消费信贷产品业务。在此次合作中，该分行负责出资，借助该公司的App平台，由平台拓客，向客户发放线上贷款，一般年利率在18%左右，产生收益后双方进行分配。
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张霞分5笔通过平台向分行借款5.6万余元，约定年利率分为10.8%和18%两种，后来张霞的借款出现了逾期。孙晓蔷称，张霞有八九千元的欠款未还。
然而，欠款不仅没有还，自2022年10月到2023年1月，张霞还通过该行总行、中国银行业协会、金融监管部门、信访部门等渠道不停投诉、上访，称“该分行与非法机构合作，泄露消费者隐私，委托非法机构黑恶势力进行暴力催收，对我进行辱骂、威胁、恐吓，联系我单位领导告知我欠款的事情”。
孙晓蔷觉得张霞这一说法十分莫名，并不属实，因为分行在该合作业务中不负责清收和贷后管理。“他们是从平台借的款，运营和贷后管理都由平台来做。我们也严格核查过平台的催收记录，并没有确切的违规之处。但面对投诉，我们还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张霞抓住了我们担心信访的心理，当时，监管部门也要求我们尽快沟通处理。最终在我们的督促下，平台赔了张霞3万元，张霞才撤诉。”
对张霞印象深刻的还有山东省某市属国有商业银行消费金融部的副总经理孙迎春。这家银行同样出资与某网贷平台合作，由网贷平台进行拓客和经营，向客户发放线上贷款，一般年利率为20.67%，收益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分配。
2022年8月2日，张霞通过网贷平台向该行借款7200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张霞一期未还，从2022年9月5日开始，网贷平台开始对其催收。
该行收到的投诉显示，张霞称自己被网贷平台暴力催收：“他们联系我单位，联系我村委及紧急联系人(家人)，对我进行各种威胁恐吓，以及人身攻击。”
孙迎春称，收到投诉后，该行找网贷平台要过他们的催收录音，发现平台确实联系过张霞的家人和单位，但未发现他们联系过张霞所在村的村委。催收公司也的确给张霞的单位打过电话，但仅是说找张霞，未提及张的欠款一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家平台的催收公司都发现，后期投诉电话中自称“张霞”的人与借款人张霞不像同一个人，疑似有人在假冒张霞。
孙迎春注意到一个细节：2022年9月，与网贷平台合作的催收公司第一次打通张霞电话时，对方是一个年龄较大的人，北方口音，10多天后，催收公司再次打通张霞号码，接电话的人换成了一个南方口音的年轻人。
后一个“张霞”提出，若想自己撤回投诉，需要银行提供20万元赔偿。被拒后，其要价逐渐降到8万元。“我们认定其行为是违法的，所以没有对他们进行赔偿。”孙迎春说。
2023年1月，该行起诉张霞并胜诉，法院对张霞强制执行11542元。另外，经过一系列查证，平台公司发现冒充张霞的人疑似为湖南林染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染法务”)的张晓玲。2023年8月，平台公司向济南警方举报，林染法务疑为一家黑产公司，涉嫌违法犯罪。
该案后来的主办人、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李宗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过侦查取证，2024年2月，济南经侦在长沙市岳麓区警方的协助下采取行动，在林染法务办公地抓获5人。这5人中，有2人涉案情节较轻，另外3人毛俊宇、张晓玲、曹杰被刑拘。这3人分工明确，老板毛俊宇坐镇指挥，男女客户分别由曹杰和张晓玲“扮演”。
毛俊宇在初二时便辍学，早年在广东五金厂、电子厂当过打工仔，后来回湖南老家开网约车。他曾做过暴力催收工作，还曾因暴力催收被人举报过，并赔偿了人家几万元。这个经历让他看到反催收的“商机”。2019年，他成立了反催收黑产公司——林染法务。
毛俊宇被抓时，他的办公桌上的纸条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纸条上写道：“如果被公安提审，该做些什么？”“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他后来说，写这张纸条是时刻提醒团伙成员，“如果落网，一定要对抗提审”。
不过，在济南经侦出示的证据面前，毛俊宇等人最终还是供述了犯罪事实。张晓玲供述，她曾因欠金融机构款项，找到毛俊宇，想让其帮忙反催收。后来，她自己也选择加入林染法务。
她虽然冒充张霞，但并未与其线下见过面。张霞之子因赌博等欠下债务，张霞为此通过多个平台贷款。她让张霞将个人贷款时预留号码的手机卡寄给她，并详细了解张霞贷款金额、家庭状况等信息，便于自己冒充。她还给张霞出主意，让其利用在医院工作的便利条件，找医生给自己开一个抑郁症的虚假诊断证明，目的是“夸大催收对张霞的影响，让监管部门向金融机构施压”。后来，她替张霞写投诉信，让张霞将虚假诊断证明连同投诉信寄给金融监管机构。
据毛俊宇供述，张霞在不同平台贷款产生逾期，林染法务都通过类似手段获得过赔偿。
不过，这个过程中，因张晓玲是湖南人，比张霞年轻20岁，二人年龄相差悬殊，口音也有显著差别，所以被催收公司识破。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涉案物品中，警方查获的该团伙用于作案的手机多达39部。每一部背面都贴有两名借款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地址、生肖等基本信息。
据供述，此举是因为每部手机可以放置两张客户寄来的手机卡，分别对应两名借款人。将借款人基本信息贴在背面，是确保该团伙成员冒充借款人时不会出现差错。
