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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题字:董必武
论新型毒品的种类折算
文 / 陈兵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
新型毒品是指虽未有明确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但已被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层出不穷的毒品犯罪形势决定了司法机关往往需要采取种类折算的方式将涉案新型毒品折算为传统毒品,以锚定量刑基准。但司法实践对种类折算与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之间的关系存在观点分歧,易导致裁判差异。新型毒品的种类折算和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是并列关系,各有其特殊意旨,不宜混淆。毒品毒性是立法确定毒品数量标准的重要依据,毒品纯度直接关系毒品毒性,本着科学严谨的精神,种类折算的双方均应是提纯后的毒品,因此,一般应对新型毒品做含量鉴定。对新型毒品犯罪案件进行刑罚裁量时,还需考虑折算毒品的一般样态,综合个案的实际社会危害及涉毒人员的主观恶性等,合理确定刑罚。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对象:新型毒品的刑法概念厘清
三、原因分析:对新型毒品“不以纯度折算”与“种类折算”理解不一致
四、实质解析:新型毒品种类折算与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关系探究
五、实践路径:新型毒品案件的刑罚裁量
注:
本文已开放快捷转载(无须白名单)。
近年来,在国家的严厉打击下,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禁毒工作成效显著,但形势依然复杂多变。特别是随着全球毒潮持续泛滥,国内毒品问题出现新情况、新动向,寻求新精神活性物质替代滥用常见毒品不断出现,滥用毒品品种多样叠加,替代物质危害日益显现。
一
问题的提出
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常见毒品因数量标准明确,司法实践并无分歧。但涉新类型毒品犯罪案件中,如何根据涉案毒品数量定罪量刑却时有争议。以S市法院近年审理的一系列涉新类型毒品“G点液”的典型案件为例,整理如下表:
上述案例中的“G点液”成分为5-MeO-DiPT(N,N-二异丙基-5-甲氧基色胺)或5-MeO-DALT(N,N-二烯丙基-5-甲氧基色胺),均被列入我国《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管制。根据国家禁毒委《104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依赖性折算表》(以下简称《依赖性折算表》),1克N,N-二异丙基-5-甲氧基色胺相当于1克甲基苯丙胺,1克N,N-二烯丙基-5-甲氧基色胺相当于1克海洛因。相关案件的裁判结果体现了两种观点:
观点1认为,由于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因此在确定涉案毒品数量时,不应考虑纯度问题。以案例2、案例3为典型,裁判逻辑为,N,N-二异(烯)丙基-5-甲氧基色胺与甲基苯丙胺或海洛因的折算比例均为1:1,即查获的“G点液”相当于等量的甲基苯丙胺或海洛因,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10克以上起刑点为7年有期徒刑,50克以上起刑点为15年有期徒刑。
观点2认为,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的刑法规定固然不可突破,但如机械适用该规定会导致量刑结果与犯罪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出现明显背离,需慎重考量,务求在个案中实现良好的裁判效果。如案例1、案例4、案例5,裁判逻辑为,考虑到“G点液”的毒品含量极低,仅0.2%~0.3%,而市面上流通的甲基苯丙胺及海洛因纯度往往达到60%以上,二者的成瘾性、社会危害性等相差悬殊,如完全不考虑毒品纯度,将两者直接等同量刑,将有违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遂对被告人作出刑罚明显轻于观点1的判决。
二
研究对象:新型毒品的刑法概念厘清
以毒品的演变与发展为视角,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的概念是相对的。传统毒品是指海洛因、鸦片等出现时间较早、流行时间较长的毒品,与之相对应的新型毒品是指近年来才出现的毒品,大众耳熟能详的冰毒(甲基苯丙胺)、摇头丸(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K粉(氯胺酮)等均可归入此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述冰毒、摇头丸、K粉等也终将成为传统毒品,因此,该分类方法并不完全科学。还有观点认为,天然毒品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为新型毒品,该分类标准现今几乎已经失去实际意义,因为市场上流通的绝大部分为合成毒品,天然毒品几近绝迹。为明晰研究对象,实有必要从法律层面对新型毒品概念予以界定。
根据刑法三百五十七条,刑法规范意义上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关于毒品数量标准,除刑法已经明确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外,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毒品犯罪解释》)又针对多种类型的“其他毒品”规定了具体数量标准。刑法及司法解释对相关毒品及数量标准的明确,表明立法及司法机关对其社会危害性已经有了较为明确和具体的认识。
被列入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没有相应毒品数量标准的并不鲜见,究其原因,或是出现时间短、滥用范围有限,尚无修改立法或司法解释之必要,或是对于毒品的成分、毒性、成瘾性等方面尚未有明确而科学的结论等。对此,司法实践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国家禁毒办印发的《104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依赖性折算表》(以下简称《依赖性折算表》)以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非法药物折算表》等。本文所称新型毒品,即指虽未有明确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但是已被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掺有新型毒品成分的混合毒品亦属此类。由此,尚未被上述法规及文件列入的相关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即便对神经系统具有较大刺激,成瘾性明显,也不宜归入;对于已经被列入《目录》,但法律及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亦非本文的研究对象,如甲基苯丙胺、摇头丸、K粉等。
