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房改房最新政策，二次房改房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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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房改最新消息
房子，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话题，依然是很多人关心的重点方向。
而在近20年中，房价从2000元一平上涨到了多城均价万元起步，一套房子更是动辄几百万，这对于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大的压力。
从前几天备受热议的人民日报文章来看，国家对于年轻人的住房难的问题也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但由于长期以来积累的一些问题，导致我国楼市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就是住房拥有率高，平均我国城镇居民拥有1.5套住房，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城镇房屋的空置率高达22%左右，三四线城市更是凭借一己之力，拉高了整体的空置率平均值。
那么，这个问题又要如何解决呢？北京大学的徐远教授，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二次房改”的概念。
徐远教授认为，要解决住房问题不能只是增加税收或者增加补贴，必须对房地产行业进行改革。“二次房改”需要和“一次房改”区别开来，上世纪90年代的第1次房改，距今已经20多年，当时就是通过允许房子买卖来取代福利分房，让不同收入的人群能够买到适合自己需求的房子，这样不仅促进了楼市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居住水平，但也对房价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
要聊二次房改，首先我们就先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一次房改。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镇住房制度就在一直尝试改革，但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属1998年提出的以全面停止实物分房的改革，这就是一次房改。
一次房改实现了福利住房产权化，和住房商品化，也就是将住房的供应主体由国家转向了市场，实现了社会主义特色发展，从而助推了中国楼市几十年的繁荣。
整体来看，一次房改的效果是积极明显的，房改后，中国逐步建立了高度垄断的土地出让市场和高度商品化的房屋交易市场杂糅并存的房地产市场。
而房地产也因为对经济增长作出的突出贡献，逐步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当然，在这样的市场下也有弊端，最明显的，就是几十年以来逐渐被拉高的房价。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住房分化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得不去解决的问题。
也正因如此，自2008年起，一些专家也提出了“二次房改”的概念，并声称“现在的住房制度不改，中低收入阶层实现安居，只是一句空话。目前房地产业的问题，包括房价过高，房地产业的腐败等问题，都是制度缺陷造成的”。
虽然在当时受到了一定的质疑，但众多学者对于“二次房改”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近两年，理论界一直在疾呼开展“二次房改”的旗手正是徐远教授，他在前不久的会议上，更是提出一个探索性的建议：启动“二次房改”，大规模建设安居房。
徐远进一步补充，未来中国人口将主要往城市聚集，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源动力。“二次房改”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建设安居房，以适当的政策倾斜沿用商品房的办法，把农民工、新市民等流动人口市民化，改善城市治理的同时，帮助他们积累财富，变成未来新的中产阶级。
随着这几年国家对于楼市调控力度的加强，以及对于“房住不炒”的持续强调，现在楼市的最大关键点，是要致力于如何解决人们买不起房的问题。
住建部副部长倪虹前几天更是表示：要积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和存量闲置房屋建设和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坚持小户型、低租金，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群体缓解住房困难。
正如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所说，“安居房不是‘应该办’的问题，是‘早就该提供’‘办得晚’了。”
二次房改来了,有两种人睡不着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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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云风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房子的事，依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核心话题。
在2020年12月18日的中央经济会议公报中，提到了2021年的八项重点任务，其中一条就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
从近几年的中央经济会议来看，2020年是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的。