上图：济南经侦办案人员查看“反催收联盟”团伙的涉案物品。 下图：该犯罪团伙成员用于作案的手机。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赔偿和平账
林染法务在跟借款人接触时，宣传可以“代操作”或“指导操作”，以帮助借款人逃避债务并获得额外赔偿。
“代操作”，即前述张霞案的操作手段，需要借款人将申请贷款时预留的手机号、电话卡、银行卡交给林染法务，团伙成员冒充借款人与催收人员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指导操作”是借款人与反催收团伙通过群聊实时联系，由反催收团伙教借款人相关话术。
胡文星案就属于典型的“指导操作”。2022年6月25日，胡文星通过平台公司申请借款(孙晓蔷所在的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济南分行出资14000元、平台公司出资7000元)，约定年利率是18%。逾期后，平台公司对胡文星催收。
孙晓蔷回忆，从2022年10月到2022年12月，胡文星通过该行总行、金融监管部门、12345等多种途径，投诉该行济南分行“暴力催收”，“每天至少十几次电话催收，短信也特别多，让我实在无法安心上班⋯⋯每天饱受催款折磨”，“拿我欠款信息对我家人和前夫家人骚扰、恐吓”。
“金融监管部门明确，在借款人没有失联的前提下，禁止向第三人催收。据我所知，催收员给其打电话时，她是故意引导催收员给她前夫家人打电话，引诱催收员违规的。”平台公司一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后来胡文星要求，“该分行停止泄露本人及家人的个人信息，平台公司或资方银行道歉、赔偿”。
据孙晓蔷所知，当时平台公司赔了胡文星14万余元才解决问题。警方证实，上述14万元包含胡文星向平台公司借款的本金、利息，以及13万元的“精神赔偿”，银行也对胡文星借款的本金、利息做了平账。
“经过操作，不但胡文星向平台公司的借款和利息不用偿还，她和林染法务还得到了13万元的额外赔偿。”李宗成称。
警方后来才得知，张晓玲“亲自指导”胡文星怎么投诉，举报信寄到哪里。林染法务还专门为胡文星建立了一个群，群名为“胡文星服务群”，里面有张晓玲、胡文星、毛俊宇等人。张晓玲供述，经过该团伙的操作，当客户获得金融机构赔付后，该团伙会从中分得赔付金额的30%左右。
除了网贷平台的信用贷逾期，林染法务也承接“客户”的信用卡逾期业务，他们的反催收套路一致，银行迫于压力解决问题的做法也一致。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济南分行信用卡中心的负责人孙涛给《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客户展宁的案例。展宁的该行信用卡可用额度是2.5万元，2022年4月开始出现逾期，且展宁时常处于失联状态。该行委托第三方进行催收，2023年4月，该行收到了总行信用卡中心的转办单。
转办单称该行违规催收客户展宁，“主要就是说我行催收不当，威胁恐吓展宁家人，威胁恐吓客户还款等。接到这个投诉后，我们要求催收公司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明白，估计是碰上‘反催收联盟’了”。
孙涛说，迫于压力，最终该催收公司给了展宁2万元“赔偿款”，另外，当时展宁的信用卡欠款25901.05元，银行也做了平账处理。“也就是说，展宁一共从我行和催收公司讹诈了接近4.6万元。”
展宁也是林染法务的客户，由该团伙的曹杰代替其“维权”。济南警方后来调查发现，展宁的银行卡到账上述2万元“赔偿款”后，很快在湖南长沙被取现。曹杰是取现人，没有分配给他人。
展宁的其他银行信用卡出现逾期，也用了类似的手段逃脱债款。据了解，展宁在另一个股份制商业银行济南分行的信用卡额度为3.5万元，从2021年10月11日就开始逾期。该行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催收，但最终，这家律所给展宁赔付了43738.9元。
催收机构并不愿意赔付。该行信用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展宁抓住了我们惧怕监管的软肋，律所是我们的乙方，他们为了从我们这儿拿到合同，被迫拿钱解决。”
不过，客观说，催收机构也确实存在不规范之处。李宗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林染法务还会通过引诱的方式，故意激怒催收人员，然后对通话录音剪辑，以此来抓住催收公司的把柄。
“惹恼他们后，(他们才能情绪激动，甚至对我们回骂)，这样他们就会违规，我们才能固定证据投诉。”毛俊宇也曾这样供述。
还需多方合力打击
毛俊宇等人落网后，警方搜查发现该团伙的电脑里保存了大量与金融机构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团伙成员供述，他们随时学习该行业知识，便于“开展工作”。“毛俊宇等人几乎每天都组织公司人员开晨会和夕会，结合他们的一些‘成功案例’谈‘实战技巧’。”李宗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也从该团伙成员在某短视频社交软件上发布的视频上看到毛俊宇“授课”的场景：他身穿一黑色外套，手持几张写有讲课重点内容的A4纸，身后是白色展板，展板上写有“保险的组成”等专业知识，台下的多名员工边听课边做记录。
视频还显示，该团伙的办公室内，张贴着“砥砺奋进”“天道酬勤”等书法作品，以及多幅“客户”送来的锦旗，讽刺的是，锦旗写有“伸张正义，一心为民，精通业务，维护权益”等字样。