三
原因分析:对新型毒品“不以纯度折算”与“种类折算”理解不一致
新型毒品的特点在于缺乏明确的数量标准,只能通过综合认定或者种类折算两种方式裁量刑罚。之所以出现两种对比鲜明的观点,是因为诸多新型毒品的纯度远低于传统毒品,已然无法忽视,但不以纯度折算又是我国刑法中毒品数量计算的绝对性规则,不允许任何突破。面临此种情况,无标准可依的自由裁量略显随意;如进行折算,在理解和适用不以纯度折算和种类折算这两种毒品数量计算规则方面又有分歧,导致数量相近、含量相同的新型毒品在量刑上出现差距。
观点1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认为种类折算与不以纯度折算应同时适用。将涉案新型毒品按比例折算为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后,直接按照折算数量确定法定刑,纯度则作为量刑调整的酌定因素。该观点还认为,纯度极低的毒品案件如何确定定案毒品数量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1997年刑法生效之前,毒品是以纯度折算的,含量不够25%的,应当折合成含量为25%的海洛因计算数量。然而,1997年刑法明确规定毒品不以纯度折算,其根本原因在于毒品犯罪形势严峻,必须严厉打击。时至今日,国家打击毒品犯罪的坚决态度从未改变。当然,如犯罪情节确属轻微,需要降档处罚的,可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问题在于,一则含量极低的新型毒品案件数量较多且呈快速增长趋势,如果均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除浪费司法资源外,也有悖于设立该折中手段保障个案公平的初衷;二是具体到案件处理,即便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往往也只能在下一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实际刑罚依然可能过重。
观点2站在实质正义的立场,认为纯度极低的新型毒品与相同数量的甲基苯丙胺或海洛因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无论是在成瘾性还是人体健康危害性等方面均不可同日而语,应当在裁判结果中予以充分体现。具体采取的思路有两种:一是不明确将新型毒品折算为甲基苯丙胺等传统毒品,但在考虑社会危害性时,还是将折算比例作为参考,该思路的不足之处在于,裁判说理时只能采用“综合考量”这种相对概括的表述;二是认为种类折算并非刑法三百五十七条所表述的以纯度折算,遂对涉案新型毒品提纯后再进行种类折算,并综合案件情况,作出轻于观点1的刑罚判决,该思路面临的质疑主要是违反了刑法三百五十七条的刚性规定。
可见,裁判观点不同的根源在于,种类折算与不以纯度折算应否同时适用,以及种类折算的对象是提纯后的毒品还是查获的原始毒品。本文倾向于同意观点2的结论,但认为其两种思路的理论支撑、裁判说理尚未充分,需要重新分析,以找寻支撑,确立裁判方法。
四
实质解析:新型毒品种类折算与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关系探究
(一)种类折算系新型毒品数量认定的必要步骤
新型毒品的出现周期短、更新换代快,禁毒部门只能采取动态的方式,密切关注新型毒品的产生与流行,不停将新出现的新型毒品列入管制。
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亦不可能做到频繁修改,将数以百计的管制药品完全纳入,一一为其“量身定制”数量标准。为妥善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此类问题,2023年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昆明会议纪要》)规定,对于刑法、司法解释未规定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参考已有折算标准,综合考虑其毒害性、滥用情况、受管制程度等因素,依法定罪量刑。
虽然《昆明会议纪要》对于新型毒品数量折算的表述是采用了“参考”这种可自由选择的词汇,但实际上,当涉案新型毒品有明确折算标准时,司法机关还是倾向于采用种类折算的方式认定涉案毒品数量。只是因折算思路存在差异,又受制于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之规定,使最终裁判结果与涉案毒品的危害性不能完全相匹配,即使最终能够平衡量刑,也出于种种顾虑在裁判文书中不予阐释折算过程和结果。但无论如何,为统一裁判标准,审理具有折算条件的新型毒品案件时,优先进行毒品种类折算的审理思路应当加以坚持和提倡。
(二)种类折算的对象均应为提纯后的毒品
通常情况下,种类折算有两个应用场景:一是将成分单一的新型毒品转换为具有明确定罪量刑标准的传统毒品;二是将含有多种毒品成分的混合毒品,折算成单一的纯种毒品。二者目的一致——通过种类折算,确定涉案毒品的数量及社会危害性。
需要强调的是,《非法药物折算表》和《依赖性折算表》是以纯品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等作为折算对象的,这便意味着新型毒品的纯度在折算时不可忽视。
具言之,两表是根据毒品的成瘾性、对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性等排除法律因素的客观医学指标,基于毒品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药物机理等而制定,将不同毒品进行量化和按比例换算,从而实现毒品的种类转换。从科学的角度上看,《非法药物折算表》和《依赖性折算表》是毒品的化学成分(即提纯后的毒品)之间的折算,《非法药物折算表》还特别说明:“本折算表药物均以纯品计”。因为如果是掺杂或不纯的毒品,往往或无法折算,或严重影响折算结果的准确性。
例如,典型案例中的N,N-二异丙基-5-甲氧基色胺与甲基苯丙胺的折算比为1:1,体现的是相同条件下,该两种化学物质对人体的作用机理相似,致瘾癖性相当,危害程度大体等同。但在稀释、再加工等情况下,两者的密度、溶解度乃至于遇水后的化学反应等都可能存在差异,导致无法判断相应水溶液的作用机理、危害程度是否相同,贸然作出浓度为0.2%~0.3%的N,N-二异丙基-5-甲氧基色胺溶液(G点液)与浓度为0.2%~0.3%的甲基苯丙胺溶液的毒性相当的判断,不仅违反科学规律,也不符合刑罚需严谨慎重之精神(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如下表)。
由此可知,毒品种类折算标准在制定时,依据的对象应当是提纯后的毒品,只有以此折算后得出的数量,才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涉案毒品的毒性情况,进而以之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参考。
(三)提纯后进行种类折算与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并不矛盾
