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业银行包括哪些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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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业银行是什么银行
《投资者网》崔悦晨
近日，处于A股IPO冲刺期的东莞银行公布了2024年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2024年，东莞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01.97亿元，同比下降3.69%；归母净利润37.38亿元，同比下降8.20%。这是该行自2019年以来，首次出现营收、净利润“双降”，打破了此前连续三年的增长势头。
营收净利首现“双降”
具体来看，东莞银行在2024年的营业收入为101.97亿元，相比上一年减少了3.90亿元，下降幅度为3.6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38亿元，较上一年度减少了3.29亿元，降幅达到了8.10%。
回顾过去几年的业绩表现，该行自2022年营业收入突破百亿关口后，营业收入增速开始放缓。2021年至2023年，该行的营业收入分别为95.11亿元、102.79亿元和105.87亿元；对应的净利润分别为33.16亿元、38.33亿元和40.67亿元。
根据年报中的解释，东莞银行指出，2024年为了支持经济复苏并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银行主动调整了业务结构，并加大了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这导致短期内盈利能力受到了一定的压力。
此外，净息差的收窄也是导致东莞银行业绩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年报数据显示，2024年东莞银行的净息差同比缩减了35个基点至1.26%，低于同期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平均净息差1.52%。这一变化使得东莞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同比减少了14.57%，降至71.19亿元。
至于非利息收入部分，2024年东莞银行实现了8.94亿元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较上一年度下降了10.01%。尽管如此，由于投资收益大幅增加，达到了20.86亿元，同比增长了35.95%，但这依旧未能完全抵消整体业绩的下滑趋势。
截至2024年末，东莞银行的总资产达到6727.3亿元，较上年末增加438.05亿元，增幅6.97%；贷款余额3655.53亿元，较上年末增加378.26亿元，增幅11.54%。
资产质量方面，截至2024年末，东莞银行不良贷款率1.01%，较上年小幅上升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12.01%，同比下降了40.85个百分点。
国资持股升至42%
在业绩承压之际，东莞银行的股权结构正悄然发生转变。
2025年1月20日，东莞银行原第四大股东东莞市鸿中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1.05亿股股权全部转让给东莞市莞城福好企业投资有限公司，占银行总股本的4.48%。
天眼查数据显示，东莞市莞城福好企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东莞市国资委。这意味着，股权转让后，东莞银行的国有股份占比将由此前的37.52%进一步提升至42%。
这一变化被视为对东莞银行的正面影响。国资的进一步介入可以增强银行的资本实力，为其业务扩张和风险抵御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同时，国资股东通常具有较强的资源调配能力和政策影响力，有助于银行在业务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
然而，东莞银行股权分散的顽疾仍未彻底根治。天眼查显示，截至2024年末，东莞银行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东总数达到5190户，自然人股东占比23.09%，前十大股东中仅东莞市财政局的持股超过了5%。
这种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长期制约着银行的决策效率。业内认为，无实控人模式虽能避免“一言堂”的情况，但也可能导致重大决策久拖不决，甚至出现管理层与股东利益博弈。
官网信息显示，东莞银行成立于1999年，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在全国设有多个分行（包括东莞、广州、深圳和香港等地）并拥有超过5600名正式员工的金融机构。近年来，东莞银行凭借其良好的信誉和稳健的业绩赢得了行业的广泛认可，入选成为全国12家“领头羊”城商行之一，也是华南地区唯一入选的城商行。
IPO十七年三度中止
2025年3月31日，深交所再度按下东莞银行IPO“暂停键”，原因是“财务资料过期需补充”——这是该行三年内第三次因同类问题中止审核。
自2008年启动上市以来，东莞银行的IPO长跑已进入第十七年，其间经历四次申报、三次折戟，成为A股最“资深”的候场银行。