2024年3月，毛俊宇、张晓玲、曹杰被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院按照敲诈勒索罪起诉至法院。2025年2月25日，该案一审开庭，被告人认罪认罚，并主动退还敲诈勒索所得的35.52万元。
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王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案是全国首起以敲诈勒索罪逮捕和判决的“反催收联盟”团伙案件，该案的侦破和判决对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打击“金融领域非法中介”犯罪行为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伴随着林染法务团伙的落网，相关机构也加大了自查和识别力度。平台公司一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对胡文星等人赔付后，平台公司加强了自身管理。比如成立专业的质检团队，利用大数据核查催收录音，查看催收员有没有违规(比如辱骂、泄露隐私等)，查出相关问题后，加大对催收员的培训力度；做好风险人群识别工作，识别电话是否来自借款人本人；发现疑点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另外，多位受访者表示，打击此类“黑灰产”案件时还需要多方发力。
济南市一家国有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间应建立联防联治机制，将相关反催收人员信息纳入黑名单，共享黑名单，形成对抗“反催收联盟”的有力屏障。
有金融机构负责人提出，金融监管部门接到投诉电话后，会根据投诉热线数量多少，对被诉的金融机构排名，加大了他们的压力。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各地金融监管机构已对这一状况进行调整优化。“针对同一个问题的反复投诉，不论打来多少电话，都算是一条投诉内容，不会重复计算。”
作为案件侦破方，济南经侦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打击此类犯罪，还需多方合力：政府部门应完善制度，对从事代理维权、法律咨询公司注册进行严审，对该类公司进行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应注重搜集证据，遇到相关线索积极报案，加大对本机构以及委托的第三方公司催收人员的培训，让他们合法合规开展业务；金融监管部门则应严格审核投诉件，发现线索及时移交警方，最大限度消除金融领域“黑灰产”滋生土壤。
(文中孙晓蔷、张霞、孙迎春、张晓玲、毛俊宇、曹杰、胡文星、孙涛、展宁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17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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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虚假证明、冒充借款人、恶意投诉、引诱催收公司违规，为无还款意愿的借款人逃避债务，自己还能敲诈到一笔钱财。当下，随着“黑灰产”在全国蔓延，非法组织“反催收联盟”也因此兴起。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破了一起“反催收联盟”团伙案件，这是全国首起以敲诈勒索罪逮捕和判决的“反催收联盟”团伙案件。
警方后来发现，他们查扣的该团伙成员笔记本，记录了100多名借款人的姓名及借款信息，这些借款人遍布11个省份，金额超过1亿元（欠款本金、利息等）。济南经侦已将相关线索上报公安部，申请发起集群打击。
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纪东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反催收联盟”打着金融维权的名义，敲诈金融机构，拒不偿还贷款，严重影响金融安全。该案的成功侦破不仅为金融机构追赃挽损，也为公安机关打击这类犯罪提供了借鉴意义。
插画/adan
冒牌的“债务人”
两年多过去了，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孙晓蔷仍对55岁的张霞投诉该行印象深刻。“她不断给我行投诉施压，我们部门工作人员有受理客户投诉与消保服务工作职责，因此被折腾得焦头烂额。”
张霞的投诉与其曾通过“某团生活费”贷款有关。2021年，孙晓蔷所在分行与某公司合作一款名为“某团生活费”的消费信贷产品业务。在此次合作中，该分行负责出资，借助该公司的App平台，由平台拓客，向客户发放线上贷款，一般年利率在18％左右，产生收益后双方进行分配。
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张霞分5笔通过平台向分行借款5.6万余元，约定年利率分为10.8％和18％两种，后来张霞的借款出现了逾期。孙晓蔷称，张霞有八九千元的欠款未还。
然而，欠款不仅没有还，自2022年10月到2023年1月，张霞还通过该行总行、中国银行业协会、金融监管部门、信访部门等渠道不停投诉、上访，称“该分行与非法机构合作，泄露消费者隐私，委托非法机构黑恶势力进行暴力催收，对我进行辱骂、威胁、恐吓，联系我单位领导告知我欠款的事情”。