1.种类折算与不以纯度折算各有其特殊含义。“折算”一词,从字面意义上看,是指折合、换算,将某种单位的数量折合成另外一种单位的数量。对于不同种类毒品之间的数量折合换算显然属于典型意义上的折算。刑法三百五十七条中规定的不以纯度折算中的折算显然并非此意,强调的是同一毒品的数量认定规则。观点1认为直接将“G点液”折算为同等数量的甲基苯丙胺或海洛因,再按照甲基苯丙胺或海洛因的数量标准进行量刑,且不以纯度折算,一则如前所述,科学性和严谨性存疑;二是不加区分地一概不以纯度折算,直接以甲基苯丙胺或者海洛因的数量标准,对纯度仅有0.2%~0.3%的“G点液”进行刑罚裁量,相当于直接以前者取代后者作为定案依据,本质上并未对毒品种类进行折合换算。
2.提纯后进行种类折算与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属于并列关系。不以纯度折算和种类折算系两种不同的毒品数量计算规则,前者是禁止对毒品进行提纯计算,主要是针对有着明确数量标准的传统毒品;后者主要适用于新型毒品,目的是根据折算比将涉案新型毒品转化为传统毒品,作为量刑参考。进言之,毒品犯罪量刑存在两条路径,一是传统毒品,可依据已有量刑数量标准直接认定,但要注意不以纯度折算;二是新型毒品需进行种类折算后,再综合量刑。二者是可择一适用的并列关系,而非层级关系。
五
实践路径:新型毒品案件的刑罚裁量
(一)立法确定毒品数量标准的主要依据为毒品毒性
打击毒品犯罪保护的主要法益是公众健康,是以公众健康为保护法益的抽象危险犯。从法益对构成要件的指导作用来看,毒性不同的毒品,对公众健康的危害显然是不同的,因此毒性不同的毒品,量刑基准也有差异,根据现有刑法规定,整理如下表:
刑法中明确规定了3种毒品的量刑数量标准:鸦片、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其中,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的量刑标准一致,50克即为“数量大”,而鸦片到1000克才为“数量大”,以量化思维来看,意味着相同条件下,甲基苯丙胺或海洛因的毒性大约是鸦片的20倍。毒品毒性包括成瘾性和人体健康危害性,以鸦片和甲基苯丙胺为例,鸦片属于麻醉品类毒品,含有包括吗啡、可待因和蒂巴因等超过25种毒品成分,以吗啡为主,平均含量为10%,不需要稀释处理,直接用烟枪、烟灯等点燃吸入呼吸道即可,一次用量几克,吸食30克左右可危及生命,长期吸食导致生理性和心理性双重成瘾;甲基苯丙胺属于兴奋剂类毒品,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刺激性极强,吸食方法包括鼻吸、熏燃吸入、注射等,一次用量为1至5毫克,吸食几次即可生理性成瘾,甲基苯丙胺致死血药浓度一般为4.0mg/L以上,成年人体内血液总量4~5L,市面常见的冰毒中甲基苯丙胺含量60%~70%,据此,可计算出一次摄入26毫克以上即可能出现中毒症状,危及生命。可见,甲基苯丙胺的成瘾性明显高于鸦片,致死量级则相差10倍左右,致死量虽不是危害人体健康的唯一指标,但至少可以大致看出人体耐受度的差异,从而得出甲基苯丙胺的毒性大概是鸦片的数10倍这一结论,印证了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立法逻辑——毒品量刑数量标准主要取决于毒品毒性。
(二)对新型毒品一般应做毒品含量鉴定
传统毒品的毒性程度现有法律法规已经以数量标准的方式予以明确,直接据之确定量刑档次即可。但对于新型毒品,由于缺乏具体量刑数量标准,实践中主要依靠自由裁量,虽然容易招致量刑过于随意之质疑,但为应对复杂多变的毒品犯罪形势,该折中方案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至于种类折算,亦非刑法的刚性规定,而是作为辅助判断方法帮助确定新型毒品的数量标准。
作为毒品毒性判断的重要依据,毒品鉴定一般包括成分鉴定和含量鉴定:毒品成分鉴定是为了确认毒品有效成分,其中,有折算标准的基本可明确毒性,没有折算标准但在《目录》中列明的,则可为判断毒性提供参考。
成分鉴定是涉案药品能否被认定为毒品之前提,系定案的主要依据,对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不可或缺已有共识。但含量鉴定尚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究其原因,一是不以纯度计算之规定使得含量鉴定似乎没有必要,二是相较成分鉴定,含量鉴定司法成本更高,耗费时间精力更多。但正如前所述,不以纯度计算已经不能成为新型毒品不做含量鉴定之理由,确定涉案毒品纯度一方面可以为种类折算和毒性判断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更可为充分衡量新型毒品的社会危害性等提供重要参考。《昆明会议纪要》亦规定,涉案毒品既无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亦无折算标准的,应当委托有关专业机构确定涉案毒品的致瘾癖性、毒害性、纯度等。因此,新型毒品犯罪案件中进行毒品含量鉴定应为常态。
(三)种类折算后还需考虑个案情况
对新型毒品进行含量鉴定后,有折算标准的,依据《非法药物折算表》《依赖性折算表》折算出相对应的纯品传统毒品。需要注意的是,常见的传统毒品亦非纯品,因此同样不宜直接将折算出的纯品数量作为定案依据,而应充分考虑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折算标的毒品的实践样态等,大体确定法定刑档次。以案例4为例,行为人所贩卖“G点液”81.51克,提纯后约为N,N-二异丙基-5-甲氧基色胺0.236克,折算为甲基苯丙胺0.236克,毒品案件中较为常见的甲基苯丙胺纯度则在60%~70%左右,即涉案新型毒品的危害性大体相当于0.236/0.6=0.4克毒品甲基苯丙胺,以此确定的法定刑档次应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当然,综合全案情况,情节严重的,也可以在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基准刑;如《非法药物折算表》和《依赖性折算表》均无规定,则可综合在案证据,运用社会经验,依据专业机构的鉴定意见,并参考毒性类似的毒品裁量刑罚。
此外,有别于传统毒品案件主要依据毒品查获情况、到案表现等案内因素,新型毒品案件所需考虑的往往更多。因为毒品的社会危害性与毒性虽成正比关系,但并不绝对,有时正是由于新型毒品毒性低,成瘾性并不明显,花样繁多且不断翻新,导致其迷惑性强,社会公众容易失去警惕,潜在的危害后果难以预估。因此,审理具体案件时,还应考察涉案新型毒品的犯罪形势、纯度、受众、价格、滥用情况、行为人主观恶性等,合理确定刑罚。
dalton
人体90%的能量都来源于线粒体。这些微小的细胞器每天生产的能量相当于你体重的100倍!
想象一下,一位70公斤的成年男性,每天产生的能量相当于7000公斤爆放的能量!这些能量支撑着我们的心跳、呼吸、思考、运动……一切生命活动。然而,线粒体并非永动机,它们也会“罢工”。
2023年10月发表在权威期刊Nature上的一篇文章《Apoptotic stress causes mtDNA release during senescence and drives the SASP》研究表明[1],衰老细胞中线粒体发生 “少数线粒体外膜通透化”(miMOMP),使线粒体DNA释放入细胞质,引发炎症和衰老相关分泌表型。抑制miMOMP可减少炎症标志物,改善老年小鼠健康。这表明,线粒体功能失调不仅会导致能量供应不足,引发疲劳,还会通过炎症反应影响免疫系统,加速衰老进程。
那么,如何让线粒体“满血复活”?今天,我们就来揭开线粒体健康的秘密!