根据公报，2021年国家在房地产领域最重要的事是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会议对房地产的定性进一步严苛，强调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会议给出了解决路径，即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
此外，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概括起来也即两个方面——从住房供应的角度来看，要加快租赁住房市场的供给，完善政策；从土地供应角度来看，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
在2020年蛋壳等长租公寓不断爆雷的情况下，中央经济工作会仍强调加强租赁市场的发展可以理解，但其也恰好说明，中央对租售并举这条路仍非常坚定。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还远远不够。
租售并举政策实施两年来，从租售平权的角度来看，仍处于起步阶段，权利不平等，即意味着买房仍比租房更有市场、更有动力。从城市居住人口的分布来看，租的主要对象还是农民工、新城市人，要想让他们在城市里面安居乐业，解决他们的福祉问题，可能还得进行“二次房改”。
那么，什么是“二次房改”呢？“二次房改”应该怎么改呢？
在谈为什么要进行“二次房改”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次房改。
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中国城镇住房制度经历了多轮改革试点，但真正打破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城镇住房体系并因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肇始于1998年的以全面停止实物分房的改革，这在后来被称为“98房改”，或第一次房改。
第一次房改包括两部分，即逐步将住房供应主体由国家转为市场，实现住房商品化和住房分配货币化。在实际的推进过程中实行的是内部市场和开放市场长期并存的“双轨制”：
一是福利住房产权化，通过内部市场的方式在将计划经济时期由单位制所决定的住房利益差异固化，将福利住房产权由单位转移给职工家庭，并一定程度上使之在住房改革过程中以及改革后的房地产市场中得以放大。
二是住房商品化，即允许私人建房或私建公租，鼓励外商和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住房，从而助推中国房地产市场20多年的繁荣。
“98房改”的积极效果是明显的，房改售房结束后，中国逐步建立了高度垄断的土地出让市场和高度商品化的房屋交易市场杂糅并存的房地产市场。
一方面，房地产业因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被确立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住房成为重要的商品和投资品，到202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超17万亿，城镇化率突破60%；
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储备和招拍挂制度垄断土地供应，深度介入房地产市场，土地招拍挂制度和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形成以土地为基础的持久联盟，合力维持高价位住房市场。高房价成为抑制社会消费、助推金融风险的重要不稳定因素。
“98房改”的后遗症还不止于此。在区域上，第一次房改主要集中在城市，通过房改售房推动福利住房产权化，农村居民与后来的进程者并不能享受这波红利；在时代阶段上，在房改售房阶段处于职业成长期和成就期的世代，不仅可以从产权化改革获益，还能利用政府促进住房消费和房价较低的机遇购房；处于职业准备期的世代不仅未能获得福利住房，还面临房价上涨的不利环境，购房更为困难。
某种程度上说，“98房改”实际上是将单位制情境下的住房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固化，这种固定下来的不均等不仅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而且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而发生价值变化。
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住房分化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为缓解住房市场分化引发的不平等，针对住房贫困群体的住房保障政策尤为重要。
随着“98房改”问题逐渐暴露，社会上呼吁进行“二次房改”的声音越来越大。
自2008年起，一些学者专家提出“二次房改”的概念。2009年9月，14位房地产界专家联名上书国土资源部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议进行二次房改，并提交了二次房改的意见稿。
牵头起草这份意见稿的辽宁省外经贸厅企管处原副处长、住宅法专家李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现在的住房制度不改，中低收入阶层实现安居，只是一句空话。目前房地产业的问题，包括房价过高，房地产业的腐败等问题，都是制度缺陷造成的”。
李明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政府理论错位，以住房全面市场化理论排斥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理论，重增长轻民生；其次是队伍错位，以开发商为基本队伍垄断经营，排斥政府非营利公益性的建房机构的住房保障职能，“亲商不亲民”；三是服务错位，制定政策服务于开发商的利益和政府自身利益，官商联手与民争利。
李明等人的建议书表达的核心诉求是，希望二次房改能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基本方向就是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概括起来，就是“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三三制）。
