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破产日电影,国家破产日背后的韩国经济

近期韩国疫情形势依旧严峻，韩国已将首都圈最高防疫等级延长一个月至10月3日。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本想借助中秋假期提高营业额的韩国商家愿望落空，难以维系生计的韩国个体工商户近来纷纷倒闭。

首尔市的梨泰院商圈，聚集着大量餐厅、酒吧等娱乐场所。记者发现在附近这条街道上，已经有近20家店铺关门歇业。实际上，韩国强化防疫措施以来，不仅全面禁止酒吧等娱乐场所运营，还严格限制只允许2人以内的私人聚会，让很多餐饮店的生意每况愈下。绝大多数商家都表示强烈不满，认为防疫新规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真实困难。

前天晚上，韩国个体从业者集体组织在首尔、釜山等9个城市的街头，通过举牌抗议、开车示威等方式，要求废除营业时间、人员限制等规定，呼吁政府尽早施行兼顾日常生活的新的防疫措施，以此改善经营现状。

当天，参与开车示威的车辆多达5000辆，有的人甚至打出“行走在悬崖边”的标语来比喻自身处境。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韩国共有45.3万家餐厅、酒吧关门倒闭。不仅如此，个体餐饮店的大量倒闭也加速了商圈的萧条，像韩国年轻人喜欢聚集的弘大、新村等商圈，不仅网红小店不见踪影，就连众多连锁品牌也相继撤店，目前这些商圈的空置率已经高达20%-30%。

为了帮助个体从业者渡过难关，韩国政府除了发放疫情补贴外，还通过下调法人税或所得税的方式呼吁店铺所有者降低店面租金。近期，韩国政府还表示，如果今年10月底，有七成的民众能够完成疫苗接种，将考虑从11月起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

来源：央视财经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张静 陈 建】近日，斯里兰卡宣布国家破产。“国家破产”是指一个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即资不抵债的状况。“国家破产”和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破产、公司破产有本质区别，并不是真正的“破产”，只是一种国家金融失信行为。宣布国家破产的斯里兰卡燃料短缺、停电、药品匮乏、食品价格上涨、公共服务基本中断、学校关闭、公交系统停摆……有人说这一切，像极了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中的场景，这让不少人回想起1997年，韩国经历的动荡与艰难。

恐慌充斥着每个人心头

1997年，注定是每一个韩国人不能忘却的年份。这一年，韩国支柱企业一个接一个地倒下，韩元不断崩盘，人们眼睁睁看着家产不断贬值，恐慌充斥着每一个人的心头。韩国在朝鲜战争一片废墟中，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实现了向发达国家的跨越，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有经济学家评论，在二战结束后，由发展中国家跨越到发达国家的中等人口国家寥寥无几，而韩国无疑是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可是谁能想到，韩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依靠制造业和出口起家，80年代创造了“汉江奇迹”，但在1997年差点因亚洲金融危机而破产。

1997年开年，韩国大企业韩宝钢铁轰然倒塌，对外宣布破产，紧接着政府支持的几家大型企业开始倒闭——韩国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大幅缩减。年中，亚洲金融危机席卷泰国，金融业的动荡导致国际市场经济风向偏向保守，韩国出口型经济受到巨大影响，工厂大面积停业，大批人员失业。通货膨胀之下，物价飞涨，民众更加走投无路。

面对危机，普通百姓各有打算。在电影《国家破产之日》中，金融新人尹正学认为危机也是契机，押上全部身家投资捞一笔。小企业主岬秀多年积累的财富一夜化为乌有。韩国濒临破产，国家和平民都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想要阻止危机的人、想借机获利的人、想要守护自己的企业和家人的人做出了不同选择。正是由于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这部电影被认为刻画了当时韩国从上到下的众生相。电影活生生展现了金融风暴带给韩国民众的精神创伤：企业偿还不起债务，破产潮来临，失业潮随后而至，社会陷入一片恐慌，有人变卖房产，借酒消愁，自杀率节节攀升。