线粒体堪称细胞进行有氧呼吸的“主战场”。在这里,氧化磷酸化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它能把葡萄糖、脂肪酸和氨基酸这些营养物质,统统转化为细胞的“能量货币”——三磷酸腺苷(ATP)[2]。
图1 线粒体产生ATP过程
ATP是细胞的能量货币,驱动肌肉收缩、物质运输、信号传导和蛋白质合成等生命活动。线粒体通过调节ATP供应,满足细胞的多样化需求。例如,心肌细胞持续收缩依赖线粒体合成的ATP供能;肝脏作为人体代谢的核心,也需要线粒体提供大量能量。
线粒体可不只会生产能量,在代谢调节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它是三羧酸循环(TCA循环)的“舞台”,连接糖、脂、氨基酸代谢。丙酮酸在线粒体经反应生成乙酰辅酶A参与TCA循环,线粒体还通过脂肪酸β-氧化,将脂肪酸分解为乙酰辅酶A,为TCA循环和能量生产“添砖加瓦”。
图2 线粒体调节代谢过程
线粒体还像个精准的“管家”,对细胞内代谢物水平进行动态调节。比如,它对钙离子(Ca²⁺)的摄取和释放,能调控细胞质中Ca²⁺浓度,而Ca²⁺作为重要的第二信使,广泛参与细胞内信号传导、酶活性调节、肌肉收缩等生理过程[3]。
在细胞凋亡这场关乎细胞生死的“大戏”里,线粒体担当着关键“指挥官”的角色。当细胞受到内部(DNA损伤、内质网应激)或外部(辐射、药物、毒素)的凋亡刺激时,线粒体的外膜通透性就会改变,一些凋亡相关蛋白会从线粒体膜间隙释放到细胞质中。
图3 细胞凋亡过程
以细胞色素c为例,它从线粒体释放到细胞质后,会让细胞走向程序性死亡[4]。细胞凋亡可不是坏事,它就像身体的“清理工”,能去除受损、老化或多余的细胞。在免疫系统里,那些对自身抗原反应的淋巴细胞,也会通过凋亡被清除,防止自身免疫反应发生。
线粒体DNA(mtDNA)或核DNA(nDNA)一旦突变,就可能引发线粒体疾病。这类疾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会累及多个系统。比如线粒体脑肌病伴乳酸酸中毒及卒中样发作(MELAS)综合征,患者常常反复出现卒中样发作、癫痫、肌无力、运动不耐受、认知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寿命[5]。
图4 线粒体脑肌病核磁共振成像(MRI)图
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中,线粒体功能异常是早期重要的病理改变之一。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体内,β -淀粉样蛋白的积累会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ATP生成减少、氧化应激增加、细胞凋亡启动,进一步加重神经元的损伤和死亡[6]。心血管疾病方面,心肌细胞线粒体功能受损,会让心肌能量代谢不足,进而引发心肌肥大、心力衰竭等病症[7]。
既然线粒体这么重要,那我们该怎么改善它的健康状况呢?别担心,下面这些方法简单又有效。
1. 增加NAD+水平
NAD+水平的提高被认为是改善线粒体功能的最有效方法之一[8]。
饮食调整:摄入富含烟酰胺的食物(如鱼类、蘑菇、豆类)有助于提高NAD+水平。
补充前体物质:如烟酰胺、NR或NMN补充剂,它们能够提高细胞和线粒体中的NAD+水平。
NAD+滴注:将NAD+直接输送到血液中,可以快速提升细胞内的NAD+水平。
2. 促进线粒体生物生成
运动:规律的有氧运动被证明能够刺激线粒体的生物生成,改善线粒体功能。
饮食干预:限制热量摄入或间歇性禁食可以激活AMPK和PGC-1α等代谢调控因子,从而促进线粒体的生成。
3. 抗氧化保护
补充抗氧化剂:如维生素C和维生素E。
饮食富含抗氧化物质:如蓝莓、绿茶和黑巧克力。
本期总结
线粒体作为细胞的“能量工厂”,其健康直接影响衰老与疾病进程。
近年研究发现,NAD+作为线粒体代谢的核心辅酶,规律补充可显著改善线粒体功能。
此外,NAD+不仅是能量代谢的“燃料货币”,更能通过激活SIRT3、PARP1等通路调控线粒体网络重构,而线粒体产生的活性氧(ROS)又会反向调节NAD+代谢——这种双向对话机制,让两者的联用不再是简单叠加,而是形成“代谢-修复”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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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VICTORELLI S, SALMONOWICZ H, CHAPMAN J, et al. Apoptotic stress causes mtDNA release during senescence and drives the SASP [J]. Nature, 2023, 622(7983): 627-36.
[2] RYU K W, FUNG T S, BAKER D C, et al. Cellular ATP demand creates metabolically distinct subpopulations of mitochondria [J]. Nature, 2024, 635(8039): 746-54.
[3] WALKON L L, STRUBBE-RIVERA J O, BAZIL J N. Calcium Overload and Mitochondrial Metabolism [J]. Biomolecules, 2022, 12(12).
[4] ZHOU Z, ARROUM T, LUO X, et al. Diverse functions of cytochrome c in cell death and disease [J]. Cell Death Differ, 2024, 31(4): 387-404.
[5] PICHON L, IVANOIU A, DUPREZ T, et al. NEURO-IMAGE: MELAS (mitochondrial encephalomyopathy, lactic acidosis, and stroke-like episodes syndrome) [J]. Acta Neurol Belg, 2022, 122(6): 1597-8.
[6] GOWDA P, REDDY P H, KUMAR S. Deregulated mitochondrial microRNAs in Alzheimer's disease: Focus on synapse and mitochondria [J]. Ageing Res Rev, 2022, 73: 101529.
[7] DA DALT L, CABODEVILLA A G, GOLDBERG I J, NORATA G D. Cardiac lipid metabolism,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heart failure [J]. Cardiovasc Res, 2023, 119(10): 1905-14.