所谓“三种住房制度”指的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制度、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制度，针对高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体制。
而相应的“三类供地方式”也分别为，政府划拨方式供地、“四定两竞”招标用地，商品房“招拍挂”方式供地。
“四定两竞”指定地价、定建房标准、定税费率、定5%利润率，竞房价、竞建设方。
“建议书”认为，二次房改的目的是把住房需求分类解决，实施后中低收入者80%会受益，高收入者也不会受到太大冲击。
不过这一提议在当时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开倒车”，让中国房地产市场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引发激烈的讨论。
但随后又有媒体报道，2009年10月，一个以住建部副部长齐骥牵头，住房公积金监管司、住房与改革发展司和政策研究中心等相关司局一把手参与的调研小组，已开始调研十年房改的得与失，探索住房制度该走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可惜的是，“二次房改”最终在核心决策层并没有明确的采纳，但很多内容，比如保障性住房建设、公租房、经适房等的建设，其实也是李明等人提出的“二次房改”的核心诉求，在各地得以推广。
不过在学术界，对“二次房改”的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停止。
近两年，理论界一直在疾呼开展“二次房改”的旗手是北京大学国发院的徐远教授。
2020年3月复工复产开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徐远等人提出，疫情过后，政府可考虑启动二次房改，每年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按照徐远的测算，未来10年每年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每年直接投资可以达到10万亿元，每年新增直接投资、配套投资以及产业联动效应，可以托住未来10年经济增长下限。“形成新增固定资本预计达到4-5万亿元的规模”。
在徐远看来，以安居房建设为抓手的二次房改具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房子是为在大城市打拼的中低收入流动人口建的，这个群体包括农民工、新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大概有3-4亿人。
凡是在大城市就业且没有住房的人，不限户籍、不限学位，只要在当地缴纳社保达到一定的年限，就应该有在当地购买安居房的资格。
“二次房改”做得好的话，也能容纳5-6亿新市民，和“一次房改”5亿人的规模差不多。
徐远将“一次房改”定义为城镇化，而“二次房改”是都市化，前者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后者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
“都市化”也就意味着需要引导农民工市民化，消解城乡二元结构，通过建安居房让这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在就业地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稳定繁荣和人力资本提升，为经济增长创造潜力。
在最近的演讲中，徐远进一步补充，未来中国人口将主要往城市聚集，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源动力。“二次房改”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建设安居房，以适当的政策倾斜沿用商品房的办法，把农民工、新市民等流动人口市民化，改善城市治理的同时，帮助他们积累财富，变成未来新的中产阶级。
回到文章开头，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是通过租赁住房的建设，慢慢改变人们的观念；还是通过“二次房改”，彻底解决三四亿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好呢？
通过租赁住房的建设，居住人没有所有权，在租售同权得不到根本保证（户籍制度不取消）的情况下，并不能改变“工棚城市化”的本质——
在过去，很多城市的发展都是以农民工居住在工棚、集体宿舍为代价的，城市对他们的接纳度很低，他们能够享受到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非常有限，这一阶段我们称之为“工棚城市化”。
租赁住房最多只能起到一个过渡的作用，而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最终还是得回到居住权与所有权的保障上来。
租赁住房和安居房的建设可以同步进行，但应该有主有次，保障安居房的建设才是重点。
不谈短期的疫情后的经济恢复，从长远来看，农民工进城问题不能一直拖着不解决。如何真正实现从“工棚城市化”向“市民城市化”发展，把这些流动人口真正吸纳到城市里面，积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只有这样内循环才能够真正发展起来。
正如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所说，“安居房不是‘应该办’的问题，是‘早就该提供’‘办得晚’了。”
“二次房改”也不能再态度暧昧，应该旗帜鲜明地实施了。
参考资料：
【1】北大徐远：“二次房改”、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转型源动力，原子智库；
【2】徐远：以“二次房改”提振疫后经济和城市化动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3】吴开泽，房改进程、生命历程与城市住房产权获得(1980 － 2010 年)；