此次中止审核无疑给东莞银行带来了新的压力。该行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更新财务资料并重新提交申请，这不仅增加了上市的时间成本，也可能导致市场对其上市前景的进一步观望。
此外，东莞银行的业绩波动也可能让其在IPO冲刺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审查，从而加大获得监管批准的难度。
2024年，东莞银行完成了高层更替，原行长程劲松升任董事长，副行长谢勇维接任行长。尽管两位都是在东莞银行拥有超过十年经验的老将，肩负着推动上市的重要使命，但2025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却显示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下降了24.91%和43.52%，表明其转型之路充满挑战。
东莞银行的困境或许折射出地方中小银行的普遍挑战：在利率市场化、区域经济转型的夹击下，如何平衡短期盈利与长期战略？国资加持虽能提供资源背书，但市场化能力才是破局关键。
对于这家“17年上市未果”的老牌城商行而言，2025年或许是其命运的转折年。若能在资产质量、公司治理、创新业务上实现突破，东莞银行有望最终打开通往A股市场的大门。（思维财经出品）■
本文源自投资者网
城市商业银行有哪几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欣 北京报道
又一家千亿级银行启动上市！
5月19日，新疆银行上市财务顾问服务项目招标公告对外发布。事实上，今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发布《关于对2025年度自治区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名单进行公示的通知》就显示，新疆银行获批入选2025年度自治区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成为自治区重点上市后备金融机构。
新疆银行成立于2016年12月30日，是由自治区与兵团共同发起新设的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注册资本79.06亿元，国有股份88.49%，民营股份10.33%，自然人股份1.18%，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各持股17.39%。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第二大股东，持股12.65%。
新疆银行最新一季报显示，截至2025年3月末，该行资产总额达1664.97亿元，负债总额为1552.67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112.28亿元，各项贷款总额913.99亿元，存款总额1297.39亿元。此外，该行拨备覆盖率为151.64%，贷款拨备率为3.56%；不良贷款率1.93%，较年初下降0.97个百分点，均达到监管要求。
同时，新疆银行贷款质量迁徙率数据亦值得关注。据年报透露，截至2024年末，新疆银行正常类贷款迁徙率为4.69%，较年初增加1.75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迁徙率为39.90%，较年初增加1.07个百分点；次级类贷款迁徙率87.90%，较年初减少3.78个百分点；可疑类贷款迁徙率94.12%，较年初增加17.73个百分点。
年报解释称，关注类下迁至不良的贷款以对公贷款为主，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主要原因是受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部分行业经营不景气、市场乏力，客户现金流短缺、阶段性资金压力较大，导致贷款逾期、违约。
年报还显示，新疆银行在 2024 年二季度吸收整合库尔勒银行后，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一度达到峰值状态。对此，该行将重点领域风险化险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强化信用风险化解和不良资产处置，2024年三、四季度，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逐步下降。
本报记者梳理发现，新疆银行主要领导层具备多元背景。党委书记、董事长秦全晋具有监管背景，曾在央行、证监会历练；党委副书记、行长、董事李新平，党委委员、副行长马文学和张志喜均有国有大行工作经历；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王大勇此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
合规方面，新疆银行曾在2023 年因 “EAST 报表数据、监管统计报表数据严重错报漏报，未将低风险业务纳入统一授信管理” 收到 “双罚罚单”，时任执行董事何某作为数据统计报送工作直接负责的董事，被警告并罚 6万元。（详见本报报道《新疆银行接“双罚罚单”，执行董事不服监管处罚提起上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新疆银行官网过往资讯发现，2024年，该行党委对10家支行开展第三轮巡察整改，部分支行已采取行动，如召开周例会强调贷后管理重要性、监控贷款资金用途、加强合规教育及开展贷后自查等。