[8] MUNK S H N, MERCHUT-MAYA J M, ADELANTADO RUBIO A, et al. NAD(+) regulates nucleotide metabolism and genomic DNA replication [J]. Nat Cell Biol, 2023, 25(12): 17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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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得知父亲感冒时,Annie(英文名)并没有把它和后来的新冠肺炎联系在一起。15年前远嫁西班牙后,Annie在武汉生活的父母便一直由妹妹照顾。1月18日,妹妹告诉Annie,父母同时出现了发烧症状,Annie很担心,在电话里劝说父母到医院看病。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当天凌晨4点,通过手机视频,Annie见了父亲最后一面。
图据 东方IC
差不多两个月后,在距离西班牙巴塞罗那15分钟车程的小镇上也出现新冠肺炎患者,Annie的公公是其中之一。
这场几乎席卷全球的疫情,在短短六十多天内,将Annie在中国和西班牙的家人卷入其中。以下通过Annie的自述形式展开。
征求意见是否放弃时,医生已做2小时心脏按压
我一直没想到疫情会发展那么快。
1月21日,跟武汉的爸爸通电话时,他还说自己挺好的,让我不要担心。当天下午我也给妹夫打电话,他说爸爸想吃苹果。因为我爸爸有糖尿病,晚上我和妹妹商量,苹果最好还是不要吃,第二天给他买些小番茄。那天的对话还挺轻松的,医生也说爸爸的病情不是很重。
然而,当我在第二天(1月22日)早上再次打过去时却没人接,我当时也太没在意,觉得老人可能没注意到,才没接听电话的。可未曾想到,随后我接到了妹妹电话,医院突然通知:爸爸病危。
我马上开始买直飞武汉的机票,因为国内的朋友都跟我说,不要在任何一个机场转机,会有被感染的危险。随后,我买了第二天从巴塞罗那飞巴黎,再飞武汉的机票。
图据 东方IC
结果到了晚上,妹妹就给我打电话,说爸爸快不行了。巴塞罗那与国内时差有7个小时,武汉当时已经是凌晨。妹妹和妹夫赶到医院后,妹妹穿了医院提供的防护服,戴上口罩,进到爸爸的病房,说让我通过视频看我爸爸最后一眼。
当时爸爸已进入休克状态,心跳停了三次。妹妹给我打电话时,医生一直在做急救,心脏复苏,胸口按压,已经做了两个小时。所以医生要征求家属的意见,当时跟我妹商量说,虽然爸爸是在昏迷状态,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感受,是不是有感觉,是不是很痛苦……再后来,医生问我们要不要放弃,我们决定放弃,不要再压下去了,再压的话,爸爸肯定很痛苦。
看到爸爸躺在那里,我非常崩溃。因为来不及赶回武汉,心里特别内疚。
爸爸刚去世时,我觉得怎么这个事情就落到我们家了?感到很悲哀。再后来,又觉得虽然爸爸没有救过来,但至少他曾得到了及时治疗,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武汉,妈妈随后也确诊了,当时在住院,妹妹的孩子也在发烧,后来检查发现是扁桃体发炎。那段时间,我只能睡四个小时,每天到4点,人就醒了,起来第一时间就拿起手机,看微信上在武汉的家人有没有给我留言,当时很怕留言没及时看到,打电话没听到。
没有办法,总是会不由自主的害怕,精神高度紧张。也许如果我在武汉的话,就不会这样担心,现在在海外,最亲的人都不在身边,所以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有时凌晨2点就醒了,开始看朋友圈,想知道武汉到底怎么样了。
不想呆在家胡思乱想,跟华人朋友在巴塞罗那找医用物资
就在我买机票准备回国时,看到一些华人在微信群里说,武汉很多医院防护用品告急。当时我想,要是能随着飞机带一些回去,那就一定要带。
我去药店询问,店员说最高级别的口罩是FFP3,当时我不知道FFP3是不是N95。于是,马上给当地的医院朋友打电话了解,得知医院用的FFP3,是最高级别,FFP2也可以。
随后,我通过药店买了一些FFP3口罩。医院的朋友听说我要回国后,给我送了一些FFP3和FFP2的口罩,还有酒精、手套等防护用品。
后来,我又在亚马逊上定隔离服,当时几乎快断货了,而且限购,每个人只能购买三件。于是,老公买了三件,我买了三件。
我们一共准备了两箱物资,准备随飞机带回来。然而,爸爸去世是星期三(1月22日)晚上的事情,到了星期四,我就收到机票代理的电话,说法航停飞,我的机票被取消了,无法飞往武汉。
图据 东方IC
怎么办?我赶紧跟妹妹商量,妹妹说你暂时不回来也好,回来的话短时间也无法给爸爸办后事。我当时决定再等等,看看情况怎么样。不过,我跟老公商量,得先把物资寄出去,于是在星期五一大早,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寄往武汉。
又过了几天,在西班牙的一个浙江朋友告诉我,全国物资、救援队都到武汉去了,现在浙江的医护物资很匮乏。其实,自爸爸去世后,我便不想整天呆在家里胡思乱想,所以决定跟那个朋友一起去找防护服、口罩等医护用品。找到了以后,我跟朋友两个人一起,前往巴塞罗机场打听,看有什么航班可以通航,发到哪里可以让人带回去等等。
那个周末,我大概早上四点多钟起床,因为提前打听到有一班上午十点的航班,是从巴塞罗那直飞北京,然后转上海。我们就到那边去问,还真找到人帮我们把这批物资带了回去,虽然不多,但确实也买不到更多的了。
当地华人开始警觉并在准备口罩时,西班牙人还没有当回事
爸爸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后,我们生活的这个10000人左右的小镇上,不少人都知道了。他们给我发来安慰,还有人问我,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小镇上的人觉得,远在异国他乡的武汉发生疫情是一个离自己很远的事情。
西班牙的媒体也没有过多关注,很多条新闻里面可能就那么一条,内容也很简单。所以,我们这边的华人大多都是通过自己国内朋友,或在朋友圈里了解的。
我记得2月1日前后,西班牙出现第一例患者,当时媒体报道说是一个德国人。2月24日,西班牙才确定第三例,当时说前两例已经治愈,这一例也是出现在一个海岛上,是一个意大利人。记得当时媒体说这个岛距离西班牙有2000公里,叫大家不要恐慌。因为是在海岛上出现的,所以大家并没有太紧张,只是说,哎呀,西班牙也有了。
慢慢地,气氛开始紧张起来。首先感觉到,华文报纸关于这方面的新闻开始变多,可能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病比较紧警觉。接下来,当地的中国人开始准备口罩,我们这个镇叫Premia de dalt,华人有10个左右,旁边另外一个镇子大一些,华人有100多个,我很多信息都是在他们那个群里看到的。随后,群里有人说大家不要外出了,但是西班牙人没有太紧张,包括我们家,我老公是西班牙人。
从我家来讲,是在3月6日才开始多准备一点食物的,距离西班牙出现第一个病例都过去至少一个月了。而西班牙本地人都还没有什么举动。
上上个周末(3月7日),我们还跟当地朋友一起去另外一个镇子上滑雪。那个朋友是在医院工作的。因为我比较紧张,之前就在陆陆续续地买一些东西,很怕西班牙也会出现医疗紧张。我提前就问过国内的家人和朋友,如果去不了医院的话,需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甚至连吸氧机也买了,放在家里。
但我老公,就不会太当回事,他认为我太紧张了。老公还问医院的朋友,也说不用那么紧张,还说去年西班牙死于流感的就有2500人,等等。
3月8日,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还举行了大游行。我和老公说,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太危险,那天包括西班牙首相夫人都去了,后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妻子贝戈尼娅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我公公确诊,但医院说他已过传染期