捐出227吨黄金

有分析称，韩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根本原因在于该国特殊的产业结构，也就是所谓的“成也大企业败也大企业”。在朴正熙当政期间，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和提高韩国产业竞争力，有意识扶持一批大企业搞出口带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三星、现代、LG、大宇等集团不断发展壮大。在政府的主导和默许下，韩国大企业和银行机构相互“合作”，集中大量资源和资金进行投资，并实现垄断性增长。

上世纪90年代，韩国进行了金融市场化改革，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的调控力开始减弱，加之现代金融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这导致韩国大企业为了抢占市场疯狂举债。由于韩国体制的特殊性，很大部分银行贷款实际上是以政府名义从别国借来的外债。这就导致那些中小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宣告破产，很大程度要由政府来承担。1997年10月初，韩国的外汇储备总额约300亿美元，却背着高达1100多亿美元的外债。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在部分国家爆发，韩国的对外出口出现下滑。随着外资被不断抽出，韩国可用外汇储备不断下降，甚至到无汇可用的地步。特别是标普把韩国国家信用等级从AA级下调到A+级后，韩国的金融状况让已经在东南亚屡屡得手的索罗斯等人看到机会。索罗斯先是把提前融来的大量股票全部抛空，等到股价跌无可跌后再大量买回，从中赚取巨额差价。一番操作之后，他带着巨额差价一走了之，只给韩国留下了一地鸡毛。极短时间内，韩国股市暴跌70%，韩元贬值约2/3。

韩国民众也曾想自救，但不知从何入手，不知是谁先发出了号召，人们之间突然开始流传：“把金子交给政府，我们自己拯救自己”。于是，全国掀起了捐金热潮。每家每户不计较得失，无论是祖传的金首饰，还是压箱底的金子，统统无私捐献给政府。据说当时有超过350万韩国民众自愿拿出了自己的黄金首饰和金条等，向政府捐出227吨黄金，要与国家共克时艰。但是韩国民众的金子并没有兑换太多的美元，根本撑不过这一场危机。

枪顶着脑门的谈判

随着危机加剧，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本以为IMF会出手援助，却不想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把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很多苛刻要求，包括入股韩国多家大企业、根据IMF的设计进行改革等，意在掌控韩国经济命脉。韩国与IMF的这次谈判异常艰难，有人甚至形容是“枪顶着脑门的谈判”。无奈之下，韩国政府在1997年12月与IMF签署协议，获得550亿美金贷款，并且被迫进行“经济改革”，包括重组大企业，鼓励银行合并，对外放开金融和市场，强化金融和企业监管等。

虽然韩国从上到下都在努力，但金融危机带给韩国的伤害堪称“刻骨铭心”。30大财阀企业中16家遭到清理，33家大型银行里15家宣告倒闭，2000多家金融机构中约1/3破产关门。130万国民失业，政府债务高达1175亿美元。韩国绝对贫困人口从1996年的4.3%上升到1998年的14.9%。

不仅如此，韩国经济命脉也逐渐被外国所掌握。韩国与IMF签署的开放市场协议，允许外资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并购韩国企业。这意味着，韩国政府失去了对本国企业的管控权。一时间，大量外来资本如潮水般涌入韩国，控制了韩国大量核心企业的经济命脉。据悉，韩国八大银行的外资股份，均占到了2/3以上。韩国最引以为豪的三星集团，大部分股份也都掌握在华尔街巨头手中。

亚洲金融危机让众多韩国财阀、普通民众付出了惨痛代价。不过，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成功实现产业升级，半导体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商品种类，韩国如今也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曾是亚洲四小龙的韩国仿佛一夜之间没落了，像做梦一样，我们公司倒闭了。”27岁的韩国人金正浩满怀惆怅地说。

金正浩毕业于韩国名校庆熙大学，但在这个时代，名校背景不意味着什么。毕业后他没像大部分同学那样执念于进入大企业，而是很务实地找了份中小企业的工作。尽管薪水只有大企业的一半，但他认为先找到工作、补贴家用是当务之急。没想到的是，才入职一年他就失业了。

“现在除了担心工作，还得还助学贷款。”他无奈地摇摇头说，“67岁的父亲退休后在一家公司当保安，母亲在一家餐厅打工，他们已经太辛苦了。失业的事还没告诉他们，最近也不敢回家。”