【4】方长春，“98 房改”的历史与社会影响:基于利益分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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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房改收费标准
在去年底的经济会议中，提到了八项重点任务，其中一条就是“着重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其实从1998年房改开始，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
例如根据团队研究可知，目前我国住房市值高达300万亿元，超出了美国、英法德和日本总和；此外，按照不久前住建部部长王蒙徽的介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9.8平，城镇化率达到了63.89%。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值得我们骄傲。
可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父母辈都知道，从1978年开始，我国住房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试点工作，但是最具代表性的要属1998年全面停止“福利分房”制度，而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第一次房改”，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就是将福利住房的产权由单位转移给职工家庭，而这势必会有助于放大房改的作用。
第二就是实行住房商品化和货币化，不仅允许私人建造房屋，同时还鼓励房地产企业参与开发。经过时间验证，“第一次房改”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据统计，截止到2020年起，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达17.4万亿，销售面积超17亿平，不仅解决了大多数人的住房问题，还间接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虽然从第一次房改开始，我国房地产市场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住房利益分化问题也逐渐凸显。换而言之，“高度市场化”成就了房地产的神话，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1、从第一次房改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涌进房地产市场，房价因此一路飙升，对于无房人来说，买房周期不断延长。根据相关机构的统计显示，目前全国百城房价收入比达12.9，虽然同比上一年同期降幅2.6%，但是如果细分到城市的话，很多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仍然偏高。就以南京为例，现阶段房价收入比为17.6，这也就是说在没有开销的情况下，至少需要17.6年才能买一套房子。
2、从第一次房改开始，随着房价逐步上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投资房产，同时也造成了房屋空置率偏高等问题。之前笔者就曾做过计算，按照机构统计的房屋空置率22%计算，那么全国空置住房可能不少于1亿套；对此，经济学者任泽平就曾说过，我国出现住房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就是房价上涨速度过快；其二是现行住房税收体系呈现“交易重、持有轻”的状态，所以实际上，同时持有多套房产的成本并不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够看出，经过“第一次房改”的全方位调整之后，不论是我国房地产市场还是居民住房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也间接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不能忽视的是，在高房价的“浪潮”影响下，数以万计国人的买房压力也在逐渐提高，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对此，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王业强认为，应当对现行住房制度进行改革，从目前来看，供给、保障、市场三路推进将是住房制度改革的路径。
实际上，近些年不乏专家提出“二次房改”概念，其中就包括北大教授徐远，他提出了“加大建造安居房”的建议。例如每年新建1000万套安居房，每套房面积为70平，套均投资金额约为150万，算下来每年直接投资金额达到了15万亿，直接解决了经济增长难题。
清华大学博士后任泽平则认为，除了要转变住房供应结构之外，应当稳步推动房产税试点，从现实情况来看，虽然房产税无法解决全部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出台房产税有助于调节税收和房价，还能起到遏制投资投机行为。无独有偶，社科院研究员王业强则提出了更为实质性的方案，主要包括三点：
第一是以“高端有市场、中端有支持、低端有保障”为目标，根据市场规律来进一步完善商品房、公共住房、租赁住房等相关住房制度，从而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第二是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例如完善“招、拍、挂”制度，对现有的土地采用招标方式，同时提高商业性用地的有偿使用标准等。
第三是加强对房地产金融的监管，除了建立相关制度之外，应当推进全国公积金的联网，同时也要加快不动产登记和住房信息联网。
其实，对于现阶段楼市，我们已经明显能感受出变化，虽然部分城市和楼盘价格仍然在上涨，但是相比前几年的涨幅明显减缓许多，更为关键的是受到资金压力，房企为了实现持续性发展，往往就会选择降价卖房，这点可能率先在中小城市实行。