孙晓蔷觉得张霞这一说法十分莫名，并不属实，因为分行在该合作业务中不负责清收和贷后管理。“他们是从平台借的款，运营和贷后管理都由平台来做。我们也严格核查过平台的催收记录，并没有确切的违规之处。但面对投诉，我们还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张霞抓住了我们担心信访的心理，当时，监管部门也要求我们尽快沟通处理。最终在我们的督促下，平台赔了张霞3万元，张霞才撤诉。”
对张霞印象深刻的还有山东省某市属国有商业银行消费金融部的副总经理孙迎春。这家银行同样出资与某网贷平台合作，由网贷平台进行拓客和经营，向客户发放线上贷款，一般年利率为20.67％，收益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分配。
2022年8月2日，张霞通过网贷平台向该行借款7200元，贷款期限为12个月。张霞一期未还，从2022年9月5日开始，网贷平台开始对其催收。
该行收到的投诉显示，张霞称自己被网贷平台暴力催收：“他们联系我单位，联系我村委及紧急联系人（家人），对我进行各种威胁恐吓，以及人身攻击。”
孙迎春称，收到投诉后，该行找网贷平台要过他们的催收录音，发现平台确实联系过张霞的家人和单位，但未发现他们联系过张霞所在村的村委。催收公司也的确给张霞的单位打过电话，但仅是说找张霞，未提及张的欠款一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家平台的催收公司都发现，后期投诉电话中自称“张霞”的人与借款人张霞不像同一个人，疑似有人在假冒张霞。
孙迎春注意到一个细节：2022年9月，与网贷平台合作的催收公司第一次打通张霞电话时，对方是一个年龄较大的人，北方口音，10多天后，催收公司再次打通张霞号码，接电话的人换成了一个南方口音的年轻人。
后一个“张霞”提出，若想自己撤回投诉，需要银行提供20万元赔偿。被拒后，其要价逐渐降到8万元。“我们认定其行为是违法的，所以没有对他们进行赔偿。”孙迎春说。
2023年1月，该行起诉张霞并胜诉，法院对张霞强制执行11542元。另外，经过一系列查证，平台公司发现冒充张霞的人疑似为湖南林染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染法务”）的张晓玲。2023年8月，平台公司向济南警方举报，林染法务疑为一家黑产公司，涉嫌违法犯罪。
该案后来的主办人、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李宗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过侦查取证，2024年2月，济南经侦在长沙市岳麓区警方的协助下采取行动，在林染法务办公地抓获5人。这5人中，有2人涉案情节较轻，另外3人毛俊宇、张晓玲、曹杰被刑拘。这3人分工明确，老板毛俊宇坐镇指挥，男女客户分别由曹杰和张晓玲“扮演”。
毛俊宇在初二时便辍学，早年在广东五金厂、电子厂当过打工仔，后来回湖南老家开网约车。他曾做过暴力催收工作，还曾因暴力催收被人举报过，并赔偿了人家几万元。这个经历让他看到反催收的“商机”。2019年，他成立了反催收黑产公司——林染法务。
毛俊宇被抓时，他的办公桌上的纸条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纸条上写道：“如果被公安提审，该做些什么？”“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他后来说，写这张纸条是时刻提醒团伙成员，“如果落网，一定要对抗提审”。
不过，在济南经侦出示的证据面前，毛俊宇等人最终还是供述了犯罪事实。张晓玲供述，她曾因欠金融机构款项，找到毛俊宇，想让其帮忙反催收。后来，她自己也选择加入林染法务。
她虽然冒充张霞，但并未与其线下见过面。张霞之子因赌博等欠下债务，张霞为此通过多个平台贷款。她让张霞将个人贷款时预留号码的手机卡寄给她，并详细了解张霞贷款金额、家庭状况等信息，便于自己冒充。她还给张霞出主意，让其利用在医院工作的便利条件，找医生给自己开一个抑郁症的虚假诊断证明，目的是“夸大催收对张霞的影响，让监管部门向金融机构施压”。后来，她替张霞写投诉信，让张霞将虚假诊断证明连同投诉信寄给金融监管机构。
据毛俊宇供述，张霞在不同平台贷款产生逾期，林染法务都通过类似手段获得过赔偿。
不过，这个过程中，因张晓玲是湖南人，比张霞年轻20岁，二人年龄相差悬殊，口音也有显著差别，所以被催收公司识破。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涉案物品中，警方查获的该团伙用于作案的手机多达39部。每一部背面都贴有两名借款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地址、生肖等基本信息。
据供述，此举是因为每部手机可以放置两张客户寄来的手机卡，分别对应两名借款人。将借款人基本信息贴在背面，是确保该团伙成员冒充借款人时不会出现差错。
上图：济南经侦办案人员查看“反催收联盟”团伙的涉案物品。
下图：该犯罪团伙成员用于作案的手机。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赔偿和平账
林染法务在跟借款人接触时，宣传可以“代操作”或“指导操作”，以帮助借款人逃避债务并获得额外赔偿。
“代操作”，即前述张霞案的操作手段，需要借款人将申请贷款时预留的手机号、电话卡、银行卡交给林染法务，团伙成员冒充借款人与催收人员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指导操作”是借款人与反催收团伙通过群聊实时联系，由反催收团伙教借款人相关话术。
胡文星案就属于典型的“指导操作”。2022年6月25日，胡文星通过平台公司申请借款（孙晓蔷所在的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济南分行出资14000元、平台公司出资7000元），约定年利率是18％。逾期后，平台公司对胡文星催收。