我公公今年78岁,有血液病——骨髓纤维化,需要定期要到医院输血。3月9日,公公去医院输血时,我婆婆还拿了两个口罩,让公公戴上。
但到医院后,没看到任何人戴口罩,公公便也不愿意戴上了,他觉得我们把事情想得太严重。我婆婆跟医生说,希望能劝劝公公,让他戴口罩,但医生也说没有必要,认为当地媒体报道过于严重,把大家搞得太紧张。
婆婆回来后说,整个医院没有一个医生、护士戴口罩。
没想到,去了医院回来一周左右,3月14日公公开始发烧,家里人都很担心。
来说说这边医院的处理流程,会公布一个热线号码,如果发现自己有症状或者发热,就打热线号码,会有医生到家里来查看,不让患者去医院,当地医院也没有发热门诊。医院通常只接收救护车送去的病人,或者被上门的医生确诊的病人。后来还出了一个规定,重点收治65岁以上的,65岁以下的就在家自己隔离。
上面提到的那位医生朋友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们医院去了四十多个发热病人,都被劝回去了,让他们回去以后自己打热线电话,约医生上门查看。
↑ 3月20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家医院内,医务人员穿戴防护服。图据新华社
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挺好的,如果不都拥到医院,就不会出现交叉感染。当然,这个方法行得通,是在人数还可控的情况下,一旦出现爆发式增长,这个办法照样行不通。
西班牙这边可以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是,市民所有的医疗档案都在社区医院。我们镇上有三个社区医院,我的社区医生根本就没变过,就是同一个人,所以他会对病人有印象。之前在他那里看过什么病、身体状况怎么样,电脑系统里全部都有。虽然我自己买了私人的医疗保险,但平时有点不舒服或者小病,一般还是去找社区医生。
我老公认为,万一出现医疗挤兑,我们可以去私立医院,但我还是担心,私人的医院能有多少张床?真正出现医疗挤兑的时候恐怕也不行。结果证明,现在的西班牙私立医院政府也征用了。
回到我公公的病情上,发热以后,我们打了热线电话,然后医生给他查看,说是扁桃体发炎。我老公就赶紧去给他买药、抗生素,这个是周五晚上的事情。到了周六了,公公就退烧了,周一也还好,但周二就又发烧了,甚至出现呕吐、腹泻。因为公公平时都呆在家里,我们觉得如果公公真的是感染了,那就只有可能是在医院感染的。
打了热线电话之后,社区医院就将他接走。医院也没对他进行隔离,就只是让他待在一个房间,因为医院觉得可能是他之前的血液病引起的发热。然后就做了各种检查,也包括新冠肺炎的检查。
3月20日周五,医院通知公公确诊了。不过又说,过两天情况好些就能出院,因为已经过了传染期。周六一早,公公打电话跟我婆婆说, 昨晚他开始咳嗽,而且有很多痰。说他现在很不好,不愿出院。看到这种情况,我有些不放心,赶紧跟在武汉的妹妹联系,让她咨询国内的医生,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应该相信这边的医生,但一想到目前并没有确切的治疗方法,就没办法不着急。
为了引起政府重视,当地华人商店决定集体关门
3月19日周四,我去接小儿子放学,听学校说有一个孩子的妈妈感染了。而在此之前,我们镇上没有确诊病例,学校也没有停课,学校和政府没有公布确诊患者具体是哪个学校、哪个班的(家长),怕引起恐慌。
也就是那天,另一个比较大的镇子,有100多个华人。里面开华人商店的朋友都在群里讨论要提早关门的事情,原来他们准备下周闭店。因为镇上出现有整个家庭感染的,学校还不停课,他们递了假条递给学校,学校不收,说教育部没有发文,我们就不能停课。为了抗议,他们决定华人商店集体关门,通过这种方式来引起当地政府重视。
到了周五,我们这个镇上的学校并没有停课,我跟老公说给老师发封邮件,我们的孩子不去上学了,就待在家里。可是我家11岁的大儿子还想去学校,后来我们商量,小儿子肯定不去了,因为学校已确认有家长被感染。一天后,得到教育部通知,停课。
每天晚上八点,大家会自发到阳台上给医护人员鼓掌
我们镇上,现在就只有食品超市、烟草店和药店是开门的,其他的商店,如酒吧、餐厅等都要求关掉。中间我去了两趟药店,每次只能一个人进店,不过我前天去的时候,药店工作人员并没有戴口罩。
我有个朋友在药店工作,我专门给他发信息询问,是不是没有口罩。但他说不是的,整个药店有五个人,总共有二十个口罩,想把口罩留到最万不得已的时候。结果,我昨天再去买药的时候了,他已经戴上口罩了。
之前去食品超市时,大家也都不戴口罩,现在有一些老年人已戴着口罩。3月20日我去买鱼时,有一个近八十的老太太从卖鱼的前面过去,还跟摊主开玩笑说:这里有口罩卖吗?虽然是幽默,但确实已经买不到口罩了。
我回来跟我老公说,要不我从中国买一批口罩过来捐给镇上的警察和老人。因为我询问医生朋友后得知,口罩已经全部被政府管制起来了。
↑3月14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兰布拉大道旁边的商店关门停业。新华社
虽然现在镇上大部分商店都关了门,但不会强制居民不要出门,可以出去遛狗,但提醒说遛完狗回来,要把狗的爪子好好消毒一下。开车也不会被禁止,但只能一个人,除非你后面带的是老人、未成年人或残疾人。
现在巴塞罗那省有三、四个镇子被封了,有一个镇子,警察、医务人员感染的多达四十余人。每个大区的确诊病例数字非常透明,但具体到每个地方却不会公布的很细,这样避免大家恐慌。我们镇上至少有两个,因为看到被救护车拉走了,但是具体到现在有多少人被感染,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镇上人住的基本上都是独立屋,如果不出去买东西,就不容易接触到感染者。原来我老公每天都要上班,整个公司有二十来个人,在办公室上班的有六七个人。我公公感染后,他作为密切接触者,就在家自我隔离,原来想让他住地下室,但他不愿意,现在也没有刻意隔离,只是要求他和家人一起时戴上口罩。
我老公做的是进口生意,政府对此已有一些扶持政策。而我自己的公司在武汉,做的是家具饰品方面的生意,有很多欧美客户。现在公司的账上基本没有钱,很多款都没有收回来。
经历过这一次疫情以后,我发现什么都没有生命重要,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虽然现在疫情已经几乎全球蔓延,欧洲这边更是严重,但我们这里并未恐慌,我身边的华人也没有说要回国,因为事业和家人都在这里,大家只是呆在家里,尽量少出门,做好防护。
昨天一早,一位西班牙的医生想跟中国的医生交流,需要翻译,我们华人群里在找志愿者,我就报名了,但后来他们在巴塞罗那里找了两个有医生资质的华人牙医。
从前几天开始,每天晚上八点,大家都会自发到自家的阳台上去给医护人员鼓掌,我也参与了。不管哪个国家,这些在一线的医疗工作者都是最值得敬佩的。我心里默默在想,这些掌声也献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家乡武汉的那些医护工作者。
补注:以上根据对话整理的口述截至时间为北京时间3月21日晚上8点28分。截至3月23日23:37,Annie公公接受治疗的医院,已有3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死亡,该医院收治总计57例,其中37人为医护人员。另外有107名医护人员在家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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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旬,得知父亲感冒时,Annie(英文名)并没有把它和后来的新冠肺炎联系在一起。15年前远嫁西班牙后,Annie在武汉生活的父母便一直由妹妹照顾。1月18日,妹妹告诉Annie,父母同时出现了发烧症状,Annie很担心,在电话里劝说父母到医院看病。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当天凌晨4点,通过手机视频,Annie见了父亲最后一面。