韩国失业人数在2018年达到107.3万人，创下历史第二高的纪录，仅次于金融危机爆发时的1999年（136.4万人）。来自政府的数据称，今年3月，15至29岁的韩国青年中，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失业。

失业率陡增的背后，是不断恶化的经济环境，而这已然影响到了韩国社会的肌理。国内外机构均对韩国未来的经济增速预期做出下调，更有人形容“韩国全行业都进入了黑暗期”。“（韩国）犹如殒命前的重病患者，病症繁多，且每一种都病入膏肓。”韩国经济元老、前保健福祉部部长崔洸做出如此诊断，“经济增长缓慢、分配不公、就业恶化，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现在每天起床，只会考虑该怎么活下去，其他什么都不想了。”金正浩如今在首尔光化门附近的一家烤肉店打工，一天工作6小时，每月能挣126万韩元（约合7380元人民币）。

他租住在小得像鞋盒一样的房子中，每月光是租金就花掉一半的薪水。5平方米的房内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一套桌椅，剩下的空间连迈开脚都难。

这种特殊形态的房子在韩国俗称“考试院”，初衷是给那些想在独立空间集中精力学习的学生准备的。据统计，韩国共有11457家考试院，其中6158家在首尔。有几十万像金正浩一样的人住在这里，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诸如公务员、司法、大企业招聘会、托福等各类考试。

但如今居住于此的，更多是收入低下的外地务工人员。他们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单身男性，收入不足以支付首尔正常的居住房费用。考试院成了他们的长期避难所。

考试院一般处于商业区临街地段，由老旧房子改造而成，走廊狭小，常年失修，没有电梯。楼下多为烤肉店、KTV之类的商家。一层一般有十几间房子，却只有一两个卫生间。“每天早上需要调闹铃起床去抢卫生间，不然人实在太多了。”金正浩说。

即便如此，这里仍承载着他的梦想。每天除了打工外，金正浩几乎都待在房内，准备三星公司的笔试。他买了一个迷你冰箱，里面存了几颗鸡蛋，晚餐是泡面加蛋。

被形容像“监狱”一般的考试院，隔音、隔热都比较差，其卫生和安全条件也存在诸多隐患。

去年11月，位于首尔钟路地区的一家考试院在凌晨5点突发火灾，酿成7死11伤的悲剧。一个月后，在此还能看到烧焦墙壁上贴有“今天也要加油”的标语，虽然后半段已被烧毁。地上散落着一只为了面试而准备的黑皮鞋——它的主人还没来得及实现梦想，就仓促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不少年轻人把在考试院的生活称作“地狱朝鲜”，但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选择在狭小的房间中继续奋斗。

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就算毕业于顶尖的“天空联盟”（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也难逃厄运。24岁的朴允熙毕业于首尔大学，拥有政治学与法语双学位。最近她连续参加了9场面试，都石沉大海。与金正浩类似，如今她只能一边打工，一边准备大企业的入职考试。

这让她感到沮丧、不安，甚至抑郁。“如果再失败，我可能只能放弃现在的目标，转向与专业完全无关的美妆行业吧。很不幸，我赶上了这样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韩国青年往往用“七抛世代”来形容自己，即：放弃恋爱、结婚、生子、人际关系、房产、梦想和希望的一代。

饱受助学贷款和房价高涨之苦，同时面临不可预测的就业前景，他们根本不敢做梦，有些人更走上了绝路。根据首尔大学今年5月的一项调查，韩国的高校毕业生中，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产生过自杀念头。

一边是不断高企的失业率，一边是那些冲破头渴望挤入大企业的年轻人。“大企业新增就业岗位减少，加上同质性大学生过剩，所以变得更难进了。其实韩国蓝领工人严重短缺，但这些毕业生不愿意从事那些苦活儿，只盯着大企业。”韩国某猎头公司的一位分析师说。

2018年11月7日，韩国首尔，年轻的求职者在招聘会上寻找机会。

包括三星、现代等在内的韩国十大财阀，占据全国总市值的一半，但在劳动力市场上，它们所占份额与经济体量并不匹配。在韩国，只有13%的劳动力受雇于员工超过250人的公司，这一比例远低于日本的47%。