孙晓蔷回忆，从2022年10月到2022年12月，胡文星通过该行总行、金融监管部门、12345等多种途径，投诉该行济南分行“暴力催收”，“每天至少十几次电话催收，短信也特别多，让我实在无法安心上班⋯⋯每天饱受催款折磨”，“拿我欠款信息对我家人和前夫家人骚扰、恐吓”。
“金融监管部门明确，在借款人没有失联的前提下，禁止向第三人催收。据我所知，催收员给其打电话时，她是故意引导催收员给她前夫家人打电话，引诱催收员违规的。”平台公司一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后来胡文星要求，“该分行停止泄露本人及家人的个人信息，平台公司或资方银行道歉、赔偿”。
据孙晓蔷所知，当时平台公司赔了胡文星14万余元才解决问题。警方证实，上述14万元包含胡文星向平台公司借款的本金、利息，以及13万元的“精神赔偿”，银行也对胡文星借款的本金、利息做了平账。
“经过操作，不但胡文星向平台公司的借款和利息不用偿还，她和林染法务还得到了13万元的额外赔偿。”李宗成称。
警方后来才得知，张晓玲“亲自指导”胡文星怎么投诉，举报信寄到哪里。林染法务还专门为胡文星建立了一个群，群名为“胡文星服务群”，里面有张晓玲、胡文星、毛俊宇等人。张晓玲供述，经过该团伙的操作，当客户获得金融机构赔付后，该团伙会从中分得赔付金额的30％左右。
除了网贷平台的信用贷逾期，林染法务也承接“客户”的信用卡逾期业务，他们的反催收套路一致，银行迫于压力解决问题的做法也一致。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济南分行信用卡中心的负责人孙涛给《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客户展宁的案例。展宁的该行信用卡可用额度是2.5万元，2022年4月开始出现逾期，且展宁时常处于失联状态。该行委托第三方进行催收，2023年4月，该行收到了总行信用卡中心的转办单。
转办单称该行违规催收客户展宁，“主要就是说我行催收不当，威胁恐吓展宁家人，威胁恐吓客户还款等。接到这个投诉后，我们要求催收公司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明白，估计是碰上‘反催收联盟’了”。
孙涛说，迫于压力，最终该催收公司给了展宁2万元“赔偿款”，另外，当时展宁的信用卡欠款25901.05元，银行也做了平账处理。“也就是说，展宁一共从我行和催收公司讹诈了接近4.6万元。”
展宁也是林染法务的客户，由该团伙的曹杰代替其“维权”。济南警方后来调查发现，展宁的银行卡到账上述2万元“赔偿款”后，很快在湖南长沙被取现。曹杰是取现人，没有分配给他人。
展宁的其他银行信用卡出现逾期，也用了类似的手段逃脱债款。据了解，展宁在另一个股份制商业银行济南分行的信用卡额度为3.5万元，从2021年10月11日就开始逾期。该行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催收，但最终，这家律所给展宁赔付了43738.9元。
催收机构并不愿意赔付。该行信用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展宁抓住了我们惧怕监管的软肋，律所是我们的乙方，他们为了从我们这儿拿到合同，被迫拿钱解决。”
不过，客观说，催收机构也确实存在不规范之处。李宗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林染法务还会通过引诱的方式，故意激怒催收人员，然后对通话录音剪辑，以此来抓住催收公司的把柄。
“惹恼他们后，（他们才能情绪激动，甚至对我们回骂），这样他们就会违规，我们才能固定证据投诉。”毛俊宇也曾这样供述。
还需多方合力打击
毛俊宇等人落网后，警方搜查发现该团伙的电脑里保存了大量与金融机构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团伙成员供述，他们随时学习该行业知识，便于“开展工作”。“毛俊宇等人几乎每天都组织公司人员开晨会和夕会，结合他们的一些‘成功案例’谈‘实战技巧’。”李宗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也从该团伙成员在某短视频社交软件上发布的视频上看到毛俊宇“授课”的场景：他身穿一黑色外套，手持几张写有讲课重点内容的A4纸，身后是白色展板，展板上写有“保险的组成”等专业知识，台下的多名员工边听课边做记录。
视频还显示，该团伙的办公室内，张贴着“砥砺奋进”“天道酬勤”等书法作品，以及多幅“客户”送来的锦旗，讽刺的是，锦旗写有“伸张正义，一心为民，精通业务，维护权益”等字样。
2024年3月，毛俊宇、张晓玲、曹杰被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院按照敲诈勒索罪起诉至法院。2025年2月25日，该案一审开庭，被告人认罪认罚，并主动退还敲诈勒索所得的35.52万元。
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王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案是全国首起以敲诈勒索罪逮捕和判决的“反催收联盟”团伙案件，该案的侦破和判决对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打击“金融领域非法中介”犯罪行为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伴随着林染法务团伙的落网，相关机构也加大了自查和识别力度。平台公司一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对胡文星等人赔付后，平台公司加强了自身管理。比如成立专业的质检团队，利用大数据核查催收录音，查看催收员有没有违规（比如辱骂、泄露隐私等），查出相关问题后，加大对催收员的培训力度；做好风险人群识别工作，识别电话是否来自借款人本人；发现疑点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另外，多位受访者表示，打击此类“黑灰产”案件时还需要多方发力。