图据 东方IC
差不多两个月后,在距离西班牙巴塞罗那15分钟车程的小镇上也出现新冠肺炎患者,Annie的公公是其中之一。
这场几乎席卷全球的疫情,在短短六十多天内,将Annie在中国和西班牙的家人卷入其中。以下通过Annie的自述形式展开。
征求意见是否放弃时,医生已做2小时心脏按压
我一直没想到疫情会发展那么快。
1月21日,跟武汉的爸爸通电话时,他还说自己挺好的,让我不要担心。当天下午我也给妹夫打电话,他说爸爸想吃苹果。因为我爸爸有糖尿病,晚上我和妹妹商量,苹果最好还是不要吃,第二天给他买些小番茄。那天的对话还挺轻松的,医生也说爸爸的病情不是很重。
然而,当我在第二天(1月22日)早上再次打过去时却没人接,我当时也太没在意,觉得老人可能没注意到,才没接听电话的。可未曾想到,随后我接到了妹妹电话,医院突然通知:爸爸病危。
我马上开始买直飞武汉的机票,因为国内的朋友都跟我说,不要在任何一个机场转机,会有被感染的危险。随后,我买了第二天从巴塞罗那飞巴黎,再飞武汉的机票。
图据 东方IC
结果到了晚上,妹妹就给我打电话,说爸爸快不行了。巴塞罗那与国内时差有7个小时,武汉当时已经是凌晨。妹妹和妹夫赶到医院后,妹妹穿了医院提供的防护服,戴上口罩,进到爸爸的病房,说让我通过视频看我爸爸最后一眼。
当时爸爸已进入休克状态,心跳停了三次。妹妹给我打电话时,医生一直在做急救,心脏复苏,胸口按压,已经做了两个小时。所以医生要征求家属的意见,当时跟我妹商量说,虽然爸爸是在昏迷状态,但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感受,是不是有感觉,是不是很痛苦……再后来,医生问我们要不要放弃,我们决定放弃,不要再压下去了,再压的话,爸爸肯定很痛苦。
看到爸爸躺在那里,我非常崩溃。因为来不及赶回武汉,心里特别内疚。
爸爸刚去世时,我觉得怎么这个事情就落到我们家了?感到很悲哀。再后来,又觉得虽然爸爸没有救过来,但至少他曾得到了及时治疗,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武汉,妈妈随后也确诊了,当时在住院,妹妹的孩子也在发烧,后来检查发现是扁桃体发炎。那段时间,我只能睡四个小时,每天到4点,人就醒了,起来第一时间就拿起手机,看微信上在武汉的家人有没有给我留言,当时很怕留言没及时看到,打电话没听到。
没有办法,总是会不由自主的害怕,精神高度紧张。也许如果我在武汉的话,就不会这样担心,现在在海外,最亲的人都不在身边,所以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有时凌晨2点就醒了,开始看朋友圈,想知道武汉到底怎么样了。
不想呆在家胡思乱想,跟华人朋友在巴塞罗那找医用物资
就在我买机票准备回国时,看到一些华人在微信群里说,武汉很多医院防护用品告急。当时我想,要是能随着飞机带一些回去,那就一定要带。
我去药店询问,店员说最高级别的口罩是FFP3,当时我不知道FFP3是不是N95。于是,马上给当地的医院朋友打电话了解,得知医院用的FFP3,是最高级别,FFP2也可以。
随后,我通过药店买了一些FFP3口罩。医院的朋友听说我要回国后,给我送了一些FFP3和FFP2的口罩,还有酒精、手套等防护用品。
后来,我又在亚马逊上定隔离服,当时几乎快断货了,而且限购,每个人只能购买三件。于是,老公买了三件,我买了三件。
我们一共准备了两箱物资,准备随飞机带回来。然而,爸爸去世是星期三(1月22日)晚上的事情,到了星期四,我就收到机票代理的电话,说法航停飞,我的机票被取消了,无法飞往武汉。
图据 东方IC
怎么办?我赶紧跟妹妹商量,妹妹说你暂时不回来也好,回来的话短时间也无法给爸爸办后事。我当时决定再等等,看看情况怎么样。不过,我跟老公商量,得先把物资寄出去,于是在星期五一大早,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寄往武汉。
又过了几天,在西班牙的一个浙江朋友告诉我,全国物资、救援队都到武汉去了,现在浙江的医护物资很匮乏。其实,自爸爸去世后,我便不想整天呆在家里胡思乱想,所以决定跟那个朋友一起去找防护服、口罩等医护用品。找到了以后,我跟朋友两个人一起,前往巴塞罗机场打听,看有什么航班可以通航,发到哪里可以让人带回去等等。
那个周末,我大概早上四点多钟起床,因为提前打听到有一班上午十点的航班,是从巴塞罗那直飞北京,然后转上海。我们就到那边去问,还真找到人帮我们把这批物资带了回去,虽然不多,但确实也买不到更多的了。
当地华人开始警觉并在准备口罩时,西班牙人还没有当回事
爸爸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后,我们生活的这个10000人左右的小镇上,不少人都知道了。他们给我发来安慰,还有人问我,家里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小镇上的人觉得,远在异国他乡的武汉发生疫情是一个离自己很远的事情。
西班牙的媒体也没有过多关注,很多条新闻里面可能就那么一条,内容也很简单。所以,我们这边的华人大多都是通过自己国内朋友,或在朋友圈里了解的。
我记得2月1日前后,西班牙出现第一例患者,当时媒体报道说是一个德国人。2月24日,西班牙才确定第三例,当时说前两例已经治愈,这一例也是出现在一个海岛上,是一个意大利人。记得当时媒体说这个岛距离西班牙有2000公里,叫大家不要恐慌。因为是在海岛上出现的,所以大家并没有太紧张,只是说,哎呀,西班牙也有了。
慢慢地,气氛开始紧张起来。首先感觉到,华文报纸关于这方面的新闻开始变多,可能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病比较紧警觉。接下来,当地的中国人开始准备口罩,我们这个镇叫Premia de dalt,华人有10个左右,旁边另外一个镇子大一些,华人有100多个,我很多信息都是在他们那个群里看到的。随后,群里有人说大家不要外出了,但是西班牙人没有太紧张,包括我们家,我老公是西班牙人。
从我家来讲,是在3月6日才开始多准备一点食物的,距离西班牙出现第一个病例都过去至少一个月了。而西班牙本地人都还没有什么举动。
上上个周末(3月7日),我们还跟当地朋友一起去另外一个镇子上滑雪。那个朋友是在医院工作的。因为我比较紧张,之前就在陆陆续续地买一些东西,很怕西班牙也会出现医疗紧张。我提前就问过国内的家人和朋友,如果去不了医院的话,需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甚至连吸氧机也买了,放在家里。
但我老公,就不会太当回事,他认为我太紧张了。老公还问医院的朋友,也说不用那么紧张,还说去年西班牙死于流感的就有2500人,等等。
3月8日,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还举行了大游行。我和老公说,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太危险,那天包括西班牙首相夫人都去了,后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妻子贝戈尼娅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我公公确诊,但医院说他已过传染期