值得关注的是，A 股银行IPO已沉寂三年多，上一次为2022年1月兰州银行在深交所上市。港股市场则于今年1月迎来突破，即宜宾银行顺利挂牌，这距上一家港交所上市的东莞农商银行已逾三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wind显示，截至5月20 日，共有17家商业银行申请IPO，其中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和湖北银行审核状态为 “已受理”，湖州银行审核状态为 “已问询”，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为 “审核不通过”，其余多数处于终止审查或中止状态。
附：17家商业银行申请IPO进程状态（截至5月20日）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依据wind综合整理 制图：本报实习生王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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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业银行电话
近日，陕西省两家主要城市商业银行——长安银行与西安银行相继披露2024年度业绩报告。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在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净利润、营收结构以及资产质量等多个关键维度，两家银行呈现出显著差异，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截至2024年末，长安银行总资产规模达5422.9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97%；西安银行总资产规模为4803.70亿元，虽在绝对规模上稍逊一筹，但其11.15%的增幅远超长安银行，彰显出强劲的扩张势头。
营业收入方面，两家银行表现分化显著。长安银行2024年实现营收94.61亿元，同比下降3.25%；西安银行则实现营收81.90亿元，同比增长13.67%。西安银行实现营收逆势增长；长安银行却陷入下滑困境。
净利润数据进一步凸显差距。长安银行2024年净利润为23.15亿元，同比减少5.32%；西安银行净利润达25.61亿元，同比增长3.89%。
在营收结构上，利息净收入作为传统银行业务核心，长安银行2024年利息净收入为90.17亿元，同比下降2.48%，反映出存贷利差收窄或规模增长放缓的挑战；西安银行利息净收入达55.24亿元，同比增长4.07%。
非利息收入方面，两家银行分化更为明显。西安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3.50亿元，同比增长26.35%，中间业务拓展成效显著；长安银行该项收入为-6.01亿元，亏损同比扩大124.25%。
投资收益成为西安银行业绩的一大亮点，全年实现18.29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5.79%，显示其在金融市场业务中精准把握投资机会；长安银行投资收益虽同比增长24.67%，但绝对规模及增速均远低于西安银行。西安银行凭借利息收入稳健增长、手续费业务发力和投资收益高增长，实现收入多元化，增强了抗风险能力；长安银行对利息收入依赖度高，手续费业务拖累整体盈利，盈利稳定性面临考验。
资产质量方面，两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均出现上升。长安银行不良率从1.81%微增至1.85%，西安银行则从1.35%升至1.72%，虽长安银行不良率绝对值更高，但西安银行增速更为明显，资产质量承压较大。同时，两家银行拨备覆盖率均呈下降趋势，长安银行从191.15%降至173.44%，西安银行从197.07%降至184.06%，尽管仍高于监管要求，但持续下滑趋势不容忽视。
资本充足率方面，两家银行走势相反。长安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8.75%提升至9.15%，资本实力有所增强；西安银行则从10.73%降至10.07%，虽仍保持较高水平，但资本补充压力显现。
西安银行的快速增长为区域金融业注入新活力，未来可凭借多元化收入结构进一步巩固领先地位；长安银行虽在资本补充上取得进展，但需高度关注不良贷款上升趋势，加快中间业务转型，减少对传统存贷业务的过度依赖，积极应对盈利压力与资产质量挑战。
本文源自金融界
城市商业银行三个定位
蒋立冬 派生万物AI 图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oan Prime Rate，简称LPR）是我国信贷业务的重要利率基准。它是由具有代表性的报价行，根据本行对最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价，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并发布的利率。LPR包括1年期和5年期以上两个期限品种，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更新一次。各银行实际发放的贷款利率可根据借款人的信用情况，在LPR基础上加减点确定。例如，目前的LPR为：1年期LPR：3.1%，5年期以上LPR：3.6%。
LPR的由来及本义
为了让你对LPR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还是要追溯一下它的由来。LPR的由来及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其起源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密切相关。当时，美国为了防止银行间恶性竞争，于1933年推出了“最优惠利率”（Prime Rate），即商业银行对其最优质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用以统一基准利率并遏制恶性竞争。