济南市一家国有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间应建立联防联治机制，将相关反催收人员信息纳入黑名单，共享黑名单，形成对抗“反催收联盟”的有力屏障。
有金融机构负责人提出，金融监管部门接到投诉电话后，会根据投诉热线数量多少，对被诉的金融机构排名，加大了他们的压力。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各地金融监管机构已对这一状况进行调整优化。“针对同一个问题的反复投诉，不论打来多少电话，都算是一条投诉内容，不会重复计算。”
作为案件侦破方，济南经侦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打击此类犯罪，还需多方合力：政府部门应完善制度，对从事代理维权、法律咨询公司注册进行严审，对该类公司进行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应注重搜集证据，遇到相关线索积极报案，加大对本机构以及委托的第三方公司催收人员的培训，让他们合法合规开展业务；金融监管部门则应严格审核投诉件，发现线索及时移交警方，最大限度消除金融领域“黑灰产”滋生土壤。
（文中孙晓蔷、张霞、孙迎春、张晓玲、毛俊宇、曹杰、胡文星、孙涛、展宁为化名）
发于2025.5.17总第118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一个“反催收团伙”的覆灭记
记者：周群峰（zhouqunfenghaoren@163.com）
编辑：徐天
李宗盛鬼迷心窍原版MV
全国首起以敲诈勒索罪逮捕和
判决的“反催收联盟”团伙案件
上图：济南经侦办案人员查看“反催收联盟”团伙的涉案物品。
李宗盛和林忆莲的感情经历
作者：张凯锋
19世纪90年代，博物馆明确成为国家政治变革计划的一个部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博物馆的理想。1895年，维新派建立的上海强学会提出四项“要务”，建设博物馆即是其中一项。梁启超在《论学会》一文中说，欲振中国，须兴学会，而学会有十六件大事要办，其第十二项是“开博物院”。1898年夏天，光绪帝批准康有为所上的《请励工艺奖创新折》，内有建立博物馆的建议。其后，由总理衙门颁布了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
一
1905年实业家张謇以一人之力创办南通博物苑，“搜集物品，凡二千九百有奇，分天然、历史、美术三部。分类陈列，颇合科学。”此为国人自办博物馆之圭臬。张謇之后，北京、天津的一些收藏家也在个人藏品的基础之上创办了博物馆，但是官办博物馆始终付之阙如。
南通博物苑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规定以民主共和为教育宗旨，推行教育改革，其中包括中央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筹办各省的社会教育等内容。在社会教育中，单立一科专门负责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及搜集文物等工作。
同年8月鲁迅任该科科长。中央教育部决定首先在北京建立历史博物馆，选定于安定门内成贤街清代国子监旧址成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收存国子监旧存的礼器、书版、石刻等及明清档案，并开始向全社会征集历史文物，除接收社会捐献和政府移交文物外，“各处遇有古物发现亦随时设法采访”。
1917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由国子监迁至天安门内，以午门城楼暨两翼亭楼作为陈列室，端门楼上及午门两廊房屋作为储藏之处。至1925年，文物收藏达215100多件，分金类、石器、刻石、甲骨刻辞、玉类、陶器等共26类。
1926年10月10日，北京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展览，开放金玉、刻石、明清档案、国子监文物、针灸铜人、兵刑器、明器、考古发掘品、国际纪念品等10个陈列室供观众参观。自开展之日至11月7日，参观者达185714人次，日均6404人次。
傅振伦先生后来总结，“今天看来，本馆文物杂然并陈，漫无统绪，无异于古玩店、挂货铺，但在当时而论，还是琳琅满目，洋洋大观”，足以展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政治文化生活的多个方面，激发观众怀古追思的欲望。
民国文人徐风陶参观展览后赋诗曰：“午门开博物，两阙耸巍巍。中藏历代宝，世人所见稀。帝王貌赫奕，将相骨嵚奇。诏谕文诘屈，奏疏字珠玑。玉玺托金绶，印纽绾银龟。币制启秦汉，方孔以圆规。服制盛周礼，博带而宽衣。战伐持弓箭，交易抱贝皮。度量观秤尺，礼器觇鼎彝。错杂殷商简，骈比晋魏碑。一一入吾目，遍览靡孑遗。莫叹文献缺，应共史编垂。”
某些文史知识未必深厚的观众也能够联系古今，有所体悟。一位名叫杜俊东的学生记录说：“西北角的壁上悬有朝鲜、暹罗等藩属的奏折、贡表，字体非常之小—如蝇头大小，一笔不苟，观者没有不惊佩的。字里行间显露着一种敬畏的神气。现在我们看了作何感想呢？……器物有周时的衣服，系仿照《玄衣谱》制的，颇宽大，绝非今人所能挑起，可是当时的人一定比现在的人高大得多。日本人由小而渐大，而中国人则由大而渐小，这是何等危险的现象！”