我公公今年78岁,有血液病——骨髓纤维化,需要定期要到医院输血。3月9日,公公去医院输血时,我婆婆还拿了两个口罩,让公公戴上。
但到医院后,没看到任何人戴口罩,公公便也不愿意戴上了,他觉得我们把事情想得太严重。我婆婆跟医生说,希望能劝劝公公,让他戴口罩,但医生也说没有必要,认为当地媒体报道过于严重,把大家搞得太紧张。
婆婆回来后说,整个医院没有一个医生、护士戴口罩。
没想到,去了医院回来一周左右,3月14日公公开始发烧,家里人都很担心。
来说说这边医院的处理流程,会公布一个热线号码,如果发现自己有症状或者发热,就打热线号码,会有医生到家里来查看,不让患者去医院,当地医院也没有发热门诊。医院通常只接收救护车送去的病人,或者被上门的医生确诊的病人。后来还出了一个规定,重点收治65岁以上的,65岁以下的就在家自己隔离。
上面提到的那位医生朋友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们医院去了四十多个发热病人,都被劝回去了,让他们回去以后自己打热线电话,约医生上门查看。
↑ 3月20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家医院内,医务人员穿戴防护服。图据新华社
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挺好的,如果不都拥到医院,就不会出现交叉感染。当然,这个方法行得通,是在人数还可控的情况下,一旦出现爆发式增长,这个办法照样行不通。
西班牙这边可以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是,市民所有的医疗档案都在社区医院。我们镇上有三个社区医院,我的社区医生根本就没变过,就是同一个人,所以他会对病人有印象。之前在他那里看过什么病、身体状况怎么样,电脑系统里全部都有。虽然我自己买了私人的医疗保险,但平时有点不舒服或者小病,一般还是去找社区医生。
我老公认为,万一出现医疗挤兑,我们可以去私立医院,但我还是担心,私人的医院能有多少张床?真正出现医疗挤兑的时候恐怕也不行。结果证明,现在的西班牙私立医院政府也征用了。
回到我公公的病情上,发热以后,我们打了热线电话,然后医生给他查看,说是扁桃体发炎。我老公就赶紧去给他买药、抗生素,这个是周五晚上的事情。到了周六了,公公就退烧了,周一也还好,但周二就又发烧了,甚至出现呕吐、腹泻。因为公公平时都呆在家里,我们觉得如果公公真的是感染了,那就只有可能是在医院感染的。
打了热线电话之后,社区医院就将他接走。医院也没对他进行隔离,就只是让他待在一个房间,因为医院觉得可能是他之前的血液病引起的发热。然后就做了各种检查,也包括新冠肺炎的检查。
3月20日周五,医院通知公公确诊了。不过又说,过两天情况好些就能出院,因为已经过了传染期。周六一早,公公打电话跟我婆婆说, 昨晚他开始咳嗽,而且有很多痰。说他现在很不好,不愿出院。看到这种情况,我有些不放心,赶紧跟在武汉的妹妹联系,让她咨询国内的医生,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应该相信这边的医生,但一想到目前并没有确切的治疗方法,就没办法不着急。
为了引起政府重视,当地华人商店决定集体关门
3月19日周四,我去接小儿子放学,听学校说有一个孩子的妈妈感染了。而在此之前,我们镇上没有确诊病例,学校也没有停课,学校和政府没有公布确诊患者具体是哪个学校、哪个班的(家长),怕引起恐慌。
也就是那天,另一个比较大的镇子,有100多个华人。里面开华人商店的朋友都在群里讨论要提早关门的事情,原来他们准备下周闭店。因为镇上出现有整个家庭感染的,学校还不停课,他们递了假条递给学校,学校不收,说教育部没有发文,我们就不能停课。为了抗议,他们决定华人商店集体关门,通过这种方式来引起当地政府重视。
到了周五,我们这个镇上的学校并没有停课,我跟老公说给老师发封邮件,我们的孩子不去上学了,就待在家里。可是我家11岁的大儿子还想去学校,后来我们商量,小儿子肯定不去了,因为学校已确认有家长被感染。一天后,得到教育部通知,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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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镇上,现在就只有食品超市、烟草店和药店是开门的,其他的商店,如酒吧、餐厅等都要求关掉。中间我去了两趟药店,每次只能一个人进店,不过我前天去的时候,药店工作人员并没有戴口罩。
我有个朋友在药店工作,我专门给他发信息询问,是不是没有口罩。但他说不是的,整个药店有五个人,总共有二十个口罩,想把口罩留到最万不得已的时候。结果,我昨天再去买药的时候了,他已经戴上口罩了。
之前去食品超市时,大家也都不戴口罩,现在有一些老年人已戴着口罩。3月20日我去买鱼时,有一个近八十的老太太从卖鱼的前面过去,还跟摊主开玩笑说:这里有口罩卖吗?虽然是幽默,但确实已经买不到口罩了。
我回来跟我老公说,要不我从中国买一批口罩过来捐给镇上的警察和老人。因为我询问医生朋友后得知,口罩已经全部被政府管制起来了。
↑3月14日,西班牙巴塞罗那兰布拉大道旁边的商店关门停业。新华社
虽然现在镇上大部分商店都关了门,但不会强制居民不要出门,可以出去遛狗,但提醒说遛完狗回来,要把狗的爪子好好消毒一下。开车也不会被禁止,但只能一个人,除非你后面带的是老人、未成年人或残疾人。
现在巴塞罗那省有三、四个镇子被封了,有一个镇子,警察、医务人员感染的多达四十余人。每个大区的确诊病例数字非常透明,但具体到每个地方却不会公布的很细,这样避免大家恐慌。我们镇上至少有两个,因为看到被救护车拉走了,但是具体到现在有多少人被感染,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镇上人住的基本上都是独立屋,如果不出去买东西,就不容易接触到感染者。原来我老公每天都要上班,整个公司有二十来个人,在办公室上班的有六七个人。我公公感染后,他作为密切接触者,就在家自我隔离,原来想让他住地下室,但他不愿意,现在也没有刻意隔离,只是要求他和家人一起时戴上口罩。
我老公做的是进口生意,政府对此已有一些扶持政策。而我自己的公司在武汉,做的是家具饰品方面的生意,有很多欧美客户。现在公司的账上基本没有钱,很多款都没有收回来。
经历过这一次疫情以后,我发现什么都没有生命重要,要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光。虽然现在疫情已经几乎全球蔓延,欧洲这边更是严重,但我们这里并未恐慌,我身边的华人也没有说要回国,因为事业和家人都在这里,大家只是呆在家里,尽量少出门,做好防护。
昨天一早,一位西班牙的医生想跟中国的医生交流,需要翻译,我们华人群里在找志愿者,我就报名了,但后来他们在巴塞罗那里找了两个有医生资质的华人牙医。
从前几天开始,每天晚上八点,大家都会自发到自家的阳台上去给医护人员鼓掌,我也参与了。不管哪个国家,这些在一线的医疗工作者都是最值得敬佩的。我心里默默在想,这些掌声也献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家乡武汉的那些医护工作者。
补注:以上根据对话整理的口述截至时间为北京时间3月21日晚上8点28分。截至3月23日23:37,Annie公公接受治疗的医院,已有3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死亡,该医院收治总计57例,其中37人为医护人员。另外有107名医护人员在家隔离。
红星新闻记者蓝婧 王震华 实习生 汪萌菲
编辑 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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