由于本国工作难找，很多人也将目光投向海外。2018年，有5783名韩国毕业生报名参加了政府资助的国家就业项目，由此找到了在海外工作的机会，其中近三分之一求职者选择了日本，四分之一选择了美国。路透社调侃称，“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已成为韩国最新的大宗出口。”

年轻人就业前景惨淡，中老年人则面临“老无所养，退而不休”的现状。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去年12月2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韩国有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属于“缺少希望的阶层”，他们认为自己过去和现在不幸福，未来也不会幸福。这些人大多收入较少，且受教育程度较低。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40-59岁的男性居多。

对原因进行调查时，55.9%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自己所在公司经营失败或者破产，将很难恢复；35.7%的人称，如果第一份工作不能进入大企业，自己的一生都将不顺；67.3%的人认为，如果自己或家人生了重病，其家庭或将坍塌。

现年69岁的权哲秀从一家汽车配件公司退休后，今年年初开起了出租车。他说，一般从早7点工作到晚9点，累了就把车停在汉江附近的停车场打个盹。为了节省支出，他的妻子会准备两卷紫菜包饭和一点酱汤作为午餐。权哲秀无奈地说，由于有了各类叫车软件，生意变差了不少，只能期待海外游客多一点。

随着高龄人口的加剧，高龄出租车驾驶员成为韩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去年7月的一份报告显示，韩国65岁以上的出租车司机有7.2万人，占出租车司机总数的27.1%，其中80岁以上770人，90岁以上237人。“现在年轻人说自己是‘七抛世代’，我们才是真正被社会抛弃的人吧。”权哲秀说。

吴建皓来自非营利组织“我来建立的福祉国家”，十几年前他是时任韩国正义党代表沈相奵的秘书，并担任过该党派在国会的专门委员。该组织致力于研究韩国当前的社会福祉问题，老年人是其服务的主要群体之一。

“相比欧美国家，想在韩国建立福利国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劳动力市场非常不稳定，老龄化现象也异常严重，导致政府要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同时加大福利方面的投入，而这看起来很不现实。”在首尔地铁堂山站附近的办公室内，吴建皓向《凤凰周刊》如此解释。

据韩国福祉保健部统计，韩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738万人，占其总人口的 14.3%，这个数字远低于日本的25.9%和英国的18%。但韩国65岁以上人口的贫困率为48.8%，在36个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韩国老年人贫困率连续10年排在第一位。

“同为老龄化社会，但日本老人总体来说是有钱的，韩国老人穷得多。”吴建皓说。韩国养老金制度在1988年才逐渐建立，并仅为老人每月提供约20万韩元，因此很多人退休后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只好继续找工作。从2000年到2017年，60至64岁韩国人的就业比例从53%上升到60.6%。而在70到74岁的年龄段中，33.1%的韩国人需要工作，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15.2%）。

零下15度的寒冬，首尔市中心的钟路地区，几位闪送员坐在摩托车上等着接单。他们穿着厚羽绒服，膝盖绑上护膝。许久有人抱怨了一句，“今天又没什么活儿。”突然车队中有人接到了订单，欣喜无比，其他人也鼓劲加油。

其中55岁的闪送员李某告诉《凤凰周刊》，闪送的职业很不稳定，也没有保障，很多时候还不被人们尊重。“但上了年纪，很难找到其他工作。”

从事该行业两年的李某说，虽然天气这么冷，但如果配送有延迟，还是可能会被抱怨。他骑着摩托车穿行在街头巷尾，为了快点完成订单，有时还会加速闯黄灯。“如果路上出事了，送的东西我们要全额赔偿。”

谈到保障问题，他坦言，“我们也想买保险，但每年需要600万至1000万韩元（约合3.5万到5.9万元人民币），太贵了。而且我们不是直接与公司有雇佣关系，一早起来就没饭碗也是家常便饭。”

据李某介绍，这些人一般从早11点工作至晚11点，如果订单多，会工作到凌晨1点。“现在经济不好，活儿也不多，每天都想着明天怎么办啊。”他说，“为了家人，我们只能奔命，根本不敢想退休的事。”

贫困老人子女的经济状况往往也不好。吴建皓说，“子女们要顾及自己的生活，无暇赡养父母。而这些人多半没有年金，也没什么社会关系，处于极度孤立的状态。”