另一位名叫艾步霄的学生参观后说：“兵器陈列在第四室，内有重约二百斤之大砍刀一，集数人之力不能起，对此物议论把玩不忍释手，盖有景仰追念过去御侮守土之干城，再生于今世也。室内东墙悬有清帝大狩图一幅，北墙悬有元人驰马试翦图一幅，其英武之气，活跃纸上，较之目前所谓之东亚病夫，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常规展览外，北平历史博物馆还曾举办一些临时性的专题展览。例如1932年3月举办的明清档案展览。时年“日入侵我东北继扰津沽，嗣更炮轰南京，进逼京沪，国势阽危，人心岌岌。”北平历史博物馆商同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二年来整理所得明清两代重要档案及馆藏史料，其重要者有明太祖神宗宝训、太宗世宗熹宗实录、清太祖太宗世祖实录、圣祖起居注等件，又金国汗致崇祯皇帝书、致袁崇焕书、致孔友德等书、致明众臣宰书，又与明边关生军民谕、清太宗致祖大寿书稿、袁崇焕致金国汗书、毛文龙致金国汗书、吴三桂降清摄政郑王吉尔哈朗入关贺表、朝鲜国王李贺表奏本、苏禄国苏老丹奏疏对印居子国贺表、平定海寇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以及康熙遗诏、昭圣太后遗诰等百余件，辟室陈列。”这些档案所构建起的是几百年前明清易代的惨痛历史记忆，显然意在警醒国人东北狼烟再起，不可让中原浩劫重现。
9—10月举办的明代倭寇史料展览，除了陈列明代倭寇事迹档案多通和倭书数件外，“更仿绘平倭伟人戚继光肖像，翻印李宗成等影帧，连同万历年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诘命写真等一并悬陈。此外复向北平图书馆借到《皇明驭倭录》《张水南文集》《自知堂集》，参以《明史》本纪系统陈列，供人参观。”这样的展览主题不言而喻是在呼吁民众奋起御侮，挽救危局。
二
1927年以后，各地陆续成立了一批省市博物馆。
1928年5月，东三省博物馆于沈阳故宫正式开展，“开会六日，观者达十万人以上”。但不久奉系军阀在国民党的二次北伐中战败，大批军队退回沈阳，东三省博物馆的部分馆舍亦被部队所占，只好暂时关闭。1929年4月恢复开放之后，定于每星期日及纪念日，开放一次。奉天故宫再次开放的消息被省内外大小报刊争相报道，每届开放日，参观者极为踊跃，来自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年达数万人，盛况非凡。随时并有中外团体，请求特别参观。根据《东北年鉴》提供的资料显示1929年4月到1930年6月参观人数达到了69000人次，最高每月参观人数为7499人，最少为929人，平均每月为4656人。
沈阳故宫
东三省博物馆对外界开放的陈列室主要是崇政殿和凤凰楼及台上五宫。展品分为六大类：仪仗銮驾、祭祀器、武备、乐器、文具和杂品。崇政殿，系朝贺之处，原设屏风、宝座未动，两侧新置旧藏的銮驾卤簿仪仗；清宁宫，系祭祀处，陈列萨满祭祀器具；永福宫，陈列朝贺、筵席所用的乐器；麟趾宫，陈列御用弓箭等武备；关雎宫，陈列文房四宝及翰墨书画；衍庆宫，陈列宫内所用的门神、对联、布缎等物；杨令茀女士摹绘的近百幅历代帝王像，也分别悬于各展室宫墙上；后又增辟协中斋为陈列室，展出清代帝后圣容及御用瓷器。
从1911年至1926年筹办东三省博物馆期间，沈阳故宫大量宫廷藏品11万余件被外运至北京。在被外运的沈阳故宫的诸多文物中，惟一得以侥幸复还的是文溯阁《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此书就是在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奉天省省长王永江及张学良、张作霖等的努力下运回沈阳，此事当时被视为东三省文化界一大喜事。1930年，东三省博物馆还出版了绘有经纬网的清代全国地图——《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地秘图》，全图共41幅，非常珍贵。
1930年10月，辽宁省政府再次对东三省博物馆进行改组，馆内设器物部、图书部、总务处等，并制订《东三省博物馆简章》和各部、处办事规则。沈阳市政公所将从沈阳旧城城门及钟鼓楼等处拆下的满、汉文门额、金代古钟、鼓楼石碑等移至东三省博物馆内收藏。
历代帝王像和清代全国地图展示的是这个民族国家经历过的时间和占有的空间，《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则代表了民族国家的辉煌文明成果。仪仗銮驾、祭祀礼器、武器装备、乐器、文具，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在观众心中构建起一种共同的祖先生活面貌。通过这些展览，博物馆成功地为国民构建起了对一个历史悠久、文明恢宏、强盛一时，值得引以为豪和认同的民族国家形象。
三
上海市博物馆的筹建始于1933年上海市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1935年建筑完成，坐落于城市中心区域。施工期间，该馆筹备处便积极征集陈列品，1937年试行开放。“计共三室，并利用走廊，辟为陈列廊。第一陈列室陈列的，主要为铜镜、铜容器和古钱三项。铜镜共八柜，陈列汉隋以迄清代制品一百二十余件。铜容器有各式鼎、壶、卣、爵、等数十件，最古的在千年以上。古钱六百余件，自周代的铜贝，战国的时的明刀，以迄清代的宣统通宝，无不搜罗完备。此外，陈列的石器、寿州铜器、武器与工具等，亦颇为人注意。第二陈列室完全陈列陶器瓷器，史前及商周陶器和汉唐瓦当，以及汉代至六朝陶器，唐、宋、元、明、清各朝瓷器都有，唐宋瓷百余件。第三陈列室完全陈列明器，汉代的，元明的，都有搜罗。就形态论，包括人物、房屋、用具、俑、牲畜、牲舍等，就制造品质论，包括石、木、陶、瓷等种。全部陈列品四百余件，俑占绝大多数，其种类有立俑、坐俑、侍俑、文官俑、武俑、胡俑、骑俑等，实属洋洋大观。陈列廊陈列历史文件47件，最古老的是明崇祯年间兵部职方清吏司咨文二件，余如清顺治年间的揭帖，康熙间的进士金榜，乾隆间的奏折，道光间的题本，以及光绪间致古巴国书，达赖喇嘛致法国公使藏文函，清末民初官绅名片等。”