在美国，LPR最初由30家最大银行上报利率，并由《华尔街日报》公布。其定价机制基于成本加成法，同时参考联邦基金利率。直到1994年，LPR才完全固定为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加300个基点的模式。此后，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LPR逐渐成为中小企业贷款、个人住房贷款等领域的定价基准。
LPR的发展历史体现了从管制利率到市场化利率的转变过程。在美国，LPR经历了从隐性挂钩联邦基金利率到显性挂钩的演变；在中国，LPR则通过市场化改革逐步完善，成为重要的基准利率工具。
我国目前直接使用“LPR”这一英文名称，即Loan Prime Rate的英文缩写，从字面意思看，Loan Prime Rate的意思应是“最优贷款利率”，不过我国官方将LPR对应的中文翻译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我国LPR的确定与使用
我国早期实行央行统一制定存贷款基准利率的模式，导致利率僵化，难以反映市场真实需求。为推进利率市场化，2013年7月，央行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管制，但银行仍依赖基准利率定价，市场化程度不足。
2013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LPR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以10家全国性银行为报价行，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得出LPR。这一机制旨在为市场提供一个参考利率，避免因取消贷款利率下限而导致的市场混乱。不过初期LPR由于报价行范围较窄、报价机制不够完善等原因，其市场化程度和影响力相对有限。
2019年8月，央行发布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公告，对LPR的报价方式、报价行范围、期限品种等进行了全面优化。改革后的LPR报价行范围扩大到18家，增加了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和民营银行等，提高了LPR的代表性。同时，LPR报价改为按照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主要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加点形成，增强了LPR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性和传导效率。央行还要求各金融机构在新发放的贷款中主要参考LPR定价，并将LPR运用情况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考核，推动LPR在实际贷款定价中的广泛应用。
2025年3月起，随着MLF政策利率属性解除（采用美式招标后不再有统一中标利率）。之后LPR明确以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作为主要挂钩基准，形成“由短及长”的利率传导链条。这进一步提高了市场化程度，由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如逆回购）直接调节短期资金成本，进而引导LPR报价，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我国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在实务中的应用广泛且深入，涉及金融机构贷款定价、政策传导、司法裁判等多个领域，具体应用场景如银行根据LPR加点（或减点）确定企业贷款利率，例如1年期LPR（当前3.1%）基础上，结合企业信用风险、担保方式等调整实际利率；再如商业性房贷以5年期LPR（当前3.6%）为基准，叠加地区政策加点（如首套房加20基点）形成实际利率，而浮动利率房贷按合同约定周期（如每年1月1日）随LPR调整。
LPR也在司法与合同纠纷中得到使用，如我国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最高人民法院即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为“合同成立时1年期LPR的4倍”（当前上限为12.4%），逾期利息、违约金等合并计算不得超过此限。
LPR当下的偏离和原因
虽然LPR在我国被翻译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但我们设立LPR时采用的是其“最优贷款利率”的本义。不过，近年来在银行贷款实务中，优质客户的实际贷款利率已越来越低于LPR，出现了“LPR基础上大幅度减点”的情况。例如，对公中长期贷款的实际利率甚至低于LPR报价100-150个基点（BP）。LPR本身应是对优质客户提供的利率，如果LPR在很多优质客户的贷款中已远高于实际贷款利率，那就说明LPR未能充分反映银行实际定价行为，也就是说LPR已经发生了偏离。
在银行从事贷款实务的人员对LPR偏离这一现象早已深有体会，如以笔者了解的某大型国有企业为例，该客户为省内最大优质国企，银行对其报价本应采用对信用最优客户的贷款报价利率，即LPR利率，但实务中给该客户的一年期贷款报价利率约为2.2%，而同期的LPR则为3.1%，也就是说，该客户所使用的其实是LPR减90基点的报价。笔者观察到，这一现象并不仅发生在这一客户身上，大批类似资信较高的企业，其贷款报价很多都已采用远低于目前LPR的报价利率。