这也让老年人自杀率激增——韩国65至69岁的人自杀率为每10万名人口中45.8人，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每10万名人口中15.4人的自杀率。首尔大学名誉教授金庆东说:“在韩国社会，已将老年人自杀案多发当成稀松平常的事情，一些人甚至将他们看作是社会的灾难。”

普通人的日子不好过，韩国企业也同样面临求生存的处境。

“这是公司成立以来，最艰难的一年。”京畿道仁川市，一家成立了33年的中型汽车配件公司，67岁的社长朴正宇叹气道。从去年开始，他每天都会去工厂，看看有没有新订单。

“三年前销售额开始急速恶化，现在快跌到底了。”朴正宇创立的这家公司是韩国汽车巨头现代集团的分包商，主要生产汽车配件。1984年，他白手起家建立这家公司。由于成为大企业的供货商，公司规模急速增加。员工最多时达到1200人，去年经过4次裁员，目前只剩下不到300人。

“目前工厂只有不到一半的设备在运转，受到大企业出口状况萎缩的影响，几乎所有下级承包商都受到了打击。”朴正宇告诉《凤凰周刊》，由于去年几乎没能接到中国的订单，只好关闭了在北京的办事处。“与10年前相比，商业环境彻底不同了，从大企业分羹、仅仅依靠出口就能赚钱的时代结束了。”

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朴正宇也在努力改变公司的发展模式。2014年，公司以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为契机，投资生产空气净化器，希望能打入中国市场。“但中国企业在价格上的竞争力太强，我们的产品在中国推广了一年多，最终将价格压到1200元，还是失败了。”撤退时，看到中国工厂堆积的废弃的净化器配件，他感到心酸又无奈。

延世大学经济系教授成太胤认为，过去韩国企业以能迅速生产出低价的产品著称，而从日本和欧美企业手中赢得不少订单。如今面对中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搁置《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韩国钢铁征收关税，韩国的出口产业逐渐丧失竞争力。

如此情形下，韩国大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也在持续下降。

如今，三星智能手机的中国市场占有率仅剩下1%，而5年前有20%左右。继去年12月31日，三星电子位于天津的手机制造厂正式停产后，最近三星电子又启动惠州工厂的裁员工作。这也是三星最后一家在华的手机制造厂。而从三星近两年的动作来看，其生产线正全面转向印度和越南。

无独有偶，今年3月，起亚汽车关闭了在江苏盐城的第一工厂。5月，现代汽车关闭了成立17年之久的北京第一工厂。业内专家表示，由于缺乏有吸引力的车型和强大的品牌力，加上近几年中国自主汽车品牌飞速发展，合资价格下压，使得现代汽车的竞争力不断被弱化。

作为韩国支柱产业的汽车业，这一年同样境况不佳。2018年，韩国汽车出口减少了5.6%，汽车零部件出口也减少了2.5%。现代汽车的大本营蔚山曾依靠制造业快速成长为富裕的新兴都市，现在却被列入韩国政府的工业危机区名单。

随着汽车、造船、机械产业衰落，韩国昌原、群山、釜山一带正沦为“韩国的锈带”。制造业的萎靡不振，也让这些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在全罗北道群山市，由于现代重工的造船厂和韩国通用汽车的工厂接连关门，导致近2万个工作岗位消失。

造船、钢铁，甚至电子产业的全球份额亦在下滑。曾让韩国国民为之自豪的造船业急速萎缩，十年之间，其全球市场占比从35%降至24%，2018年的订单只有中国的一半。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2018年韩国共有航运企业606家，比2016年减少了53家。

造船业的不景气，不仅影响了周边地区经济，还引发当地的失业潮。庆尚南道巨济市的雇佣劳动中心，每天前来申请失业的人员络绎不绝，大部分都是造船厂的员工。该机构的一名员工称，2018年9月巨济地区的失业救济金发放金额比2015年同期高出3倍多，从127亿增至538亿韩元。2017年当地失业率从2.9%增至7.0%，成为韩国失业率最高的地区。