这些展品对于增进参观者的民族认同不无裨益，有观众曾记录说：“中有清廷给古巴国的国书一通，语气十分自尊，尤其为一般人所注意。抚今思昔，未尝不足以激发民众的爱国心呢。”
至1936年，全国已经成立美术博物馆56处，历史考古博物馆98处，普通博物馆75处。
四
除了展示历史文物的博物馆之外，展览民族国家出产实物的商品展示会对构建民族国家形象也非常有效。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府开始在国内组织工业展览会和小一些的工厂。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对这种做法颇为推崇，主张中国应该追随日本的榜样，举办商学比校场。在清王朝的最后几年里，作为新政的一部分，政府开始举办小规模的展览会，并且建立永久性的展览大厅。
1906年，农工商部在北京建立了“京师劝工陈列所”，在前门外廊房头条的会元堂旧址建新楼，由各省选送特产来京陈列。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5月，京师劝工陈列所更名为商品陈列所，同年9月举行国货展览会，在京城引起轰动。
相似的机构在各地都出现了，比如1902年天津考工厂陈列馆，1906年改名为劝工陈列所，展品分本省、外省及国外参考三部分。1904年河南省城的劝工陈列所，凡旧有生产，新造各货均罗列其间。1905年直隶省的国货陈列馆和山东省立图书馆的金石保存所成立。1906年湖南省商品陈列馆，南京的江南商品陈列所。1907年至1909年，奉天、江西、江苏、贵州等地均设置了类似的陈列所。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工商业部马上颁布了《国货陈列馆条例》，要求每个省和城市都建一座“国货陈列馆”，这个提议被各地方广泛接受，1928年一年之中就有12个城市和省份建立了国货陈列馆，包括宁夏和贵州这样的当时相对边远的城市。地方性的、地区性的、全国性的国货展览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激增，临时的流动性展览更是不计其数，到20世纪30年代，各种形式的国货展览会已经变得普通平常，包括国货汽车游行、国货游艇大会、妇女国货服装表演等等，直至出动飞机散发提倡国货的传单，盛况空前。更有一些国货团体将国货展览会办到农村。
这些活动虽然说主要是为了宣传、推销国货产品，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产品琳琅满目地集于一堂，展示给人们的是整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地图，在界定何为国货的同时，也界定了何为中国。1948年的《新运导报》上曾经刊登了一名观众参观国货展览会的所见所感：
一进门便为常州黄杨木梳展列处，对面陈矿冶品，观者如堵，……至于所谓四川贵重药材，竟不为人注意。甘肃石油分布图、畜牧分布图，感觉兴趣观看者以学生为多数，农业推广委员会农作场展览品，围看者特别拥挤，其中新式农具如戽水机及中式力耕器，与双轮除草具等等，最为观众所钦羡者。
中蚕公司新式缫丝机及煮茧锅，尤为观众所欣赏。时有两位女子，逼真缫丝工作，观众凝神注目，大有依依不舍之势。棉花改进会，陈列棉花标本，……可以播种于黄河及长江流域。中纺公司机织汗衫机织卫生衣之大机器，高大如巨人，吾人伫看稍时，此机已织成一件衣服。在资源馆看见鞍山钢铁公司之钢铁机械展览及沈阳机车车辆制造公司之机车模型，乃知由于资源委员会之惨淡经营与整理修配，乃有如是之成就。
台湾造船厂之船模型陈列最令人发生兴趣。台湾造纸厂、台湾碱业公司、台湾肥料公司均各有陈列，使吾人对此初回到祖国怀抱之一小岛发生莫大之敬佩与希望。
葛凯在《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一书中说：“来自以‘中国’这个名称为人所知的地理实体的不同地区的所有产品，以某种方式构成了优于任何或所有其他分类标准的完整商品系统。国货运动通过推广和自然化这个观念，参与了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它们既是中国制造，同时又在帮助制造‘中国’。通过收集、分类以及陈列这些物品，民族商品展览会自然化了这种观念：这些物品有真实的联系，它们创建了一个有边界的和自然的整体。”
民国时期的博物馆、陈列馆以及许多展览有效地将民族认同意识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博物馆其实是一种供人们构想民族国家群体身份的文化设施，是一个构建民族历史、民族范围和民族身份的空间和场所。它将一个民族国家中一切具有代表意义的物品尽收于其中，以此来展示这个民族在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为民族国家的成立提供文化和历史的合法性依据，向世人宣告，在今天的多民族世界上，我们这个民族有自己特殊的品质和传统，必须与其它民族区分开来。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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