与此同时，对于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问题，从今年和2022年要着重解决，而这也是确定的任务之一，例如加快建造保障性住房等。从中可以看出，从2022年起，楼市或进入转折期，除了商品房之外，保障性住房、公共住房和安居房等住房产品占比会逐步提高，这点值得无房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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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房改专家观点
经过20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终于达到了“顶峰”，无论是人均居住面积还是住房拥有率，都达到了世界较高水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高达40平方米，已超发达国家水平。央行报告显示，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为96%，户均拥有1.5套住房，也属于世界较高水平。此外，有专业人士估算过，截止到今天，我国已经建成的房子足够30亿人居住。换句话说，我们早就告别“房屋短缺”的时代了。
我国的房地产行业真正步入市场化，满打满算不过23年，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确实引人瞩目。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一次房改”——1998年7月，国务院颁发重要通知，“以货币化分房代替实物分房”。也就是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商品化的房改。通过截断福利性质的供应，来释放潜在的庞大住房需求。自此，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属性才被彻底激活，商品住房市场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如马光远所说，第一次房改的20年解决了中国人住房短缺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次房改”的背景，鲜有人知道：一是经济面临内需不足、消费不旺的局面，要保证经济增长的目标，国家急需一个关联上下游上百个行业，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全新引擎；二是八九十年代，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仅10平左右，三口之家挤在不足30平的房子里。因此，我国的住房市场急需大力发展。换言之，国家需要大量建房子，国民需要赶紧买房子。
“一次房改”的制度设计，其实是非常高明的。首先，针对不同收入家庭采取了不同住房供应政策：对低收入者供应廉租房，对中低收入者供应经济适用房，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则提倡买商品房；其次，首次引入了“个人住房贷款”模式，解决了个人购房者所面临的购买力不足问题；再者，建立了二手房交易体系，旧公房可以出售。
98年房改刚开始实施的那十年，可以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始终是处在一个良性发展阶段：房价稳定、购销两旺，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明显得到改善。
然而从2008年开始，“一次房改”就开始逐渐走偏：一方面，由于过度强调市场化，后来在执行的时候，保障市场被严重忽略，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无法保障。另一方面，由于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叠加投资性购房比例大幅提升，房价被持续推高。2008年-2018年，十年时间，全国平均房价上涨了近2.5倍。此外，这期间，虽然由于有调控压制，加上房地产有明显的周期性，房价出现了周期性下调，但每一次下跌后，都迎来了新一轮爆发式反弹。一言概之，商品房带来了楼市繁荣、人居改善，也带来了房价的扶摇直上。
事实上，“一次房改”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国房地产所面临的问题，除“房价快速飙涨”外，还有4个突出“问题”：第一、大多数城市房价“失真”，房子价格高于实际应有的市场价。诸葛住房网在今年4月份发布的百城房价收入比数值是13.2，其中不少城市甚至超过了30，这意味着购买一套房子，不吃不喝需要30年，所以我国房价“严重偏高”是毫无争议的事实；
第二、楼市投资炒作盛行，住房分配严重不均。胡润报告显示，2019年资产千万的群体中，炒房客占15%。在亿元人民币资产中，房产投资占到他们总财富的七成以上。此外，西南财大研究数据显示，2008年-2018年，十年间我国的投资性购房比例提升了近40%。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首套房购房比例仅15%；
第三、住房空置率高企不下，2020年全国空置房或超1亿套。同样是西南财大的数据，2017年底，全国住房空置率高达21.4%，其中城镇地区商品房空置率高达26.6%。这两项数据，按照国际标准，都已经处于“严重积压区”。此外，根据国家电网、天然气公司等多个渠道的数据，2020年底，全国空置住房或超过1亿套，其中城镇地区商品房空置量高达6500万套，还有其它诸如小产权房、保障房等不少于4000万套；
第四、很多城市的财政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土地财政，说白了就是，对房地产过度依赖。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公布的2019年30城土地财政依赖度排行榜显示，30城中有26城依赖度超过50%，其中温州、昆明、福州、杭州、太原、合肥、武汉、西安、广州、南京、佛山、郑州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均在100%以上。而土地财政依赖度低于30%的只有北上深三座城市。