这种偏离的根源在于机制设计。之前LPR与MLF紧密相关，MLF与LPR的联动机制导致 “利率刚性”。报价行在预期LPR将与MLF挂钩时，倾向于抬高MLF报价以维持自身收益，最终导致LPR偏离市场利率下降幅度。此外，MLF作为政策工具，其交易规模远小于贷款市场，导致其对LPR的影响被“成百上千倍放大”。
这种偏离也来自报价行的利益博弈与考核约束。银行在报价时需平衡 “息差保护” 与 “MPA考核”（宏观审慎评估）。当实际贷款利率因市场竞争被迫下调时，银行可能通过报高LPR报价来满足考核要求，而非真实反映市场供求。
偏离也来自重定价周期限制，如存量房贷利率调整机制改革前，借款人每年仅能调整一次利率，导致LPR变化无法及时传导至存量贷款。此外如加点幅度的固化等也造成LPR偏离，假设合同约定的加点幅度长期固定，贷款定价就会无法反映市场供需变化，加剧新老贷款利差。
LPR偏离的不良影响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偏离，本质上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充分的表现。这种偏离会导致多重负面效应。
LPR的偏离会使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降低，锚定作用失效。LPR被设计为货币政策传导的核心枢纽，需通过公开市场利率→LPR→贷款利率的链条影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然而，当LPR调整滞后于公开市场利率时，央行调控实体融资成本的路径被阻断，导致“宽货币”难以转化为“宽信用”。
LPR的偏离会加大银行体系风险积聚，息差持续收窄。实际贷款利率大幅低于LPR时（如优质客户利率较LPR低100-150BP），银行面临“以量补价”压力。但经济下行周期中信贷需求疲软，银行无法通过规模扩张抵消利差损失，导致盈利能力恶化。2024年部分中小银行净息差已逼近1.5%的监管红线。
LPR的偏离也会给定价机制带来扭曲。银行在MPA考核压力下，可能虚报LPR以维持表面合规性（如抬高LPR报价掩盖实际利率下行），导致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与市场利率脱钩。这种“双轨定价”加剧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难度，积累潜在利率风险。
LPR的偏离还会加剧金融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如造成利率倒挂与套利。资金市场利率（如短债收益率）与存贷市场利率倒挂，将催生套利空间。例如，企业通过低息贷款购买高收益理财产品，资金空转现象加剧，背离金融服务实体的初衷。再如造成信贷歧视加剧，LPR偏离导致银行更倾向向议价能力强的优质客户放贷（因其能接受更大幅度的减点），而中小企业因信用风险溢价较高，实际融资成本降幅有限，形成“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此外，这种偏离还将削弱LPR的公信力与市场化进程。当LPR报价显著偏离实际最优客户利率时，市场质疑其定价机制的真实性，认为LPR仍是某种的“半市场利率”，阻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公信力。
纠正LPR偏离的路径与建议
纠正LPR偏离问题，可以从机制优化、市场协同、监管改革三方面入手，推动LPR回归市场化定价本质。
通过优化LPR形成机制，可对LPR进行纠偏。如应调整锚定基准，将LPR的锚定对象从MLF转向7天逆回购利率（OMO），因其交易频率更高、覆盖面更广，能增强与短期市场利率的联动性，这一措施已在近期实施。未来还可以探索以国债收益率（尤其是10年期国债）为基准，通过“国债收益率+风险溢价”模式来进行定价。
通过强化市场约束与监管协同，能对LPR进行纠偏。应完善报价行考核，如扩容报价行至30家以上，增加城商行、农商行比例，提升样本多样性。应对持续偏离实际利率的报价行实施退出机制，并公开异常报价的调整理由，强化市场监督。
通过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也能对LPR进行纠偏。如发展利率衍生品，推出更多挂钩LPR的利率互换（IRS）、远期合约等产品，将能帮助银行对冲利率波动风险，缓解其对LPR调整的抵触情绪。
在LPR纠偏上，还应借鉴国际经验。如参考美国模式的灵活性，美国LPR与联邦基金利率的显性挂钩机制，明确LPR调整规则，可减少报价行博弈空间。而参照日本的经验，其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根据后期经验，将LPR应用范围收缩至中小企业贷款，对大型企业直接采用市场利率定价，实现了利率基准的分类分层管理。
总结
既然LPR的本义就是“给最优客户的贷款利率”，那么就该让LPR真正成为那些“最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也就是说，市场上最好的企业的贷款利率应就是LPR本身而非LPR 减点。这么做将更能体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金融的稳定性和改革的公信力。一个偏离度太大的LPR，会给市场误导，并影响政策效率的发挥。未来改革需平衡政策目标与市场规律，使LPR真正成为反映资金供需的“价格信号”。
[作者薛键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银行委员会保理福费廷专家组组长，著有《证道——国内信用证、福费廷及保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来源：薛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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