根据韩国央行发布的最新统计，2018年经济增长率为2.7%，连续两年“破三”失败，创下2012年以来新低。韩国发展研究院则将2019年经济增长率预期值从现有的2.6%下调至2.4%。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总统文在寅的民调指数也在下滑。2018年12月31日，民调机构Realmeter的调查显示，对于文在寅政府的施政结果，给与肯定评价的人只有45.9%，否定评价达到49.7%。曾经支持他的年轻人、创业者和私营业主大量流失，经济因素成为关键。

民主和平党议员朴智元出席韩国MBC电视台节目时，借用艺人“李英子”的名字解释总统支持率下降的现象。“文总统在20多岁、岭南地区以及私营业主中的支持率非常低，可将其称为‘李英子(上述三个词首字母组合后的谐音)现象’”。

在2018年11月的调查中，以岭南地区庆尚北道为代表，该地总统支持率从2017年同期的64%下降到40%。从群体来看，同比一年前，学生和私营业主的支持率跌幅最大，分别达到33%和29%。上述影响逐步波及到湖南和忠清等支持文在寅的地区。从2019年1月开始，湖南地区的总统支持率出现下降，仅仅三周就从86%降到75%。

之所以出现“李英子现象”，是由于文在寅在总统就职宣言中曾经承诺将“创造工作岗位”，现实却造成了大量失业潮，并导致韩国国内各阶层、地区的进一步分裂。

2019年5月15日，大批韩国出租车司机在首尔市中心举行集会，抗议去年11月推出的叫车软件Tada。

文在寅上台后，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收入主导增长”——即通过提高收入所得刺激消费需求，带动内需以及投资，同时创造就业。为此，韩国政府两年来花了超过30兆韩元，用于补助失业、创造公职就业机会等。

为了提升公民收入所得，韩国在2017年和2018年两度上调最低时薪，分别上涨16.4%和10.9%，并规定员工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52小时（此前为68小时），但这一举措却导致物价上涨，让个体户们叫苦连连。

工作日的傍晚，首尔曾经繁华的商业街上，很多店铺异常冷清，一些­­­店铺干脆贴上转租广告。据韩国国税厅统计，2017年宣布倒闭歇业的个体户超过18万家，其中餐饮类小吃店的倒闭率高达92%。

作为热门旅游景点的梨花女子大学，附近的商业街也变得萧条，周边岔路上的很多小店都倒闭了。一家服装店老板告诉《凤凰周刊》，从2017年开始这里的生意就冷清了很多。这间20平方米的小店原本有4位雇员，现在大家都走了，只剩她一人艰难维持。

为此，韩国中小企业代表多次前往汝矣岛的国会议事堂游行。“政府应该保障中小企业生存权。”一家便利店的老板举着标语告诉韩国电视台，“我们这些个体户根本不被当成国民看待，过分提高最低工资只会让我们等死。”

“上调最低时薪以来，我打工的机会都变少了。”26岁的金敏京说。她之前在新村附近的便利店打工，那里大部分商店为了节约成本开始转为无人超市，现在都使用智能结算机了。

“上调最低时薪和减少工作时间这两项政策同时实施，导致中小企业劳动环境迅速恶化。”韩国中小企业中央会宣传部负责人秋文钾向《凤凰周刊》解释说，在无法保证生产效率的情况下，直接上调最低工资，导致一些企业不得不搬去海外，或者减少对新产品的投入；减少劳动时间，则让一些企业没办法按时完成生产任务，给企业竞争力带来负面影响。

“自从政府将工作时长缩短后，我们的业务量变少了，工作效率也变低了。以前大家指望着多加班多挣钱，现在到了下班时间，人都走了。”在某家小型美容公司工作的金宝蓝说，“有时候觉得自己在这里是浪费青春，但如果辞职，我可能也找不到其他正式工作了。”

考虑到这一人群，中小企业中央会向政府建议，可以适当采用弹性工作制。“比如有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项目，那么这期间可以延长工作时间，项目结束后给予更多休息时间。此外，工作时长不应按照每周来计算，而是按一年的总量来计算。这样更能让劳动者在工作与休闲中达到平衡。”秋文钾说。