对于数以亿计的普通刚需购房者来说，靠工资收入买房，几乎不可能了，尤其是全国头部二十多个城市，房价动辄四五万一平，有些甚至已经超过十万元一平，买房的门槛已经提高到了三四百万。这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来说，无异于“天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要如何有效解决中低收入者、无房者的住房问题呢？
经济学家马光远直言，“中国房地产目前面临的诸多难题，靠调控是无法解决的。当房地产的主要矛盾已经进入到市场快速发展与制度建设的滞后之间矛盾的时候，通过启动二次房改，对阻碍房地产发展的诸多制度障碍予以消除，是唯一的选择，也符合基本逻辑。”
二次房改究竟怎么改？马光远并没有给出具体方案，不过他对二次房改的思路还是提出了4个建议：1、二次房改必须做好“打破目前的利益格局”的准备，比如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比如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2、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政府保障20%，市场解决80%；3、导致高房价的最重要的根源，是土地稀缺。二次房改必须着重考虑允许“集体土地入市”，打破土地稀缺的僵局，从根源上瓦解高房价；4、二次房改还应该包括住房金融制度、税收制度、信息制度、交易监管等一系列制度的重构。
无独有偶，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也认为，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房地产的出路，只有启动“二次房改”。任泽平提出的“新方案”，主要包括4大方面：一是加大安居工程建设，也就是完善保障市场。比如大力建设安居房、人才房、廉租房、共有产权房等，多元化住房类型，最大程度满足大城市新青年、新市民，各类城市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此前，北大教授徐远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在城市群核心城市，每年兴建1000万套安居房，套均面积50平方米，套均投资100万元。如是就可以实现让“流动人口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启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梦想；
二是“人地挂钩”。简单来说就是，以人口规模来制定土地指标，换言之建立土地流动市场。比如东北、西北人都走了，建设用地指标卖给东部或者南方城市，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实现“双赢”：前者获得了土地财政收入，后者获得了更多的用地指标。土地供应跟上节奏，新房市场才不会“供不应求”。这样供求就平衡了，房价也平稳住了，地区的发展也解决了；
三是“差异化控制金融杠杆”。加大对刚需购买首套房、共有产权房的信贷支持。与此同时，要收紧投资类购房的信贷，实现打击投资炒作的目的；
四是稳步推动房产税试点。我们现行的房地产财税体系，是“重交易、轻保有”，住房持有成本几乎为零。正因为如此，楼市投资炒作、买房后随便空置等现象才非常严重。所以，当前最需要做的是真正增加房地产持有环节的成本，让炒房者的炒房变得无利可图，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推动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翰分析认为，任泽平提出的二次房改“新方案”，是用市场化的角度进一步解决房地产的问题——避免市场的失灵，同样通过多元的供应，让整个市场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很显然，这个逻辑是相当合理的。
此外，房产专家刘博也评价，任泽平的“二次房改”新方案从市场角度出发，更注重民生保障属性，聚焦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难题，不仅目标精准，而且“对症下药”。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未来“二次房改”真的按照任泽平提出的“新方案”执行，将影响哪些人？在房产专家陆军看来，有两类人将从中得实惠，有三类人或睡不着。
两类人将从中得实惠：第一类是刚进城的农民工等中低收入者，安居房等各类保障房，将帮助这类人顺利实现在大城市的安家梦；第二类是城市里尚未购房的市民。这类人家庭经济条件差，无法购买商品房，完全也可以享受利率优惠政策购买安居房的实惠。
三类人将睡不着：第一类是开发商，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开征房产税等措施，都会触及开发商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如果每年真的按质按量建成近千万的安居房，那么必然会对现有的商品房市场造成冲击。“蛋糕”变下，意味着中小开发商的利润将大大被压缩，睡不着是自然；第二类是炒房客，保障房化解了一部分需求，叠加房产税开征，持房成本大幅增加，炒房客将面临房子难以脱手，炒房收益下降的结果，当然也睡不踏实；第三类是持有多套无投资价值或投资价值低的房产的人。这类人可能睡不着的根本原因是，未来“二次房改”实施，这类人手中的房产会更不吃香，很可能会“砸”在手里。
最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二次房改”真的要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必须耐心等子弹飞一会儿。正如马光远所说，二次房改触动的利益格局实在太大，难度实在太大，所以制度的制定和落地都需要较长时间。不过大家也别失望，因为在今年8月31日，住建部已经明确表示将加快建立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房和共有产权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住建部的这一举动被业内专家称之为是二次房改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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