“2018年以来，韩国的经济状况明显变差，说明‘收入主导增长’政策不适合韩国的现状，政府调控经济的时机错了。”高丽大学学者南成旭向《凤凰周刊》指出，如果韩国经济情况达到美国、日本的水平——人均GDP在3.5万美元以上，促进消费的政策是没错的。“但目前的状况是，国民根本没钱消费。”

在他看来，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财团，劳动市场结构失衡，青年失业率日渐严重，人口紧缩，加上来自中国的竞争，使得韩国经济注定经历长期的增长放缓阶段。

相比于持续走低的经济形势，中美贸易冲突进一步让韩国人为前景感到焦虑。

“对韩国人来说，中美贸易战让人想起小时候被迫做选择的场景。那个‘最难’的问题就是：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不可以说都喜欢哦。”韩国《首尔新闻》记者韩俊奎如此戏谑道。

韩国《朝鲜日报》5月23日引述韩国外交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一再要求韩国参加其打压华为的行动。一名韩国前外交官警告说，“在围绕‘萨德’系统的争议之后，韩国有再次卷入中美争端的危险。”

6月5日，美国驻韩大使哈里斯在首尔出席一场研讨会时表示，5G网络安全是保护盟国通信的关键要素，并强调韩国电信厂商应慎重选择5G网络设备供应商。虽然他没直接提及华为，但在构建5G网络的过程中，美方一直敦促韩国通信企业中断与华为的合作。

更令韩国方面担忧的是，假如限制对华为设备的进口，可能导致中国方面采取报复行动。《朝鲜日报》引述业内人士的话称，如果停止进口华为产品，韩国企业可能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而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损害可能进一步升级。

5月28日，中国外交部官员在接受韩媒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政府和企业应该作出判断，美国希望你们参与对华贸易制裁是否正确。”

不少政界人士指出，韩国在2016年7月宣布部署“萨德”后，经历了经济打击和外交缩小的困局，深刻体会到以国家安保为由做出仓促决定，会给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之前在没有制定充分对策的情况下，轻率选择部署‘萨德’，韩国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希望不要再因为同样的失误而使国家的安保和经济环境发生动荡。”韩俊奎说。

“抓住中美任何一方的手，都可能会削弱韩美同盟关系，或遭遇中国的经济制裁。因此无论如何，韩国必须学会承受贸易战带来的影响。如果一直保持战略模糊，很可能同时失去中美两国的信任。”韩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私下向《凤凰周刊》如此表示。

近两年来，衡量韩国经济的指标接连发出警讯。继生产、内需、投资之后，唯一的支柱——出口也在动摇。韩国今年第一季度出口额比前一季度下降7.1%。在20国集团（G20）成员国中降幅最大。与前一年相比，韩国出口连续6个月出现负增长，主要原因是主力产品——半导体的出口减少了30%以上。

据韩国贸易协会推测，由于美国接连对中国征收关税，韩国年均出口额将减少0.14%，约为1万亿韩元。由于通过中国迂回出口的比重达到25%，如果中国对美出口出现问题，韩国也将遭受打击。

不过，也有很多人从中看到机遇。有韩国经济学者建议，韩企如果能在中国市场抓住机会，或许可以抵消因贸易战而造成的部分出口损失。6月1日，中国政府下调食品、消费品，以及汽车、汽车零件等关税，以应对由于美国减少出口对中国国内内需市场的影响，对于韩企来说或成为商机。同样的，如果韩国在美国推出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或许也能找回一些被“中国制造”占领的市场。

对于“渔翁得利论”一说，韩国副总理洪南基回应称，虽说中美贸易战给部分韩国企业带来了更多机会，但这很可能是暂时的，韩国企业应该通过提高竞争力，开拓更多市场。韩国通商交涉室室长吕汉九亦建议，在全球贸易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韩国政府应推进贸易政策的多元化。“韩国已和52个国家结束了自由贸易谈判，签署了15份自由贸易协定（FTA），未来应把重点放在尚未签署FTA的地区，并升级现有的FTA。”

早在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前，不少韩国企业已经将出口目标市场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特别是拥有较低劳动力成本及较高制造业水平的越南。对此，高丽大学学者朴繁顺提醒说：“应该记住过去经济过分依赖中国市场的教训。即使未来将投资发展目标转移到东南亚，也不应过分集中在越南，而要向周边国家进行分散投资，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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